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根本不可能出現工業革命【一】_風聞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節錄）

曾經作為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近年來已黯然凋謝。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中作了經典性的闡述：“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5]毛澤東的經典闡述顯然並非毛本人的理論發明，而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較為一致的看法，只不過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達了出來。所不同的是，這個結論一經領袖之口説出，便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大真理，在意識形態一元化的政治環境中，學者的任務就是要找出具有説服力的歷史事實來論證它。

進入1990年代以來，專門論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論著已比較少見，取而代之的的是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反思。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可以歸結為“情結論”、“死結論”和“假問題論”等。

何為“資本主義”：質疑“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前提

吳承明先生在《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第一章“導論”中，首先討論了“什麼資本主義萌芽”，但沒有對“什麼是資本主義”做出概念限定。我認為要真正對“資本主義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論證，首先必須對“資本主義”一詞做出概念論證，這是個前提。 既然對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的概念問題始終都沒有搞清楚，那麼我們多年來討論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為問題了。正是因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標準，所以討論中出現各種五花八門的觀點就不足為奇了。比如，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時間，從“戰國説”、“西漢説”到“唐代説”、“宋代説”、“元代説”、“明代説”、“清代説”，前後竟然相差兩千多年，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基於此，有必要首先討論“資本主義”概念和它的歷史淵源問題，雖然我深知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許多西方學者也困惑於這個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在使用這個概念時都非常猶豫。歷史學家赫伯特·希頓對這個詞極為反感，他説：“在所有以主義結尾的詞中，資本主義一詞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義和定義如此混雜，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應該把它同帝國主義一起從詞彙種擯棄。”著名的年鑑派學者呂西安·費弗爾也認為該詞已用得太濫，主張取消這個詞[10]。黃仁宇先生也認為，“資本主義”這個詞“最初就沒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曖昧遊離”，像“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或“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都較“資本主義”一詞為佳[11]。許多學者都提出過這個問題，並試圖在研究中不用“資本主義”這個令人頭疼的詞語，然而，“資本主義”一詞在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中運用如此之廣泛，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於我們覺得它無論怎樣有侷限，都無法取而代之了。事實上，我們至今確實也沒有找到一個更為合適的且為大多數人接受的一個能代替“資本主義”的詞彙。

黃仁宇表達的意見非常清楚，資本主義體制是早就產生了的，可“資本主義”一詞卻是後來才發明的，尤其是隨着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資本主義”一詞的運用被強化了，因為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信奉階級鬥爭理論，鬥爭就需要有一個鬥爭的對象，於是“資本主義”便被想像為鬥爭的對象，於是乎這個概念的存在便有了依據。

令人奇怪的是，這個被馬克思很少使用或意義不甚明確的詞，卻被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模式，並把所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社會形態劃分的幾個階段。這無疑是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創造。社會形態理論長期以來被標榜為顛撲不破的“真理”，被視為歷史唯物主義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並寫進歷史教科書，影響了幾代人。這種以簡單的進化論模式來劃分歷史階段的做法，是典型的線性發展觀，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機械唯物論，它肢解和割裂了歷史。近年中國學者對此進行了反思和批判[16]。

如果説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中產生了許多迷惑和謬誤的話，其根源便在於沒有從詞義上辨析過“資本主義”一詞的內含，沒有深究過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對社會形態學説的濫用和肆意延伸。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爭論中，大家都認為“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社會”是不證自明或毋需加以證明的概念，可事實上是每個學者頭腦中都有一個自己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每個人的理解都不同，因此研究的方法、取證的材料、論述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結論當然各有不同，自説自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前提沒有深究，是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因為五種社會形態説是領袖定義的，領袖的話就是真理，是毋需證明的，或者説只能證實，不能證偽。在這樣的思維定式指導下，“中國必定存在資本主義”或“中國必定會發展到資本主義”就成為中國學者信奉的信條和論證的前提，也就是説，學者們需要做的只是去找材料來證明中國資本主義存在或發展的事實，而毋需去論證“資本主義”為何物。

自説自話：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多年來，學者爭論的是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早晚的問題，而不是在中國有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中國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個不必爭論的問題，因為領袖已經這麼説過，而領袖的話在1970年代以前是不容置疑的。於是乎歷史研究中出現了一道奇特的風景線：在漫長的兩千多年的古代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各種“萌芽論”氾濫成災，誰也不能説服誰。儘管“比較多數的意見是認為明代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20]，但因為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資本主義”的標準，因此理論依據五花八門，誰也沒有辦法説服誰。

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中相對比較集中的一個問題是，很多學者把手工工場和僱傭關係的產生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根本性的標誌。於是，我們的歷史學者變成了勤奮的“拾荒者”，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搜尋手工工場和僱傭關係的蛛絲馬跡。在很多論著中，“凡僱工或市場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麥拿去出賣，小作坊主僱了幾個幫工在家織布，都被説成是為‘萌芽’”[21]。

彭澤益先生指出，僅僅用僱傭關係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產生是靠不住的，因為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有僱傭關係了。實際上，僱傭勞動的產生應該與人類文明的誕生一樣久遠。

在討論中，多數學者傾向於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的時間定在明代嘉靖到萬曆年間，即16世紀末17世紀初，這在1980年代以前幾乎成為定論。學者們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他們認為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濟內部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江南絲織業中出現了相當規模的手工工場，如晚明小説《醒世恆言》卷十八描寫的吳江盛澤鎮機户施復經過艱苦創業，從一張織機發展到三四十張織機；商品貨幣關係進一步發展，新的商業城市大量興起，區域性大市場乃至全國性大市場逐漸形成；在社會風氣和文化娛樂方面，表現為商人及其他上層人士奢侈浮華的生活，逐末盈利的拜金主義；封建禮法和等級秩序觀念受到衝擊，並出現了反對專制主義、追求個性解放的啓蒙思潮；還有的學者從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中證明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等等。

但是，把商品經濟和市場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聯繫起來，認為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定會出現資本主義，可能是一個更大的圈套。很顯然，商品經濟和市場並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產物，發達的商品經濟和市場同樣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產物，比如中國在春秋戰國和唐宋時期，商品經濟就非常發達，並出現了一些大城市，這導致許多學者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萌芽了，正是基於這樣的標準，因此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隨處可見。

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衡量標準和應注意的問題，吳承明先生曾提出三條意見：第一，應把資本主義萌芽如實地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生過程，而不是指一種內含的因素或發展趨勢[29]，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第二，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係，而不是一廠一店，因而不能以舉例子的方法來論證；第三，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新的、先進的生產關係，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30]。第一條當然沒有什麼問題，大多數學者都同意中國封建社會內的資本主義萌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做到第二條就不那麼容易了，事實上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很多文章都是採用的舉例子的方法，只不過例子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有肢解歷史之嫌；至於第三條，我認為是純粹的邏輯論證，與毛澤東的那段名言意義完全相同，無法證實。

上文已經指出，我們從來就沒有搞清楚過資本主義的定義，所以在研究中就出現了五花八門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標準，如有人把把手工作坊的產生當作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僱傭關係的出現當作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商品經濟和市場的高度發展等同於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把所謂的“啓蒙思想”的出現當作資本主義萌芽；有人把市民階級的形成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等等。但這其中一個本質的特徵是，很多人實際是把生產關係當作了“資本主義”的要件，無意識地成為了“唯生產關係”論者，認為只要有了經典著作中提到的某種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因素，就具備了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説：“在這種研究中，生產力實際上是沒有多大地位的，而生產關係則被視為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似乎只要生產關係的變化不斷發展，‘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就可以發展成為‘成熟的資本主義’。”[31]這樣的研究實際上是“倒因為果”，根本了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基本原理。多年來我們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在實際研究中我們往往用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者用被歪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對待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回顧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我們就不難發現，在很多方面我們確實沒有徹底搞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正是有鑑於此，有的學者近年來專心致力於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的研究，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意義深遠[32]。

正是因為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不少學者提出了尖鋭的批評意見，如李伯重就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一種主觀的願望。他認為，從感情基礎來説，這種“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一種特定時期中國人民的民族心態的表現，是中國人與西方爭平等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體現在史學研究中，就是“別人有，我們也要有”的“爭氣”心態；其次，從認識基礎來説，“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一種“單元--直線進化”史觀的產物，按照這種史觀，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套共同的道路，也就是説資本主義是不可逾越的一個階段，所以中國也必然要經歷它[33]。王家範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是一個“死節”，因為“資本主義”一詞在“西方早不再用作社會形態的指稱”，“資本主義萌芽”一説在中國被灌輸且隨處應用，正是誤人非淺，“如徽商，如所謂明清‘三大思想家’，再如馮夢龍、淩濛初的小説等等，細加考察很難與‘資本主義’相關聯，這是中國社會特殊變形的結果，可現今還是搬‘萌芽’的法寶最容易”[34]。

回顧上個多世紀的中國學術史，看到學者們在諸如資本主義萌芽之類的“假問題”方面耗費了如此多的心血，走了如此多的彎路，而且在很多方面又如此誤導了後人（其影響可能還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消除），我們真是感到難過和悲哀。當然，這些“假問題”背後所藴藏含的“真學術”（王學典語）內核還是給後人留下了有價值的內容。

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有兩個論證前提，（一）人類歷史有共同的發展規律，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二）在第一個前提之下，默認中國封建社會一定能孕育出資本主義萌芽，也就是毛澤東的那段經典論述。關於第一個前提，近年學術界已有較多討論，可以説這種理論在史學界已被基本否定（此點前文已述）。馬克思確實説過與五種生產方式相類似的話，我們幾乎人人耳熟能詳，即所謂“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這是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説的一段話[36]。可到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那兒，就變成了經典的五種生產方式的論述，且被斯大林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事實上是，1870年代後，歐洲出版了大量研究古代社會的文化人類學著作，這些著作揭開了早期社會的許多秘密，其地域超出了歐洲，涉及了美洲、亞洲、大洋洲和非洲。馬克思在閲讀了這些著作以後，觀點發生了改變，放棄了先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種觀點，基本不再使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之類不太嚴緊科學的術語了。馬克思不止一次指出，《資本論》中關於原始積累的一章之所以稱作“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目的就是堅決反對把這個理論“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不能認為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37]。在這裏，馬克思的意思非常明確，關於資本主義發生的論述僅僅涉及西歐，不涉及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甚至不涉及東歐、南歐、北歐和中歐；資本主義可以在西歐發生，但不一定在東歐、南歐、北歐和中歐發生，更不一定在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發生[38]。也就是説，資本主義的發生不是必然的，在全世界發生更不是必然的。既然如此，那麼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就不具有任何普遍性，社會形態理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既然作為大前提的社會形態理論基本被否定了，那麼第二個前提自然也就不攻自破，即中國不一定產生資本主義或是別的什麼主義。如果沒有外來入侵，中國可能按照自己的獨特發展道路走下去，儘管我們無法預知它的結局，但無論如何不大可能是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必然走向資本主義。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認為，東方的歷史發展道路的確有其特殊性。改變一下思維方式，我們完全可以把西方的發展道路視為一種特殊性，因為發端於西方的近代化模式當時僅發生在西歐，而沒有發生在美洲、非洲、亞洲，甚至沒有發生在與之毗鄰的中歐、東歐、北歐和南歐。只是因為，以英國為代表的這種近代化模式迅速成為一種強勢文化，具有很強的擴張性和輻射性，其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絕對優勢，使之逐漸成為一種普適的模式。當然，我們也應該承認，這種模式有其無可比擬的優點(從歷史的發展看的確如此)，及其發展為一種強勢文化後，其他文明只能被動或主動的接受。設想一下，如果人類文明仍然處於相互隔絕的狀態下，那麼文明的發展將會呈現五彩繽紛的色彩，每個文明都可能走出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放出獨特的光彩。

中國沒有發生資本主義，這是中國的歷史事實；既然沒有，又何必苦苦來尋找子虛烏有的“資本主義萌芽”？對此，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已是心知肚明，無須多説。然而，資本主義對人類歷史產生了如此重大的影響，以至於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無可避免地要受其影響或只能跟在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後面亦步亦趨，迫使我們不得不探尋這樣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資本主義何以發生？資本主義何以在西歐首先發生？資本主義何以不能在中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