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工黨怎麼輸掉了2019年大選_風聞

1. Adani**—艱難的選擇**

五月十八日澳洲大選，工黨在昆士蘭州的得票率只有27%，是失敗的主要因素之一。工黨昆士蘭之敗，與Adani煤礦項目高度相關。

Adani 是印度的一家大型跨國公司，涉及能源，物流等產業。經過多年努力，Adani集團在2017年獲得澳洲聯邦和昆士蘭州政府的初步批准在昆士蘭州中部靠海的卡里李盆地 Galilee Basin, 開建卡邁克爾煤礦（Carmichael coalmine）。

這是一個投資20億澳元的大型項目，Adani向澳大利亞當局提交的報告中稱卡邁克爾礦（Carmichael）建成後，每年將生產高達6000萬噸的煤碳，供應Adani集團在印度的煤電站。該項目將為澳大利亞貢獻220億澳元的税收和煤礦特許使用費。

Adani煤礦對澳洲國家戰略也具有重要意義。如果Adani煤礦得以開採，澳洲將超越美國，成為印度第三大煤炭進口國。打開印度市場從而擺脱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是澳洲有關方面夢寐以求的。

但這樣一個對澳洲至關重要的項目卻步履維艱，阻力首先來自綠黨。綠黨和環保主義者根據以下兩條反對Adani煤礦項目：第一，煤礦會影響地下水系統，威脅臨近的大堡礁；第二，煤礦開發會影響當地黑喉雀的生態環境。2017年環保大人物，前美國副總統戈爾訪問澳洲時曾提問，是要大堡礁還是Adani煤礦。綠黨和環保主義者的反對使 Adani煤礦項目再次擱淺，昆士蘭州政府目前正組織相關機構調查和提出應對措施。

環保是綠黨的根本宗旨之一，綠黨宣稱，鑑於使用煤炭是造成全球温室效應的重要因素，澳洲應該在2030年結束煤炭出口。目前煤炭是澳洲第一齣口行業，出口收入達660億澳元。

綠黨的阻擊使得adani項目複雜化和政治化。持保守派理念的自由黨聯邦政府旗幟鮮明地支持這個項目，認為任何環保政策不能以顯著損害澳洲經濟為代價；當地民眾，因為能享受項目帶來的就業和繁榮，非常支持項目上馬；即便是昆士蘭州的建築礦業工會，自由黨的死對頭，也大力支持這個項目。

工黨在adani項目上處境尷尬。在意識形態上，綠黨和工黨更為接近。選舉時兩黨的選票可以互相補充。但如果工黨在Adani項目上支持綠黨，不僅會受到自由黨的攻擊，還會得罪昆士蘭建築礦業工會和當地民眾。

工黨領袖肖頓對adani項目的態度患得患失，既不敢大膽反對又不表示明確支持。但總的來説，工黨對這個項目是不支持的，至少是消極的。工黨對adani項目的決策體現了工黨領袖對澳洲政治形勢和大選形勢的總體判斷。

2. 進步主義激進的藍圖

對2019澳洲大選的政治形勢應該在更廣闊的視角里觀察。全球化以來，隨着西方繁榮和穩定的基石—金融資本和技術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向新興經濟體，西方社會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兩極分化，政府和家庭債務不斷攀升的局面。

這種現象，被廣泛地解讀為是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失敗。特朗普橫掃共和黨建制派上台就任總統，以及他上台後的所作所為，可以説是對信奉市場自我調節和自由貿易的新自由主義的反其道而行之和極大的諷刺。

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不僅刺激了西方民粹主義抬頭，也導致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觀念（在澳洲稱為進步主義）空前活躍。經濟政策上進步主義觀念支持政府發放大量貨幣加大對環保，公共教育，公立醫院，基礎設施的投資，希望通過這些投資為弱勢羣體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福利支持。為了平衡政府投資，進步主義主張提高對富人和跨國公司的税收。

鼓勵政府向環保和再生能源項目投資是進步主義經濟政策的一大特色。進步主義認為政府支持或直接投資再生能源和環保技術可以成為改善經濟結構的突破口，起到當年羅斯福總統通過推行“新政”把美國經濟從大蕭條中帶出來的效果。

在澳洲這樣的西方國家裏，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和思潮有歷史淵源和現實需要，社會民主主義信仰者的確有為了全球和大眾利益，超越種族的國際情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出於對資本一家獨大，社會兩極分化和全球氣候環境惡化的不滿，澳洲精英社會的偏左意識形態不斷上升，甚至有説法認為澳洲教育學術界已被進步主義主宰。澳洲進步主義信仰者在企業白領，職業經理人，政府公職人員，教育研究機構人員中不佔少數，這部分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成為綠黨和工黨的支持者。

當前澳洲進步主義的集中訴求是加強環保措施應對氣候變化。這種訴求也有其道理 。德國早在２００５年就全面禁止垃圾填埋，目前有８０座以垃圾為燃料的零排放發電站在運行。英國依靠風電，潮汐和太陽能從今年5月1日到8日連續一週沒有使用煤電，是自1882年世界上第一個煤電站在倫敦建立以來的第一次。葡萄牙和中國青海一些地區也有完全使用新能源發電的成功試驗。

這些成功經驗不僅具有巨大的環保意義，還有巨大的商業利益。澳洲最成功的軟件跨國企業Atlassian聯合創始人Mike Cannon-Brookes認為，在未來15到25年之間的某個時間裏，煤炭的價值可能歸零。澳大利亞必須優先考慮研發其他製造業，形成能力填補這個可能出現的價值700億澳元的煤炭出口漏洞。他呼籲政府要重新考慮國家能源辯論，考慮出口太陽能和風能的新途徑，甚至在澳洲國內生產移動通訊終端如手機，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

3. 殘酷的選戰

理論上説，澳洲的中左派更容易受到勞動階級的支持；工黨更是以中下層勞動階層代表的身份自居。面對大選，工黨領袖肖頓想在持中偏左立場的社會精英和中下層勞動階層之間組成一個聯合陣線。具體表現為工黨堅持激進的環保政策，爭取中左翼社會精英的支持，承諾到２０３０年碳排放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45％，再生能源佔總能源供給５０％的目標。

同時為了獲得中下層人民的支持，工黨提出了一系列“劫富濟貧”的税改政策。工黨還承諾提高最低工資。推出一系列的福利政策，例如國家癌症醫保計劃，退休人員牙科醫保計劃，以及為887,000個家庭提供托兒服務計劃等等。

工黨的政策在大選前的各種民調裏並沒有顯示出特別的問題，工黨對自由黨的優勢始終保持在51%對49%。絕大多數的報刊評論文章認為工黨會以微弱優勢獲勝。

但大選的結果令人吃驚。這個吃驚不是説工黨輸掉了一場必贏的選戰，事實上在選舉前多位評論員認為自由國家黨聯盟有可能贏，前總理霍華德也這樣認為。真正令人吃驚的是工黨會敗得這麼慘，計票開始不久，工黨副領袖説今晚將是一個很長的夜晚，意思是雙方票數接近，需要長時間點票才能分出勝負，但只過了幾個小時工黨敗相已定。

為什麼呢？前工黨基廷政府的部長和前排議員，現在的澳大利亞人報政治評論員Graham Richardson認為工黨的改革方案太激進了。Graham Richardson認為澳洲的下層人民相對美國和英國的下層人民日子好過得多：澳洲有不錯的全民醫保，澳洲是發達國家中近三十年來唯一沒有經歷經濟衰退的國家，雖然這些年工資上漲停滯，但從2008年以來總體生活水準還是上升的。澳洲社會分化還不到能夠依靠挑動階級矛盾獲得大量政治支持的程度。

Graham Richardson繼續評論到，自稱要開展大規模改革的政黨在澳洲大選中往往馬失前蹄，大選提出的改革方案越是大膽，對社會影響越是大，就越可能被攻擊和曲解，而一般選民大都搞不懂大規模改革方案的真正含義。

相反成功的總理在大選時一般不會提出大規模的改革方案，霍克和霍華德在競選時的方案都相對含蓄，他們開創的改革都是在他們大權在握以後開展的。例如霍華德在大選前曾公開宣稱GST（消費税）改革方案壽終正寢，束之高閣，不會再啓用，但霍華德大選獲勝後不久就推出了GST改革。

工黨的改革方案大膽，影響重大，其首要出發點是為了獲得大選勝利。西方政治始終有黨爭和國家利益之間關係的問題，這種關係經常並不一致。

澳洲經濟當前急需的是提高生產率。雖然澳洲長期保持經濟增長，但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礦產出口，房地產產業（和移民密切相關），和旅遊教育收入。澳洲經濟增長的動力多來自外部，而不是依靠本國經濟結構的改善和生產率的提高。2017-18年度澳洲各產業廣義勞動生產率提高只有0.5%，保持了2012-13年度以來較低的增長趨勢。近來澳洲經濟和澳元處於十年來最疲軟的狀態。

根據澳洲知名經濟評論員Adam Creighton的説法：工黨的經濟政策中沒有一項關注提高生產率。工黨的税改主要是對富人多加税，然後把徵得的税收，通過各種減税和福利開支用在中下層人民身上，從而獲得政治支持，而大量徵税有可能壓抑投資和打壓房地產經濟活動，增加政府開支可能加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

工黨不計成本的環保政策很可能進一步提高電價，工黨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的政策會全面提高企業成本。綜合起來這些政策對澳洲經濟有很大的衝擊作用。

工黨的政策造成了這樣一種選舉現象：大城市中心區支持環保的社會精英投工黨票的比例有所上升，而工黨的傳統選票則大量流向自由國家黨聯盟。自由國家黨聯盟在全國範圍收穫了41.5％的首選票，工黨為33.8%； 但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投票模式被翻轉：自由國家黨聯盟的首選票只有31.2％，工黨為 41.6％。在堪培拉的一些地區，工黨的首選票高達67.4％。

昆士蘭州和新南威爾士州許多煤礦工人歷來支持工黨，但這次工黨對Adani項目的態度使他們失望。煤礦社區和工會成員對工黨是否仍然代表他們的利益感到不安。不少技術工人投資房產，他們反對工黨有關房產投資的政策，認為這些政策妨礙了他們通過投資獲得經濟安全的願望。

工黨前排議員Fitzgibbon在大選後的ABC電台節目中袒露，工黨最初以為其大膽的改革方案會導致城市選票的流失，但情況正好相反。Fitzgibbon説工黨宣佈要從富人那裏徵更多的税給窮人時，卻難以定義富人是誰。許多煤礦工人認為工黨的政策於他們不利，在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煤礦地區對工黨的支持率流失達到9.5％。

這種情況近年來在西方國家選戰中一直出現，表面上中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或進步主義）的呼聲很高漲，但一到選舉的時刻就會冒出很強大的保守力量。從傳統上講，這種力量不一定屬於保守勢力，甚至屬於左派力量的支持者。這説明在全球化的時代，西方社會首當其衝的往往是中下層民眾，他們的反應一般和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連繫，當他們認為他們的利益因為自由貿易，移民，和環保政策而受到影響的時後，他們就可能反對原來代表他們的政治力量。在澳洲這次大選中，有人稱呼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把他們和希拉里稱之為的可悲的Deplorable 相提並論。

伴隨沉默的大多數是民粹主義的發酵，這次大選Clive Palmer領導的澳大利亞聯合黨花費6000萬做廣告，大打民粹牌，事實上拉走了不少工黨的選票。正是這沉默的大多數葬送了2019年工黨的大選。

當選後的澳洲又回到了原來的軌跡，小部分進步主義者對2019年大選發牢騷，説澳大利亞人笨蛋，希望自己是工黨當政的新西蘭人。保守派説大選挽救了澳洲經濟，股市和澳元一度走高。但中立的評論員並不認為自由黨政府過去多年來經濟管理是成功的，他們認為澳洲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工人實際工作時間不足，政府債務加倍，財政赤字並未消除，澳洲面臨的國際形勢也更為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