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城市研究（上）_風聞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密歇根州立大學助理教授Xuefei Ren發表於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的文章From Chicago to China and India: Studying the c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過去四十年內，以中印為代表的南營國家經歷了高速城市化。本文批判性回顧了全球城市研究領域主導理論範式與研究現狀，並介紹了中印城市研究的主要問題。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10次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導論

全球城市研究(global urban studies)自上世紀80年代起得到廣泛關注，其研究領域廣泛，其關注問題包括土地所有制、移民、城市邊緣轉變和環境正義等。

在本文中，首先，我將批判性回顧全球城市研究的三種範式，即全球城市論綱(the global city thesis)，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其次，我將指出中、印城市研究的主要問題，這兩個國家在近期研究中得到格外關注。就近年來看，和很多南營城市一樣，中印城市發展的歷程與西方城市不同，因為他們並沒有經歷過發達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的過渡(advanced Fordism and post-Fordist transition)。這也就導致，基於西方城市的城市理論無法完全涵蓋南營城市重構的不同道路。

全球城市研究的主流範式

中、印城市研究所採取的主流範式和全球城市研究所採取的範式基本相同。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主導全球城市研究的兩個範式即全球城市論綱和新自由主義。此二者均受新馬克思主義城市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影響，強調城市結構和城市化進程受大國體制下的不平等經濟關係影響。從21世紀00年代中期起，全球城市論綱和新自由主義的分析框架越來越多地被後殖民主義傳統的學者所批判。後殖民主義學者主張將研究視野超越發達全球城市這一限制，也主張不必拘泥於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之內，而提議進行更廣泛的研究以囊括複雜的歷史、政治和社會文化進程。

全球城市論綱

在20世紀80年代，弗裏德曼(John Friedmann)提出世界城市假説(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後者主張，在世界經濟中，一個城市的形式與力量的統一，以及其在國際間勞動分工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其內部的社會空間關係。弗裏德曼認為，二戰後世界經濟的一個典型現象即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數量的增長。跨國公司能夠跨越國界運營，並在全球範圍內組織勞動生產。這種新出現的經濟關係的世界體系對城市有着深遠影響，它產生了一種全球城市的影響力與控制力的等級結構(a global urban hierarchy)。這個等級的頂端是“紐倫巴東”等一批強勢城市。這些被弗裏德曼成為“世界城市”的地方即是跨國公司起步運營之處。世界城市之間通過跨國公司交易、信息互換、建立分佈辦公室和員工出遊的方式緊密相連。

薩森(Saskia Sassen)提煉了弗裏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説，並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與“世界城市”相比，“全球城市”更強調高端中介服務(producer services)（如金融、會計、法律等）的規模集聚(agglomeration)對全球城市形成的作用。全球城市論綱將一系列強勢城市的興起視為世界經濟的管控中央。總的來説，世界經濟中的變化促成了一個互相關聯的全球城市網絡，而發達高端中介服務公司的規模集聚勢必在全球城市的社會網絡(social fabric)中產生一種二元結構，即高薪城市專業階層與移民為主的低薪非正式勞動力的分化。

薩森（圖片來源：薩森教授個人官網）    

在20世紀90年代起，全球城市論綱在城市研究者中得到了廣泛關注。學界進行了許多研究討論了全球城市在社會空間中的關係變化，主要關注：全球城市網絡(the global urban network)，城市空間重構(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和社會網絡轉變。

隨着學者們對全球城市社會空間轉型的關注，一些地區發展的核心且正發生着重大重構的城市，也被納入到了研究視野。全球化城市(globalizing cities)這一概念很好地概括了這種研究方向的轉變，它體現了形成全球城市的多元道路以及全球經濟對全世界城市與地區重構的多元后果。

新自由主義

廣義上，新自由主義指20世紀70年代，通過政府幹預以發展市場邏輯的一系列去規制改革和政策導向。哈維等批判地理學家指出，不論南營北營，其城市重構都可視為更為宏大的市場導向的規制改革進程的一部分，而這種改革則旨在重新為資本積累和精英重獲權力提供條件，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通過捍衞了財產權並促進了市場競爭起了關鍵角色。在西歐和北美，20世紀70年代的規制改革決定了城市政策和治理，並把城市轉變為資本集聚的關鍵場所。地方政府也將其治理模式從管理型調整為企業型，並出現了城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現象。新自由主義必須和西方後工業城市的福特-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Fordist-Keynesian welfare state)的衰退聯繫理解。在這一背景下，企業型治理的出現惡化了已有的不平等情況，併產生了新的差距。

雖然新自由主義論綱起源於西方後工業城市，它也在非西方城市研究中得到廣泛關注。學者們發現，地方政府有相似的趨勢推行城市重構以提升城市和城區的競爭力。也有學者關注極右翼的失敗和新自由主義計劃的不完備性，並強調屬下階層(subaltern class)在競爭與挑戰城區的市場驅動發展計劃的代理作用。由於對於完全不同歷史與制度背景的城市，城市理論學者愈發主張沒有純粹抽象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因此鼓勵研究者關注在去規制改革和治理內在模式的互動中的路徑依賴性與語境特殊性。然而，雖然在新自由主義論綱中本身具有這種理論靈活性，但這種視角仍舊假定了全世界各城市的城市重構均是由向後福特主義過渡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導致的，因此也完全忽視了與資本積累和後福特主義關係較弱的其它可能影響因素。

哈維（圖片來源：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