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十字路口，有三個男人在哭_風聞

副標題：歷史的絕響，是楊朱、阮籍、李商隱的哭

中國歷史，風流輩出，風流者，風度、儀表，流風餘韻，灑脱放逸，傑出不凡，格操映世，風韻傾國，風采特異……

而我於眾多風流中，獨鍾情於三個彷徨歧路而哭的男人。

因為他們通古連今，有關生命探求與安頓，於特異的風采中，展現了生命的侷限與遼遠。

遭遇之下，他們只有心情的荒涼，而無心靈的荒涼，再難也不苟活，已儼然為歷史的絕響。

（8000字，約需30分鐘，慎入）

1

以前讀史書，看到阮籍的哭，只覺得奇特，後來讀了餘秋雨《遙遠的絕響》，才知道，這哭，原來很高遠。

比如阮籍駕車載酒，荒野亂走，無路就哭，哭完再走，無路再哭這事，我本覺得這是迷茫的狂走，酒徒的作為，跟自己搗蛋的表現，抑鬱症也説不定，但餘秋雨只用一句“不幸他又充滿了歷史感和文化感，內心會承受多大的磨難，我們無法知道”，和一句“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間誰也沒聽見，他只哭給自己聽”，就把我搞得很完蛋。

而他最令我震撼的，還是評説阮籍去哭兵家女孩的那一段。

那家人阮籍一個不認識，女孩也不認識，女孩的早逝本不關阮籍什麼事，但阮籍一聽到消息，就去了。自顧自地在靈堂大哭了一場。

對此，餘秋雨説：

“這眼淚，不是為親情而灑，不是為冤案而流，只是獻給一具美好而速逝的生命。荒唐在於此，高貴在於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聲，中國數千年來其他許多死去活來的哭聲就顯得太具體、太實在、也太自私了。

終於有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像模像樣地哭過了，沒有其他任何理由，只為美麗，只為青春，只為異性，只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盡致。

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盡矣。”

這讓我由此也明白，或者説越發明白，人是不平等的，不同的學識、素養、心靈、情懷、情感，決定了理解、獲得的不同，很多時候，書籍、人物、行為、事件、物品，是為對等的人準備的。

雖然我對於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某並無意見，對歷史必然是客觀、主觀，真實、設定的結合、投射這一點也非常認同，甚至於因為腦子裏有點“貴恙”，在此後仍舊還會莫名其妙地去開這樣的腦洞：要是我跑去人家家裏哭，到野外亂走、亂嚎，我現在一定一個朋友沒有。

只在脂粉堆裏廝混，正事一件沒有的賈寶玉，在現實裏只怕哪個爹都會將他暴打一頓，他也可能沒朋友，但他在《紅樓夢》，在文學、文化意象裏卻活得很逍遙，這大約是另一種不平等。

因此我有時候未免又懷疑阮籍之哭的真實性，覺得它只是一種意境。雖不至於像胡適懷疑屈原是否真正有過，顧頡剛懷疑大禹是否是條蟲那麼較真，但屈原《天問》的精神倒是有一點。

生命不止，追問不息嘛。

然而我最終當然也只好信其有。因為傳説已成永恆，誰也無法更改，你可以保留你設問的權力，卻沒有更改的權力。而且，這已經是一種文化象徵，符號性質的東西，大有益，我們也寧願它有。我甚至覺得，這種歷史細節的力量，才是歷史真正的力量所在。

結果，逐漸地，我就發現，歧路之哭的祖師爺，原來不是阮籍，而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取一毫而損天下亦不為”的楊朱，這之後他們還“帶壞”了一個大名鼎鼎的李商隱，弄得他“東西南北皆垂淚”。男人之哭，既非始於阮籍，也非至阮籍而盡。

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的一切，都印有古人的指紋，他們那三哭，環繞千古，他們因承襲了歷史、文化、生命的神秘、拷問、掙扎、衝突，果然是史上最偉大的迷惘者。

（公眾號：九鴉人物）

2

“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這是阮籍《詠懷》詩的起首之句，它講的是兩個典故。

“楊朱泣路”，這説的是：

楊朱鄰居家的羊丟了，找了許多人幫忙尋找，也曾請楊朱派出僕人。之後找羊的人回來，楊朱問，找到沒有，鄰居説沒有。再問為什麼，鄰居説，我們這歧路太多，歧路又有歧路，根本沒法找。

於是楊朱忽然就呆了，彷彿寶玉聽了紫鵑那句“你妹妹要回蘇州家去”一樣，如遭雷擊。他雖然沒有到“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自覺”的地步，但話卻不肯再説了，好多天都沒笑面。這弄得家裏人都好生奇怪，又不是你的羊！

他們當然不知道寶玉的命是黛玉，楊朱的命是路。

歧路者，岔道也，十字路口，雖東西南北皆可往，卻可能根本無從選擇。岔道而又岔道，想必楊朱家所在是一座天然迷宮，而人生所處，恰也是這樣一座迷宮。

楊朱心中的“羊”也早就丟了啊，他也一直在尋，一直在歧路上徘徊。他那“羊”的跑丟，代表的當然就是生命方向丟失，他那歧路復歧路，代表的當然就是生命始終無處安置，無法安放。這種事可沒有任何人能夠幫忙。

於是楊朱有一天，就終於站在十字路口大哭起來，好一陣滂沱，以至水淹歷史，讓阮籍、王維、李白、杜甫、李商隱、温庭筠、張九齡、韋莊等等，無數文人，都愛拿他自比，拿他説事。

誰不彷徨，誰不迷失，誰不悵惘，誰不追尋，誰日子好過，誰問題解決了啊！人類的生命感、孤獨感，天地的羅網，歷史的厚重，就由此而來。

但它到底屬於自覺的生命，偉大的心靈，是尋常人難有的歧路之哭，尋常人看到路口哭泣的楊朱，只會覺得他病的不輕。

“墨子悲絲”，這説的是：

墨子有一次見到染絲者，如同楊朱見到鄰居“亡羊”一樣頓悟，他説：“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為五色，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絲織物染上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人也一樣。人人都既是絲織物，又是染絲者，互相間混不自覺，社會是個大染缸。當其時，戰爭頻繁，禮崩樂毀，道德缺失，秩序混亂，人心如浮萍，人命如草芥，於是墨子便悲從中來。

他們這悲，這哭，當然既是為自己，也是為他人，為世界，抽象而具體，“荒唐”又實在，“自私”而高貴。

只不過墨子悲而不哭，兼愛，起而拯救、決戰，披蓑戴笠，食粗糲，睡板牀，摩頂放踵，做苦行僧，利天下而為之。他太強大，最實際，最理想，目標明確，沒空停下腳步，沒空傷春。

同樣的環境，同樣的基礎，同樣的憂憤，同樣的深悲，同樣的關懷，他與楊朱的區別，其實也來自他們不同的關注點，不同的投射方向。

楊朱貴生命，重個體，重自我，他認為道德、禮儀、制度之類都是後造的，附加的，都很扯，天下事都是它們搞壞的；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們就不該追逐富貴榮華、功名利祿、鑼鼓秧歌、長命百歲，人都應該回歸原始本真；我的生命我做主，我的命運我做主，我不強加什麼給你，你也彆強加什麼給我，大家各行其是，連君主都讓他滾蛋，這才是正事。

所以他的學説，其實是老子無為，莊子逍遙遊那一類，他是因為太過極端，才被人當成自私、頹廢、墮落的代表，痛加批判的。而孟聖當年的發難，自然就只有讓他更入冷宮，獨自輾轉。

殊不知，一種學説的盛行必有它盛行的理由，戰國時期，可是有一名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的，楊朱、墨子曾非此即彼，各領風騷好多年。更何況，出於憂憤，創造學説，本身就是為影響世人，就是利他行為，所以楊朱的境況，到後來未免就逐漸好轉起來，尤其是近現代。

比如賀麟先生曾説：“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極言其既不損己以利他人，以示與損己利人的利他主義相反，亦不損人以利己，以示與損人利己的惡人相反，而取其兩端的中道。”

比如呂思勉先生曾説：“夫人人不損一毫，則無堯舜，人人不利天下，則無桀紂；無桀紂，則無當時之亂；無堯舜，則無將來之弊矣。故曰天下大治也。楊子為我説如此，以哲學論，亦可謂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則淺之乎測楊子矣。”

這顯然就是説，楊朱的學説，不是簡單的自私為我，而是為救世，為天下大治，屬政治學、社會學、生命學、哲學範疇，有某種很奧妙的東西在，它與克己的、犧牲的、高尚的、純粹的、飛揚的墨子學説有近乎一樣的底色。而它們不久走向散淡的原因，則無非都由於太過極端、烏托邦。

如此説來，墨子是一個高尚的悲劇，楊朱何嘗不是？世界是慾望的世界，生命是慾望的生命，文明是慾望的文明，人與人，人與世界的聯繫是異常緊密的，楊朱其實也應該知道自己的學説是行不通的。於是他越行不通，就可能越極端，越極端，越行不通，就可能越失望，越焦慮，越憂憤，越悲哀。

可是他所關注、思考的，卻還不只是社會、政治、人事，還有宇宙自然、天地萬物，天理、天命，高而又高，玄而又玄，這一切雖都表現為生命強大的探求慾望，人類巨大的野心，澎湃的激情，但畢竟人生短促，人力有限，都解決不可能，窮盡更不可能。

現實的、理想的、過去的、將來的、人事的、天事的、政治的、生活的、自然的、情感的，等等一切都是那麼不可捉摸，難以解決，於是楊朱這種人類的極品，在焦灼之外，恐怕就一定還得加上一個氣餒。

晉朝的美少年、玉人衞玠，豈是看殺？他本身就為了天地間的玄理殫精竭慮，形銷骨立。他渡江之時的那句“對此茫茫，不覺百感交集”，原本就透着同樣深重的悵惘與悲感。這既是關於他自身命運的，也是關於他所身處的世界的。

人類的探索從未停止，這不管是關於社會的，生命的，還是自然的，但我們現在的探索，更多表現在技術層面，古人的探索因其樸素、自然，沒有技術屏障，反而充沛天地之間，表現在更為遼遠的精神層面。我們在技術文明之下，早已失去了那種宏大的浪漫與想象力，只為膚淺的慾望而悲喜，它於我們自然是早已陌生的，我們或許就因此不能瞭解那種神秘的推動力、使命感，和形同崩潰的悵惘、深痛與深悲。

同樣的痛苦與大悲，在一個集科學家、思想家、軍事家、邏輯學家、實踐家、救世主於一身的墨子身上，只怕同樣深重，他有幸關注的不是個人、個體，和意旨更深的生命與命運。他的偉大在於此，他的失敗在於此。而政治家加玄學家，既墨子又楊朱，既儒家又道家，既入世又出世，即建安風骨又魏晉風度的阮籍，當其時，由於只能悲哀地發現，這兩條路都不通，自己既不可為，又不得不為，既死不了，又活不好，所以就更加有了哭泣的理由。

他已經不只是站在歧路而哭，而是路口都已消失，根本無路，只能亂撞。他甚至連哭，都只能在曠野之中，無人之處，怕風有耳朵。

他其實並非因為是心的主人，才只哭給自己聽，因此阮籍的痛苦、悲哀與孤獨，到此，就比楊朱更深了一步。他如果肯放過自己，原本可以活得很好的。

但是楊朱、阮籍之哭，到底政治性強了些，他們的生命裏，也缺少了愛情色彩，因此他們的哭相比之下，就又都比李商隱差了一點。李商隱的那種哭，才真正通向遠古，通向現代，連接天地，通向生命本身。

3

李商隱不但是文學史上一大秘，也是人間一大秘，他給後人帶來無數猜測，無數歧義，從他那些晦澀曖昧神秘的無題詩來看，他可能也有意這麼做。

我本身就搞不懂我自己，為什麼要讓你們搞懂我？你們本來就從來沒懂過我，我為什麼要指望你們懂我？

李商隱的一生，似乎都是由一場婚姻搞壞的，他靠令狐家提攜、幫助，才得以科舉及第，但是他卻愛上了王茂元的女兒。很不幸，王茂元是令狐家的政敵，他的結婚，恰在令狐楚死後不久。

於是李商隱首鼠兩端，見風使舵，忘恩負義，人格卑劣的帽子從此以後，就再也摘不掉了。激戰的兩黨都覺得不齒，都不敢用他。即便他才華高絕，可以與杜牧合稱“小李杜”，跟李白、李賀合稱“三李”，跟温庭筠合稱“温李”，也無濟於事。

偏偏他還命運奇差，偶爾有幾個人賞識他，也不是這個事那個事，這終於弄得他在官場上始終沒有起色。

李商隱是為情而娶，並沒有參與政爭，跟老丈人、大舅子的關係也並不好，日子難過之時，他當然也曾做過自辯，但他的自辯根本沒人理會。當時的人都看不好他，史書也從不説他好話，後來為他正名的卻是王安石。

王安石看來看去，最後敲定，大秩序崩潰下，能堅持道德理想，對唐代文化、政治有大規劃的，惟李商隱一人。他是晚唐政治秩序的開創者，而且還不居功，他也是晚唐唯一繼承了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胸襟與抱負的人。

王安石一錘定音，趣事出現，這之後的文人竟連李商隱的那些情詩也非往政治上靠了，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鬧了很多笑話。此事直到近代的蘇雪林寫了一部《玉溪詩謎》，説那真不過就是些情詩而已，大家這才不那麼累了。

但是皇帝的新衣脱下又怎麼樣呢？大家又都踩着蘇雪林的腳印，把李商隱的詩盡往情字上靠了。詩人是真實與文學的詩人，李商隱與女道士、宮女的若干情事並無實證，但大家卻都非常樂意相信。李商隱的情詩千百年來感動了無數男女，李商隱全是寫他自己，於是李商隱搖身一變，就由無行浪子，又變成愛情專家、情聖。

原來，愛多少人無妨，愛女道士、宮女無妨，只要你有感人的詩句，那就都無妨成為情聖的，

可是真實的李商隱什麼樣呢？

絕對的真實，是不可能有的，但相對的真實，一定可以有。首先，李商隱肯定是有政治理想與抱負的，只可惜他一生都不得志。李商隱這條路的堵塞，不僅因為自身的厄運，還因為環境、情境的綜合制約，甚至於神秘未知的自然之力，它們濃厚如霧，密結成網，籠罩一切，絕難衝突，於是李商隱當然就不免要將自身轉向另外的安頓。

文學是一條出路，愛情是一條出路，宗教是一條出路，但是這些路又怎樣呢？文學只是一種寄託，詩解決不了現實問題，有唐以來，詩人們只有一個高適過得滋潤；愛妻很早就已經去世，人留不住，愛情也留不住；宗教有時候也很虛幻，不然李商隱不會又佛又道——這個世界上看上去竟沒一樣可靠。

一面懷有政治理想，一面對政治絕望的李商隱，其實對愛情的態度，也呈現出矛盾的兩端，一面嚮往愛情的真實、永恆，一面卻完全不信任。

韓憑的愛情故事感動中國，廣為流傳對吧？韓夫人自殺的青陵台在李商隱筆下巍峨、燦爛，他還曾稱之為“萬古貞魂倚暮霞”對吧？但是偉大的愛情象徵説完，他又做了什麼呢？他竟來了一句：“莫訝韓憑為硤蝶，等閒飛上別枝花”。

他早就“直道相思了無益”了啊，何曾只有“春蠶到死絲方盡”？

錢牧齋評李商隱，曾經説：“真正會看義山詩的人——看他‘春蠶到死絲方盡’一類詩的人——不應該對愛情有嚮往的，就像看《紅樓夢》，只看寶哥哥愛林妹妹、林妹妹愛寶哥哥，就所見甚小了。真正懂得《紅樓夢》的人都會發現，在這個愛情故事裏顯示出來的是天地的虛空和茫茫的悲感。”李商隱無疑正是這茫茫大地，浩浩夜空的獨行者。

李商隱對愛情的態度是曖昧的，迷離的，矛盾的，詭異的，這無疑與他的遭遇有關，但也一定與他對世事的深刻洞察，和長久形成的世界觀有關。這是屬於理想者與悲觀者的印記，所以張煒評屈原《天問》時説的這兩句話，也適用於他：

“一個人絕望之後，往往尋求性的止痛藥，然而往往無濟於事。”

“一個民族，一個人，當開始選擇這一止痛藥的時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末路了。”

末路都遭阻斷，這是一種什麼境況？已經不相信愛情，還不斷地寫情詩，感動自己，感動別人，這會是一種什麼心境？

李商隱已經落水，愛情不過是他的救命稻草而已，這悲哀到此已無法描述。

所以，此時的李商隱難免就會對一切懷疑，一切悲觀，尤其對生命的不可捉摸，不可掌控。所以他也就會不斷地留下這類詩句：春花爛漫時，突然説“鶯啼如有淚，未濕最高花。”本已經在感嘆“秋蝶無端麗”，卻還要綴上一句“寒花只暫香”。

他就是説神仙傳壺公的故事，都會説：“壺中若有天地，又向壺中傷別離。”

李商隱詩中有一個詞出現的頻率，天下第一，那就是“無端”。像什麼“錦瑟無端五十弦”、“今古無端入望中”、“雲鬢無端怨別離”、“秋蝶無端泣”、“秋蝶無端麗”等等，如花落滿地。這個無端，便是他最顯著的特徵。

李商隱的這種無端之感，龔鵬程最懂，他曾説：“無端是什麼？無端就是沒來由的，沒有理由可説的，換言之，就是對整個世界莫名其妙所從來而興起的一種悲哀，這種悲哀是歷史上特殊敏感的詩人所具有的特殊生命的情懷。”

如此這般，那麼他的人生，無疑就是無端、有端的雙重結果，那麼李商隱身上的宗教氣息，自然就會更加濃厚——紅塵俗世一旦無望，這是常有的事。

而之所以要説更加，這是因為李商隱很早就曾在玉陽、王屋二山學道，他的憂慮氣質、佛道之心彷彿天生，他的“無端”之求，以及對生命巨大而深切的關懷，在厄運未來之前，就已經有了。

李商隱的宗教生涯，有兩件事特殊不同，這最能説明他是怎樣一個人。

第一：別人的向道向佛，是為長生不老，超越生命恐懼，追求極樂，功利心極強，而他不是。神仙之境他當然也很嚮往，甚至還自以為自己很有神仙氣質，但他那神仙卻可能只代表某種境界，神仙本身，他是不信的，曾一再質疑、挑戰。

比如他寫西王母：“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裏，穆王何事不重來？”

西王母曾經祝福穆王，“以子為壽”，但穆王卻死了。八駿再快，穆王也來不了了，你還説什麼神仙，什麼長生不老？

第二：李商隱晚年轉向佛教之時，卻是唐武宗滅佛之時，唐朝佛教最衰微之時，這種事非大虔誠、大英勇絕不可為。更重要的是，那時的道教佛教鬥爭激烈，幾乎水火不容，他偏偏只管兩家都信。

李商隱當初因為婚姻，就揹負忘恩負義之名，令朝中兩派都對他不齒，這一次，他又是兩頭不討好，只管兩頭不討好。那麼，這説明了什麼？

無端，沒來由，沒理由，天生對生命有無端憂慮、質疑、探求，這自是一種偉大的氣質，人類長大的基礎，人類的來路與出處。李商隱和楊朱、阮籍，歸根結底，都只對神渺的世界，深奧的生命，靈魂的安置着迷，他們作為政治人、文學家、思想家、學者，從來是為自己活，也是為別人活，為世界活，他們不管遭遇了什麼，如何孤獨痛苦悲哀，都不曾麻木、苟活、變質，他們哪怕到了晚年，也還在求真，求道，尋路，他們開始不只是為個人現實利益，最終更早已不在乎現實利益。

人類社會與生命的無限豐富、複雜、真實、虛幻，透過屈原偉大的《天問》，呼嘯而來，宗教本關乎天地人的全部，那也是一部《天問》，李商隱的由道教轉佛教，亦道亦佛，這既是又一種末路掙扎，又是新的探求，新的拯救。屈原《天問》的關懷、無端，宏大而沒有盡頭，其根本所求並非自身安寧，而是永世的解決、改變，他們這類人的偉大在於此，孤獨、痛苦也在於此。

因為他們所代表的，原本就是人類的代價。

這裏當然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成功，根本不可能成功，但重要的卻並不是成功，永無休止的設問與探索本身就已經是巨大的成功，所以李商隱們的悲劇性格、虛幻感，怎麼説，都是一種卓越的特質，一種巨大的心力。

悲劇性格也是一種沉迷性格，他們這種人的歷史，永遠都不會是愉快的歷史，但歷史的愉快，卻一定由此而來。

這具體到李商隱的全部，便是：

政治不可靠，神仙不可靠，愛情不可靠，得到即失去，美麗即衰敗，一切都那麼荒謬，那麼難以確定，李商隱即因此而哭——“東西南北皆垂淚，卻是楊朱真本師。”他雖然自比楊朱，卻把楊朱這歧路彷徨，歧路痛哭的意象幾不知擴大了多少倍。

李商隱的哭，更多是來自生命之愛，關於生命本身，所以龔鵬程才會説：“李商隱的詩是人生普遍性的悲哀，這種別離是與一切美好事物的別離……李商隱對時間飄忽的感覺非常敏鋭。”

因此，楊朱的歧路之哭，是十字路口錯半步就可能差之千里、萬劫不復的痛苦焦慮所致，是對於歧途的恐懼焦慮所致，是因人生無常，歧路離別的傷感、傷痛所致，阮籍之哭，則乾脆是環境惡劣，可能有限，根本沒有路。而政治、宗教、情感一概探過的李商隱，具有非常自覺性的李商隱，卻是因為窮盡眼前所能，滿眼虛幻而哭，因為極愛而哭。

但是他卻依舊在這四大皆空中尋找各自可能，不死不休，別人是一面熱愛生活，一面不想活了，他是一面不想活了，一面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熱愛真理，熱愛世界。

張煒評屈原，曾説：“偉大的關懷才有偉大的迷惘，無窮的追問才導致了迷惘。然而這迷惘，比起墨寫的歷史卻顯得更加睿智和清晰，而且光華四溢，美不勝收，天地萬象囊括一體。”

同樣的，偉大的活力才有偉大的痛苦，高端高潔的追求才導致了絕大痛苦。如此，這哭聲所體現的，便正是生命的轟轟烈烈，蓬勃不屈，燦爛光華，人類歷史孵化、再造的來路。因此，這史上三大男人之哭，總而論之，最終體現的便是這種意義：

他們只有心情的荒涼，而無心靈的荒涼，雖個人遭遇不堪，目光投注的卻仍是整個世界，雖不免悲觀、失望，但理想性永在，他們追問的人生，遠非現實功利那麼簡單，他們的處理方式，其實有特別的着陸點，他們是為自己而哭，也是為世界哭，為理想哭，為美好哭，他們的哭，歸根結底，是不甘，是為了自己和他人更好地活着，為了世界更好地存在。

如今經常看到有人問，我們為什麼沒了真正的大師？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已經失去了更高的關注點、投注點、好奇心、想象力、理想、情懷、關懷、浪漫、悲憫，成了技術產品、功利機器、蝸居動物，惟從之於風，不再是火。

崇高遼遠的設問、探求不再有，“東西南北皆垂淚”不再有，歷史的絕響，居然是三個男人的哭。男人之哭，非由阮籍而盡，難道可由李商隱而盡？這從個人遭遇，時代遭遇來説，或許是好事，但對整個人類來説，卻可能是一種萎縮。

“哭起來吧！”這樣説當然是一種病態，但“時間可以抹去大地的創傷，卻抹不掉心頭的恐懼和疑問”（張煒），未知永在，矛盾永在，選擇永在，美好的追求、得失的反覆永在，歧路彷徨永在，安頓的需要永在……它們環繞千古，躲不掉的，人到底不是鵪鶉。

我們不能“無端”，至少可以“有端”，不能高遠，至少不該下沉。

文 | 九鴉

圖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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