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和導演關係不好”的日本演員決定離開中國 | 圈外_風聞

來源 ：微信號 娛樂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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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思涵

來到中國的第15年，49歲的高島真一決定中止演員工作、回到日本老家，臨走前，他寫了一篇長文《惜別》，把這個消息告訴默默關注他的微博網友。

“好像是范冰冰的事件以後（戲）都沒有了，連中國演員的工作也沒有了，日本人的戲更沒有了。”面對**【圈外】**的記者，他搖着頭説道。

影視税務地震只是高島演員生涯的最近一次危機：中日關係跌入冰點的那兩年他幾乎沒有工作，而近年來網絡劇的發展也讓他能演的“衞視風”年代戲數量縮減。

臨行前的最後一次工作是3月給管虎導演的新片《八佰》配音。飯桌上，管虎對高島真一説：“你不要回日本，必須堅持、堅持。”高島一邊答應着，一邊心説：“對不起導演，我堅持不了，真的是堅持不了。”

酒過三巡，管虎醉了。他坐在椅子上垂着頭，嘀咕着説醉話：“給高島一百萬，給高島一百萬。”

這當然只是一句醉話。

高島真一在中國參演過80部影視作品，自己調侃道：“不要臉地説，是50億票房的演員（《流浪地球》47億、《廚子戲子痞子》近3億）。”

這些年來，戲份最重的角色是電視劇《紅色》中的反一號木內影佐——需要泡在劇組三個月，最終片酬12萬。而在大多數影視劇中，他的戲都只需要兩三天時間。每天片酬3000～5000元，兩三個月才有一部戲，勉強能夠維持房租和生活開支。

2001年第一次來上海旅遊時，還在日本做生意的高島住在外灘600元一晚的和平飯店；2019年離開上海前，演員高島真一租的房子在青浦區，每月房租2700元。在人生本該最為強壯輝煌的十幾年裏，高島經歷了一場“降級”。

高島自認不是一個物慾很強的人，所以對他這十幾年間境遇落差的感慨大都來自外界。作為一個“很像日本人”的日本人在中國演戲，他只是有很多的「想不通」。

劇組裏的「局外人」

“（被槍）打死，捅死還有炸死。淹死沒有吧……淹死沒有，對。”

由於日本軍官的角色設定，高島真一飾演的角色常常會死掉——沒死掉的情況也不少，那屬於「不重要的角色不需要交代結局」。相比之下，高島演過的「好」角色還算是“死得精彩”。比如説《紅色》的木內影佐，在被炸彈炸死之前，就和男一號徐天有一場非常長的對手戲。而其他日本演員，甚至遇過一邊剖腹自殺一邊手蘸血寫下“謝罪”兩個漢字的荒謬場景。

“中國人非常的厲害，然後日本人非常的蠢，這種（劇情）比較多。但我還是按照劇本演，因為這是你們的要求，我是演員。”至於“演鬼子回日本會被打”的傳言，高島真一予以否認，“因為大家都不認識我們。”

每次表演前，高島真一習慣先上網搜對手演員的作品，然後對着照片提前練習。拍《紅色》前，高島用漢字將劇本手抄了一份，一方面為了練習漢語，另一方面也是想將角色和劇情在腦子中過一遍。

但有時候和高島搭戲的並不是演員，只是會説幾句日語的普通中國人。他們可以用日語進行非常簡單的日常交流，但總是把台詞講得七零八落。

有一次，對手的日語台詞已經糟糕到了“搞笑”的地步，高島只能用力忍耐，堅持“很真誠地説日語”。拍完那場戲，導演把對手叫過去誇讚他的日語好，問他是怎麼學習的。

那天回家的路上，高島真一哭了。“我的意義在哪？我那麼認真地演戲，但是跟他馬馬虎虎的很搞笑的日語放在一起。”這次哭泣大概發生在十年前，高島將近40歲的時候。

那並不是他唯一一次為了拍戲而哭。

高島經常表現得不像是他這個年紀和資歷的人。即便是已經有了幾部代表作，在上海的演員副導演中間有些名氣，他在片場的待遇仍然和羣眾演員差不多：排隊打飯、長久地等待接送的車、常被丟在角落晾上一整天。

高島和管虎陸續合作過八九次，第一次是電影《鬥牛》。那天高島始終在現場待命，不發問也不催促，就坐在一邊睡着了。一打呼嚕，就會被錄音師推醒，醒了會再睡着，就這樣過了一整天，最後被通知説自己的戲今天拍不了。管虎向他道歉，然後説“但是你還是厲害，一直在現場。”

在片場，高島也會觀察其他演員。他不明白，為什麼有一些既不是明星也不是老演員的人也要人前人後帶着助理。實在要帶助理也可以，“但做的事情不要太……”他一邊向**【圈外】**比劃着，一邊描述：有的演員抽煙讓助理點火，還有40多歲的男演員讓20出頭的女助理蹲下來幫忙穿襪子——“我看了，覺得非常難看。”

有時候聽演員們聊天，總是在説哪裏哪裏的房子可以投資。高島心想，“他們是拿了多少片酬，才會説這種話。”

陷入睡眠，或是旁聽別人聊天，這兩種狀態都意味着“不融入”。

高島酒量不好，很少參與收工後的劇組聚餐，“他們越喝越開心，我是越喝越辛苦。”缺少這類交際，對於演員，尤其是需要混副導演圈子的演員來説，幾乎稱得上是一種社交絕緣。但曾與他一起在《我的母親趙一曼 》中演戲的三浦研一卻走上了另一條路，比如説他就簽了正規的經紀公司。

一次，高島真一的日本朋友和他在同一個劇組演戲，看到高島坐在武行演員和羣眾演員中間，就用日語説：“你跟級別低的人一起坐。”

在一羣聽不懂日語的羣眾演員中間，朋友用母語傳達的優越感升級成為惡意。高島心裏頂着火，盡力忍耐着問：“那你坐在哪？”朋友很驕傲地用手一指，“我在導演後面坐。”

執行導演前來調機器，高島起身道謝。日本朋友又從導演身後走過來，告訴高島：“我們現在已經不用這樣做了。”這回，高島再也忍不住火氣，“你以為你是誰？”

後來，在告知網友自己要離開中國的微博長文《惜別》中，高島提到自己沒有努力地和製片人、導演搞好關係，有一些沒有代表作的日本人也比自己片酬高……

無人知曉，寫下這些時的高島是否會感到一絲後悔。

為了5秒鐘的《流浪地球》也想了一句台詞

高島真一很在意網友對自己表演的評價。拍完《廚子戲子痞子》，高島滿懷期待地刷微博，發現幾乎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卻有不少人討論張魯一演技。現在提起這回事，高島臉上還帶着一點孩子氣的不服和疑惑：“他那麼少的戲份，好奇怪。”

直到高島看到一條評論裏提到“小紅人”，才發現有很多觀眾注意到他的角色，還起了暱稱。

“小紅人”（菅井真一）是高島早早抱有期待的角色，因為“不穿衣服，變紅又變藍，很特別”。而真正讓他知名度飆升的“木內影佐”，他在拍戲的那3個月裏反而沒品出有什麼特別——畢竟，這類兇殘的日本軍官角色，他演過太多太多。

高島真一從不挑劇本。對在中國本就戲路狹窄的日本演員來説，挑好劇本、挑有突破性的角色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一般都是接到電話問他有沒有空，説好有幾場戲、多少報酬，直接就去拍。

中途一度有個住北京的經紀人聯繫高島，説可以代理他的表演事務。連合同都沒簽，高島就和對方達成了合作。從此，高島再接到電話邀約就對接給經紀人，但卻往往再無下文。

直到現在，高島還不相信對方可能是個騙子或撬戲的人——他的理由是，經紀人曾借給他錢，沒有理由不積極幫自己接戲。

幸運的是，諜戰劇《紅色》在2014年火了，導演楊磊邀請高島去北京參加影迷見面會。高島剛走進會場，裏面那些年輕女孩就發出了尖叫，這是他從未經歷的場面。高島既開心又有點迷惑：“看到我這麼一個老頭，還説’好帥！’我有點尷尬。”

那一次來北京，高島特地去見了那位經紀人。“我讓他看我現在的樣子，你看很多人喜歡我和我的表演。”高島講得認真，目光樸素而執拗。

然而，除了收穫了一批微博粉絲，《紅色》並沒有像高島預想中的那樣，給他的職業發展帶來太多實質性的改善。打開網絡，他能明顯感覺到題材多元的網劇越來越火，那個因“抗戰勝利60週年”而讓年代劇熱火的電視台時代，離他越來越遠。

高島心裏知道，在上海演戲的機會沒有北京那麼多，但他喜歡上海，就不願意離開。

之前也有來中國演戲的日本人，在上海沒什麼機會就跑去了北京，離開時扔下一句“上海這個地方不好。”

高島很生氣，瞪大了眼睛。“不是上海不好！（是）你不好！”他因此決定還要在上海堅持一下，“我證明一下不是上海不好，是人不夠努力。”

高島沒有再提證明的結果。我們一起去他熟悉的上海影視樂園（即車墩），他站在一派民國氣象的南京路旁感嘆，“以前這裏會有四五個劇組同時拍，現在一個都沒有了。”

閒着不開工的時候，高島把心思放在“養微博”上。為了回應熱情的粉絲，他會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日三餐和自拍。

有一陣子他吃了幾次麻辣燙，評論裏有人説“叔天天吃麻辣燙”。高島不太理解這種誇張的中文表達，油然而生一種“偏向虎山行”的志氣來：“那我就天天吃給你們看吧”。

不過“麻辣燙挑戰”進行到第七天，他就吃不下去了，在微博上向大家彙報：“對不起……麻辣燙天天不了……”文字裏還配了兩個可憐兮兮的流淚表情。

近年來，為了省錢，高島出門吃飯的頻率已經大大降低，更多的時間是在家裏做菜。他的廚藝算不上高明，都是他在日本小學五年級課堂上學的那幾樣。

味增湯是每天必喝的。高島一邊開火，一邊提起自己的新外號：“味增湯大叔”——在《流浪地球》裏，他飾演赴死的日本救援隊員，只有一個不到五秒的背影，但他還是認真的和郭帆導演要求加了一句台詞“好想吃碗白米飯。要是有味增湯就更好了。”

“確實有不少觀眾被這句台詞打動了。”

白米飯配味增湯，這是演員高島真一每天晚上的餐桌內容，也是日本救援隊員再也無法重温的家鄉味道。

熱愛上海卻極少回日本的“阿吉桑”

高島在上海租的房子位於一個老小區。走進客廳，迎面就是一幅巨大的牡丹花，畫上題着“花開富貴”；門邊上有個撕拉式日曆，頂上的櫃門還彆着一面中國國旗，看起來像是任何一個90年代中國家庭的屋子。

吃飯之前，高島先拍照發微博：“沒有P圖，因為華為手機拍的很好。”

在中國生活十五年，高島真一幾乎沒有回過日本。簽證需要他每三個月離開一次中國，他就挑機票最便宜的地方去：上午從上海飛去濟州島，在機場吃一頓韓餐，下午再飛回上海。

“我幾乎不怎麼飛回日本。”

很少回家，是因為高島和父親關係不好。高島的父母在他七歲時離婚，撫養他的是爺爺奶奶。高中三年級，高島撐杆跳拿了第一名，特意把獎狀放在家裏最明顯的地方。父親回家時看了一眼，什麼也沒有説就進房間了。從那天起，高島對父親徹底失望，“我也不管他了。”

拍《紅色》的時候，高島忽然收到弟媳的信息，説奶奶去世了。高島眼淚忽然止不住地流，他從候場的地方跑去遠處的一棵樹旁，偷偷地哭了幾分鐘。

一個星期後，高島的堂弟由於車禍意外去世。直到《紅色》殺青，高島才回國去兩位家人的墓地祭拜，“後來《紅色》紅了，我想是不是我的奶奶和堂弟幫我紅？”

講起這段，高島帶着**【圈外】**攝製組來到了當年哭泣的那棵樹旁，不過這一次沒有再流眼淚。

高島已經在外漂了三十年。高中畢業後，他隻身前往東京打工。來中國是因為老闆打算在這邊做生意，派他來學漢語——上海戲劇學院，成為了33歲的高島邁入的第一所大學。

穿梭在上戲周圍的街道，高島像是來到了自己的主場，輕車熟路地告訴我們哪裏可以停車、哪裏有好吃的餐館。“這些店以前沒有這麼幹淨的。”他扭頭對我們説，像每一位回到母校追憶往昔的大學畢業生。

還沒有搬去相對偏遠的青浦區之前，高島常會回上戲的外事辦公室看望老師。在這裏，高島是一個人盡皆知的人物。採訪中遇到老師，他們都能熟絡地叫出高島的名字；高島還會給老師取外號，比如“高跟鞋老師”。

和高島最熟的是主管外事辦公室的張老師。張老師比高島大幾歲，也不拿他當外人招待，每次就由着高島坐在她的沙發上，自己翻零食吃；她則專心工作，有空檔的話再同高島閒聊幾句。

張老師經常送他學校裏各種演出的票，有時候調侃他要不要兩張？但高島始終只要一張。有一段時間高島沒地方住，她還幫忙把學生宿舍的倉庫騰出來，只要每月1000元的租金——高島覺得太便宜了，自己講價講到了1500元。

“像高島這樣和我們有深厚感情的留學生其實不是很多——可能和日本這個民族看重情義有關係。”張老師説只要自己還在、還沒退休，都歡迎高島回上戲看看。

聽了這話，高島便開玩笑，“到時候我幫你推輪椅。”張老師取笑他，“等我坐輪椅的時候，你也差不多了。”

不過，即便是在中國生活了十五年，高島仍然“很像日本人”。

張老師講，以前日本藝術團體來訪，高島幫外事辦公室做翻譯，因為沒有明確的時間計劃而和老師們鬧過矛盾。“我們有很多‘你先去了再説’，高島説不行，這個要一定要説好的。日本人就是必須要説好、説死的。”

接受圈外採訪的這一天，高島提前來到樓下等待。看到拍攝團隊走近，他微微欠身示意。等到第二天，他忽然很正經地告訴我們，日本人約定九點半見面，其實應該在九點十五左右到達。

明明可以打電話的高島真一，還特意提前回了一次老家，向父親請示能否回老家共同生活。七十二歲的父親聽兒子講了在中國的近況，只回答了一句“可以”。

在中國漂泊十五年的高島真一，決定在49歲之際重新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唐人街探案3》劇組聯繫高島，想邀請他做日本拍攝期間的劇組翻譯，也被拒絕了，“因為不穩定。”

高島還沒有想好，自己這個年紀能夠找什麼樣的工作。不過，他還有一點時間可以用來思考——在找工作之前，他得先把父親住的那間破破爛爛的老房子修好。

2019年6月5日，天氣炎熱。已經回到日本的高島在院子裏架起手機攝像，一邊擦汗，一邊撿拾木材、搬運瓦片，旁邊燒火的煙霧瀰漫到鏡頭前。這條標題為“沒錢就靠體力”的視頻下面，有幾十條中國網友的評論。

這些來自中國的應答，是鏡頭裏這個埋頭苦幹的普通日本大叔「在中國曾經是演員」的最後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