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眉深淺入時無——從日本的高考試卷説起_風聞

（原載於《讀書》1998年11期）

我參加高考，是一九七七年的冬天，離現在已經有二十年了，當年高考的嚴酷感覺已經漸漸淡了，留在記憶中的，更多的倒是那個時候聽説可以參加考試的興奮，和拿到入學通知後的感慨。

後來常常聽到“黑七月”的議論，並沒有留心，因為考試對我來説畢竟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最多，也只是看到電視裏可憐天下父母在考場柵欄外一臉焦急的樣子時，吐一口長氣，説上兩句過來人“倖免於難”的廢話。

近來對“考試”重新產生興趣，倒不是因為身為高校教師要去考學生，而是因為在歷史研究中越來越感受到，考試作為知識的學科化制度化的關鍵，對後來思想與學術的巨大影響。

在現代社會中，由國家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包裝起來的制度，使得每一個需要社會承認才能實現理想的人不得不經由考試來檢驗自己的知識，而這種知識常常一方面憑藉這種正當性和合理性，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一方面使得擁有這種知識的人忘卻他的個人主體意識，而成為主流社會中一員。

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經冷冰冰地説，“學校變成了一種不斷考試的機構”，考試已經不再是學生對學生的智力較量，而是個人與全體的比較，在強迫性的規訓中，學生被權力納入其許可的知識範圍，而其所理解的知識也在他的心頭建構了一種控制他的心靈和智慧的權力。對我來説，考試之於學術史來説特別重要的是，當這種知識通過考試和此後的教育不斷在人們精神與心智上皴染積澱後，它就成了將來學術研究的基礎，使得學術也納入了統一的框架，被切得方方正正，連一點稜角和毛刺都沒有。

2013年東京大學本鄉校區高考的場景（來源：globaltimes.cn）

於是，一張試卷背後，就潛藏了當下社會的意志，也預設了將來學術的取向。我總覺得，當考試卷子把標準答案預設在白紙的背後，當考生自覺地按照未公佈的標準答案拚命發掘自己的知識記憶，當走出考場的考生喜孜孜地為自己的答案符合標準而慶幸時，一千三百多年前唐太宗當年那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話，才會真正地成為現實。

我在日本看高考試卷，又產生了這種感覺。雖然日本的高考制度和中國不同，它雖然有一次國家統一的考試，但這一次考試之後，要進入各大學，卻不是由國家統一的命題考試，於是學生可以多少解脱一些規定性的束縛，而各個學校沒有統一的教科書，又使得試卷不可能像中國那樣標準化，但是，即使如此，試卷中同樣有着強烈的意識形態性。

我隨手收集了幾份日本的考試卷子，一般説來，他們的國語(相當於我們的語文)試卷已經相當地靈活了，如滋賀大學教育學部的國語試卷只是三個大題，第一個選的是《芥川龍之介賞經緯》，也就是關於第一回芥川獎評獎記錄，讓學生讀文章後回答幾個關於比較特殊的詞語的漢字寫法、假名寫法，幾個比較複雜的句子大意，撮述其中個別問題的意義，最後讓學生簡要回答《芥川獎》評獎的性質，第二個題目與第一個大體類似，選了一篇《花月草紙》中的散文，第三個則選了一篇中國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中的文章，讓學生把一些詞句譯成現代語，對一些句子作出解釋，把一些古漢語詞句注出現代假名。

從這些試題中看出，日本高考大體上比較重視的是語言與文學方面的基礎知識。

歷史試題也差不多，知識性意味似乎比國語更濃重一些。比如京都大學的日本史試題，第一大題中的第一個小題目就是一篇關於原始、古代政治與行政機構的文章，下面依次是幾個問題：首先讓學生從若干提供的詞語中，選擇出正確的“時代”、“文獻”和“制度”名稱來填空；其次就問文章中提到的“王墓”是“方形溝墓”還是“圓墓”，隨葬品是鐵製武器還是劍等青銅器。

這份試卷的第一問是古代史，第二問是中世史，第三問是近世史，第四問是古代到近代的留學歷史，似乎面面俱到，範圍很寬；而京都大學的世界史(B)試卷也是題目相當多，從世界史中的日本，到古代世界的文化交通，從古代的貨幣與貿易，到世界史中的結社、組織、政黨。而且每個問題中又有很多小問題，其中一題説，意大利從古代以來就是一個各種民族與文化交錯的地方，希臘、羅馬之外，伊斯蘭文化也影響到西西里亞，使這裏成為伊斯蘭文化傳播的一個據點，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人對意大利的文化抱着一種崇敬，因此八世紀後半到十九世紀前半，有很多著名文學家都相繼訪問這裏。

下面，就提出若干問題，首先提供一幅古代意大利地圖，要求考生指出在圖上標出的殖民城市中，誕生過哪些著名的科學家；其次要求考生回答，在上述提到的希臘、西羅馬、東羅馬等等那些時代中，有哪些著名的建築；在那些時代中有哪些曾經影響了歐洲文化的著名的伊斯蘭神學家；在上面的文字中提到的十八-十九世紀中，哪些文學家曾經在意大利有什麼樣的文學活動。從試卷上看，日本高考涉及的範圍很寬，問題也相當多，似乎更側重於知識記憶的數量與準確。

日本高考中出現的漢文試題（來源：zhihu.com)

似乎這種格式已經成了一個套數。當然偶爾有一些例外，像京都大學的國語試卷，沒有古代漢語的試題，選的是三篇文章，一是池澤夏樹《讀書癖》，這是關於高田宏《木に會ぅ》的讀書心得，二是大西祝的《批評心》，這是一篇社會評論文章，三是三浦梅園的《梅園拾葉》，這是一篇文學性的散文，每篇文字後面有幾個問題，大凡都是詞、句意思的解釋，似乎並不很限制學生的思路。而京都教育大學的國語入試題，雖然大體格局與滋賀大學相當，也有一篇選自孟棨《本事詩》的文字，但多了一個六百字以內的作文《個性與協調》。

京都大學的世界史(B)則除了一般的世界歷史知識外，還更多了一些與地理、宗教、文學相關的歷史問題，甚至還有一些運用圖形測試的考題，如對古代錢幣的時代和名稱加以識別等等。

但是，就在這知識潮湧而來之中，有沒有意識和觀念的內容潛藏在其中？比如作文中的《個性與協調》，是否出題者的潛意識中針對的是日本年輕一代的性格變化？是否出題者不自覺地在試題中表達了社會對個性與協調之間衝突的憂慮？又比如把中國古詩文或日本漢文學作品作為日本國語試題的內容，是否有強調日本語言與古代漢語之間的關係，以及凸顯古代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親緣的意思？

在外來語鋪天蓋地而來，日語中片假名拼音使得日語不太像日語的時代中，這種運用考試使考生記憶古代以來語言傳統的做法，是否有運用權力維護傳統話語的意思？特別是歷史試題中，凡提到日俄戰爭、日清戰爭等等近代問題的場合，儘管問題都是知識性的，但其預設或前提卻不能不涉及觀念與意識，而像世界史試卷中第一問之C，關於岸信介推進由國家規劃的民間經濟合理化和重光葵不問是蘇聯強力推進的社會主義形態還是英美民主合法制度形態，與社會主義改善關係的那個題目，為什麼要特別提到他們都曾經是東條內閣成員？在這種不免有暗示性的題目中，就不可能沒有日本的國家意識形態的意味在內。

中國的高考試卷也同樣如此。我曾經反覆看隨身帶的兩份一九九七年的高考試卷，這是刊登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及七月十八日《中國青年報》上的語文試卷和歷史試卷，始終覺得有些不那麼好理解的問題在裏面。

1977年上海市高考語文（理科）試卷，題目內容體現了時代特徵（來源：gaokao.eol.cn）

到底語文學習是為了什麼，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也沒有人真的去回答的事情，我不太願意相信那些已經經過了種種修飾和掩飾的官樣文章，倒寧可從試卷裏看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試卷的出題方式和給出的標準答案，不僅在回答這一問題，而且在實際地引導着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與日本比較，中國的高考語文試卷頗有一些不同，在選現代的文章方面，日本的試卷常常選的是文學性的散文和哲學性的論文，可中國的試卷則多是報紙上的報道、社論。語文第一卷的第一題中，有這樣幾段文字：

這個經濟協作區，具有大量的科技信息，較強的工業基礎……

今年春季，這個省的沿海地區要完成3700萬土方的河堤加高和河口截流改道工程，任務重，工程難，規模大。

為了全面推廣利用菜籽餅或棉籽餅餵豬，加速發展養豬事業。

儲蓄所吸收儲蓄額的高低對國家流動資金的增長有重要的作用……

這個城市交通擁擠的狀況日益嚴重，許多人認為，採取貨車在規定時間內不準進入市區的措施，未嘗不是一個緩解矛盾的辦法。並不只是文章的有趣還是無趣，這裏其實潛含了對考生的一種相當不同的預設。

如果説，日本的“國語”出題者心目中，標準國語是文學散文所表現出來的美文，那麼中國的“語文”出題者心目中，標準語文是社論體或報紙體那種應用性文字。這裏的合理性前提是社論或報道等報紙傳媒的權威，而報紙的權威來自政治性權威。

出題者心目中，似乎將來的學生要走入社會成為公職人員，期待學生從小就對社會的種種事情均有一定的知識，對社會知識有規範的表達能力，因而那種個人性的、趣味性的文學在“語文”中佔的比重相對較少，而社會性的應用性的公文在“語文”中佔的比重相對要大。在這樣的預設中，語文不再是個人的文學體會與表現，而是一種在政治與經濟為中心的社會中使用的，語言文字的應用性技術。

歷史試卷中的相當多的題目來自與現代政治相關的近代歷史和現代歷史，而相當多的題目的問題，與可以確鑿記憶的史實、年代、文獻、地理、人物無關，而是與歷史觀念糾纏在一起，也就是説，它不重在歷史的敍述，而重在歷史的解釋。

比如這樣一個問題，“前期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功績在於”什麼，出題者給出了四個選擇，一是“確立了‘民主’與‘科學’的主導地位”，二是“批判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三是“揭開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新篇章”，四是“沉重打擊了封建正統思想的權威”。據報載，正確的選擇只有最後一項，這裏顯然包含了對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權威的解釋，而解釋只有擁有權威才是有排他性的，可是為什麼只有“沉重打擊……”一説可以成立而其他若干項都不能成立，顯然這裏並不是一個史實上的知識性問題而是解釋上的觀念性問題。

此外如：“門户開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國侵略中國新階段的標誌，這主要是因為該政策——有利於美國加快侵華步驟”、“甲午戰爭後，列強競相對清政府貸款，是為了——擴大在華政治勢力”，“日本明治維新保留了大量封建殘餘，最突出的表現是——掌握政權的人是原屬統治階級的武士”，“下列歷史事件，不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是——朝鮮義兵運動”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代替學生作價值的判斷和性質的解釋。問題是，判斷的標準和解釋的依據常常是主流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偏偏是有時間和空間侷限的，當時過境遷，它就不再是知識。

於是，考試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很多學生告訴我説，高考之後，全部忘光，於是可以把種種在幾個月前還巴不得背得滾瓜爛熟的東西一起丟在腦後。

一個在日本參加了考試的中國孩子也正在興奮地收拾滑雪板，準備到長野去渡假，而很多日本的電車上都是興致勃勃的年輕學生在外出旅遊。中國的高考生們在考試之後，無論中與不中，也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享受着難得的輕鬆和愉快，幾個月甚至幾年的緊張都成了記憶中的往事，那些並非知識的觀念、解釋以及規範化的答案在這裏就統統煙消雲散，被拋在了九霄雲外。

慶祝高考結束的中國學生（來源：chinadaily.com.cn）

可是我卻明白，這種考試的影子是很難剝離於生命的。在很長時間中的學習如果都是為這一次考試而來的，這個考生的知識結構就已經被纏繞在這一主幹上了。

他的語言風格也逐漸習慣於這種常用的語境了，甚至他的思維路數也會在這種慣性上自然運轉，“久在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當他日後成為教師，他就會用這種知識、語言和思路來教育他的學生；當他是一個研究者，他就會用這種知識、語言和思路來處理他的研究對象。因為這種考試的權力既無形，又強大。

唐代的一個考生朱慶餘在參加考試之後，想打探一下考試的結果，就寫了一首詩給主管官員張籍，詩裏用剛到夫家的新媳婦來自比，説道：“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其實問的不僅僅是入時不入時，合符時尚只是在時尚潮流中得到認可而已，重要的是合不合夫婿的審美尺度，更要命的是這種化妝還要等待公婆的批准，這裏的夫婿就是考試的出題者，而公婆則是出題者背後的“權力”。

就算我們假定他們都很公正，他們就代表了時尚的尺度，也只是彷彿那個固執的成衣鋪主人，只做一種尺碼的時裝卻要求顧客一律高矮胖瘦。當千軍萬馬只此一途，只能通過考試來改變命運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只好卑微地問一聲“畫眉深淺入時無”。

套用福柯的術語，話語擁有了權力，就成了權力的話語。我想，更麻煩的是它在人文學術研究中經久不散的影響，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相當不同的是它的個人性質，科學要求規範而人文追求個別。如果每一個考生都必須習慣於截長續短，把自己的思想、語言、知識切割得整整齊齊，那麼人文學科將成為什麼樣子？

​近來我常常批評教科書式的思路、語言與風格對學術論文的影響，其實追根到底，那個更令人不能不“學而時習之”的考試，以及考試所規定的那些刻板的答案，才是對未來的人文學術研究者的最厲害的制約，畢竟他要先經過這一次高考，才能進一步去領教那些教科書的“訓導”。

寫到這裏，我不由想到當年我們的先生魏建功，他曾經在一九二〇年那個新思潮的時代中，代表着被考的大學生在《北大學生週刊》(第九號第三版)上説，“考試是一種最壞的制度，等於摧花的風，噬果的蟲”，可是當他也成為大學考人的先生時，卻一樣沒有讓學生不考試。

京都的二三月間，時晴時陰，有時雖然陽光明媚，卻還飄着片片雪花，有時也會下些小雨，這時的風頭如刀，彷彿能穿透大衣。

我總想，如果中國的中學生將來會把黑色七月的酷熱天氣當做高考殘酷的象徵，那麼，日本高校要考大學的學生，則一定把二三月的凜烈寒風和考試連在一起。寒暑不同，那麼他們將來回憶起那一次決定命運的考試時，他們的記憶可能會不太一樣，唯一“環球同此涼熱”的，也許只有考試的同樣的殘酷。我來到著名的京都大學時，就正好遇到這一連串的考試，不免也發一通這種不切實際的感慨。

其實，我也知道，大學不能不考試，而考試又不能不如此，公平對於人是很重要的，而實現公正的衡量尺度又需要一種規範到甚至死板的標準，但是，為了人文學術的將來，我們又如何最低限度地消解這種考試的後遺症呢？現在回想起來，不能不佩服陳寅恪先生，他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所説的道理，和他給考生所出的“對對子”試題，也許倒真的有些預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