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災難”的現代形象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 澎湃思想市場”

文｜潘易植、餘一文

1986年，位於蘇聯烏克蘭共和國境內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嚴重爆炸事故，大量輻射物質泄露，這些物質所造成的輻射劑量相當於廣島原子彈的400倍以上。據蘇聯官方統計，在此過程中，蘇聯政府動用了共計60多萬人參與事故處理，爆炸發生後3個月內造成了31名工作人員死亡，此後15年內可以明確由核事故導致的死亡人數約為60—80人，134人罹患各種嚴重的輻射疾病。然而這些數據依舊是處於爭議之中，在綠色和平組織看來，因這場事故而死的人數至少有9萬多人，而不是蘇聯官方聲稱的4000多人。（楊進：《切爾諾貝利悲劇的重新審視》）事故發生之後，全歐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輻射影響，在三十多年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部分地區的土地依舊存在相當劑量的輻射。

在談起切爾諾貝利的時候，人們往往會將其與廣島原子彈相比較。與這一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次對人類使用核武器的事件，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單次殺傷數量最多的暴力行為相比，切爾諾貝利的事故似乎並沒有很多“故事”，畢竟它並非一次有計劃的人類行動，而是一次出於偶然的事故。然而與純粹的自然災難不同，切爾諾貝利的主角是人類最先進的發明——核反應堆。與地震或是洪水不同，這種災難類型只發生在二十世紀。這是現代獨有的人為災難。一方面，切爾諾貝利事故所泄露的核輻射是出自人類的創造，然而它比許多自然事物都更為持久——甚至比人類自身都要持久；在後者的意義上，它成為了人類無法控制之物，成為這個世界自身的偶然性。

在切爾諾貝利，近代政治哲學關於災難的觀念失效了，在以前我們曾相信，通過合理的組織形式，人類能憑藉自己的能力，在由各種暴虐力量支配的世界中建造宜居的穩定空間。長久以來，這構成了近代政治哲學的偉大使命。而在切爾諾貝利之後，觀念從根源上發生了顛覆：我們所建立的世界，或許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舊址。視覺中國 資料圖

里斯本大地震及其爭論

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附近海域發生大地震曾在近代政治哲學觀念上引入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秩序的斷裂。地震掀起的巨浪對非洲西北部和伊比利亞半島造成了嚴重的衝擊，里斯本受災尤為嚴重。大地震同時引發了火災，多種災害的侵襲在里斯本至少造成了十萬人的死亡，同時摧毀了大部分的建築。與此同時，得益於印刷媒體，歐洲輿論界密切關注着里斯本地震的信息，“關於里斯本地震的消息使人們在回顧中獲得了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的經歷感受,在這同一世界中所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受到影響。”（克里斯提安娜·埃費爾特：《1755年裏斯本大地震：論一場自然災害的歷史影響力》）里斯本大地震並不只是流傳於民間口耳的消遣新聞，它同時在歐洲的知識界引起了解釋風潮主要流行的是神學家的觀點，即這場地震必須被看做末日來臨的前兆。

這一解釋背後是樂觀主義的神義論：這個世界存在着不幸與罪惡，但這一切都將導向更高的善，而眼前這個世界已經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一個。因此，需要用更高的理性來看待里斯本大地震，不能將它看做純粹的災難，而是這個最好世界中為最終的善服務的必要缺陷。蒲柏作詩説道：“凡存在的都合理”。在大地震的消息傳入歐洲知識界不久，伏爾泰寫下《里斯本的災難》以反駁當時這種樂觀主義的神義論論調。此後不久，伏爾泰出版了《老實人》，戲謔地挪用萊布尼茨的名言，並更加直接地譏笑蒲柏。在伏爾泰看來，這個世界充滿着人類所不能回答的問題，充滿了人類對之無能為力的偶然性。（吳飛：《伏爾泰與里斯本地震》）這一觀點招致了盧梭的反對。對於里斯本大地震造成的損害，盧梭認為主要原因在於人禍而不是天災：地震誠然是自然運作所致，然而是人類自己將房屋造的如此緊湊。他同時指出，正是因為地震影響的是城市，人們才會予以關注。地震時時刻刻在發生，只是當它碰巧發生在人類城市的時候才被叫做災難。言下之意，伏爾泰把自然想的太過殘忍，但實際上是他自己將那些原本是人為的災難嫁禍給了自然。實際上，自然界中的地震也是自然和諧運轉的一種體現，正如死於自然同樣符合着自然的和諧。（羅秉祥：《伏爾泰、盧梭對 1755 里斯本大地震的思考》）

然而無論是伏爾泰還是盧梭，他們都共享着一個相同的前提，即人類社會與自然秩序的分離。伏爾泰所設想的人類社會擺脱了基督教神學設想的從此岸到彼岸的秩序嚴整的鏈條。其結果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離散世界，其中到處都是毫無意義的災難。對於伏爾泰來説，真正重大的打擊不在於這樣災難本身，而是其無意義性：屬於自然的事物再也無法為人類社會提供任何啓示。這種自然與社會的斷裂構成了近代政治哲學不得不為之的自我折磨，人類必須自謀出路，不再希冀從自然中獲得某種保障。盧梭同樣意識到了這種斷裂。而在盧梭看來，自然災難之所以不會影響那種預定的和諧，是因為在最原始的和諧中，原本就沒有“災難”一説，只因有了文明社會才有災難。在理想的場景中，地震發生，原始人死去，這一切依舊是和諧的。

盧梭認為，真正稱得上災難的，始終都只有人類自己的所作所為。在盧梭這裏，我們已經發現了本文的議題，但憑十八世紀的想象力還難以預料到二十世紀這場真正意義上的人為災難。就當時而言，盧梭的這番言説同伏爾泰一樣，將自然秩序排除出人類社會。區別在於，伏爾泰哀婉於人類文明的脆弱與不確定，而盧梭則批判人類文明自身的腐朽。在關於里斯本大地震的討論中，我們得以窺見近代政治哲學對自然災難的理解方式：一種外在於人類社會，並與之處於對抗性關係中的事件。

切爾諾貝利的記憶

維柯曾斷言，只有歷史的、人為的事物才是可認識的。同樣失效的還有這一主張。在切爾諾貝利，災難成為了一種難以理解的事物。隨着HBO新劇《切爾諾貝利》的熱播，這一場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的核事故再一次進入公眾視野。這部劇帶給人們的驚訝不只在於核輻射的危害之大，同時也有蘇聯政府在應對災難時所扮演的醜陋角色。4月26日凌晨1點，切爾諾貝利四號核反應堆發生事故，第一時間核電站的主管人員選擇瞞報，堅稱並未發生泄漏。在隨後的逐級上報中，官員始終稱事故已經在掌控之內。蘇聯官方對此事的第一條消息發佈在4月28日晚上，沒有提及事故的時間和具體傷亡以及正在擴散的核輻射。直到位於瑞典的一家核研究機構檢測到切爾諾貝利的泄露，世界才得知這一消息。事情並不像戈爾巴喬夫所説的那樣，“當時我們和其他人一樣還不瞭解事件的全部真相”。為了在西方世界和本國人民面前維護自身形象，蘇聯政府隱瞞了信息，直到5月14日戈爾巴喬夫才在電視講話中向民眾告知這一事件。（梁強：《切爾諾貝利的政治意義》）在官方未承認泄漏之前，那些身處切爾諾貝利附近的普利亞特鎮的居民，對自己身處的情境一無所知。這是一場人類社會所孕育的災難，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這一災難的解釋是缺席的。

切爾諾貝利遺址

正如電視劇中所表現的那樣，在一開始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它與普通的爆炸沒有區別。在那個晚上，人們被爆炸聲驚醒，看着核電站上空的光，還在稱讚它的美麗。這種災難從一開始顯得精緻文雅，“直到天空中下起黃色的雨”。劇中，在政府下達移民命令並出動軍警強制執行的過程中，一位老婦拒絕撤離，她稱自己經歷過白軍、紅軍以及德軍的驅逐，但他們都失敗了，現在她拒絕因為一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而搬走。這種災難發生在沉寂之中，並且帶有透明的特質，如同遙遠古代的巫術。然而正是由於這種透明的特質，這一災難變得難以辨認，以至於必須依靠權威的解釋力量。災難的範圍、程度、應對方式，乃至最首要的，是否發生災難，這些不再是依靠感官直覺就能不言自明的事實，直到它真實地對身體造成傷害。

與自然災害和原子彈爆炸的可見性不一樣，核泄漏的危險是用肉眼所看不到的，那些致命的物質就潛藏在最為平常的被呼吸空氣之中。這種災難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取消了“空無”本身，空不再是中立的什麼都沒有，而是可能是“惡毒的”。這讓人想起精神分析裏對焦慮症和恐懼症的區分，在經典的弗洛伊德的理論裏，焦慮是沒有客體的，而恐懼是有客體的。比如小漢斯在面對難以名狀的焦慮時，就通過對馬的恐懼症來讓焦慮成型。而在拉康的理論裏，“焦慮並非沒有客體”，焦慮之所以為焦慮並非來源於某種空的、無定形的東西，恰恰相反，是因為該留空的地方沒有留空，是虛空的缺失而不是虛空本身導致了焦慮。在某種意義上來説，正是現代科技取消了虛空，在感知的虛空裏發現了可以計量的物質，從而產生的焦慮感改頭換面成了對具體物質的恐懼。這涉及的當然不只是核泄漏的問題了，對空氣質量、水質量、食品安全等問題或許都可以和輻射一樣被看作是現代性的症狀。

要得知這些有害物質的存在，不能夠通過感官，而話語敍事就發揮了重要的功能，所以上述這些災難和地震、海嘯等災難不一樣，它總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災難。在HBO製作的《切爾諾貝利》中，核泄漏發生的時候，蘇聯為了國家形象而對消息進行封鎖；在日本相似題材的電影《希望之國》中，發生了核泄漏後，新聞都在傳播讓民眾不要過度擔心和恐慌，正常生活。但只要是話語，就有欺騙的可能，甚至可以説真相總是被話語所壟斷的。這種話語又會進一步造成二次的災難，因為有可能讓人錯失了保護自己的危機。在當今人們已經越來越不相信對災難的解釋，那個解釋災難的“不欺騙的上帝”在當今已經不再存在。

相信科學，相信測核輻射的儀器也不再能保證我們能認識到真相，因為不幸的是，對於科學的解釋權也從來不是屬於大眾的，權力甚至可以假借科學操縱真相，選擇性地引用科學數據來説明自己的觀點，用事實説謊。因此，在災難的發生和災難的解釋之間，存在着一段曖昧的間距。只有從一種事後的回溯性視角，我們才能將其看做一個事故，而對於身處間距之中的人們而言，正常的生活崩解，而這背後除了政治權力的運作之外看不到任何東西。事實上，哪怕在事故公開於世之後，一切依舊處於不透明之中。據統計，關於事故起因的解釋有一百多種；而對於事故所帶來的死亡人數，蘇聯官方、國際原子能機構以及世界衞生組織以及綠色和平組織各有不同的數據。（梁強：《切爾諾貝利的政治意義》）

這或許是在轉基因食品等問題上公眾對“科學”那麼不信任的原因，科學總是被言説出來的，即使在眾多的證據面前，依然感知到某種要欺騙的意志。即使是“正常”的人，都難以完全相信那些話語是不欺騙的，他們也會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妄想狂只是在程度上取到了一個極端，從懷疑中縱身一躍到了確定性，他們確定了災難、迫害、戰爭的都會發生，陷入了極大的焦慮當中。但是，他們瘋狂的信念未必沒有道理，在邏輯上，科技的發展確實會造成巨大災難的可能性。現代科技彷彿是一位危險的“鱷魚媽媽”，她彷彿是全能的，既能保護孩子，又能將孩子毀於一旦，精神病結構的主體被後者的焦慮所吞沒，而神經症主體偶爾能躲進安全幻想之中，但是這種幻想並不比精神病的妄想更為清醒。齊澤克一直以一個笑話説明這個問題：一個孩子和爸爸説“我牀底下有鱷魚，我怕，睡不着”，爸爸對他説“傻孩子，那只是你的幻想，快睡吧”，然後第二天孩子就被鱷魚吃了。齊澤克在重複的是拉康“妄想狂掌握了真相”的觀點，當代人經常以一種“我知道危險存在，但輪不到我”的倒錯來獲得心靈的平靜，但是這一點上並不比精神病的主體更為瘋狂。

與核輻射的穿透力形成對比的，是蘇聯政府對消息的層層鎖閉，以及在久遠的年代裏不斷累積的謎。或許，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維柯命題的倒轉：只有人為的事物才是不可認識的。這是近代政治哲學觀念的反面，也是其極端：曾經人類社會與自然相對抗，如今前者已再無敵人，連自己都不是自己的對手。人為的偶然性取代了自然的偶然性，成為了當今真正的議題。因此，我們不再能夠談論對偶然性的克服，因為人類的作為本身就成了最不確定的事件。同樣，我們不再能夠談論“建立世界”，因為我們本就不屬於任何穩定之物。與自然之力進行鬥爭的時代還在繼續，但人們也開始需要與自己的力量相鬥爭了。我們無法再隔絕危險，因為這已然構成現代人的本質之一。接受這一點顯然需要莫大的勇氣。人，這萬物之中最莽勁森然（umheimlich）者！

切爾諾貝利之後

電視劇《切爾諾貝利》參考了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的《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在書中，作者關注的並非這場事故客觀上造成的嚴重影響，她所記錄的是各類小人物的經歷，其中也談及蘇聯政府的無能。一邊是有關愛與痛的個體紀錄，一邊是事故的政治影響，我們對這一事件的談論方式就沿着這兩方面展開。通過“文獻文學”的體裁，“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創傷敍事承擔起‘修復世界’的道德責任”（朱研：《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創傷書寫——以<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為中心》）。這種“修復世界”的承擔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從前被我們寄予厚望的“修復世界”的主體，即人類集體性的政治行動，已經失效了，甚至成為了災難本身的一部分；為此，我們才將拯救的希望安置在個體記憶的內在性之中。似乎只有作為一個回憶者，關於切爾諾貝利的一切才會清楚地呈現出來，我們才能對災難進行補償性的澄清。

阿列克謝耶維奇《切爾諾貝利的悲鳴》 書封

切爾諾貝利事件構成了蘇聯解體的一劑催化劑。一方面，蘇聯政府在這次事故中將自身的無能和官僚化完全暴露出來，蘇聯盟國的離心傾向越發強化，而在國內，政治威信進一步喪失，人們失去了對戈爾巴喬夫的希望；另一方面，此次事故中蘇聯政府的表現也刺激了戈爾巴喬夫進一步推動“公開性”、“人道主義”、“民主化”進程，他也意識到核技術的危險，並試圖結束與美國的軍備競賽，逐步放棄中短程導彈和在歐洲的戰術核武器。（左鳳榮：《切爾諾貝利悲劇：推進“公開性”與結束冷戰》）某種程度上，蘇聯的解體進一步加重了切爾諾貝利的陰影。切爾諾貝利事故並沒有得到真正善後，受傷的人已經死去了，但傷口依舊在流血。

《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序篇記錄了第一批參與切爾諾貝利事故滅火的消防員瓦西里遺孀柳德米拉的訪談，而她也是電視劇的主角之一。在事故當天晚上，瓦西里奉命執行救火任務，隨即受到嚴重的輻射傷害，“他不是人，而是一個反應堆”，護士對來照看他的柳德米拉説道。不久之後，柳德米拉分娩，嬰兒夭亡，因嬰兒吸收了大部分的輻射，柳德米拉得以倖存。這場災難不僅在空間上，同時也在時間上發生着可怕的蔓延，它將由無數的無辜者來承受。“人類將陷入的這種前所未有的孤絕之境：過去無從追溯，未來難以延續。”（朱研：《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創傷書寫——以<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為中心》）

也許嬰兒的夭亡還象徵了更為不詳的未來：在經歷了切爾諾貝利之後，人類文明依然活着來到了二十世紀，但這場災難真正的後果將會在我們的後輩身上應驗。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泄露事故，日本經濟產業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將其事故等級提升至7級，與切爾諾貝利同級。以日本福島核電站為題材的電影《希望之國》裏描繪了一個換上恐核症的孕婦泉，她穿着厚厚的防核衣，彷彿一個與世隔絕的太空人（有趣的是，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切爾諾貝利的悲鳴》中的一段口述故事，提到了切爾諾貝利爆炸前，蘇聯人對原子有很高的信仰，與蘇聯的未來主義密切關係，人們相信“核能將引領人們進入宇宙”。日語裏面用“原子化”來形容人與人之間隔離的處境，這種原子化正正是“原子”帶來的後果。），將家裏的窗户都用膠布緊緊地封起，丈夫回來時想抱他時首先要讓他換衣服。與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描寫如出一轍：“情感的變革正在發生……醫生不再像往常一樣安慰，而是對彌留丈夫的妻子説’不許走近’！’不許親吻’！’不許撫摸’！他已經不是你的愛人，而是高污染輻射體。”對於核輻射的恐懼，總是與孤立、隔離的形象聯繫起來。對於那些虛空的物質的恐懼，很容易擴散到具體的人的恐懼上、對親密接觸的恐懼上。

比起國土遼闊但人口稀少的蘇聯，在狹窄小島的日本的這種空間上的窒息感更為明顯。在日本的影視中看來，經常會出現“世界沒落”的故事。而且這不像是美國好萊塢災難片的英雄幻想——“世界要面臨災難，而我們一定是那個會度過災難的人”，日本的關於災難的題材更加接近精神病性的結構——災難的發生是意味着世界上再也沒有我的容身之所了。在後者裏，世界的毀滅總是意味着徹底的隔離化，用精神分析的話去説，就是本來投入到外部的心理能量，受創傷性的體驗影響，撤回到了自我身上。當然，災難確實有時候會煥發人性的光輝。在《希望之國》的最後，泉脱掉和他的丈夫在海邊和別的孩子玩了起來，丈夫包裏的核檢測器一直作響，但是他不再在意，在最後，影片的人物只能以一種“自殺式”的方式來彰顯人性中歡樂和温情的一面。冷冰冷的數據、看不見的核輻射的傷害，似乎都比不過人和人之間的梳理，人對話語信息的不信任所帶來的傷害嚴重，所以他們最後選擇了人的肉身和臉孔，那再不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遺忘，而是做出了一種悲劇式的倫理抉擇，彷彿在災難面前，人就只能夠以這種方式向死神來彰顯自己的尊嚴了。

我們似乎正在對這樣一種現代性境況習以為常：我們正在與人類自己發明的災難的可能性一同生活。文學的拯救力量或許來自於災難之後的未來，而在這之前，如果我們無法停下，至少我們需要保持清醒。

啊，我們需要時

可以求助於誰？不是天使，不是人；

就連那些知道的野獸也意識到

在這個被解釋的世界我們

並不感到很安全。也許仍有

某棵樹留在斜坡上，供我們日夜觀看

仍有為我們留下的昨天的散步和對於一個習慣的

長期效忠，這習慣一旦跟我們住下便不願離開。

哦，還有黑夜，那黑夜，當一陣充滿無限空間的風

啃起我們的臉。黑夜為了誰而不留下——這期望已久的、

温和的、不抱幻想的存在，這顆孤寂的心

與它相會是如此痛苦。

——里爾克，杜伊諾哀歌，第一首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