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關於世界貿易史的幾個事實_風聞

關於世界貿易史的幾個事實——基於中美貿易爭端的一個延伸性闡釋

作者：  陳人江

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10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範圍內重新抬頭且日益加強，國家之間貿易壁壘增高，貿易爭端增多。所謂貿易保護主義，即一國採取種種措施對對外貿易進行管制，限制國外進口，以確保本國商品在國內市場中的優勢，同時為本國商品出口、爭奪世界市場提供優惠的主張和政策。當一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時，有可能會引起一系列報復和反報復的措施，使貿易伙伴國之間的爭端升温加劇，俗稱貿易戰。應該説，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爭端乃至貿易戰是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激烈化的一個表現，並對世界經濟總體運行造成嚴重影響。在這種形勢下，2018年年初以來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之間爆發了貿易摩擦，且至今尚未偃旗息鼓，成為當前全球關注的一個焦點，並引發了輿論熱議。

面對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咄咄逼人的保護主義攻勢，有人竭力鼓吹中國應高揚自由貿易大旗，保持繼續開放立場，有人則疾呼中國應藉機相應實施保護主義，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悲觀喟嘆“中國打不起贏不了”者有之，樂觀預言“打不起來”或“很快結束”者也有之。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戰在漫長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並非新鮮事物，當下流行的種種觀點卻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人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存在的認識誤區，這種誤區又來自對世界貿易史缺乏瞭解，從而導致對當前情勢把握不準。我們不應該孤立地看待中美貿易爭端，而是要把中美貿易爭端放到世界歷史的廣闊視域中來認識，從世界貿易的發展規律來把握，這樣才能獲取更全面的信息，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避免戰略誤判。

一、迄今為止，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比自由貿易的歷史更為悠久縱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歷程，世界貿易的最早形態並非自由貿易。古代社會就存在遠距離跨境貿易，但是直到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之後，真正具有世界性質的國際貿易才開始興起並獲得顯著的發展。其背後的根本推動力是代表新興民族國家力量的西歐專制君主和新興商業資產階級對聚斂貨幣財富、加速資本原始積累的迫切需要，而對外貿易實現順差被看作獲取和積累貨幣資本的重要途徑之一。為此，君主專制國家開始運用國家權力來干涉對外貿易，限制貨幣流出，增加貨幣流入，提高貿易順差，降低貿易逆差。這種早期的貿易保護主義在理論上的代表是重商主義。在從15~18世紀漫長的向資本主義經濟形態過渡時期，重商主義的保護主義政策一直在國際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保護關税制度也於17世紀產生於英國。

15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實行了長達三百多年的貿易保護主義，直到19世紀40年代工業革命完成後，才開啓了以不威脅本國工業絕對優勢地位為前提的自由貿易化進程。即便如此，也不能説19世紀出現過一個全球自由貿易的階段，因為19世紀的貿易自由化主要是英國及其帝國殖民地或附屬國單方面採取的自由貿易。相反，19世紀中後期，貿易保護主義在國際社會蔓延，主要國家如德國、奧匈帝國、俄國、法國、美國、意大利都實行高關税，保護關税被看作當時文明國家的正常政策。20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主導下的全球貿易自由化才取得不小的進展，各國關税壁壘普遍降低，全球貿易額的增長和資本流動都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但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各國重又紛紛築起關税壁壘，無論是貿易自由化還是資本自由化都遭到了阻隔。而且到20世紀20年代，英國又重新祭出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英國霸權下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便中斷了。

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美國，在其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也是和貿易保護主義聯繫在一起的。1776年美國取得獨立戰爭勝利後不久，時任財政部部長漢密爾頓就提出了旨在“保護幼稚產業”的貿易保護主義主張。1815年之後，美國正式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即便在19世紀90年代實現了工業崛起和20世紀初躍居世界第一工業國之後，仍然沒有放棄保護關税制度，只有在1913年至一戰結束前威爾遜總統任期內實行過短暫的降低關税政策。但是到了1922年，美國政府再次提高關税，而當前貿易爭端中普遍採用的保護主義手段——“反傾銷”政策——第一次出現在1922年的關税法中。二戰結束後，已取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霸權地位的美國才舉起了自由貿易的旗幟，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但是，由於20世紀70年代國際市場競爭日漸激烈，同時德國和日本經濟的崛起對美國的經濟優勢地位構成挑戰，在美國又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自由主義的世界經濟體基礎有所削弱。只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出現了新的經濟全球化趨勢，而美國由於冷戰結束一超獨霸，才再次成為經濟全球化（包括貿易自由化）的倡導者和主導者。

綜上所述，無論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之前，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以後，國際貿易史的大多數時期都由貿易壟斷、特許專營、保護關税佔據，國家間由於經濟競爭爆發激烈的貿易戰，更是歷史的常態。自由貿易只是在19世紀中期之後英國單方面的自由貿易進程中、20世紀初至一戰之前、二戰結束後的短暫時期以及20世紀末以來的全球化浪潮中才成為主流。

二、資本主義擴張中，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通常相輔相成不能簡單地把自由貿易看作貿易保護主義的對立面，二者從根本上來説是相輔相成的，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時代，它們統一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擴張基礎之上。首先，兩種政策的最終目標一致。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主義，都是一國經濟實力發展和壯大的手段，尤其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來説，這兩種手段都服務於本國資本集團爭奪和主導世界市場的需要。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貿易保護主義能夠聚集起資本力量，推動產業的建立和發展，促進國內自由貿易，從而縮短生產方式從小生產向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過渡的時間。在本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通過貿易保護主義，經濟落後國家可以有效扶植支柱產業，加速發展民族工業，增強國家經濟實力，最終提升自由貿易參與度。例如，英國通過15~16世紀的保護主義政策對毛紡織業的扶持，使毛紡織業在16世紀末成為英國的民族工業，超過了原先在世界毛紡織業市場上領先的佛羅倫薩和尼德蘭，其出口佔了全國商品出口的90%。而自由貿易有利於資源在全球範圍內優化配置，促進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擴張。國家通過自由貿易，可促進自身的經濟活力，有利於參與世界市場競爭。其次，兩種政策都以參與對外貿易的途徑來實施。對於自由貿易來説，對外貿易本身就是其內在的命題。而貿易保護主義從源頭上看也絕非主張閉關鎖國。例如，重商主義者從來都主張通過對外貿易順差來增加國家的貨幣和財富，他們不是隻限制進口，還大力鼓勵出口。貿易保護主義通常只被看作階段性的而非永恆的，同時，不是在所有產品或產業上而只是在特定產品或產業上實施貿易保護。例如近代的貿易保護主義者美國的漢密爾頓、德國的李斯特等人主張保護幼稚產業，也是從最終成熟產業打開國際市場，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出發的。在這種情況下，貿易保護主義可以看作是為實現自由貿易而實行的暫時性措施。

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各個不同時期和國家發展的各個階段，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交替出現和主導。[1]15~18世紀是資本主義的童年時期，它還未在任何國家成為主導的生產方式，這一時期重商主義盛行，強制性的貿易保護政策促進民族國家內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不斷壯大。19世紀40年代英國率先完成產業革命後，具備了稱雄獨霸世界市場的實力，對外貿易的基調變為了自由貿易。恩格斯曾形象地描述過19世紀英國和其競爭者是如何交替使用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手段的：

【“那些在四十年前認為唯有自由貿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兒子們，現在卻如此狂熱地呼籲實行用‘誠實的貿易’和懲罰性税率等要求拙劣地掩蓋起來的保護關税制度。當英國工業家開始認為自由貿易會使他們破產，並要求政府保護他們對付外國人競爭的時候，這些競爭者拋棄今後毫無用處的保護關税制度並且用英國自己的武器——自由貿易去摧毀日益軟弱的英國工業壟斷地位的關頭也就來到了。”[2]】

一戰至二戰期間，資本主義世界不斷陷入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當中，各國紛紛高築關税壁壘，貿易保護主義再度成為主導形態。二戰後，為了儘快實現經濟恢復和工業重建，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又逐步推進貿易自由化，但同一時期，亞非拉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工業，建立獨立工業體系，採取了進口替代的保護主義政策。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世界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希望利用國際資本，發揮比較優勢，紛紛加入資本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中，自由貿易也相應地成為主流的政策和理念。

另一方面，幾乎沒有國家是完全只實行一種政策，而是兩種政策相互並存和巧妙結合的，因為任何國家的大工業資本，不僅追求壟斷國內市場，而且也儘可能追求壟斷世界市場。例如，在早期的工業化進程中，

【“英國在國內市場上實行的保護關税制度，又用在國外對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費者實行自由貿易作了補充。”[3]】

當前，特朗普執政的美國儘管一方面對中國揮舞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另一方面又與加拿大、墨西哥共建自由貿易區，與歐盟和日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三、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戰是世界經濟危機和大國霸權收縮階段的正常現象和必然結果15世紀以來世界貿易開啓的歷史，同時也是在世界貿易和世界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霸權國家不斷更迭的歷史。意大利學者喬瓦尼·阿鋭基將迄今為止的歷史劃分為四個霸權週期，分別是15至17世紀初的熱那亞週期、17~18世紀的荷蘭週期、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英國週期和19世紀末至今的美國週期。每個霸權週期都由處於主導地位的國家的霸權上升和霸權下降兩個階段組成。[4]許多國際政治經濟方面的研究已經表明，經濟危機和蕭條階段以及霸權衰落階段，通常是貿易保護主義加強和貿易爭端快速增多時期。

首先，經濟危機和蕭條時期，國際和國內的需求萎縮使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更為激烈。一方面，各國本能地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來保護國內市場，減少外部競爭，以扶植新興產業，重振本國製造業，復甦經濟；另一方面更拼命對外爭搶市場，通過輸出本國過剩資本和商品來減緩國內危機，由此更容易引起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例如，美國在19世紀40、50年代的最高總關税為30%，內戰之前的1860年甚至降到了15%左右，但是在內戰經濟大蕭條的這段時間裏，進口關税就驟升到約40%~50%。[5]在1873年危機之後至1893年，世界經濟陷入了長期的停滯和蕭條，這導致了19世紀最後25年保護關税在主要國家和世界範圍內盛行。

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是另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和貿易戰激烈的歷史時期。正是在1930年紐約股市崩潰後，美國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税法》，將總體税率從之前的約15%提升到近20%，最高關税比率接近60%，成為歷史上最高關税。這一舉措引起了世界其他國家報復性提税，各國貨幣競相貶值，進口管制加強，由此也加重了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而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世界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趨勢不斷增強。根據WTO數據統計，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全球反傾銷年平均發起案件數約202起，2013~2015年為年平均241起，2016~2017年已增長為年平均約266起。2015年全球範圍內的國際貿易保護措施數量比上一年度增長了50%。[6]根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16年上半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遇來自17個國家（地區）發起的65起貿易救濟調查案件，同比上升66.7%，涉案金額85.4億美元，同比上升156%。其中，反傾銷案件46起，反補貼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6起。而在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國家中，立案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印度。[7]也就是説，美國絕不是唯一對中國發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中國與許多國家都存在程度不一的貿易爭端。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也不是隻針對中國，美國與它的盟友歐盟、加拿大、日本之間也都存在貿易爭端。根據全球貿易預警（Global Trade Alert）的統計數據，2018年1~7月，美國出台的貿易限制措施達到了全球比重的33%。[8]

其次，與一國經濟發展階段和自由貿易的關係一樣，在霸權興盛的時期，由於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處於絕對優勢，霸權國家通常樂於採取自由貿易政策。但正如世界體系理論代表人物沃勒斯坦所説的，這是在霸權壟斷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貿易。一旦霸權進入衰落期，霸權國家為了挽救這種頹勢，便竭力運用保護主義作為維持既得優勢和勢力範圍、打擊新興對手的武器。這也相應地引起了主要競爭對手的同等措施，藉此形成連鎖反應，貿易爭端隨之擴散到其他貿易伙伴國中，貿易戰更容易爆發。

英國於1651年通過了《航海法案》，並在1660年修訂為《航海條例》，規定：歐洲、美洲和非洲的一切商品要運抵英國，必須要通過由英國船員管理的船隻；歐洲國家生產的商品要運入英國必須通過該商品生產國的船隻或英國的船隻。這個條例最大限度地保護了英國的海上貿易利益，同時沉重打擊了荷蘭的海上專營貿易，對荷蘭的海上貿易霸權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因此，荷蘭和英國在17世紀六七十年代爆發了三場戰爭，英國取得了勝利，加速了荷蘭霸權的衰敗。

20世紀初，德國、美國等新興工業國在世界市場上對英國工業製成品出口國的主導地位構成越來越嚴峻的挑戰，甚至大有取而代之之勢。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通過了一系列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如1915年不顧美德等國反對頒佈的旨在保護其汽車工業的《馬克凱恩》法案，1921年針對進口的精密儀器、化學品、金屬製品課徵收50%關税的《保護工業部門法案》，1923年具有建立無差別貿易壁壘意味的《進口關税法案》，自此，英國走上了貿易保護的不歸路。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霸主地位不斷遭遇到來自歐共體、日本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等多方的威脅，後者在經濟和科技的各個領域與美國的差距不斷縮小。與戰後全盛時期相比，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和世界出口總額中所佔份額也大為縮減。因此，有一種普遍的説法是，1973年的經濟危機之後，美國就開始進入了其霸權的收縮階段。正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美國和主要貿易國家之間多次爆發了激烈的貿易爭端。1950年美國的平均關税率只有13%，但1971年尼克松總統宣佈，在徵税基礎上對所有進口商品一律徵收10%的附加税，正式拉開了貿易戰的序幕。

當前正是世界經濟蕭條期和美國霸權衰落期兩個週期的疊加時期，中美貿易爭端的爆發無疑出自多種因素的綜合，包括淺層的重振經濟的要求和深層的維持霸權的原因，而美國在世界範圍內頻頻挑起貿易戰，尤其是針對主要競爭對手（如中國）的種種舉措也完全不出意料。貿易戰是當前世界局勢的必然結果，美國處在這樣的一個歷史關頭，貿易保護主義是其本能的、必然的選擇，絕不是某一任政府或總統個人的特殊偏好。因而，不能把當前美國的貿易保護行徑或中美貿易爭端僅僅歸於特朗普政府的“好戰”。面對美國國家實力要麼擴張而衰落、要麼收縮而重振的兩難選擇，特朗普政府未必比小布什政府甚至奧巴馬政府更為“好戰”，更加“保護主義”。根據統計數據，在特朗普執政第一年即2017年，美國發起的貿易保護措施共141起，反而低於奧巴馬第二個任期內147起/年的平均水平。[9]2017年以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逐漸集中針對中國這個貿易最大順差國，即便如此，2017年對華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並沒有比2016年增加，這兩年的措施數量均為83起，略少於奧巴馬8年任期的平均數量（84起/年）。[10]

四、貿易戰通常是一個長期過程，很難實現速戰速決世界貿易史的發展伴隨着大大小小的貿易戰，歷數其中有名的、規模較大的尤其是處於重要歷史時刻的貿易戰：17世紀的英荷貿易戰、英法貿易戰，20世紀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貿易戰，70年代之後的日美貿易戰、美蘇貿易戰、美歐貿易戰，21世紀初的鋼鐵貿易戰……便會發現，這些貿易戰有如下特點：都發生在主要國家之間，因而涉及的產業領域廣，具有世界性影響，同時持續時間長，特別是20世紀中後期以來由美國主動挑起的大的貿易戰，都會延續幾年甚至數十年。

英國為與荷蘭爭奪海上貿易霸權，頒佈了相當於禁止性關税的《航海條例》，從而引起和荷蘭之間的名副其實的“貿易戰”。英國頒佈航海條例的第二年，便爆發了英國與荷蘭之間的第一次戰爭，隨後，在1665~1667年、1672~1674年又爆發了兩次英荷戰爭。直到1674年英荷兩國簽署《威斯敏斯特條約》，英荷之間的海上貿易戰才正式結束，前後持續時間長達22年。

法國在1667年頒佈税則，對幾乎所有進口貨物進行徵税，主要是要排斥從英國和荷蘭進口的工業品，由此也招致英荷兩國採取相應的報復措施，對法國商品提高關税。法國對此的回報是於1672年入侵荷蘭，1679年兩國關係恢復正常。而法國與英國則圍繞禁止性關税展開了漫長的爭吵，雙方不斷採取限制和報復措施，18世紀初，英國便徹底否決了與法國的自由貿易協定，直到1783年凡爾賽合約之後才停止了兩國的貿易爭端。

著名的20世紀日美貿易戰同樣持續很長時間。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1991年，美國針對日本共啓動了15次301調查，時間長達10多年。

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有預謀地開啓了和蘇聯之間的“石油戰”。最初美國要求西方各國抵制蘇聯石油出口，實施大口徑輸油管道禁運，而圍繞輸油管道禁運美蘇就糾纏和防攻了近10年。而後通過逼迫歐佩克產油國提高產量，操縱國際油價下跌，使蘇聯石油出口嚴重受阻，並迫使西歐盟國停止對蘇資本輸出和機械設備供應及技術支持，掐斷蘇聯石油命脈，在80年代最終贏得石油戰爭的勝利，這一過程持續了近20年。從60年代末開始，美國陸續對歐洲的香蕉、布料、地毯、玻璃、鋼鐵等提高關税，歐洲則對美國的大豆、雞肉、飛機、電器及在歐的美資企業加税，貿易戰後來蔓延到金融領域，最終發展為黃金儲備戰，持續了30多年，直至2000年通過談判才得以終結。

五、結語：以史為鏡世界貿易史若干事實表明，自由貿易並非迄今為止的國際經濟關係的常態。當涉及作為自由貿易機制建構背景的經濟全球化時，同樣不難理解全球化（以貿易自由化為標誌之一）的退潮為什麼總是反覆發生。全球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體是民族國家，國家的重要職能之一就是保護和發展本國經濟，這藴涵了貿易保護主義存在於全球化過程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全球化實質上“是國家政府對本國經濟活動的發展和保護與市場經濟力量的世界性釋放的矛盾運動過程”。[11]

因此，基於真實的世界貿易史，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啓示：首先，如果僅僅看到全球化與自由市場相聯繫的一面，認為多邊或全球自由貿易將普惠世界各國，看不到民族國家的經濟利益與全球自由市場衝突和對立的另一面，那麼必然陷入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一廂情願的幻想，從而無法理解貿易戰產生的客觀性和內在必然性。其次，既然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都是調節國家間經濟實力對比以及國際生產關係的手段，並不存在孰優孰劣、根本對立的問題。那麼，發展中國家應該向發達國家學習，對這二者採取現實主義和靈活的為我所用的態度。再次，由於民族國家主要基於本國利益參與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全球化進程便充斥着國家尤其是大國間的鬥爭和博弈——這種鬥爭和博弈歸根結底是在最大程度地爭奪全球化的主導權（包括規則的制定權），這決定了每一次的鬥爭和博弈（包括國家間的貿易爭端）既有當下性意味又折射出長遠性。這要求我們：冷靜應對，做長期準備，對歷史發展的趨勢和未來既不一味悲觀也不盲目樂觀。

註釋：

[1]對於貿易保護主義的發展歷程，學界的一種普遍觀點是將之劃分為四個典型階段：15~18世紀早期的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主義、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中期的近代“保護幼稚產業”論、19世紀末至二戰的超貿易保護政策和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新貿易保護主義。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8~429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4頁。

[4]參見〔意〕傑奧瓦尼·阿鋭基著，姚乃強等譯：《漫長的20世紀》，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See Pierre Lemieu,“Patriotism as Stealing from Each Other”, Figure 1, Regulation 40:4 (Winter 2017-2018), p.68.

[6]根據WTO官方網站數據計算，http://i-tip.wto.org/goods/Forms/GraphView.aspx?period=y&scale=lg。

[7]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官網：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4130/2016/0720/673193/content_673193.htm。

[8]商務數據中心：《世界經濟貿易形勢》，第5頁。http://images.mofcom.gov.cn/zhs/201811/20181112173153527.pdf。

[9]張宇燕、馮維江：《如何理解中美貿易摩擦》，《光明日報》2018年4月24日。

[10]蘇慶義：《特立獨行的特朗普貿易政策》，澎湃新聞網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0179。

[11]葉險明：《關於“逆全球化”的方法論批判》，《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8年第1期。

【陳人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