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帶一路”歷史人物談如何寫作大眾歷史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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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利，博士，《環球人物》專欄作家，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要從事中國邊境民族與邊疆理論研究，著有《絲路記憶：“一帶一路”歷史人物》一書。

呂文利

今天，我帶來了一本書：《絲路記憶：“一帶一路” 歷史人物》，契合《中國國家歷史》創意寫作班的主題， 我計劃以這本書為題眼， 與大家分享大眾歷史的寫作心得。主要講三個問題： 這本書的框架結構設計、章節題目設計、具體章節的寫作技巧。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這本書的寫作環節，先講它的框架結構設計。在寫作這本書之前，我研究過絲綢之路的歷史，提出**“絲綢之路三個時代”**這樣一個觀點，這恰恰構成了我對絲綢之路的基本看法。

如果按照歷史進程劃分絲綢之路，從秦漢開始， 到元朝滅亡的1500 多年，是絲綢之路的1.0 時代[1]。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個大一統國家，到了漢代，仍是大一統王朝，為開拓一條對外的、連續的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公元前138 年，漢武帝決定派張騫出使西域，由此開拓了經新疆到中亞的陸上絲綢之路，並發現了由雲南過緬甸、印度而直達中亞的南方絲綢之路。秦漢時期，近海航行也在發展， 中原到朝鮮、日本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有所開拓。

張騫出使西域

**這個時代的特徵，主要是形成了以陸路為主的交通格局，背靠海洋，面向北方，以長城為中心，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成為對抗、交流、融合的兩大主要勢力，長城成為這兩大勢力接觸和互動的重要區域，而陸上絲綢之路的交流、交往、交融，又成為和平的主要推動力。**這一時代，陸上絲綢之路主要維繫了中原與周邊少數民族的交往。在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中，各種族羣、集團、部落、宗教、文化等形成了嵌入式互動格局。嵌入式互動是以戰爭、和親、通婚、貿易、和平、互助等為表達手段的一種橫向的歷史互動。**在歷史寫作中，我們不但要注意到時間軸這樣一個縱向歷史，也一定要注意橫向歷史。**正是這種嵌入式互動，才使得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得以形成，也是我們理解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形成的關鍵。儘管中華民族歷經分裂的磨難，但統一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題，是各族人民的渴望所在。

南宋時期，隨着歷史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經濟重心的南移、造船術和航海術的蓬勃發展，海上絲綢之路迅速發展起來。這為絲綢之路2.0 時代的開啓奠定了基礎。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因為倭寇等勢力的侵擾，朱元璋決定實施海禁政策。辯證地看，海禁説明當時的統治者已經意識到了海洋的重要性。1**405 年，朱棣派遣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此後鄭和又六次下西洋，最遠到達東非，開拓了海上絲綢之路。這是絲綢之路2.0 時代的開端。**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話、交流和交往。由於這個時代明清的綜合國力在世界範圍內仍很強大，中國由此成為當時世界經濟和貿易的中心地區之一。通過三角貿易，歐洲人從美洲和非洲掠奪了大量的白銀和黃金，用來購買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商品，再運回歐洲，由此白銀大量流向中國，一個嶄新的世界市場初步形成。

鄭和下西洋航行船隻模型

絲綢之路1.0 時代和2.0 時代的主要區別，在於1.0 時代的中國還主要專注於陸上，主要勢力還只是農耕勢力和遊牧勢力，二者交流、融合與碰撞，有利於鍛造出一箇中華民族。**2.0 時代是中國和世界正式交往、對撞的時代。**分析明清時代，不能只看到白銀大量流入中國， 還應看到江南經濟的發展，這是中國內部的驅動力。

**中國內部的驅動力來源於賦税改革。**當明清時期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時候，出現了白銀貨幣化，明代張居正進行的“一條鞭法”改革， 恰好適應了白銀貨幣化的潮流。中國古代的賦税實行租庸調製、兩税法，主要特點是賦税與勞役分開，既要交賦税，又要服勞役，這就使得農民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張居正改革，將賦税和勞役合一，用徵收賦税交上來的銀兩，統一僱人去服勞役。到了清初，繼續實行“一條鞭法”，是因為清初檔案全部散失，很多地方特別混亂，有按地畝徵税的，有按人頭徵税的，也有既按人頭也按地畝徵税的。因為賦税收不上來，所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宣佈“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攤丁入畝，把勞役和賦税統一到地畝裏面，不按人頭，而按地畝收税， 由此税收才順理成章。

這對於中國的“三農”問題有破天荒的、革命性的影響。對於農民來説，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鬆懈了，只需要交點銀子就可以免除服勞役，可以外出打工。由此江南的僱工經濟興起， 促進了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於農業來説，賦税改革促進了農業的商品化，原來只是種些糧食，自給自足，繳納賦税，現在可以種些棉花，所以江南的棉紡經濟也很發達。這些又促進了農村的城鎮化。所以“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的改革到了今天，仍有非常強烈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 國家減免農村的賦税，在我看來， 這是“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的延續。

清朝焦秉貞的《耕織圖》（局部）

這是我們講的明清段的經濟狀況。明清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到了高峯，但它的創造力日趨衰弱。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個數量增加、質量停滯的時代。這就是中國農村的內卷化[2]，即只有勞動力的增加，而邊際效益遞減。所以，中國的科技等方方面面都要落後於西方。中國的科技，包括中國古代的天文、地理，它只是統治權術的一個環節。它與西方後來的那些科技形成了兩條道路，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3]：近代中國為什麼沒有發明出比西方好的科技？**明清尤其是清末的中國，在世界文明的賽場中發展逐漸停滯，又因為虛弱與自我陶醉錯失了開拓市場、擁抱世界的機會。19 世紀以後，西方列強倚恃堅船利炮，沿着海上絲綢之路而來，這次他們不是為了貿易，而是為了侵略，在中華大地上到處搶灘奪地，劃分勢力範圍，中國歷史悠久的絲綢之路由此蒙上一層重重的霧霾。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歷經六十多年的發展與積澱，一個自信的中國屹立於世界東方。**“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標誌着絲路實踐進入了3.0 時代。**這個新時代的特點：陸海並重，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平共處、和諧共生，倡導交流互鑑，注重汲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取長補短，兼收幷蓄，共同繪就人類文明美好畫卷。我這本書的主要框架正是基於“絲綢之路三個時代”這樣一個理論。

接下來談一談本書的章節設計，我當時正主持《環球人物》專欄，它是十天為一期，在設計題目的時候需要非常動腦筋。第一章是“開路歲月”。因為是從張騫、漢武帝時開始寫的，無論是絲綢之路，還是標準化的文字、度量衡，這標準化的制度都是秦漢時期開創的， 所以第一章我取名為“開路歲月”。

章節之下還要設計若干小標題。比如，“玄奘：西天取經的‘偷渡客’”。**知道玄奘的人特別多，題目怎麼才能有新意？**後來我就考慮用了“偷渡客”這樣一個現代的概念。當年玄奘出關的時候被唐朝的官員層層攔截，後面還有追捕他的官兵，他用了很多特殊的方法才到達印度，從現代意義上來説這的確就是“偷渡”出去的。又如，“蘇祗婆[4] ：陪嫁來的音樂家”。這個寫得是最艱難的，因為皇帝、使者、宗教人士、日本的留學生，我都比較熟悉，這些屬於歷史的領域範疇；但是蘇祗婆是音樂家，而古代的音樂又很複雜，且她的資料又很少，後來還特別找了研究中國古代音樂理論的教授來把關。再如，“大理王段正嚴：歷史上的段譽”。金庸筆下的段譽，其實就是以大理王段正嚴為原型的，於是我就取了這樣一個題目。還有，“沈括：當官不如做個科學家”。這給大眾歷史寫作者的一點啓示是， 一定要有意識找這個人最特別的一點，這樣你的題目才能吸引人。

玄奘

**單篇文章的寫作，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構思，如何查找史料，如何合理想象，如何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線索，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之上形成自己的觀點。**每次我在寫文章的時候，選定人物後，首先在中國知網或者圖書館下載有關這個人物的研究成果。**大眾歷史的寫作並不是天馬行空，我們要了解前人的成果，找出哪些點是值得我們寫的。**以王昭君為例，王昭君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很多人包括後人都認為她是被迫出嫁的，文人墨客寫道：“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還有“分明怨恨曲中論”等。但其實也有學者認為，王昭君是自己主動申請去的，因為她在後宮好幾年見不到皇帝，她覺得與其這樣終老，還不如嫁給呼韓邪單于。**在看前人研究成果的時候，要看他的研究程度，看他的研究有沒有一個題眼，我説的這個題眼就是説不能平鋪直敍的，而是需要讀者思考才能琢磨出來的一個點或者兩個點， 我們就選這樣的角度來寫。同時還要看前人成果涉及的主要原始資料， 找到原文仔細地讀幾遍，看看作者闡釋得對不對，我們還有沒有發揮的地方。**國外有種理論叫作“作者已死理論”，也就是説當作者把文章寫出來後，文章就跟作者沒有關係了，作品就由社會來評價使用了。當你看到王昭君的時候，有的人想起了她是大使，有的人想到的可能是單于的夫人，有的人想起了她是個美女，有的人甚至想起了她的姐姐。一千個讀者，心裏就有一千種對這個作品的理解，這叫“作者已死”。**我們不要覺得這段史料前人是不是用過了，或者用濫了，重要的是你讀完這段史料後，有沒有自己的想法，根據你的知識體系有沒有對這段史料的理解。**如果有，你就可以發揮出來，當然是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融會貫通。

張騫是我當時寫的第一個人物，當時我還不知道怎麼寫。當你沒有思路的時候，你就把電腦打開，然後把題目敲上去：“張騫：拉開絲綢之路的序幕”。當時我也沒有看史料，就先根據自己想的敲上去：

“

在飛機發明之前，人類很難逾越高山；在輪船發明前，海洋還是一個屏障。古代中國處於一個較為封閉的地理空間內，東南有大海阻隔；西有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以及帕米爾高原延伸出的高大山脈，阿爾泰山山脈、天山山脈、崑崙山脈的阻擋；北有戈壁、沙漠、森林、草原、乾旱以及寒冷氣流。這樣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古代最初絲綢之路的兩種走向。陸上絲綢之路在阿爾泰山、天山、崑崙山之間形成，一北一南兩條道路通往中亞。在航海術發展之後，海洋由屏障變成通途， 連接中國與世界。

”

這段話後來被很多媒體引用，**這其實説明歷史寫作除了有歷史知識之外，還得有一些地理上的知識。**我基本上每年至少去一次新疆，在穿越戈壁的時候，經常就會看到絲綢之路的遺蹟。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路，絲綢之路其實是有千萬條路，它們只不過是方向差不多，統稱為“絲綢之路”。而在中國古代，尤其是在張騫之前，絲綢之路的貨物大多是以接力的方式在發展、傳遞。從長安到敦煌這一段，是一個商人的事；從敦煌再往西走，這一段路就是另一個商人的事了；新疆再往中亞走，再往阿富汗走，就又是另外一個商人的事了：它是接力式的。我在新疆也發現，絲綢是陸上絲綢之路的標誌物，因為絲綢比較輕，駱駝可以背，馬也可以馱。絲綢經過了沙漠，經過了戈壁，經歷重重危險，甚至有人付出了生命才到了羅馬帝國，並且還有人願意高價追捧。陸上絲綢之路不運輸瓷器，因為瓷器太重而且容易碎。瓷器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標誌物，這也就是“南海一號”沉船有這麼多瓷器的原因。

玉門關是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圖為玉門關遺址

張騫我是根據史料寫的，主要寫他兩次出使西域，這是比較簡單的，不是特別出彩的地方。比較出彩的地方是這麼一個點：公元前126 年，張騫趁着匈奴內訌的機會，帶上在匈奴娶的妻子一起逃了出來。很多學者都沒有寫，或者很多學者都忽略了他的匈奴妻子。我當時是想表達出他有情有義的一面。寫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斷匈奴右臂，在這個裏面我寫得比較出彩的地方，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歷史觀。一是烏孫等地區逐漸成為漢朝的勢力範圍；二是西域各國紛紛出使漢朝，漢使也不斷到達西域各國，由此漢與西域各國加強了外交聯繫； 三是這次出使客觀上迫使漢朝加強河西的防衞，此次張騫未能遊説烏孫東遷，迫使漢朝不得不動兵河西，設置酒泉、張掖、武威和敦煌四郡，這些地方成為進一步控制西域的後方基地。很多學者研究張騫出使西域，就只研究其出使西域；研究漢朝在西域設置四郡，也只研究四郡是哪年設置的，怎麼設置的。我在寫作中，把張騫出使與設置四郡、漢朝疆域的開拓聯繫在一起。

再説回王昭君，**我覺得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也要有合理的想象。**比如，可以這麼寫：“那是八九月的時節，草原上草色漸黃，正是遠行的好時機，遠遠的一隊人馬，戰車百輛，人人臉上含笑，簇擁着中間的一輛馬車，車內坐着一個明眸含笑、國色天香的女子，或者是因為懷着對故土的思念，或者懷着即將進入匈奴之地的不安，她撥弄琴絃， 唱起故鄉之歌。正在遠飛的大雁，看見這麼美麗的女子，這麼好聽的音樂，竟然忘記飛翔，直直地墜落下來。古代不是有四大美女嗎，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這段話我也是根據史料的記載，再加上自己合理的想象寫出來的。大雁一直是遊牧民族遠離故鄉的一個隱喻。我們知道落雁形容的是王昭君，蒙古族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叫《鴻雁》，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遊牧民族對於大雁有這樣一種隱喻。我寫王昭君比較出彩的一點是，很多學者都在考證王昭君到底是怎麼去的，是騎馬還是騎駱駝？我覺得這些説得都有道理，畢竟絲路沿線地貌複雜，使用的交通工具很可能不止一種。比如説從長安到渭河、洛河，經歷的是中原的山河美景，她可以乘車也可以騎馬；過了長城到了遊牧地邊界，滿眼都是草原風光，再有就是要面對漫天的黃沙。因此， 在古代交通條件受限的情況下，王昭君應該嘗試了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在平原地區乘車，在高山地區騎馬，在大漠地區乘駱駝。所以我覺得我這個推測可能是對的。

明朝仇英的《昭君出塞》

再比如我寫康熙帝， 康熙的功績被很多學者稱讚，其中的“五十家子制度”是根據我在研究邊疆問題時恰好發現的一段史料寫出來的。河北的很多地區和東北都有五十家子鎮，比如河北省有北五十家子鎮、南五十家子鎮，內蒙古地區有非常多的地方叫五十家子鄉，蒙古語中，也有叫泰北鎮、泰北鄉（泰北就是五十家子） 的地方，所以我就有了疑惑。我去查滿文檔案，查漢文檔案，發現原來清代有“五十家子制度”，恰好就是康熙設置的，恰好又與絲綢之路有關係。康熙在內蒙古地區設置了五十家驛站，每個驛站設五十人家， 給以房屋土地。這五十家有的養馬供給驛站使用，有的種地以養活驛站的人員。這些驛站都設立在水草豐美的地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個小村落，也是來往的販夫走卒歇腳的地方，隨着人煙的繁盛，也就形成了市鎮。這就是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來寫作。

**最後跟大家分享如何高效地利用時間。**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博士的時候，我們三四個博士同學，凌晨兩點熬夜寫論文，在後來的不斷調整中，自己形成了一個特別高效的時間表。現在我最高效的寫作時間， 是在凌晨四點到早上八點，這期間我大概能完成一天的寫作任務。我給自己定的目標是每天要寫兩三千字，有思路就寫論文，沒思路寫日記也行，再不行就抄史料。聚沙成塔，積少成多，現在為止，我積累了上百萬字的日記、兩三百萬字的資料長編。由中國社科院王偉光院長牽頭，有一個“1 號工程”叫作“中華思想通史”，我是邊疆研究所唯一一位參加的，裏面要做資料長編，我做起來就特別得心應手，這得益於十幾年來的堅持。

（原文來自《中國國家歷史·拾》，如需購買請點下方“原文鏈接”）

(此篇文章為《中國國家歷史》第二期創意寫作班講稿節選，根據寫作班講座錄音整理。)

1. 1.0 時代是IT 行業的一種術語， 後延伸到其他社會模式，如商業1.0、Web1.0、營銷1.0 等。此處借用IT 行業的這個稱呼，將絲綢之路分為1.0、2.0、3.0 時代。

2. 內卷化，又稱“過密化”，源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農業內卷化》一書， 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著名歷史學家黃宗智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於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

3. 李約瑟之問，又稱“李約瑟難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提出，主題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4. 蘇祗婆， 西域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人， 琵琶技藝超羣， 而且精通音律， 是北周至隋代著名的音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