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貿易全球化，究竟對誰不公平？_風聞

2017年1月20日，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前任向全球經濟秩序投擲了一枚手榴彈—出台了管理貨物、服務和資本跨境流動並試圖確保經濟穩定的相關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建立這一體系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部分原因是這個制度在20世紀下半葉與上半葉明顯不同，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給20世紀上半葉全球經濟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

雖然煙霧尚未散盡，但後特朗普時代幾乎肯定會與之前不同。雖然3/4個世紀的努力都集中於創建一個更加一體化的世界，讓極大降低貨物成本的全球供應鏈成為必備條件，但特朗普提醒大家：邊界很重要。

現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化反對者隊伍加入了來自發達工業國家中下層社會居民。特朗普利用了這種不滿情緒，將其提煉並放大。特朗普明確指責美國簽署“有史以來最糟糕的貿易協定”使美國鏽帶工人受困於全球化。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論斷。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制定了全球化的規則，管理着治理全球化的國際組織。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抱怨説，發達國家已經制定了這些規則，並以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方式管理這些國際組織。然而，特朗普總統在美國選民的巨大支持下聲稱，它所形成的貿易協定和其他機構對美國是不公平的。

雖然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的民粹主義者在幾年前就發表了公民對全球化的不滿情緒，但是政治家承諾，全球化將使每個人都變得更好。同樣，兩個半世紀的經濟研究（從18世紀末的亞當·斯密到19世紀早期的大衞·李嘉圖）認為，全球化對所有國家都有益。

如果他們所説的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怎麼解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麼多人對全球化如此敵視呢？是否有可能不僅是政治家，而且經濟學家也犯了錯誤呢？

01 發達國家的一切都不太好

事實是，發達國家的大部分人口處境並沒有那麼好。

特朗普當選總統表明，對全球化新的不滿在美國已佔據主流地位，部分原因在於美國做的事情比別人更大、更明顯—包括比其他地方的發達國家更不平等。但是我所説的關於美國的大部分內容，將其以某種方式縮小後也都適用於除少數國家特別是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以外的其他發達國家；在這裏及第一部分的其他地方討論新的不滿時，我以美國為例。

描述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數據令人清醒：

大約1/3個世紀以來，大多數美國人的收入基本停滯不前。一箇中產階級的生活—有一份體面的工資和些許安全感的工作，擁有一個家庭並把孩子送上大學的能力，有一個合理舒適的退休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已經越來越遙不可及。

窮人的數量在增加，中產階級數量在減少。有一類人境況很好，尤其是前1%甚至更多的人，這些前1%的人，是美國最富有的幾十萬人。

雖然進入上層社會似乎越來越困難，每個人都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他們仍然努力向上走，壓力越來越大，從而帶來健康隱患。這種壓力加上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以及缺乏適當的健康“安全網”，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後果：2015年，美國白人中年男性的死亡率（死亡概率）正在增加，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下降。（這並不是説美國黑人的預期壽命在增加，這些人的預期壽命仍遠遠落後於白人。）

美國白人中年男性死亡率的上升並不是由於艾滋病流行、埃博拉病毒或其他某種病毒的傳播，死亡率反映了社會壓力—酗酒、毒品和自殺。2016年，整個國家的預期壽命在下降。這種下降是令人震驚的：它們發生在極少數的情況下，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或美國艾滋病的流行，或者蘇聯解體等事件。

不僅僅是美國的中產階級處於困境。我在世界銀行的前同事，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克（Branko Milanovic）研究了全球不同階層人民的收入分配在過去1/4個世紀的表現，他發現，歐洲和美國的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經歷了幾乎停滯不前的局面。

還有一些人似乎境況更差，包括處於全球收入分配底層的人（例如，非洲和印度的貧窮農民）。正如我解釋的那樣，他們一直是“不公平”的全球化規則的受害者。

毫不奇怪，在過去的1/4個世紀中，有一些人表現出色：他們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佔全球人口的1%，即千萬富豪和億萬富翁，還有印度和中國的新中產階級。

因此，全球情況是這樣的：在全球大多數國家，不平等程度越來越高，那些遵循美國經濟模式的國家通常比遵循其他模式的國家情況更差，儘管其結果並不像美國那樣糟糕。我們不僅需要重視頂層和底層人民之間的差距，還要看到大多數人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被認為是最好的經濟模式—“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自由市場經濟，並沒有為大多數人提供福利，即使是在美國這個似乎最自由化、最全球化和最市場化的國家裏也是如此。

這就出現了三個問題：

這些結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後果？

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是由於全球化，在何種程度上它們是因為全球化的規則設計不當，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它們是因為個別國家在給定的規則下沒有管理好全球化的影響所導致的呢？

事實上，即使存在諸如技術變革和經濟結構變化等其他的重要因素，全球化也發揮了核心作用。這些不利結果並非不可避免—它們是政策的結果。

全球化管理不善。部分管理全球化的規則應在一定程度上被指責，比如，這些規則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並且放任資本流動的不穩定性。

因此，對那些吹噓全球化是好事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是否正確的問題的簡短回答是：他們有一部分是錯誤的，有一部分是正確的。如果管理得當，全球化可以讓所有人受益。但通常情況下會管理不善，所以全球化讓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多數公民的情況更糟糕。

02 全球經濟秩序的好處

在開始討論全球化出了什麼問題前，我們應該談談它的好處。儘管存在種種不滿，有很多真實存在的不平等現象，但全世界從二戰後的全球經濟秩序中受益匪淺，而全球化是全球經濟秩序的一部分。尤其是新興市場的成功，數億人擺脱了貧困—僅在中國就有8億多人8，並創造了一個新的全球中產階級。

在很多方面，20世紀下半葉都比上半葉取得了巨大進步。20世紀上半葉有數百萬人死於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這種改善的部分原因可歸功於與全球經濟秩序相關的經濟成就，美國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現代經濟學表明，法治是發達國家成功的重要因素。法治在一個國家內具有經濟利益的理由同樣適用於國際社會，即基於規則的制度比叢林法則要好得多。

今天當回顧我對全球化的批評時，距離我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捲入的爭論長達20年之久，我覺得我應該更多地慶祝成功。

聯合國成功地減少了衝突，保護了兒童和難民，有效地抵禦了全球疾病，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禽流感和埃博拉病毒。通過國際組織的努力，許多國家的人們預期壽命有所提高。

使用氯氟碳化合物氣體導致的致癌臭氧洞正在修復。這些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取得的顯著成就，我們應該承認這些成就並認識到全球化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03 貿易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我們如何管理全球化最重要的一個方面—貨物和服務的跨國界自由流動，有時被稱為“貿易全球化”。它更全面地説明了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1、貿易協定：對誰不公平？

全球貿易大幅增長，自1980年以來比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大約快50%。在這段時期，美國進口額佔GDP的比例從10%上升到15%。貿易增長的部分原因是運輸成本降低，但更為重要的是規則的改變，降低了税率（對進口產品徵收的税收）和減少了其他人為的貿易壁壘。這些改變通常是通過簽署貿易協定實現的，協定各方的貿易壁壘都有所減少。

特朗普聲稱在談判這些協定時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被欺騙了，這是完全錯誤的。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獲得了他們想要的大部分東西。任何人如果像我一樣多年來長期觀察貿易談判，都會認為特朗普的指控是可笑的。

問題在於貿易談判代表們想要什麼：從整個美國的角度來看，他們想要的東西是錯誤的。

他們要求的基本上是美國公司想要的。美國公司不考慮環境和勞動保護問題，希望獲得廉價勞動力。這些公司也喜歡這樣的事實：威脅把工廠遷到國外削弱了工人的議價能力。由於勞動力成本下降，他們的利潤增加了。

他們感到高興的是，貿易協定有助於確保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產權，這使得他們把工廠遷至這些廉價勞動力國家的威脅更可信。當他們起草有關知識產權的條款時，他們並沒有考慮什麼是對美國的科學發展有利的，更不用説對世界發展有利了。他們只考慮什麼可以增加美國大公司的利潤，尤其是大型藥品和娛樂公司，即使這樣做增加了美國消費者支付的價格，甚至會導致整體創新速度放緩。

2、貿易全球化：通過犧牲他人的利益讓一些人受益

因此，貿易全球化的真正問題很簡單：即使全球化如它的支持者所宣稱的那樣，對整個國家有利（從總體上説，國民收入增加），但這對一個國家的每個人來説未必都有利。貿易協定是不公平的，這些協定有利於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抱怨是合理的。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協定都有利於公司，不利於工人，所以美國的工人們也抱怨全球化。

每個國家都有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頂端的人們獲得了超過100%的收益，這意味着其他人，尤其是非熟練工人的情況更糟。那些境況已經很好的人得到了收益，那些境況已經很差的人遭受了損失。我將在第一部分全球化新的不滿中解釋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3、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贏家嗎？

如果全球化的倡導者對收益的多少估計正確，那麼原則上可以從贏家中拿出一些收益，與輸家分享，這樣每個人的境況都可以更好。

但直截了當地説，贏家作為一個羣體是自私的：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時代，政治更多地掌握在贏家手中，特別是在美國，金錢在決定政治結果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兩大主要政黨都在其執政時進行了減税（如在1997年、2001年和2003年）—針對頂層人民減税，而他們是從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羣體。

如果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全球化倡導者更加開明，並且富有遠見，他們就會認識到全球化對工人和女性的威脅，並會對此做點事情—正如他們已經認識到了肆無忌憚的金融市場放松管制會對經濟穩定構成威脅。他們應該知道在民主國家裏，年復一年的政策使得人口中的重要羣體境況惡化，在政治上不會持續地得到這類羣體的支持。

4、破壞社區

全球化不僅加劇了個人之間已有的極高的不平等程度，而且嚴重地削弱了許多社區的作用。

在羅納德·里根擔任總統之前的幾十年裏，當一家公司成長時，高管和工人們的境況一起變好，他們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社區也隨之繁榮起來。

但越來越多的不平等使管理階層、工人和他們生活的社區分裂。隨着經濟隔離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決策者與普通工人住在不同的社區。他們不必忍受住在垂死的社區的後果，他們可以假裝他們不存在。公司經常讓管理者在不同的地點輪崗，使管理者能夠更好地瞭解公司，但卻讓他們遠離他們生活的社區。

社區對管理者來説重要是因為他或她的同事們，與100年前截然不同，那時商界領袖住在企業所在的社區，社區是其領導力的一部分。對社區的關愛部分是出於真正的社會責任感（一種貴族責任），部分出於開明的利己主義（功能良好的社區會讓工人更快樂，更有生產力）。

全球化加劇了已經發生的趨勢。通過外包這種方式，差距變得越來越大，工人和管理者甚至不必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在這個新時代，勞動力被商品化，購買勞動力就像購買煤炭一樣；哪裏的勞動力便宜就僱用哪裏的勞動力，從不考慮這樣做的後果。

一些社區繁榮起來，即那些工人們受過良好教育和生活水平高的社區；但其他人，特別是那些依賴製造業的工人，生活水平卻下降了。

我從小生活的印第安納州加里，這個鋼鐵城後來成為“焦土”的一部分。它的歷史代表了全球化的歷史。美國鋼鐵公司在1906年建立的（以其董事會主席的名字命名）世界上最大的綜合鋼廠，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達到輝煌，那時我還在成長階段。

今天的鋼鐵廠生產的鋼鐵數量與過去相同，但僱用的勞動力只有過去的1/6。由於不能提供足夠數量的體面工作，這個城市就衰落了，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也紛紛離開。

2015年當我參加第五十五高中的同學聚會時，我意識到全球化、去工業化以及美國未能充分應對這些問題意味着什麼。20世紀50年代當我還是一名學生時，加里霍勒斯曼高中的學生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鋼鐵廠高管和當地商人的孩子，也有普通熟練或非熟練鋼鐵工人的孩子。學校以及它所代表的很多夢想，由種族融合帶來的經濟一體化的社會現在已經被廢棄了。

有人想在畢業時獲得一份鋼鐵廠的工作，但美國經濟正在經歷一次短暫下滑。許多人渴望上大學，美國曾根據《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法案）為所有參加二戰的人們提供了大學教育，但到越南戰爭時期，為士兵提供大學教育便沒有這麼慷慨了，多少有些辛酸。

他們看到別人超過他們進入上層社會，他們有一種感覺，這個體制是不公平的和被操縱着的。甚至在特朗普出現在政治舞台之前，很明顯他們是潛在的煽動者的犧牲品。有一小羣擁有崇高教育事業的老師，他們是少數看起來不生氣、不抱怨的人。在加里的老同學們的處境印證了多年來統計數據所表明的情況。

04 全球化不滿中的共同觀點

1.雖然全球化有利，但利益比倡導者聲稱的要少。

倡導者使用了簡化的模型，這些模型並沒能恰當地衡量收益或成本。對某些國家而言，在一些情況下，如果不採取特定行動，成本甚至可能超過收益，而且全球化的倡導者通常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抵制這些不利影響。如果全球化管理不善，就會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增加經濟的不穩定性，使大部分人的情況更糟糕。

2.由於全球化被過分誇大，當現實與承諾的情形不同（當失業增加而不是就業崗位增多）時，人們對全球化、精英階層以及支持它的機構的信心都會減少。

3. 全球化對收入和財富具有巨大的分配效應—除非使用補償措施來共享收益，否則大多數人的情況會變得更糟，但這些措施很少被採用。

4.我們必須看到全球化的失敗部分是由於全球化治理缺乏產生的。

就全球化的關鍵決策制定過程而言，哪個羣體的呼籲被聽到了，就會做出有利於哪個羣體的決策。這意味着如果我們希望有運轉良好的全球化機制，我們就必須對全球化治理進行改革，比如給新興經濟體增加話語權。

5.治理的問題更嚴重。

美國的立場反映了一小部分羣體的特殊利益和特定意識形態，即金融和公司利益。因此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大型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運作，並服務於它們。

它們是全球化的贏家。在它們試圖獲取最大化收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損害。即使作為整體而言美國是贏家，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許多工人可能成為輸家。

6. 美國所採取的立場通常反映了這些羣體的利益，但在某些情況下，它反映的是不完全符合利益的意識形態信仰集合。對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熱情是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即使這些政策的倡導者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7. 全球化可以並且已經對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權力分配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些國家（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有效地依賴別人的善意，沒有采取可以而且應該採取的行動防止這些權力關係的變化。

由於全球化導致了更多的不平等，一些在政治中金錢發揮很大作用的國家，例如美國，全球化的贏家越來越有能力改寫全球化，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來使自己受益。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只有“新保護主義”的興起與流行才能將其打破。

8. 全球化給政府抵消全球化對許多底層人產生的不利影響帶來了較大的負擔。

與此同時，它降低了政府處理問題的能力；在為公司和個人提供低税收的國家間，全球化開啓了一場徹底的競爭。如果這還不夠糟糕，那麼富裕的人們和公司還會利用全球化來避税，即使是那些以擁有強烈責任感為榮的優秀公民企業也無法抗拒。

像蘋果這樣聰明的企業可以避免數十億美元的税收。未能阻止利用全球化避税本身就是全球化管理不善的體現，也是全球化規則背後權力關係的一個例證。達成限制全球化避税的國際協定不比達成國際貿易協定更困難。

由於全球貿易協定符合公司的利益，所以我們達成了這些協定；由於避税符合跨國公司的利益，所以我們沒能達成限制避税的協定。在美國，公司税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從20世紀50年代的5%下降到今天的2%。

即使面臨所有這些制約因素，即使全球化規則還不夠理想，全球化也應該能被管理得更好，尤其是發達國家應承擔起管理全球化的責任。

本可以用防止大部分人受到全球化不利影響的方式來管理全球化，這些方式可能會同時帶來更多的經濟增長、穩定和平等。大多數發達國家（包括美國）都沒有這樣做，並且出於同樣的原因，全球化的規則被“扭曲”了。

關於作者：約瑟夫·E. 斯蒂格利茨，全球最尖端的經濟學家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同時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的聯合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