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構成的關係模式——場_風聞

世間的一切關係，都是對立統一的關係。 

這裏的對立，就是各個個體，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各自的個性，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各自的慣性，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各自既定的存在與變化狀態，而相對地拒絕與其它個體相聯繫。

這裏的統一，就是各個個體，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各自的個性，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各自的慣性，為了儘可能地保持各自既定的存在與變化狀態，而相對地接受與其它個體相聯繫，以儘可能地應對各自的環境壓力。 

由於各方既對立又統一，這種矛盾的狀態，就導致這個對立統一關係，是一種動態的平衡關係。

這種動態平衡關係的模式，就是以各方之能力與價值造就的權力為紐帶，而構成的一個場。 

瞭解這個場，對於我們瞭解自然，瞭解社會，瞭解我們每一個家庭、企業、團體，乃至於國家的本質與發展前景，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    什麼是場？

場，其基本之義，就是人們用於生活與工作的平坦之空地，比如，場屋、場院、操場、球場、工場、廣場，等等。

然而，場也有引申之義，就是事物存在的一種形式，如磁場、電場等等。

像場屋、場院、操場、球場、工場、廣場等等場，與其所承載的內容，當然是有一定的關係的，但是，這種關係不是很緊密，其所承載的內容，可以隨時變化，而這個場本身，卻不會因為其所承載內容的變化而變化。

但是，像磁場、電場這樣的場，與其所承載的內容，關係就要緊密得多。

可以説，場是由其所承載內容的產生而產生，也會隨着其所承載內容的變化而變化；當然，場本身，其實也是對其所承載內容的一種保護方式，其自身的存在與變化，也會對其所承載內容的存在與變化，發生深刻的影響。

實際上，我們所在的客觀世界之任何自然性的事物，都是以場的形式來表現的。

比如，雞蛋，就是表現為一個場。

雞蛋與攜帶磁場的地球，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除了兩者都是非對稱性的圓體之外，雞蛋外面的一層蛋殼，是否是與地球外面的一層磁場相類似呢？

它們都是對其內部的內容，起到承載與保護作用。

雞蛋之蛋殼的裏面，是一層蛋膜。這層蛋膜，不就相當於地球外面的大氣層，是對其內部之內容的第二層保護嗎？

在雞蛋蛋膜的裏面，是蛋白。這不就相當於地球上的地殼，不但對其裏面更核心的內容進行保護，也為裏面更核心的內容提供物質交換嗎？

而在雞蛋蛋白的裏面，是蛋黃。蛋黃也並不是雞蛋的最核心內容，而是和蛋白一樣，是對其裏面更核心的內容進行保護，也是為裏面更核心的內容提供物質交換的。同樣，在地殼的裏面，是地幔，地幔也並不是地球的最核心內容，也是和地殼一樣，是對其裏面更核心的內容進行保護，也是為裏面更核心的內容提供物質交換的。

在雞蛋蛋黃的裏面，有什麼呢？

在雞蛋蛋黃的裏面，有由公雞與母雞的精、卵細胞相結合而組成的受精卵。這個受精卵，是一個對立統一的關係結構，它才是雞蛋之最核心的內容，整個雞蛋，就是以它為基礎，是因為它的產生而產生的。而在地球的地幔裏面，也是有地核。地核，也是相當於一個受精卵，也是一個對立統一的關係結構，它才是地球的最核心內容。

我們如何知道地球的地核，是一個對立統一的關係結構呢？

地殼的板塊運動，是因地球內部的變化而產生，關於這一點，我們就不去説它了。

在西方文化向全球擴張之前，地球上的人類，是明顯地按照地域之不同，具有四大文化板塊，即歐洲文化板塊，亞洲文化板塊，非洲文化板塊，美洲文化板塊。四大文化板塊既因為各自文化內涵的性質而明顯不同，也因為各自文化發展的快慢而明顯地不同。

那麼，這種明顯的不同，是怎麼產生的呢？它難道不是對地球內部地核中的對立統一關係之結構的曲折反映嗎？

原子的外層是電子層，就相當於雞蛋的蛋殼、蛋膜、蛋白、蛋黃等等；原子的內部是原子核，就相當於雞蛋裏面最核心的受精卵。而原子核的結構，是由許多的質子與中子“擠壓”在一起所組成的。這些“擠壓”在一起的質子與中子之間，難道不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係嗎？

同樣的道理，地球內部的地核，絕不可能是一個毫無分別的統一體，而只能是一個對立統一的關係結構，這樣才能夠造成地球內部的運動，使之發生由內而外的許多連鎖反應；同樣是由於這個原因，地球才是一個非對稱性圓體，地球相對太陽的運動，也就呈現出對稱性的偏移。

地球是一個非對稱性圓體，地球相對太陽的運動呈現出對稱性的偏移，都是由於地核內部的對立統一關係，並不絕對地平等與平衡的原因，是由於地核中的對立統一各方，質量上並不完全相等的原因。

雞蛋是一個場。而由雞蛋發展而來的雞仔，同樣是一個場。

雞仔內部的肝、膽、脾、胃等臟腑之間，是各種對立統一的關係；外部的左、右翅膀與左、右雞爪以及翅膀與雞爪之間，也是各種對立統一的關係；雞仔的臟腑與軀體之間，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係；雞仔的大腦神經與臟腑、軀體之間，也是兩種對立統一的關係。

而在這些對立統一關係的外面，雞仔的羽毛，包圍着雞仔全身，從而組成一個場；在這個場之外，雞仔的體温——由雞仔身上各細胞、各器官散發出來的眾多微細粒子，也組成一個場，從而對其內部的那些對立統一的關係結構，起到一種承載與保護作用。

從以上這些場的形式，我們可以瞭解到：場，就是一個對立統一關係結構外面的運動性或者固定性的外殼，它對其裏面的對立統一之內容，起到承載與保護作用。

那麼，這些場，又是怎麼產生的呢？

由男人和女人的夫妻關係所組成之家庭，是一個場；由人羣中之賣家與買家以及市場管理員所組成的市場，也是一個場；而人之本身，更是一個場，並且是一個更為高級的場。我們就來通過對這三種場的分析與比較，仔細地看一看，這些場，是怎麼產生的吧。

家庭這個場的內部，是由丈夫與妻子之間，所組成的一種對立統一的關係結構。

這個對立統一的關係結構，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產生的，是男人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與變化趨勢而需要女人，女人也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與變化趨勢而需要男人，他們才相互吸引，形成了統一；

但在相互吸引，形成統一的同時，男人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與變化趨勢，也有保持自我之獨立性的需要，女人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與變化趨勢，也有保持自我之獨立性的需要，因此，他們各自為了保持自己既定的存在與變化趨勢，為了避免自己既定的存在與變化趨勢被對方所徹底地改變，而都相對地要保持自己相對的獨立性，於是，在相互統一的趨勢中，他們又形成了相互對立的趨勢。

當這種相互的統一趨勢與相互的對立趨勢達到平衡，這種相互的統一與對立關係，就穩定下來，從而形成一種既定的結構狀態，這種既定的結構狀態，就是家庭。

而在這種既定的結構狀態之下，夫妻雙方，為了保持各自相對的既定地位，維護整個家庭既定的結構狀態與發展狀態，就必須要各自發揮出自己的能力與價值，以作為維護自己的相對地位，維護整個家庭之既定結構狀態與發展狀態的基礎。

那麼，雙方的能力與價值，是以怎樣的形式發揮出來的呢？

就是以場的形式發揮出來的。

雙方的能力與價值，是通過自身的某種形式的變化，比如，把自身生理結構的一部分，變化成生殖能力，變化成勞動能力，變化成商品交換能力，變化成社會影響能力，瀰漫在自己的周圍，瀰漫在家庭的周圍，從而給對方，給環境，以施加影響作用，以給自己，給家庭，製造出一個場形式的保護殼，以達到保護與發展自己，保護與發展家庭的目的。

市場這個場的內部，關係結構比家庭的關係結構要複雜和高級一些，從而導致其外部的場，也就比家庭外部的場，要複雜和高級一些。

在市場這個場中，賣家與買家形成一個基礎性的對立統一關係；而在這個基礎性的對立統一關係之上，又有一個市場管理員，來與賣家與買家分別形成對立統一關係，從而使這個關係結構，上升到一種高級的狀態。也就是説，這個關係結構中，有一個實心性的中樞性主導結構，那就是市場管理員。

而由於其內部的關係結構中，出現了一個佔主導性地位的中樞性結構——市場管理員，這就導致其外部的場，導致其外部的能力與價值之發揮的成份中，除了佔據基礎性地位的賣家與賣家所發揮出來的能力與價值外，還有一個占主導地位的，由市場管理員所發揮出來的能力與價值。這個由市場管理員所發揮出的占主導地位的能力與價值，不但統合了賣家與買家的能力與價值，使得三種能力與價值能夠一致性地對抗外部環境的壓力，從而保護這個市場，而且還能夠彌合賣家與賣家之間的能力與價值之分歧，克服這個場由內而外的離心力，從而使這個場相對能夠更穩定、更安全地存在與發展。

其實，在家庭性的關係結構中，也是有一箇中樞性的主導結構的，那就是夫妻之間的孩子，或者是夫妻之間的共同利益。

但是，由於孩子或夫妻之間的共同利益，難以發揮出足以對夫妻雙方之能力與價值具有決定性制衡作用的能力與價值，所以，這個中樞性的主導結構，就難以發揮出其應有的的主導性作用，從而使家庭這個場，在事實上，還是一個空心性的場。

實心性的場，與空心性的場之間的區別，就是實心性的場，具有強烈的中樞性主導作用，從而保證這個場，具有足夠的能動性，能夠很大程度上能動性地對抗外部壓力與內部離心力，從而維護這個場的堅定性的存在與發展。相反，空心性的場，由於沒有中樞性主導作用，這個場就是一個很容易隨着環境改變而改變的場，它沒有足夠的能動性，來靈活地對抗外部壓力與內部離心力，從而很難堅定性地存在與發展。

當然，實心性的場與空心性的場之間，一個相同之處就是，它們都是需要對立統一的雙方或各方作為基礎，都是需要通過對立統一的雙方或各方，在某種程度上以自身的某種形式的變化，來形成自己的能力與價值，瀰漫在自己與對立統一關係結構的周圍，從而形成一個保護自己，和保護這個對立統一關係結構的場。

相對於家庭與市場這樣的場，人之本身，就是一個更為高級的場了。

人之本身這個場，是由一個高度發達的人類大腦作為主導性的中樞結構，來首先分別與人的內臟與軀體這兩大基礎性的系統結構，建立起一個對立統一的關係結構，然後，大腦不僅是主導了內臟與軀體這兩大系統結構，甚至是更進一步地深入到兩大系統結構的內部，直接主導了兩大系統結構中的各個器官，從而使得兩大系統與各個器官，完全失去了各自的相對獨立性，造就了人體之整個關係結構的高度統一，極大地消解了各方基礎器官之間的相互對立。這樣的一種關係結構，就幾乎是徹底地消解了關係結構內部的離心力，使得整個關係結構能夠高度地協同，一致地對抗外部環境的壓力，從而贏得整個關係結構的堅定性的存在與發展。

但是，儘管大腦這個高度發達的中樞性主導結構十分給力，它也仍然是改變不了這個關係結構，是一種複雜的對立統一關係結構的基礎性事實，它也仍然是代替不了各個基礎性結構所發揮出的能力與價值，它也仍然是要尊重各個基礎性結構因為它們所發揮出的能力與價值而顯示出的地位，它也仍然是隻能在各方之間起到中樞性的協調作用。在這個關係結構外面，保護這個關係結構的場，仍然是由包括大腦發揮出的能力與價值在內的人體各個器官，所共同發揮出的能力與價值組成的。保護人體不被凍死或熱死的人體周圍的温度場，是需要人的大腦根據環境的變化來進行及時調節的；但是，温度場本身的產生基礎，卻是人體的各個器官。是人體的各個器官，通過它們的生理結構的變化，而產生温度，形成了一個温度場，從而確保人體在環境的變化中不被凍死或熱死。

從以上的場之產生，我們可以知道，場，其實就是對關係結構起到保護作用的一些能力與價值。

能力與價值是一種形而上的概念。這種形而上的概念所對應的形而下的現象，就是由關係結構的變化所發散出來的，某些基本性的、粒子性事物所組成的粒子團或粒子流，比如貨幣。這些粒子團或粒子流，是受發出這些粒子的本體結構所支配的，其存在的地方與運動的軌跡，就是圍繞本體結構而形成的一個封閉之圓。而當這些粒子團或粒子流在相對的運動過程中與相應的環境事物相遇，它們就與環境事物相互作用，從而實現自己為本體結構服務的能力與價值，它們也就在實現這個為本體結構服務之能力與價值的過程中，失去與本體的聯繫，而變成本體結構的犧牲品。

那麼，這些場所產生與形成的原理與機制，又是怎樣的呢？

這些場所產生與形成的原理，就是事物的慣性與環境的變化性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些場所產生與形成的機制，就是權與力的制約，就是權力的制約。

一般來説，慣性，是一個物理學的概念。

在物理學中，任何一個物體，都有自己的慣性：靜止不動的物體，有靜止不同的慣性；運動着的物體，有運動的慣性。靜止不動的汽車，在啓動的時候，需要比正常行駛時付出更大的動力才能夠啓動，這就是由於靜止不動的汽車具有靜止不動的慣性，動力在啓動汽車的時候，不但要克服地面的摩擦力，同時也要克服汽車自身的靜止慣性力，才能夠啓動汽車。運動中的汽車，在停止提供動力之後，仍然會向前滑行，這就是由於運動中的汽車具有運動的慣性，即使沒有動力驅動，它也會在自己慣性力的驅動下繼續前進。子彈受到火藥的擊發之後，即使沒有火藥力量繼續驅動它，它也能夠繼續向前飛行，這就是由於飛行的子彈具有飛行的慣性，它是在自己飛行慣性的驅動下繼續前進的。自由落體在向下墜落的過程中，會呈加速度的形式向下墜落，速度會越來越快，這也是由於落體在每一時刻，都有每一時刻的不同的運動慣性，而在每一時刻，它又一直受到相同大小的地球引力的向下拉扯的作用，這個地球引力的拉扯，就在不斷地改變它的每一時刻的運動慣性，從而使它的墜落速度越來越快。

而慣性這個物理學中的概念，其實也是可以上升到哲學的層面上來的。

在生物學中，每一種生物，一旦其基因定型，它就具有由這種基因所控制的生命特徵，這種生命特徵，其實也是一種生物慣性。在社會學中，每一個人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一旦形成，他的這種意識形態、道德觀念就很難改變，往往會左右這個人的一生，這也是一種思維慣性，是一種意識與文化慣性。

任何一個事物，一旦在某種條件下形成某種既定狀態，它就具有在一定能力支撐下的，保持其既定狀態不變的性質，這種性質，就是慣性。

這就是哲學上的慣性概念。

進一步地分析，慣性，其實就是一種眾多個性的合成性。比如家庭這個事物，它裏面有丈夫、有妻子、有孩子，丈夫、妻子、孩子各有不同的個性，而這個家庭所表現出的性質，所表現出的慣性，其實就是這三者之間相互作用的合成性狀。

家庭慣性的這個合成性狀，其實跟這個家庭外部的環境，也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因為，家庭就是寄生於其外部環境之中，它裏面的一切，都是依賴於其外部環境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沒有外部環境條件的支撐，也就沒有這個家庭。

但是，外部環境是一個廣泛的空間，這個空間裏，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導致這個空間的秩序，並不是十分地確定的。所以，這個空間，這個外部環境，是在不斷地變化的。

而一旦支撐這個家庭的外部環境與空間，發生了變化，那麼，這個家庭，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其支撐；它也就面臨着失落，面臨着存在不下去，面臨着要被變化的環境所改變。那麼，面對這一切，這個家庭，會怎麼應對呢？

因為它具有慣性，因為它具有在一定能力支撐下的保持其既定狀態不變的性質，所以，它就要發揮出自己的能力，以與變化中的環境對抗，以通過對抗，來保證自身的既定狀態不被改變。

這就是關係結構的場，所產生與形成的基本原理。

場之所以產生與形成，就是因為其所在的關係結構，在自身慣性的主導下，為了與變化中的環境對抗而發揮出了自身的能力，以通過自身一些有限的改變而產生的能力，去與環境進行聯繫與契合，以保證自身的既定狀態不被改變太多。

那麼，場所產生與形成的機制又是怎樣的呢？

場所產生與形成的機制，就是權與力的制約，就是權力的制約

權，本義為黃花木，因其堅硬難以變形，被用於秤之杆，意為權衡。進一步地説，權，也是指能夠起主導支配作用的中樞性力量。

力，是事物對事物的作用。

其實，事物對事物的作用，只是力的一種表象。

這種表象的實質是什麼呢？

從形而下的角度來説，力，就是事物自身的某種變化；從形而上的角度來説，力，就是事物自身的某種變化相對於另一個事物所產生的能力與價值，是另一個事物之所以發生變化的原因。

現代物理學把力分為四種，即引力、電磁力、強力、弱力。

其中，引力就是一切物體之間相互吸引的力；電磁力就是在帶電荷的粒子之間引起的力，或是電荷、電流在電磁場中所受的力；強力就是強子之間作用於大約在 10^(-15)~10^(-10) m 範圍內的力，是使核子結合成原子核的力；弱力就是造成放射性原子核或自由中子衰變的短程力，它作用於所有物質粒子，而不作用於攜帶力的粒子。

如果上升到哲學的高度，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四種力呢？

引力，其實就是事物在環境作用之主導下，所形成的一種被動應對之力，是一種相對的弱勢者所表現出來的主動作用之力。男人和女人之間產生相互的引力，是受先天性的生物學規律控制的結果。這些生物學規律，一是男女之間的生殖規律，二是男女之間的體力與腦力活動的規律。這些生物學規律，是男人和女人的與生俱來所逃脱不了的生物學環境、自然環境、或社會環境。男人和女人，相對於這些環境是弱勢的，是隻能在這些環境的支配下，被動地應對，而有限地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和能動性，去相互吸引，以共同對抗與適應環境的支配作用。

電磁力，其實就是事物發展到具有實心性的中樞性主導結構的時候，由中樞性主導結構能動性地應對環境變化而產生的力。也就是説，這時候，事物相對於環境作用，顯示出了強勢者的氣質，能夠能動性地應對環境的壓迫作用，能動性地選擇自己所要的結果。電磁力中的同性相斥異性相吸，就是一種由中樞性主導結構顯示與發揮作用的能動性選擇。

強力，其實就和電磁力一樣，也是一種事物發展到具有實心性的中樞性主導結構的時候，由中樞性主導結構能動性地應對環境變化而產生的力。強力發生在原子核內部，就是原子核內部產生了一箇中樞性的主導結構，這個中樞性的主導結構能夠彌合各方的對立與分歧，而使各方團結在一起，以共同應對環境的壓力。

弱力，其實就是環境對於粒子的吸引力，是對立統一的關係結構中，由各方與生俱來的慣性所產生的對立統一性中，對立性的一面所產生的離心力。弱力顯示於放射性原子核或自由中子的衰變之中，其實就是由於原子核或中子中的中樞性主導結構無力或失效，原子核或中子抵抗不住環境的壓力以及關係結構中各方之間由於慣性而與生俱來的對立性，所顯示的離心力。

綜合這四種力的形成原因，我們再來看：力，其實就是事物依賴於自身的慣性與環境的變化性，而產生的兩種不同程度與形式的變化。在事物自身的中樞性主導結構所主導的事物慣性能力，強於環境的變化性能力時，事物就顯示出電磁力與強力這兩種作用狀態；在事物自身的中樞性主導結構所主導的事物慣性能力，弱於環境的變化性能力時，事物就顯示出引力與弱力這兩種作用狀態。

而到底事物是要顯示出哪種作用狀態，這就必須要事物根據自身的慣性能力和所面對的具體的環境變化能力，來進行權衡，來發揮出自己的能動性。

這種權衡，這種能動性，也是事物內部關係結構之間的縱橫捭闔。

比如，一個市場內，供貨太少，需求太多，就會在短期內使貨物漲價，長期內使顧客流失；相反，供貨太多，需求太少，也會是短期內貨物壓價，長期內商家流失。這兩種情況，都是對市場整體性的繁榮與發展不利的。但是，對於個體性的商家與顧客來説，卻不一定是不利，反而是一個機會。所以，市場管理員，就在這時候會與顧客或商家產生博弈，市場管理員是要保證大家對於市場的向心力，而商家與顧客，或許會在這時候產生對於市場的離心力。如果市場管理員有足夠的能力在各方之間縱橫捭闔，盡力彌合內部分歧，那麼，他對於外部環境的變化，就會顯示出像電磁力與強力那樣的能動性作用；相反，如果市場管理員沒有足夠的力量在市場內部縱橫捭闔，彌合分歧，那麼，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市場內的商家與顧客，而只能是使自己與自己所在的市場，被動地顯示出像引力那樣的對於其它市場的相互吸引力，或者是使自己市場內的商家與顧客，顯示出像弱力那樣的離心力。

當然，市場管理員，在這裏對應的是哲學上的中樞性主導結構概念，對於這個概念，好多人應該是感到神奇——這個中樞性主導結構，怎麼這麼神奇啊？它是怎麼具有這種中樞性主導作用的啊？它是怎麼具有能動性的啊？它是怎麼具有那種在各方之間縱橫捭闔的能力的啊？它難道是上帝派來的嗎？或者，它本身就是上帝？

其實，對於中樞性主導結構的這種能動性作用，我們可以聯繫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概念的介紹來理解。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意識是物質高度發展到人腦所產生的特殊機能，是人腦對物質的反映。

其實，這僅僅是從形而下的角度，解釋了意識的來源與本質。

那麼，從形而上的角度，我們又該怎樣理解意識的來源與本質呢？

從形而上的角度來看，意識其實就是慣性。意識就是慣性的反覆疊加與融合。從慣性，到基因的記憶與遺傳，到人腦之意識的形成，與從慣性，到電路集成，到計算器之人工智能的形成，其實是殊路同歸，它們都證明了，本能性與能動性，其實只有距離，沒有鴻溝。本能性是能動性的基礎，能動性是本能性的發展與疊加。

作為中樞性主導結構的市場管理員，其實與作為市場之基礎的商家與顧客，在本體構成上，並沒有區別，只是他們的地位不同，角色不同，他們才顯示出不同的本能，顯示出不同的能動性而已，他們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是來源於慣性。

總而言之，慣性，是一種無時無刻的存在，正是因為慣性，正是因為慣性的疊加與融合，正是因為慣性集團與其環境之間的對抗與聯繫，才形成了對立統一，形成了對立統一結構之外的場。

以這樣的一種場之模式以及這種場之模式的形成原理與機制，我們來聯繫一下現實，看一看近期被我們的網絡所熱議的柳傳志和任正非，以及他們所在的企業——聯想與華為，我們，又會得出一種什麼樣的觀感呢？

談到柳傳志和他的聯想企業，我們就不能不談到早期與之合作的倪光南。

倪光南是從海外歸來的華僑、愛國人士。

然而，海外華僑中，不僅有倪光南，也有呂超然。

倪光南因為愛國，而毅然地放棄國外的優渥條件回到祖國，報效祖國；呂超然則因為仇華恨中，或者，並不是因為仇華恨中，而僅僅是因為想在國外好好地活下去，活得比以前要稍微好一點，就毅然地加入與中國軍隊正面對抗的外國軍隊，甚至於在與中國軍隊正面對抗的行動中，利用自己的華人華僑之身份，來欺騙作為自己昔日之同胞的中國軍人，而贏得自己在外國軍隊中立功受獎。

那麼，同樣是華人華僑，同樣是經歷了背井離鄉的他國生活，為什麼他們的差別，就會如此之大呢？

這恐怕就不能不聯繫到我們前面所講到的中樞性主導結構，不能不聯繫到他們作為一個個具體的人，他們各自的大腦意識對於他們各自的這個場的主導作用。

因為大腦意識，因為中樞性主導結構之性質的不同，使他們相對於所在的環境，一個成為強勢者，一個成為弱勢者。

倪光南相對所在的環境為強勢者，他就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對抗環境的壓力，而自主地選擇脱離那個環境，回到自己的祖國，報效祖國。呂超然相對所在的環境為弱勢者，他就不具有能動性，而只能被動地被環境所征服，從而歸化為環境中的一份子，反過來隨着環境，與自己的祖國對抗，與自己昔日的同胞對抗。

那麼，對比倪光南這個強勢者，柳傳志，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柳傳志其實和呂超然一樣，也是一個相對於環境的弱勢者。只不過，他所面對的環境，不是異國他鄉，而是當年中國太窮的經濟局面。

柳傳志與倪光南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隨後，他們便發生了分歧：倪光南要搞“技工貿”，而柳傳志則要搞“貿工技”。

這種路線上的不同，其實是他們個性的不同，是他們意識形態的不同。

那麼，真理，到底是向着誰呢？真理，到底是在他們的哪一邊呢？

我們要知道，柳傳志和倪光南當時所在的聯想企業，並不是一個私營企業，到現在仍然不是。聯想企業，當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委託柳傳志等人開創經營的一個國有性質的企業，到現在，這個企業雖然實行了股份制改造，卻仍然是由中國國有資本控股。所以，她現在仍然是屬於中國的國有企業。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夠明白，當年倪光南為什麼會出局，為什麼聯想企業，會由柳傳志繼續主導，走上“貿工技”的路線。

實際上，不論是在舊中國，還是在新中國，面對世界列強的壓力，中國精英階層和領導階層，從來都沒有忽視科學技術，從來都是把科技發展，放在發展實力、振興中華的重要位置。

但是，發展科技，那是要錢的。只有有錢，你才能夠發展科技。只有拿錢發展了科技，你才能夠得到更多的錢。

而沒有錢，你拿什麼去發展科技？

可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太窮了，當時的中國急需的，不是要發展技術，而是要：搞錢、搞錢、搞錢。

我們可以想一想，當時為了發展經濟，連軍隊都要“忍一忍”；為了發展經濟，鄧小平不惜以自己老革命的資格，利用自己在軍隊中的威望，以快刀斬亂麻的決斷，裁軍一百萬。

而倪光南的“技工貿”路線，所戳中的，正是當時中國太窮，急需發展經濟，而沒有多少錢來發展技術的軟肋。

所以，倪光南的出局，不是因為柳傳志個人與他個人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而是因為他與當時中國總體的經濟局面的矛盾與衝突，是因為他與當時中國總體的經濟政策的矛盾與衝突，是因為當時聯想企業的主管部門，他們的“上面”，要讓他出局。

從中華民族的這個總場之角度來看，聯想這個中國的國有企業，就是中國這個場的能力與價值，就是中國這個場，面對於自己環境壓力的犧牲者，她是為中國這個場，與中國現實的環境作鬥爭而服務的。

而柳傳志與倪光南，作為這個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都不過是“上面”的“棋子”，他們的命運，必然地都是由他們的“上面”來決定的。

倪光南和梁思成一樣，都是中國的國寶，都是中國的高級技術人員、專業人士。

然而，正是因為他們專業，所以，他們就不全面。他們有專業性的長遠眼光，卻難以有火燒眉睫顧眼前的現實實操能力。

梁思成當年提議，為了保護文化，北京舊城不能改造，而要在舊城之外，重新建設一個新的北京城，以供發展之需。

這種理想很豐滿。

但是，現實是，當時的北京政府，否決了他的這個“富有遠見”的提議。北京舊城，該拆的，還是要拆。

為什麼呢？

錢啊，錢啊。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你不讓拆舊城，你拿錢來建新城？你有那麼多錢嗎？拿來！拿來！

倪光南其實就是和梁思成一樣，光顧着去想自己的好事，卻不知道，當時中國的現實；不知道，中國當時最急需的是什麼。

所以，後來柳傳志成功之後，一些人把柳傳志吹上了天，那其實也都是隻看現象，不看本質；是隻看到前面跳舞的，而沒看到後面導演的。那些吹捧柳傳志的人，其實也是一對對的咪矇眼啊。

那麼，如今的柳傳志，為什麼又那麼臭呢？如今的中國國有企業聯想集團，又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想她死呢？

其實，柳傳志還是從前的柳傳志，中國的國有企業聯想集團，也還是從前的中國國有企業聯想集團。

之所以柳傳志現在變臭了，之所以中國的國有企業聯想集團現在有那麼多人想她死，是因為，從前的那些咪矇眼，現在，還是一些咪矇眼；是因為，沒有哪一個從前的咪矇眼，現在一下子就變得比以前透亮了。

柳傳志是壞人嗎？

柳傳志崇拜褚時健，為褚時健站台、鳴不平，確實可以拉低人們對他的觀感。

但是，柳傳志和褚時健又畢竟不同。

他沒有坐牢，沒有被“喝茶”，他甚至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中國有關當局所認可與嘉獎的著名企業家。

那麼，他現在又為什麼變得那麼臭呢？一些中國人，又為什麼要那麼地恨他呢？

這裏有一個比較：相對於任正非的華為集團，柳傳志的聯想集團，雖然也是一個高科技企業，但華為集團作為中國的一個私有企業，卻扛起了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大旗，成為了美國人的眼中釘、肉中刺，而聯想集團，卻恰恰相反，她不僅沒有扛起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大旗，甚至還處處惹惱中國人，成為一個許多中國人眼中的“美國良心”，這怎麼能不讓他變臭，這怎麼能不讓一些中國人恨他呢？

但是，我們又有沒有人，反過來想一想，為什麼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為什麼中國這麼大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中國這麼大的一個長期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扛起中國高科技企業大旗的，卻反而是一個民營企業，而不是那些以國有資本為主體的國有企業呢？

這裏，其實是有一個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是有一個時代的主流與非主流，是有一個組織紀律與個性自由的問題的。

在主流與非主流方面，當年，搞錢就是主流，搞科技就是非主流。

正是因為這個主流與非主流，所以，才有當年國有企業的組織紀律。

搞錢，就是守紀律；搞科技，就是“自由主義”。當然，具有壟斷性的行業如鐵路以及軍工等部門，除外。

所以，當年的國有企業，除了鐵路部門和軍工部門，凡是具有競爭性的行業，都是以搞錢為主。

搞錢多，發展快的企業，就是國家的好孩子。搞科技，拖後腿，耽誤了自身發展步伐的企業，就是不守紀律、不務正業的壞孩子。

所以，當年的一些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就都是以搞錢為主。中興、聯想等國有企業，都是因為搞錢多，發展快，所以，就都是國家的好孩子。至於他們的技術發展得怎麼樣，因為那不是當時的當務之急，所以，當時就無關緊要。

但是，任正非的華為企業，不是國有企業，而是私營企業。所以，他們就不存在守紀律不守紀律的問題，他們是可以“隨心所欲”，搞一些“自由主義”的。

而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任正非卻又是一個共產黨員，也曾經是一名軍人。他的軍人經歷和共產黨員的素質，決定了他的企業，儘管是私有企業，卻不能不和國家的發展，同呼吸共命運；不能不和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同呼吸共命運。

而他的知識與才幹，又決定了他是一個卓越的戰略家。他會比其他的企業家，看得更高，看得更遠。他明白，中國現在還沒有多少技術，所以，無法與世界列強進行正面競爭，只能是處在生產鏈的底端，在世界列強的壓榨下，進行一些低端的生產，賺一些可憐巴巴的小錢。但是，中國不可能總是處在生產鏈的底端，中國將來一定要奮然而起，和世界列強進行一番高科技領域的競爭。而作為國有企業，在現階段沒有經濟基礎的情況下，是隻能韜光養晦，以發展經濟，打好基礎為主，不能貿然地去冒犯世界列強，過早地惹禍上身。但他這個私營企業，就不必那麼地去和國有企業“步調一致”了，他可以“隨心所欲”，“胡作非為”，大不了就是“不務正業”，“自尋死路”。

有道是：“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禮賢下士時。若是當時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誰知”?

現在，大家都對任正非仰慕至極，認為他高瞻遠矚，是一個大英雄。可如果，當時的他，一蹶不振，把事情搞砸了，把企業搞垮了，那麼，誰又知道他的遠大理想，誰又知道他的鴻鵠之志呢？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到，當時的國家，是鼓勵國有企業一心一意賺錢，而不要過早地去冒犯處在生產鏈頂端的世界列強；但是，對於像華為這樣的私營企業的“不務正業”，國家，又應該是大力支持的。華為的起步與發展，應該與當時的國家以政府採購的方式，進行大力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所以，看似不合乎邏輯的事情，其實，它是很合乎邏輯的；看似是一個偶然的個性化事件，其實，它又是有其必然性的。

這就是中國智慧；這就是中華民族七千年的文明。

那麼，當年的事情，過去了就過去了；可現在，中國和美國已經攤牌了，貿易戰已經打起來了，可聯想的一些人，還在“嘰嘰歪歪”，“死不悔改”，還是要醉心於他們的那個“貿工技”，還是揚言如果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税，他們就把生產線搬到美國不加徵關税的地方去。他們怎麼就那麼地沒有一點中國人的“血性”呢？

其實，要論“血性”，大家所崇拜的任正非，也是沒有“血性”的。

當初中興遭難，國人震憤的時候，任正非就曾經大誇美國這好那好，説美國還可以領先世界一百年，華為要在美國辦研發中心，向美國人學習技術。

這不是“跪舔”美國，又是什麼？

如今，華為自己被美國人封鎖、打壓，任正非有時候不得不説一些“大話”。但他始終，還是想“和氣生財”，還是不想和美國人硬槓。這又怎麼顯示他作為一箇中國人的“血性”呢？

其實，血性，是要在自己的骨子裏，而不是要在自己的臉上，更不是在自己的言語上。柳傳志們，骨子裏有沒有“血性”，我們看不出來。然而，任正非的骨子裏，是有中國人的血性的，這一點，我們看得出來。

那麼，在不給柳傳志們貼標籤的情況下，我們再來看一下柳傳志們的所作所為，真的，是有什麼不對嗎？

到目前為止，中美對抗，中國仍然是弱者，美國仍然是強者；所以，中國對於這場戰爭來説，仍然是抗戰的性質。

既然是抗戰，我們就不能不回想當年的抗日戰爭，不能不回想當年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因為你是弱者，所以，你就別想一戰定乾坤，那就別想一勞永逸，你就要想辦法打持久戰，以拖待變。

但是，這個以拖待變，不是被動地等待機會，而是要主動地創造機會。

怎麼樣創造機會呢？

就是到敵人後方去，斬斷敵人伸向中國經濟的黑手，打碎敵人“以戰養戰”的夢想，讓敵人在戰爭中耗盡他們的國力，難以把戰爭無限地進行下去，從而贏得最後的抗戰勝利。

那麼，中國如今的抗戰，同樣要開闢兩條戰線，一條是搶佔科技制高點的正面戰線，一條是搶佔市場份額的敵後戰線。

正面戰線，自有華為等一些已經具有一定高科技實力的企業擔綱。而敵後戰線，就不是需要多少技術的問題，而是需要佔坑，需要多多地聯繫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包括美國的消費者，需要搶佔市場。這樣的工作，像聯想這樣的企業，不是正合適嗎？

所以，聯想企業，雖然沒有處在正面，像華為等企業一樣和美國人硬槓，但作為一箇中國國有資本控股的高科技企業，她也是這場貿易戰中的一份子。只是，她所處的地位不同，所以，她的表現，就讓一些中國人，看起來不舒服。

這其實和當年堅持敵後抗戰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一樣，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與地位，所以，他們的表現，也被當時的一些人指責為“消極抗戰”，“遊而不擊”。

但是，從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作用及其地位來説，他們要表現得那麼“積極”嗎？他們用得着去天天“喊打喊殺”，和敵人硬碰硬嗎？

只要他們能夠極大的佔領地盤，控制人口，削弱敵人“以戰養戰”的能力，他們就是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戰略任務。

而事實上，正是因為他們積極地佔領地盤，控制人口，極大地削弱了敵人“以戰養戰”的能力，所以，抗日戰爭，才能夠從戰略防禦階段，最終轉入戰略相持階段。

而一旦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敵人再也沒有能力在正面戰場上發動多大的正面進攻了，所以，他們才會下定決心，來清剿後方，鞏固他們已經佔領的地盤，提高他們堅持戰爭的能力。

這時候，八路軍、新四軍的壓力，就來了。

後來的有些人，把日本人當年對於八路軍新四軍根據地的殘酷掃蕩，説成是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八路軍新四軍之實力的結果。

這其實是沒有戰略思維的侏儒之見。

其實，從戰略上講，不管八路軍有沒有發動過“百團大戰”，只要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的存在，限制了敵人對於其佔領區人員與物資的獲取，妨礙了敵人“以戰養戰”之策略的實施，那麼，敵人對於八路軍新四軍根據地的大規模的殘酷掃蕩，就是必然的。

放在今天，聯想企業等一些中國其她類似企業，之所以還沒有被美國人列為重點打擊對象，不是因為她們是“美國良心”，而是因為她們沒有佔領高科技制高點，她們不處在中美貿易戰的正面戰場，美國人一時還不能重點地注意到她們。而一旦美國人的戰略進攻被扼制，貿易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那麼，聯想如果還想做“美國良心”，怕就難了。

作為一箇中國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她佔領了世界高科技產品之市場的很大份額，美國人不打擊她，還去打擊誰呢？

所以，聯想的做“美國良心”的日子，是不會持續多久的。或許，她將來的局面，比之於今日的華為，怕是還要艱難。

關鍵是，她在外面受到外國人的打壓，裏面，還要受到中國人的抵制；她的內憂外患，不會受到國人的理解，反而會被一些國人，幸災樂禍。

問題是，聯想企業，是中國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也就是中國的國有企業，至少，他是一箇中國企業。而且，這個中國企業，並不是柳傳志或者楊元慶個人的私有企業，而是一個由柳傳志楊元慶作為具體領導人的股份制性質的中國企業。

為什麼就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想要一箇中國的企業死呢？

這裏面不排除，具有國外敵對勢力的有意操縱。但更多的，怕還是我們的許多國人，頭腦簡單，雙眼咪蒙，分不清事情的真假，看不到問題的實質。

也有人更直接地點出了，聯想企業之所以是“美國良心”，是因為她的產品，在美國賣得平宜，在中國賣得貴；她可以對美國人搞贈送，而對中國人，卻斤斤計較；她的產品在外國出事，就要召回，在中國出同樣的事，卻要中國人“支持中國民族企業”。

總而言之，聯想，就是一副“奸商”嘴臉，一副“賣國賊”的形象。

其實，像聯想這樣的“奸商”嘴臉，不但聯想有，許多外國的在華企業，也有。

一些外國企業的產品，在外國賣得平宜，卻在中國賣得貴。在外國必須召回的問題產品，在中國卻可以拒不召回。

只是，因為人家是外企，不是中國企業，所以，人家就不是“賣國賊”。

那麼，為什麼一些企業，對於中國市場和外國市場，會有兩種態度，兩樣的做法呢？

恐怕這個問題，不是出在人家企業身上，而是出在中國自己的市場本身。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中國市場的管理水平，和外國市場的管理水平不一樣；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心理與維權意識，與外國消費者的消費心理與維權意識不一樣；整個中國市場的市場層次與市場氛圍，與外國市場的市場層次與市場氛圍不一樣。這恐怕是有些企業在外國為“義商”，在中國則變成“奸商”的根本原因。

而聯想企業，作為一個國有資本控股企業，她的價值觀念，是受國家賦予她的使命所約束的，是受市場競爭所約束的。

國家賦予她的使命是什麼？

就是要搞錢，就是要活下去，就是要發展壯大。

市場競爭容納她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她能夠搞得到錢，就是她能夠經得起競爭。

而要想經得起競爭，要想和那些“奸商”們進行競爭，聯想，她能夠當“聖母”嗎？

她只能和那些“奸商”們一樣，自己也做成一個“奸商”。

承認柳傳志們，和任正非們不同。

任正非們，面對環境，是強勢者，他們能夠保持自我；而柳傳志們，面對環境，是弱勢者，他們只能隨波逐流。

但是，企業領導者個人的強勢與弱勢，決定不了一個企業的性質。

企業的性質，是由她的所有者決定的。

聯想企業的所有者，不是柳傳志，不是楊元慶，而是中國，是中國的有關部門。

所以，聯想企業，儘管在道德層面上，不如某些中國人的意，但是，這不影響她作為一箇中國企業的價值。

聯想企業的真正價值，不是在她的道德層面，而是在她的經濟層面。

聯想企業的使命，就是為中國經濟添磚加瓦，就是為中國經濟搶佔市場。

但是，在一些“有道德”的中國人的忌恨之下，聯想企業，怕是越來越難以實現自己的價值，怕是越來越難以完成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