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淼：國外左冀學者關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批判_風聞

世界上以發達國家私人壟斷資本為主導的具有極強掠奪性的金融化積累模式，以及落後國家的依附性積累，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體系，從而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導致了國際金融危機、世界經濟發展的持續低迷和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動盪，這是當下全球化面臨新困局的根本原因。　　［摘要］資本主義在過去的幾百年裏不斷向世界各地擴張，形成了覆蓋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世界性體系，目前這種世界體系已經演變為掠奪發展中國家資源和財富的得力工具。國外左翼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進行了批判，尤其是世界體系論學者關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積累機制、國際分工、霸權型體系的相關論述，有助於我們做好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宣傳和闡釋工作，駁斥國際上對中國“走出去”的錯誤認識和詆譭論調，構建新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推動人類社會不斷發展進步。

　　［關鍵詞］國外左翼學者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人類命運共同體

　　資本主義在過去幾百年裏不斷向世界各地擴張，形成了覆蓋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世界性體系，目前這種世界體系已經演變為掠奪發展中國家資源和財富的得力工具。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大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和援助的力度，對此，西方一些敵對勢力污衊中國在世界推行所謂“新殖民主義”。國外左翼學者特別是世界體系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進行了批判，有助於我們駁斥這些錯誤認識和詆譭，也為我們在國際社會宣傳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啓示與借鑑。

　　一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社會共同體的經典論述及人類社會共同體思想的提出

　　1.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思想

　　國外左翼學者特別是世界體系論學者，關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思想是對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回溯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歷史”思想的經典論述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資本主義從產生到發展的過程，是一種由地域的、民族的向全球相互聯繫的世界歷史形態轉變的過程，黑格爾就此曾提出了“世界歷史”的概念。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方法，批判地繼承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重塑了“世界歷史”概念，創立了具有豐富內涵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以來世界歷史的本質屬性、內在矛盾與發展規律、發展趨勢。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1] 馬克思恩格斯還認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2]

　　“世界歷史”概念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以來人類社會整體性歷史運動過程的概括。“世界歷史”形成後，世界日益成為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整體，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性的體系。“世界體系”是一個結構特徵性概念，它反映了人類社會因相互關聯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秩序和內部聯繫組合的整體。“世界歷史”、“世界體系”是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推動下，以世界市場為紐帶形成的，這也是一個不平等的結構性體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把世界上落後國家捲進來，推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世界歷史的發展，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由一國擴展到全球，使發達國家主導着世界體系，使落後國家從屬於西方發達國家，廣大亞非拉國家逐漸開始淪為發達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不平等的國際分工與生產體系，造成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從屬地位。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3] “一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於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4] 這是不平等的世界體系的最重要的經濟根源。此後，發展中國家一直沒有擺脱落後的地位，其工業化的道路任重道遠。

　　2.馬克思恩格斯的人類社會共同體思想

　　社會共同體就是指人們依據一定的方式和社會規範所聯繫起來的社會集合體。“共同體”的概念強調社會整體的共同利益，國家和民族是迄今為止最高層次的共同體。馬克思恩格斯的人類社會共同體思想內涵豐富。馬克思主義是從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角度來認識社會共同體的，科學地揭示了共同體的本質。在階級社會中，一些統治階級往往把自身的特殊利益偽裝成全社會的共同利益，這是一種“虛假的共同體”，這不是代表全社會利益的“真正共同體”。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説，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5] 馬克思認為，社會共同體的發展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過程。即，“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着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6] “人的依賴關係”時期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時期，“物的依賴關係”時期是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時期，“個人全面發展”時期是共產主義社會共同體時期。馬克思恩格斯設想中的“真正的共同體”，只能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實現。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民族等較為成熟的共同體尚且是“虛假的共同體”，國際社會的“真正共同體”建設更是任重道遠。

　　3.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弊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提出

　　伴隨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也形成了國際關係體系和國際社會。國際社會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它不像國內社會那樣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制度體系以維護基本的秩序。因此，對於國家間事務和國際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一般是一種霸權式的治理，即由霸權國家來保障國際社會的“穩定”。世界主要由居於霸權和支配地位的強國來維持秩序，一些大國在很大程度上將它們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則和意願強加於世界體系中。在現實中，霸權國在國際上採取單邊主義態度，不管是使用強制手段，還是利用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優勢來實現對世界政治、經濟的干預，其主要用意都是佔據戰略上的主動，實現對全球事務的控制，從而最大限度地謀求自己的霸權利益。此外，由於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經常有周期性的政治經濟動盪，乃至發生世界性戰爭和劇烈的全球性矛盾和衝突。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甦持續乏力,充分暴露出西方資本主義的深層次矛盾，國外許多左翼學者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結構性、系統性危機。當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不斷有新的表現。歐美及一些國家社會動盪、地緣政治危機等問題也日益嚴重，世界呼喚新的全球政治經濟治理體制、發展方式和積累體制。英國《泰晤士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最大的教訓是，我們還遠未創造出有助於遏制全球化風險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如果想讓資本、商品和服務繼續不受束縛地流動，我們就必須找到一種更加有效的辦法來監控全球風險，讓各國政府聯手應對這些風險。”[7]

　　針對這些全球性風險和挑戰，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聯合國大會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慼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8]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論述，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體思想在當代的繼承和發展，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變革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二

　　國外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批判

　　1.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掠奪性積累機制

　　資本積累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説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外左翼學者圍繞資本積累學説，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相關理論問題也展開了深入的探討。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無止境的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和世界體系的根本驅動力。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陷入衰退之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啓了經濟金融化的進程，以擺脱滯脹危機。意大利世界體系論學者弗朗索瓦·阿鋭基把金融化理解為一種積累模式。他指出，資本“金融化”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的突出特徵，金融擴張表明了世界規模的積累已經從一種體制轉換成為另一種體制。[9] 法國學者弗朗索瓦·沙奈也把當代資本主義的積累稱為“金融佔統治地位的全球化積累制度”，積累制度的運動首先受新的強大貨幣資本的集中形式(收集儲蓄和金融投資的重要基金)的優先要求所左右。[10] 隨着資本金融化的發展，壟斷金融資本的利潤也越來越多地來源於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等實體經濟部門;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具有無法克服的脆弱性和內在不穩定性，從而導致現代金融與經濟危機的不斷爆發。

　　金融化的積累模式具有極為野蠻的掠奪性特徵，深刻反映了資本主義的腐朽本質。國際壟斷資本的腐朽性決定了它不單單滿足於長期投資牟利，更熱衷於短期賭博投機。金融的自由化使國際壟斷資本能夠不斷進行“剪羊毛”行動，來製造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又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果被大量掠奪，大量民族資產被國際資本獵獲。因此，國外左翼學者在原始積累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掠奪性積累”的概念，認為掠奪性積累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顯著外在特徵。世界著名新馬克思主義代表性學者大衞·哈維認為，在今天，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所有特徵依然在全球範圍內大量存在着，甚至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積累的機制,經過調整以後比過去發揮了更為強大的作用。掠奪性積累就是“以極低的價格(在某些時候甚至完全免費)釋放一系列資產(其中包括勞動力)。過度積累的資本能夠抓住這些資產，並迅速利用這些資產進行贏利活動”。[11] 大衞·哈維認為，掠奪性積累主要有四個特徵：私有化與商品化、金融化、危機的管理與操控、國家再分配。掠奪性積累的主要工具是金融化，金融資本越來越具有掠奪性。哈維還指出，投機通常是欺騙的泡沫，派生出新自由主義許多金融操控新手段，使得“債務陷阱”一躍成為掠奪性積累的首要方式。世界範圍內的危機制造、危機管理、危機操控，已經發展成為一場精心的再分配表演，將財富從貧窮國家轉移到富裕國家。[12]

　　埃及著名經濟學家、左翼學者薩米爾·阿明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稱為“自主中心式積累”，將不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稱作是“依附式積累”。正因為落後國家的積累是依附式而不是自主中心式，其發展是“欠發達的發展”，有限度的經濟增長為發達國家的金融化積累掠奪機制創造了條件，自身不能完全實現工業化，因而始終落後於發達國家。阿明指出，發展中國家欠發達的根源是“他們在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積累機制中的不平等地位”，“欠發達”現象完全是“有利於中心的原始積累”現象深化的結果。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最終表現為價值的轉移運動，這就是世界性的積累問題的本質。[13]

　　2.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體系

　　國外左翼學者普遍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不平等的結構性體系，這個體系首先是以不平等的勞動分工為基礎的。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指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是以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為基礎而建立的，在這種分工中，世界經濟體的不同區域(中心區域、半邊緣區域和邊緣區域)被派定承擔特定的經濟角色，發展出不同的階級結構，因而使用不同的勞動控制方式，從世界經濟體系的運轉中獲利也就不平等。[14] “等級性的(而且分佈在不同空間的)勞動分工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一個永恆的要素。”[15] 二戰以後，隨着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全球傳統的農業國和工業國的分工體系發生了變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經濟活動將低端製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控制着新型、高附加值產業，在全球形成了以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美國學者威廉·羅賓遜指出，生產的全球化已經使得複雜的生產鏈碎片化和分散化，同時也使得這些鏈條上的各個不同組成部分具有世界性範圍分佈和功能一體化的特點。然而，生產進程的這種世界範圍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是伴隨着跨國資本對全球經濟支配和控制的集中化而發生的。[16] 墨西哥學者克萊門特·魯伊斯·杜蘭指出，全球生產網絡的出現，通常被稱為“全球生產鏈”或“全球價值鏈”。協調全球價值鏈的公司一般都設在發達國家，而它的供應商建在發展中國家，這兩類國家集團之間經濟活動或經濟任務進行了國際分工，反映出它們之間擁有技術水平的不對稱。那些附加值相對高的生產階段(譬如產品概念、設計、研究開發、市場營銷和售後服務)被保留在中心經濟體，其他環節(生產過程)外包給發展中國家。[17]

　　當前，由於各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條中的地位不同，發展中國家依舊處於不利地位。全球分工體系由傳統的垂直分工體系向新的垂直混合分工體系轉變，從而導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固有矛盾日益突出。於是，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地位愈加明顯，南北之間的依附關係愈加牢固，並且還演變為一種新型的依附關係。巴西經濟學家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認為，歷史上存在着“殖民地依附”和“工業—金融依附”兩種依附形式，而戰後的依附形式是第三種依附形式，即“工業—技術依附”。在新的依附形式下，發展中國家工業發展受到國際商品和資本市場的各種制約：新投資的可能性取決於存在一個創造外匯以購買工業部門所需原材料的出口部門;工業發展受到國際收支波動的嚴重製約，國際收支由於依附關係而趨於出現逆差;工業發展受到帝國主義中心技術壟斷的決定性制約。[18] 因而，正是這種新型的依附關係，戰後發展中國家經過一段時期發展之後又陷入困境之中。

　　3.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結構性的霸權體系

　　二戰以後，一方面，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使人類渴望和平，希望依靠和發展一些國際準則和國際組織來保障國際秩序。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主權國家間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體系日益緊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日益成為一個聯繫緊密的，但卻不平等的結構性體系。其中，聯合國是國際組織發展的最高水平，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國家間的友好關係、推動國際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當前，一些全球性的國際組織都是在聯合國的框架下建構的。政治方面主要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國際法院等，經濟方面主要有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

　　但是，當今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依舊是不公平、不民主和不合理的舊秩序，這些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薩米爾·阿明指出，帝國主義的“集體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經濟領域，三方有共同的世界體系管理工具，即世貿組織——三邊世界的殖民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集體殖民貨幣組織、世界銀行——三邊世界的宣傳部、經合組織和歐盟;在政治領域，有七國集團或八國集團、美國武裝力量以及以北約為首的附庸工具。[19]

　　二戰以後，美國通過控制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部署馬歇爾計劃，組建大西洋公約組織，構建一系列雙邊和多邊同盟體系，控制或主導了國家間組織和國際體系，為國際壟斷資本的全球戰略服務，建立了霸權體系。沃勒斯坦指出，世界體系中的霸權是這樣一種狀況，即所謂“大國”之間進行的競爭是如此不平衡，以至於一個大國能將它的法則和意願(至少通過有效的否決權)大部分施加於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甚至文化領域。[20] 多斯桑托斯指出，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的霸權體系可以概括為：美國及其本國貨幣、經濟援助和軍事力量的霸權地位，佈雷頓森林協定及其機構形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馬歇爾計劃、第四點計劃、爭取進步聯盟計劃以及其他由進出口銀行推動的“援助”計劃的實施，里約熱內盧公約、大西洋聯盟公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等軍事協定，以及使美國軍隊得以建立一個隱蔽地佔領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領土的國際網絡的軍事關係體制。[21]

　　國外左翼學者論及的世界上以發達國家私人壟斷資本為主導的具有極強掠奪性的金融化積累模式，以及落後國家的依附性積累，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體系，從而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導致了國際金融危機、世界經濟發展的持續低迷和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動盪，這是當下全球化面臨新困局的根本原因。

　　作者:周淼,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文章來源：原文載於《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四期

　　註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頁。

　　[7]《金融海嘯可能催生“新資本主義”》，〔英〕《泰晤士報》2008年12月9日。

　　[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頁。

　　[9]〔意〕傑奧瓦尼·阿鋭基著，姚乃強等譯：《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10]〔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11]〔英〕大衞·哈維著，初立忠、沈曉雷譯：《新帝國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頁。

　　[12]〔美〕大衞·哈維著，王欽譯：《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頁。

　　[13]〔埃及〕薩米爾·阿明著，楊明柱等譯：《世界規模的積累——欠發達理論批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14]〔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譯：《現代世界體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頁。

　　[15]〔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譯：《現代世界體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頁。

　　[16]〔美〕威廉·I.羅賓遜著，高明秀譯：《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頁。

　　[17]〔墨〕克萊門特·魯伊斯·杜蘭著，劉學冬譯：《21世紀資本主義的危機與重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頁。

　　[18]〔巴西〕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著，楊衍永等譯：《帝國主義與依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19]〔埃及〕薩米爾·阿明著，沈雁南、彭姝禕譯：《多極世界與第五國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頁。

　　[20]〔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頁。

　　[21]〔巴西〕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著，楊衍永等譯：《帝國主義與依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