網聞博評：假如當年屈原不投江又會怎麼樣？_風聞

網聞博評：假如當年屈原不投江又會怎麼樣？

    端午節又稱端陽節，本來是源於“上五千年”大同社會的傳統民俗。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後，中國人才形成了端午節紀念屈原的習俗。就此而言，人們為屈原叫屈鳴冤，已經有兩千多年了。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楚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屈原投江自盡，這當然是令人酸楚的歷史悲哀。那麼，兩千多年以後的後來人，又會不會為我們今天的人們感到哀怨痛楚呢？這是一個歷史命題，也是一個現實的時代拷問。

    對此，我們不妨先快速瀏覽一下網絡信息時代的要聞資訊，然後再繼續討論。

        中國不會重蹈日本覆轍！美國為何要發動貿易戰？

    網聞博報注意到，俄羅斯媒體稱，上世紀80年代，日本正處於經濟實力的頂端。日本的汽車及零部件、辦公設備以及電器熱銷全球。當時日本對美出口大幅超過了美國供應日本的商品總額。全球民眾都開始將日本視為在技術領域已趕超美國的全球翹楚。作為美國的盟友小弟，日本的經濟發展可謂風生水起，直至它開始對自己的庇護者構成威脅。為削減貿易逆差，美國在1985年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導致日本央行逐步陷入癱瘓。在此之後的數年裏，決定日元匯率的不再是日本，而是美國。1990年東京股市崩盤，令日本深陷通貨緊縮之中。上世紀90年代也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

    據參考消息網2019年6月7日報道，俄羅斯《專家》週刊網站6月4日發表題為《中國不會讓自己被美國吞噬》的文章稱，華盛頓對華發動貿易戰外加“技術脅迫”，希望削弱中國經濟，與它當年成功對付東京的做法如出一轍。但中國擁有一系列優勢，不會重蹈東京覆轍。

    文章稱，中國汲取了鄰邦的教訓，擁有一系列優勢，不致重蹈日本的覆轍。首先人民幣與當年的日元不同，它並未如前者那般深度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當中。中國也不會輕易被國際金融義務所束縛，強加給日本的《廣場協議》不會重演。北京對華盛頓的依賴度不及當年的東京，因而能在平等基礎上與美談判，邁出獨立步伐。其次，中國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近14億消費者。儘管美國的施壓來勢洶洶，但中國市場對壓力的應對可圈可點。政府正在大舉培育國內需求及消費，希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三，現如今中國經濟的規模要比當年處於巔峯時期的日本雄厚得多。中國現在的出口規模遠超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此外，中國將重點放在高科技產品方面。如今，在其出口中佔據最大份額的是昂貴的高技術產品，包括播放設備、電腦、辦公設備、集成電路、手機等。

    網聞博報同時注意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北京接受彭博獨家專訪時稱，“如果事態惡化，我們的貨幣政策將有效應對，我們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上有充足的空間。”不過，易綱表示，目前中國的利率處於相對合適的水平。據證券時報網2019年6月7日報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6月7日表示，如果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中國有足夠的政策空間來應對，包括調整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他還説，非常有信心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我們有很大的空間，”

    美聯儲考慮最早6月降息！離岸人民幣兑美元一度跌破6.96關口

    網聞博報注意到，今年以來，美聯儲最高領導層觀點轉變之快速令人頗為驚訝。全球最有權力的央媽去年底還堅持加息，並預測今年會加息兩次，引發風險資產市場撼動。年初美聯儲突然實現鴿派轉向，表達對利率決策“等候與觀望”的立場。此後，美聯儲似乎“越來越軟”，僅本週，央行頭三號人物均暗示，將在必要時刻採取措施維持美國經濟擴張，這些表態強化了觀察界對年內降息的預期。

    據《華爾街日報》2019年6月7日報道，美聯儲“三號人物”、FOMC永久票委、紐約聯儲主席威廉姆斯週四承認，當前持續的低通脹是比通脹過高更嚴峻的問題，美聯儲及全球主要央行應重新評估貨幣政策的策略、目標及實施工具。儘管他選擇對美國短期利率路徑的變動不予置評，但強調了應保持開放心態看待變化的現實。

    報道稱，美聯儲“三號人物”威廉姆斯在對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致辭中稱，更緩慢的經濟復甦和持續的低通脹，説明發達經濟體正在面臨更深層的問題。老齡化趨勢、人口及生產率增速降低都直接導致了更慢的經濟增速，進而帶來大幅降低的長期中性利率水平。更低的長期中性利率為貨幣政策帶來挑戰，令央行沒有過多空間來應對下一次危機，也説明未來的經濟復甦將會放緩，中性利率和通脹偏低“不僅已成為事實，而且將成為新常態”：“但持續的低通脹會創造一個惡性循環。通脹持續偏低將降低通脹預期，通脹預期下滑會拖累現實的通脹率；如果通脹下跌，央行就有更少的政策空間來應對經濟下行。因此，貨幣政策制定者應重新審議策略、目標和工具，包括評估如何實現2%的官方通脹目標。”

    財經媒體CNBC的分析指出，這説明美聯儲“三把手”支持央行調整政策來對抗低通脹，威廉姆斯明確表示：“我會永遠對通脹過高保持警惕，但通脹過低是更嚴峻的問題。” 彭博社也認為，威廉姆斯看起來在加入降息陣營，代表至少降息是聯儲官員們可以考慮的一個選項了。《華爾街日報》對美聯儲的分析素來被業界看重。其今日的頭條文章稱，美聯儲開始討論是否最快在6月18-19日的FOMC會議上決定降息，與一個月前聯儲主席鮑威爾親自“上場”調低今年夏天的降息可能性形成鮮明對比。文章稱：“貿易緊張局勢惡化了美國經濟前景，提升了未來幾周或幾個月降息的可能性。如果兩週後的FOMC不作出相關決定，可能在7月或稍晚的會議決定降息。官員們需要決定什麼因素足以觸發降息、在作出決定前還需要多少額外信息，以及如何向公眾溝通這種意向和計劃。”

    報道稱，上述分析認為，多位美聯儲重量級官員在本週的芝加哥研討會上暗示，他們更關注經濟增長的放緩程度可能超出預期這一風險，這表明即將召開的幾次FOMC可能會討論降息。不少央行官員提到了1990年代後期，當時央行採取了“保險政策”，用降息來對抗潛在的經濟疲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確實在研討會首日公開表態稱，美聯儲將採取恰當措施維持經濟持續擴張，正在密切關注貿易談判和其他事件對美國經濟前景的影響；分析稱，鮑威爾表達了“對必要時降息的開放態度”。美聯儲“二把手”、副主席克拉裏達呼應道，如果經濟增長低於預期或潛在通脹低於預期，美聯儲將採取適當政策；美聯儲理事Lael Brainar昨日稱，如果經濟形勢惡化，美聯儲已做好準備對利率採取行動，這些永久FOMC票委的表態都相對一致。

    報道指出，威廉姆斯今日並沒有暗示出降息的迫切程度。他仍強調美國經濟和就業增長強勁，這一動能將延續至二季度，也令上半年美國GDP可能遠超趨勢增速。他不認為3個月與10年期美債收益率曲線倒掛“是經濟衰退的神諭”，與其他市場指標一樣，只是顯示對前景風險的擔憂在升温：“美債收益率曲線強烈地暗示市場預計利率將下降。當評估美國經濟前景時，我不認為收益率曲線倒掛意味着經濟會陷入衰退，而是在強調一種不確定性。我認為FOMC利率處於中性狀態。”這一觀點與副主席克拉裏達相仿。克拉裏達認為，政策制定者將關注市場，但不能被價格和收益率的上下波動所束縛，只有當美債收益率曲線倒掛“持續一段時間”，他才會對此“嚴肅地”看待。同時，威廉姆斯也力求保持開放性，認為FOMC可能需要維持利率不變，也可能需要調整。他認為有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將推遲商業投資，加重商業對未來規劃的擔憂：“當前面臨的不確定性更多，美聯儲應當考慮合理的政策，以實現經濟強勁增長，美聯儲非常努力地致力於培育長期經濟擴張。基本情況是良好的，但需要準備好調整看法。”

    報道稱，芝加哥商交所CME根據聯邦基金利率期貨的交易算出，6月FOMC降息的概率約為21%，小於一天前的近22%；7月會議降息的概率接近68%，小於一天前的70%，但遠超一個月前的16%。9月降息的概率高達91.5%，代表市場基本認定，美聯儲再收集一段時間數據、觀望一下貿易形勢等外部風險的進展後，將選擇最早在7月降息，9月甚至可能迎來第二次降息。

    另據鳳凰國際iMarkets2019年6月7日訊，北京時間6月7日下午，離岸人民幣兑美元一度跌破6.96關口，創2018年11月來新低，日內跌超300點。

      “日不落帝國”解體衰亡餘震連連！誰在製造“不平等騙局”？

    網聞博報注意到，5月24日早上唐寧街10號，淚眼朦朧的特蕾莎·梅聲嘶力竭説出的那句“妥協不是一個骯髒的字眼”。這是“英國版辛德勒”尼古拉斯·温頓爵士曾給她的建議，梅這兩年來正是如此行事，尋求各方妥協，但她終於沒能挺過脱歐的幾道關卡，也終於在今天正式辭去保守黨黨魁職位。接下來保守黨新一輪競選程序開始，7月有望選出新的領導人，並接任首相。據鳳凰網新聞深度分析欄目“風向”2019年6月7日報道，從2016年6月23日震驚世界的公投到如今，不到三年時間，英國脱歐“幹掉”了兩位首相，其殺傷力不可謂不大。時至今日，這些情況似乎並無改變。為什麼英國“脱歐”久久不決？為什麼政客爭吵不休？昔日光輝的日不落帝國，怎麼就成了一個國際笑話？2016年6月28日Politico深度評論文章《不平等推動了英國脱歐，而非政治家個性》，副標題為《焦慮、異化和怨恨推動了離開歐盟的投票》。文章從根本上梳理英國困局的社會根源。

    文章稱，從傷害窮人的社會政策，到技術革命及全球化的衝擊，英國的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社會撕裂越來越嚴重。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持續的憤怒、僵局和混亂。政壇辭舊將迎新固然可喜，但如果這一切的根源——新自由主義的思路——不進行調整，再換多少位首相也沒用。5月初，整個世界都屏息以待英國王室新成員的降生。隨後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帶着新生寶寶亮相温莎城堡大廳。這位小繼承人來到了身家達880億美元的英國王室。梅根王妃的置裝費估計有100萬美元，而威廉王子之妻凱特王妃的多數服裝價格則不低於2000美元。彷彿是在世界的另一頭，來自坎布里亞（英格蘭西北部的郡）的校長林恩無奈地表示：“比起學習知識，對於孩子們來説，上學意味着可以填飽肚子……學校食堂我們可以看到，有學生偷偷把食物塞滿口袋，這種行為在一般情況下被視為偷竊，但這些孩子只是想活着，因為他們不知道下一頓有沒有東西可以吃。”這是每天都在同一個國度真實上演的故事。

    文章指出，隨着金融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大量資金湧入英國東南部地區，而北部地區仍籠罩在昔日的陰影之中。即便是在世界金融中心、充滿了金錢與慾望的倫敦，貧富差距也依然驚人。富人住在豪華的大房子裏，上一流的學校，去巴黎和東京廚師開的高檔餐廳吃飯，為今天該穿哪雙皮鞋苦惱。而窮人卻因為福利被削減沒錢付電費而發愁，喧鬧的街頭隨處可見乞討者，塔樓附近的教堂內，義工正在分揀的捐贈品中有Ralph Lauren牀單、Prada大衣、Gucci手包。

    文章稱，來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顯示，2017年，在收入不平等的國際排名中，英國接近榜首。而英國國家統計局最近的數據顯示，去年英國收入不平等的現狀在不斷加劇，英國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長了4.7%。相比之下，最貧窮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6%。對於極少數處於財富金字塔頂層的英國人來説，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但是對於數百萬普通英國家庭來説，這無疑是個最壞的時代。這當然會影響政治，據研究，當年決定脱歐意願最強的20個選區裏，收入中位數為18000英鎊，而在留歐意願最強的20個選區裏，這一數字上升為了27000英鎊。前者16%的大學畢業率，也要大幅低於後者45%。我們不禁要問，這麼大的貧富差距，是誰的責任？

    文章認為，減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本來應該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在“二戰”後一段時期，隨着國家責任範圍的擴大，英國的所得税税率呈上升趨勢，福利國家也由此初具雛形。特蕾莎·梅經常被拿來與撒切爾進行比較。但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執政後，情況發生了逆轉。税收減免和福利削減幾乎成了英國政治40年以來的主旋律。前者減輕了富人的負擔，後者增加了窮人的負擔。在她擔任首相期間，所得税基本税率從33%降至25%，高税率從83%降至40%，這是她努力縮小政府“規模”、釋放私人收入的一部分。1997年大選後，新工黨政府承諾不會提高所得税基本税率，直到2007年都一直保持在22%。2008年，財政大臣戈登·布朗將税率降至20%。之後又經歷了卡梅倫、特蕾莎·梅政府的一系列減税。

    文章稱，今年4月份開始，英國政府又啓動了耗資28億英鎊的減税計劃，支付個人所得税基本税率（20%）的門檻從11850鎊提高至12500鎊，支付高税率（40%）的門檻從46350鎊提高至50000鎊。這是自2011年以來一系列減税措施的延續。財政大臣哈蒙德自豪地表示，“拮据的時代終於結束了”。表面上來看，減税計劃將使英國家庭具有更高的可支配收入。然而，來自英國著名智庫決議基金會的一項研究報告，給了哈蒙德一記響亮的耳光。該項報告顯示，事實上，對於基本税率（20%）的納税人來説，減税僅值73英鎊，而一個典型的高税率納税人將因此多獲得327英鎊——比基本税率納税人高出4倍多。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項政策對已經不交税的四成勞動年齡的成年人根本沒什麼用。

    文章指出，總體而言，85%的減税將惠及收入最高的一半家庭，超過三分之一（35%）的福利將惠及英國佔比僅十分之一的少數富有羣體。未來的英國，富人越富，窮人只會越窮。如果説減税給頂層民眾帶來了壓倒性的優勢，那麼福利削減則是抽去了底層民眾的救命稻草。“二戰”時受到的巨大創傷促使英國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國家制度。80年代，英國在撒切爾的領導下，開始削減調整福利項目。儘管如此，根據世界標準，英國的安全保障水平仍然很高。2008年金融危機後，英國公共財政狀況急劇惡化，連續出現鉅額財政赤字。卡梅倫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財政緊縮目標，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並將矛頭對準福利制度。2016年6月的脱歐公投結果，給未來英國經濟增長前景和緊縮政策的繼續推進投下濃重陰影。接替奧斯本擔任財政大臣的哈蒙德明確表示，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緊縮計劃。

    文章稱，2017年2月，哈蒙德建議到2019/2020財年各部門預算削減6%，繼續凍結勞動年齡人口的福利。特蕾莎·梅執政後，哈蒙德重申要繼續推進緊縮計劃。福利開支在英國政府開支中佔據最大份額，因而是財政緊縮的重要組成部分。綜合來看，英國近年來的福利改革中，以下幾項值得關注：一是下調福利水平，限制福利金最高限額。同時，還取消了隨物價漲幅上調社會補助金的做法。二是個人獨立金將逐漸替代16~64歲殘疾人生活津貼，以減少長期疾病或者殘疾導致的額外福利開支。三把原先的低收入補貼、失業救濟等6種福利金合併為單一項——統一福利救濟金。四是縮減福利房，開徵“卧室税”。根據新政，一個成年人或一對夫婦可擁有一間卧室的福利住宅，對於有孩子的家庭，兩個16歲以下同性孩子要同居一室，10歲以下孩子不分性別要同住一間卧室。這一系列打着“大社會計劃”旗號的福利改革，把原本就已十分窘迫的底層人民推入了絕境。

    文章指出，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奧爾斯頓教授，在對英國進行考察後發佈報告稱，英國政府的政策正在加劇貧困，並在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特別是對於工作貧困人口、面對重重生活困難的單身母親、已經被邊緣化的殘疾人，以及陷入貧困循環中而難以擺脱的貧困兒童。在訪問期間，奧爾斯頓與很多窮人進行了交談，包括那些依賴食物銀行和慈善機構才有下一頓飯的人們，無家可歸、沒有安全的地方讓孩子睡覺而在朋友家的沙發上過夜的人，為了錢或住所而賣淫的人，還有那些在貧困中長大而前途未卜的兒童。奧爾斯頓説： “我還遇到了一些年輕人，他們認為參加幫派是擺脱貧困的唯一途徑，而殘疾人被告知他們需要重新工作，否則就會失去福利，即便這樣做違反醫生的指示。”

    文章稱，對於統一福利救濟金，奧爾斯頓指出，這一體系被“默認為數字形式”，這無形中給數字素養較差的人挖了坑。比如，統一福利會把評估收入的時間定為某個月的1日至月底，如果因為週末或者銀行假日，薪水提前支付了，就會被記錄為領取了兩次薪水，從而導致可以領取的福利金“大幅減少”。決議基金會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2015年以來出台的所有税收和福利政策意味着，到2023年至2024年，最貧窮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將減少1400英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將增加300英鎊。最貧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扣除住房成本)損失高達驚人的五分之一。其結果是：未來幾年，兒童貧困率將直線上升，並有可能在本世紀20年代初達到創紀錄的高點(超過34%)。

    文章指出，除了內生性的政策問題，全球化與技術革命也進一步加劇了英國社會的貧富分化。一方面，全球化使英國國內和低收入國家的低技能勞工直接展開激烈競爭，進口別國價格低廉的商品和服務導致英國低技能勞工的相對工資下降。另一方面，全球化通過在更大的市場中，增加對高技能工人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進而增加對相對稀缺的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同樣，一方面，技術變革減少了對低技能工人的需求，自動化、機器學習、人工智能降低了低技能勞動的成本，取代了低技能勞工。而另一方面，技術變革增加了對高技能工人的需求，這既包括對他們開發先進技術的技能的需求，也包括對操作這些技術的需求。在這樣的雙重作用下，英國的低技能勞工不斷被邊緣化，他們認為，是全球化、技術革命還有來自歐盟國家的移民搶走了自己的工作機會，摧毀了自己的市場競爭力，並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斷惡化。

    文章稱，所有這些席捲窮人的洪水猛獸背後，到底是什麼強大的力量在支配？從撒切爾夫人在80年代為富人大規模減税、碾壓工會組織、放寬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務外包及競爭，到如今的税收減免、福利削減和讓人們無處可躲的全球化浪潮，其背後的思想根源一脈相承，都是信奉商品、服務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視競爭為人類關係的根本特徵。税收與監管要儘量減少，公共服務應該私有化。不平等被重鑄為高尚品德：它不僅是實用性的獎勵，更是財富的來源，層層流淌下來，可使每個人都富裕。努力使社會更加平等不僅會適得其反，更會敗壞道德。市場會確保每人得到其所應得的。

    文章指出，四十年來，英國始終沒有走出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無論政治上還是思想上，新自由主義仍然是舞台上唯一的主角。劍橋教授馬丁·雅克甚至認為：“政壇裏的人們除了新自由主義，不具備其他的思維或處事方式，它已經成為某種常識。”然而，新自由主義在今天卻越來越受到質疑。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自1931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這場危機挑戰了長期以來佔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基石，對英國全球化、輕監管的資本主義模式造成了打擊。這場危機不僅導致了長期的工資停滯，也刺激了民眾要求“奪回”過去幾十年主導經濟力量的控制權的決心。

    文章稱，民族主義右翼勢力的崛起，以英國“退歐黨”的形式出現，這是一種將英國與全球的不確定性隔絕開來的願望。此外，工黨領袖科爾賓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歐盟是一個可惡的新自由主義項目，阻礙了英國的發展，他發誓要“擊敗”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他們本應服務的國際銀行家。民眾日益感到，他們陷入了一個“不平等騙局”，在這個“騙局”中，財政緊縮政策成了最新出爐的惡棍：倫敦銀行家炮製了一場金融危機，通過不計後果的賭博實現了財富倍增；倫敦政治家以預算赤字為藉口，削減對窮人的開支，卻對富人實施減税政策。新自由主義咆哮着，變成了資本的狂歡盛宴和大部分公民的噩夢。四十年來，社會不平等和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社會分裂進一步深化，給英國社會埋下了一顆有可能隨時引爆的定時炸彈。

    文章指出，根據基尼係數、帕爾瑪比值、p90/p80比值和s80/s20比值這四項指標（均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指標數值越大，代表分配越不平均），1981年後，英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劇。富人與窮人、精英與平民、黨派之間的矛盾日趨激烈，各方對現實的認知存在巨大偏差，很難達成理性的妥協與一致意見，公眾辯論和政治進程陷入了僵局。彌合社會撕裂，不能只靠脱歐換首相。特蕾莎·梅走了，被撕裂的，不僅僅是她的內心，還有她身後的整個英國社會。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和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創始者，英國在經歷了四十年新自由主義的磨礪後，社會裂痕非但沒有得到彌合，反而日趨嚴重。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在這一刻黯然失色，前途未卜。

    文章最後認為，那些寄希望於通過“脱歐”來從根本上改變現狀的英國民眾終將發現，這只不過是一個幻想罷了。彌合英國社會撕裂的巨大傷口，不是換首相，甚至脱歐就能夠解決的。可以預見的是，即使英國通過某種形式解決了“脱歐”問題，其深刻而持久的社會裂痕仍將無法彌合，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深。因此，相較於“脱歐”這一事件本身，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內生性的缺陷，才是英國社會面臨的更嚴峻的問題。

    網聞博評：中國人能否看懂貨幣貿易戰爭的“不平等騙局”？

    所謂“眼見為實”的“橫看成嶺側成峯”視覺差異，就是因為個人核心價值觀的“遠近高低各不同”。因此，只有上升到“忘我無私”的精神境界，人類社會才能夠普遍實現宇宙觀“大一統”的大道至同。可想而知，地球自轉一週，就會有一個晝夜的陰陽變化。地球繞太陽公轉一週，便會有一年四季的景象。太陽自轉一週，就會有“一個太陽系晝夜”的陰陽變化。太陽繞銀河系中心公轉一週，就會有“一個太陽年”的四季變化。銀河系繞宇宙中心公轉一週，則會有“一個銀河年”的四季變化。宇宙自轉一週，也會有“一個宇宙日”的陰陽變化。以中國式“道術用”與“時勢位”天人合一陰陽易變系統運動思維來看，這種“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的感覺，就是超然物外和光同塵“沒身不殆”的永恆境界。

    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的科技創新和太空探索，永遠到達不了物質世界的邊際，更不可能“殖民征服宇宙”。只有在內心世界的宇宙探索中，才能夠找到自身已經迷失了的靈魂。在這個地球村，自從歐洲“文藝復興”和哥倫布船隊殖民征服“新大陸”的奴隸買賣“世界自由貿易”狂飆突進，直至形成今天“美元霸權”金融殖民統治的民主法治“普世價值”和市場經濟全球化國際慣例“割韭菜”體系，人類社會卻依舊不能實現“合作共贏”的均衡發展。難道説，通過“人工智能”的科技創新和太空探索，就能夠實現“殖民征服宇宙”的“合作共贏”均衡發展嗎？

    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自從“盤古氏開闢鴻蒙”，直到“伏羲氏教民演易八卦通天道”和“神農氏嘗百草教民稼穡”，人類道法自然法則“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之道”，就曾經進化出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上古文明，也曾經實現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大生產均衡發展。只是從“黃帝戰蚩尤”和“堯舜禹之變”的“夏禹傳子家天下”開始，才形成了奴隸制小康社會“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父子等級禮法制度，也才有了“化干戈為玉帛”的金錢貨幣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商業經濟。特別是從“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神話時代以來，再經“君權神授”的奴隸制古羅馬帝國軍事殖民擴張和中世紀基督教“神權專制”的“十字軍東征”宗教戰爭，又經歐洲“文藝復興”和哥倫布船隊殖民征服“新大陸”的奴隸買賣“世界自由貿易”狂飆突進，人類世界就陷入了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紙牌屋遊戲”的貿易戰爭惡性循環。

    時空穿越猛回首，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創建“統一貨幣”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便是終結了羣雄爭霸“春秋無義戰”的貨幣貿易戰爭。在這場長達五百年的春秋戰國亂世風雲中，楚國當然有自己的“主權貨幣”。楚國三閭大夫屈原最終走上了投江自盡的絕路，正是因為他根本就看不懂這場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貨幣貿易戰爭。再從“漢承秦制”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有漢必有奸”開始，直到“鴉片貿易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國依舊沒有跳出“五胡亂華”的貨幣貿易戰爭天下興亡週期律。直至社會主義新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才終於破解了“落後就要捱打”的貨幣貿易戰爭“金箍咒”。那麼，面對今天這場“美國優先”的貨幣貿易戰爭，難道還會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的“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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