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人體——近代中國之“病體”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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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在真正實現文化自信的歷程中，仍有不斷的艱難與險阻在等待着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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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來，隨着西方列強的大舉入侵，賠款割地，開埠通商似乎已成為常態。昔日天朝上國的尊嚴，一次又一次的被踩在腳下。面對此等危局，有識之士無不痛心疾首，一些求變之士開始探尋中國衰落的內在根源。在他們看來，中國似乎已成一危重病人，唯有施以猛藥方可治癒。但是人體之疾，醫者可醫，國家之病，何人可治？

 

一、“國病”與“病國”

《國語·晉語》中記載，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醫和認為“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晉國大夫趙文子不解，認為自己輔佐平公，政事太平，“內無苛慝，諸侯不二”何故“良臣不生，天命不祐？”醫和反駁道，正因趙文子等大臣“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面對趙文子“醫及國家乎”的質問，醫和答道：“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這也是最早有關於“醫國”的論述。此時，如果國家發生危機、遭遇災難或國力衰弱，就會引發“國病”。

長久以來，在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思想影響下，國家的形象也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徵，“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古人認為如果君主能夠實現有序統治，使臣子各司其職，百姓各守其分，那麼整個國家的運作將如人體四肢在心臟的指揮下協調行動。東漢思想家王符曾説過“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病，待賢而治，”

宋人楊萬里亦曾將藩鎮、宦官、諸侯、大盜等因素歸結為“國之病”。

這種思想在後世不斷得到闡發增飾，逐漸形成了以“國病”喻國亂，治“國病”如醫人的思路，由精英士大夫作為醫國之士，醫治國家之“病體”，成為傳統中國士大夫描述國家混亂狀態、批判君主無能和政府失職時經常使用的一套話語。

晚清以來，這種思想也影響了中國知識界。1840年以後英國通過輸入中國鴉片賺取了大量的白銀，但也嚴重摧殘了中國人的身體和精神，長期抽鴉片的人身型瘦弱，容貌枯槁，民間稱之為“大煙鬼”。面對中國人如此的身體衰弱，作為始作俑者的西方人卻又給予了輕蔑的鄙夷。

“生病的中國”，甲午戰後西方媒體將其用以形容中國現狀，反映了西方對於當時中國國力衰敗和清政府無能改革的看法，而後很快被中國思想文化界接受，引為變法圖強的言論利器。於是，繼“東方病夫”土耳其之後,“遠東病夫”（The sick man of Far East）的帽子就扣在中國頭上，同樣得此“殊榮”的還有波斯和摩洛哥等弱小國家。

“東亞病夫”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是來自於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報紙《字西林報》登載的一篇英國人的文章。但“病夫”一詞，即“Sick Man”，早在1896年之前，就已經是西方世界用來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後國家的慣用詞了。1853年英國駐俄國部長會議全權代表西摩爾爵士將奧斯曼帝國稱作他們手上的“病人”(sick man on our hands)。在此之後，此説在歐陸傳開，成為固定搭配，sick man並非指的是“病人”，而是專指“病國”。不過後來凱末爾改革使世界各國認為土耳其脱去了“東方病夫”的帽子，從而中國更多的與“東亞病夫”一詞相聯繫起來。

可以看出，儘管不是所有中國人都吸食鴉片，也不是所有中國人都羸弱不堪，但西方人站在勝利者和殖民者的角度，對被殖民者充滿蔑視和傲慢，以至擴大到對整體中國人的輕蔑，這正是國家貧弱之悲哀。

二、醫國之士

“生病的中國”形象得以成立，同樣是基於如下觀念：國家是一個和人體一樣有生老病死的身體。嚴復在看到甲午之敗後怒稱:“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中國者，固病夫也。”（《原強》）。之後在翻譯進化論中的社會有機體理念時，嚴復借用斯賓塞理論，將組成國家這一個體的基本要素——被喻為細胞的“民”推到前台，並認為人民之素質將決定整個機體素質，認為中國的危機的根源非“國家之病”，而在於“國民之病”，理論上實現了“國家身體”與“國民身體”的結合。在19、20世紀之交，嚴復的譯作《天演論》在朝野上下產生了強烈反響，“東亞病夫”之説路人皆知。

20世紀初年國民改造成為主流思潮之時，又被梁啓超等先進知識分子擴展到對中國人身體的形容上，從而建立起“個人乃至羣體的身體強弱與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間的因果關係。梁啓超説：“國家病症已一一開列於此，人人皆應以‘醫國’為己任。”“醫國”的重任不僅僅是讓某些“精英”來承擔，而是全體國民之責。

“國病”與“民病”既互為因果，則國家之病必然導致國民之病，國民之病會積成國家之病。在嚴復、梁啓超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個人在國家中應處於怎樣的地位？——這一問題為晚清到五四以來立志救亡與啓蒙的“先進的中國人”所不斷探討。他們既吸收了西方舶來觀點，也繼承了中國傳統政治觀念。他們對中國由過去的“世界中心”滑落到世界的邊緣成為任人宰割的弱國，甚至要被“擠出”世界的現狀深感憂慮，迫切希望通過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變革或革命，使中國得以甦醒、振興。在不斷的思考與碰撞中，“民族國家”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一個更加團結、進步的現代國家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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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夫”的心病

在這種特殊的時代中，“東亞病夫”一詞儘管開始只是知識分子用以發泄對時局的憤慨與不滿和抨擊朝政，並非單純地民族歧視或諷刺國人體質、素養，但在不斷燃燒地民族主義意識下，最終被視作對中國及中國人的侮辱性和輕蔑性的描述，在晚清及此後的中國社會就這樣產生和傳播開來。並作為一種帶有殖民和帝國主義意味的外來話語，成為志在救國的中國人用以砥礪民氣、啓發民昧、激發民族愛國意識的本土話語。無論是活躍於晚清政治和文化舞台的梁啓超、曾樸等人，還是在近代中國發揮重要歷史作用的政治人物，如孫中山、毛澤東等，都將其作為一種恥辱的記憶，成為日後激勵人民擺脱恥辱、救亡圖強的強大歷史動力。

之後，隨着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的大幕拉開，為國“去病”成為了許多新式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政治選擇。後來的魯迅和孫中山等人也正是秉持着治病救不了中國人的理念，毅然決定放下手術刀。前者高舉着革命的旗幟，開闢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後者則以筆為刀，以文字喚醒麻木的民眾。

四、結語

縱觀近代國人的心路歷程，從對“國之病”(社會體制)的反思到對“民之病”(國民身體素質)的檢省，最終再到對“心之病”(國民思想文化水平)的研究上，中國思想界的認識在短短几十年時間裏產生了巨大變化。畢竟，身體之病可以用物理方法治療，然而“心之病”則必須依靠長時間的文化、教育與政治手段來潛移默化，或許要歷經幾代甚至十幾代國民。從“身之病”向“心之病”認識的過渡，是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上的重要轉折點，從單純“保國保種保教”轉向近代的“民族主義”，正是一個現代國家所應具備的重要元素，從此，中國真正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

有趣的是，“東亞病夫”這4個字出現最頻繁的時候並不是積貧積弱的舊時代，反倒是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或許是出於長期的心理壓抑帶來的某種文化自卑，“東亞病夫”一詞包含着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政治體制、民眾體制、社會素質與傳統文化等各方面的批判與反思，在以往它曾激勵人們開拓新的時代，在日益強盛的今日它也警醒着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在真正實現文化自信的歷程中，仍有不斷的艱難與險阻在等待着我們。

參考文獻：

《病夫、黃禍與睡獅》，楊瑞松，台灣政治大學出版社,2010年

《從“官品"的翻譯看嚴復對中國傳統“國家身體"形象的改造》，劉婉明，學術月刊，2016.5

《敷衍“國家身體”：梁啓超與“生病的中國”形象之散佈》，劉婉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6

《論“東方病夫”到“東亞病夫”的流變》，蘇全有，求索，2014.6

《民族主義、文化現代化與現代科學的傳播———以“東亞病夫”一詞的流變為中心》，韓晗，關東學刊，2018.4

《東亞病夫、醒獅與涅檠鳳凰——晚清到五四時期中國形象的書寫與傳播》，逄增玉，現代傳播，2008.6

《想象民族的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楊瑞松，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