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聞博評：當年食肉恐龍與食草恐龍是否存在“文明衝突”？_風聞

網聞博評：當年食肉恐龍與食草恐龍是否存在“文明衝突”？

    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無以名狀”，這原本就是“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名可名非常名”。只是從“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以來，才有了人類道法自然法則的“道可道非常道”。因此，當年食肉恐龍與食草恐龍“牙齒爪子就的資源配置”的生存競爭食物鏈，就只是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的原始本能。到了“山中無恐龍老虎稱霸王”時代，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牙齒爪子就的資源配置”的生存競爭食物鏈，也同樣是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的“禽有禽言獸有獸語”。只是從“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時代開始，才有了花果山猢猻沐猴而冠的“學人禮説人話”，也才有了“文明衝突論”的“名可名非常名”。

    那麼，從“牙齒爪子就的資源配置”的生存競爭食物鏈，直到“戰爭武器決定資源配置”的“貨幣工具就的資源配置”科技創新系統升級，這難道就是人類世界經濟食物鏈的“文明衝突”理論創新嗎？

    對此，我們不妨先快速瀏覽一下網絡信息時代的要聞時訊，然後再繼續討論。

    “白人至上主義”的“文明衝突論”，真的遇到了對手？

    網聞博報注意到，亨廷頓先生去世已經過了10年，但他留下的爭論性議題並未隨其逝去而變得雲淡風輕，最近反而再度成為媒體討論的熱門話題。從1993年到1996年，這位知名的美國政治學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論，即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這一觀點自誕生以來，就充滿爭議。最近，這一概念又一次成為話題，此事還要從一個月前一篇題為“美國國務院為美中文明衝突做準備”的報道説起。

    據參考消息網2019年6月9日報道，刊載於美國《華盛頓觀察家報》網站的報道拋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新聞線索：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這在美國曆史上尚屬首次。後來，這一戰略又體現於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在一次論壇上的發言，她當時將美中關係説成是“文明衝突”，“這是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進行的作戰，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此後，斯金納成了眾矢之的，其觀點遭到來自美國內外輿論的廣泛批評。這些批評如果概括成一句話，那就是用文明衝突論來解讀中美關係或作為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是錯誤的、危險的。

    報道稱，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如何回應崛起中的中國，這是美國近年來從政策制定者到理論研究者一直在討論的重大命題，目前來看，似乎強硬派在美國國內佔據了上風。儘管如此，當聽到斯金納從文明衝突甚至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角度來分析對華戰略時，反對的聲音還是比較一致的。其實，對於中國人來説，這也不是第一次從美國方向聽到這種刺耳的聲音了。亨廷頓當年就提出儒家文明（及其它非西方文明的結合）將是冷戰後西方文明的頭號威脅。不過這一次，反應有所不同。當年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的時候，雖然曾引發中國國內的討論和批評（更多限於學術圈），但並未出現與之相對應的理論或學説併為國際社會所重視。但是時隔20餘年後，這一次，美國官員拋出的“文明衝突論”遇到了真正的對手。

    報道指出，中國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提出的“文明對話”理念被海外媒體普遍解讀為對斯金納觀點不點名的反駁。“我們應該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韓國亞洲研究所所長伊曼紐爾·帕斯特萊克注意到了這兩種反差鮮明的理念。他以“美國的文明衝突遭遇中國的文明對話”為題在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網站上撰文指出：中方“對國際主義觀點的公開呼籲和認為所有文明從根本上都是平等的看法，為‘文明衝突論’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替代選擇。‘文明衝突論’正迅速淪為美國輕率的排外情緒。”

    報道稱，如果説，“文明對話論”代表中國又一次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提供了中國方案，那麼，與“文明衝突論”相比，哪種觀點對世界政治的解釋力更令人信服，國際社會已經給出了答案。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彼得·哈里斯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撰文指出，“承認多種人類文明的存在，並不一定意味着承認這個世界註定會發生不同文明或不同種族之間的衝突。值得慶幸的是，亨廷頓基於文明敵視理念對世界的描述，並不是理解世界政治中文明的唯一框架。”在發表於香港《南華早報》網站的一篇題為“美國鷹派的文明衝突論根源於無法容忍差異”的文章中，香港-亞太經合組織貿易政策集團執行董事戴維·多德韋爾指出，（中國提出的）“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觀點與當前特朗普政府救世主式的誇誇其談截然不同。

    報道指出，如果亨廷頓先生還在世的話，會如何看待中國提出的“文明對話論”呢？在亨廷頓本人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1997年中文版撰寫的序言中，曾有這樣一段話：“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歐洲和亞洲國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經在談論需要抑制文明的衝突和參與這樣的對話。……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將鼓勵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做同樣的事情。”然而，20餘年過去了，當中國向世界提出“文明對話論”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亨廷頓的“學徒們”則在鼓吹與中國的文明衝突。亨廷頓生前否認“文明衝突論”是“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衝突恰恰將由於他的預測而更可能發生。但現實是，今日他的“學徒們”，竟然在為文明衝突變為現實創造條件。

    報道稱，當年亨廷頓提出“儒家文明”及其它非西方文明的結合將是“冷戰”後西方文明的頭號威脅後，曾有中國學者批評其觀點有渲染“黃禍論”之嫌。而今，伴隨着文明衝突再次進入輿論的視野，“黃禍論”的沉渣再次泛起。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馬凱碩在發表於《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國人需要問一問，他們對中國崛起的反應有多少源自冷靜的理性分析，有多少源自對非白種文明的嚴重不適？”

    中國出台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制度，為何會引起外媒密切關注？

    網聞博報同時注意到，繼“不可靠實體清單”後，昨天國家發展改革委透露，正牽頭組織研究建立“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制度”，以更有效預防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據新華社消息，中國將建立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制度。

根據《國家安全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此舉意在更有效預防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國家發改委稱，具體措施將於近期出台。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當貿易爭端愈演愈烈，美國限制中國企業獲得美國技術之時，中國也正在建立一套技術保護制度。《人民日報》週日表示，建立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制度，將為中國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加快發展自主可控的戰略高新技術和重要領域核心關鍵技術，構築強有力的“防火牆”。這則短短的消息立即引起一些外媒的密切關注。

    據《環球時報》2019年6月9日報道，“中國……決不允許某些國家利用中國的技術反用於遏制中國的發展，打壓中國的企業。”彭博社認為，中國建立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制度，是反擊此前美國針對中國華為採取的一系列“打壓”和“圍剿”措施。此前，美國政府採取措施限制華為在美國銷售設備和從美國供應商那裏購買零部件，此舉可能會對中國最成功的跨國公司之一的華為造成打擊。當時中美貿易談判已經破裂。該措施的出台，推波助瀾，將關税戰擴大為中美之間更廣泛的對抗。

    此外，美聯社還援引《環球時報》週日發表的社評，認為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制度和不久前商務部宣佈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有關。環球時報》社評稱，該法案將為管理技術出口提供法律依據，並對抗美國對一些中國企業實施的斷供。該報的英語社評又寫道，“2018年以來，美國多次動用其國內法對中國高科技企業施加壓力，中國的反制鬥爭需要有更多法律槓桿。”而路透社還援引《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的推文，認為中國正準備遏制對美國的一些技術出口。《環球時報》總編輯週六説，中國正準備遏制對美國的一些技術出口。這些措施一旦實施，則表明中國將對美國以國家安全問題為由對華為施加的限制進行報復。《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一條推文中説，中國“正在建立一個保護中國關鍵技術的管理機制。”這是改善中國製度的重要一步，也是為了對抗美國的鎮壓,”他補充道。“一旦生效，一些出口到美國的技術將受到管制。”

    金價飆升而油價暴跌！究竟是“搬梯子”還是“扔磚頭”？

    網聞博報還注意到，近年來，金價上漲與油價下跌的這種罕見走勢，給更廣泛的市場帶來了一些糟糕的後果。據參考消息網2019年6月9日報道，出於對全球增長放緩和關税問題可能抑制能源需求的擔憂，國際油價在熊市水平徘徊。與此同時，黃金期貨價格卻一直朝着相反方向發展。導致油價下跌的相同因素卻令金價連續第五個交易日走高，並使金價升至一年多來的最高水平。

    據美國財經網站“市場觀察”6月4日報道，“歷史上僅有三次貴金屬飆升，而石油價格暴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嚴重的熊市和經濟衰退期間。”去年表現最佳的對沖基金之一克雷斯卡特資本公司的分析師塔維·科斯塔在他的推特上寫道：“夥計們，繫好安全帶！”科斯塔向“市場觀察”解釋説，目前的宏觀形勢看起來很像2018年第四季度拋售的開始。他表示，“黃金與石油的比率飆升，銅價暴跌，企業息差擴大，以及信貸市場出現急劇下滑。”“美聯儲鴿派的言論只是令問題雪上加霜。在商業週期的後期降息從來都不是一個樂觀的信號，它再次證明了我們一直指出的許多看跌宏觀信號。面對各地的資產泡沫，經濟狀況正在走弱。”

    另據《人民日報 》2019年6月9日報道，“保護消費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國內的自由競爭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貿易。”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的這句名言，對於當下有着深刻的啓發意義。

    報道稱，貿易合作帶來雙贏、貿易衝突沒有贏家，這是一個早已被世界歷史反覆證明的道理。然而，美國一些政客完全無視經濟規律，完全脱離中美經貿結構高度互補、利益深度交融的基本事實，先是拋出“美國吃虧論”，宣稱“在與中國的貿易中，我們每年損失5000億美元”，抱怨“中國出口過剩掏空美國中西部工業地區”“美國損失了數百萬製造業崗位”；隨後又炮製“加徵關税有利論”，高呼“今後，我們將從中國收取數千億美元的關税”，鼓吹增收關税對美國經濟和國民福利都是好事。於是，護佑民生福祉、增加國民福利，不僅成了這些政客挑起貿易爭端的“正當理由”，也成了揮舞關税大棒將帶來的“勝利結果”。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報道認為，天上從來不會掉餡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誰能強取豪奪。那些所謂加徵關税“將為我們的國家帶來更多財富，甚至超過傳統類型的驚人交易”的説辭，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謊言；那些所謂加徵關税增加美國國民福祉的論調，無非是憑空臆造的假象。近日，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就發佈了一份研究報告，警告稱：“這些上調的關税可能造成巨大的經濟扭曲，並導致美國關税收入減少。非常高的税率可能導致關税收入下降，因為進口商將停止從一個被加徵關税的國家進口商品，並尋求從其他國家(效率較低)的生產商那裏進口商品。”一項統計數據顯示，加徵關税使美國消費者和進口商去年每月損失44億美元，且美國收取的關税收入“不足以彌補購買進口商品的消費者所承受的損失”。就連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也不得不公開承認，中國人沒有為輸美產品直接支付關税，中美雙方都會因關税承受損失。

    報道稱，把加徵關税説成是“護佑民生”，更是無稽之談。《華爾街日報》就指出，加徵更高關税，將對美國普通消費者產生巨大影響，因為涉及的是一系列消費品，消費者將會面臨更高的價格。更為直觀的，是芝加哥大學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一項聯合研究，研究者用“洗衣機的例子”來證明關税提高對消費品的影響。結果顯示，自2018年1月美國對進口洗衣機加徵關税以來，洗衣機的平均價格上漲了12%，美國消費者每年在洗衣機和烘乾機上的支出增加了15億美元，每台洗衣機要多花86美元，每台烘乾機要多花92美元。美方所加徵的關税，最終只會通過其國內進口商、批發商、零售商，轉嫁到美國國內消費者身上。不僅如此，根據代表美國150多家貿易協會的“關税傷害美國腹地”組織估算，將關税上調至25%會損害近100萬個美國就業崗位，並加大金融市場動盪。一言以蔽之，加徵關税給美國人帶來的絕非“福音”，而是“噩夢”，為關税“埋單”的最終還是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界。

    報道指出，在雄辯的事實面前、在強烈的反對聲下，即便是那些美國政客，也不得不改口，以所謂“短期會疼，長期會贏”，繼續為升級經貿摩擦尋找藉口。然而，對於美國民眾而言，短期肯定會疼，長期也未必會贏。以美國豆農為例，他們不僅要面臨種多少大豆、要不要將已儲存的大豆低價賣出的困擾，更可能要面臨失去中國市場的衝擊。用他們的話來説，這是“花了40年時間才贏得的市場”，一朝失去，不知何日才能復得。當前，儘管中美兩國在合作中不時遭遇摩擦和分歧，但不可否認的是，中美兩國各領域合作的廣度與深度都遠超歷史上任何時期。這正説明中美兩國合作共贏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反之，如果為了一己私利，執意逆潮流而動，結果只能是損人不利己。正如英國《衞報》一針見血地指出的，與中國的貿易戰幾乎傷害了美國經濟的每一個領域，幾乎沒有產生贏家。加徵關税，絕非“搬梯子”，而是“扔磚頭”。隨着時間的推移，無論是世界人民，還是美國人民，都將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網聞博評：追問恐龍世界命運共同體為何會自我毀滅？

    若是按照叢林法則“獸之道”的“禽有禽言獸有獸語”來講，當年食肉恐龍與食草恐龍“牙齒爪子就的資源配置”的優勝劣汰食物鏈，就是自由競爭平等互利的公平公正。食肉恐龍強勢種羣的羣雄爭霸和“霸王龍”的贏者通吃，就是“一部分恐龍先富起來”的合作共贏天經地義。那麼，這個恐龍世界命運共同體的自我毀滅，不就是追求一己私利最大化的醉生夢死嗎？到了“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時代，花果山猢猻沐猴而冠的“學人禮説人話”，還不是羣雄爭霸勝王敗寇的“名可名非常名”嗎？難道説，有了“戰爭武器決定資源配置”的“貨幣工具就的資源配置”科技創新系統升級，就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叢林法則經濟食物鏈？

     正如媒體報道所言，伴隨着“文明衝突”再次進入輿論視野，“黃禍論”的沉渣再次泛起。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馬凱碩在發表於《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國人需要問一問，他們對中國崛起的反應有多少源自冷靜的理性分析，有多少源自對非白種文明的嚴重不適？”與其説，此所謂“對非白種文明的嚴重不適”，就是“白人至上主義”的“西方文明中心論”沉渣泛起。倒不如説，這原本就是人類世界叢林法則經濟食物鏈的“名可名非常名”。

    時空穿越猛回首，自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原始奴隸制小康社會“公私之變”以來，特別是從“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神話時代以來，再經“君權神授”的奴隸制古羅馬帝國軍事殖民擴張和中世紀基督教“神權專制”的“十字軍東征”宗教戰爭，又經歐洲“文藝復興”和哥倫布船隊殖民征服“新大陸”的奴隸買賣“世界自由貿易”狂飆突進，直至形成今天“美元霸權”金融殖民統治的民主法治“普世價值”和市場經濟全球化國際慣例“割韭菜”體系，人類世界就一直在演繹着叢林法則經濟食物鏈的惡性循環。此所謂“戰爭武器決定資源配置”的“貨幣工具就的資源配置”科技創新系統升級，就伴隨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文明衝突”理論創新。這種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紙牌屋遊戲”的貿易戰爭“春秋無義戰”，就是古希臘式大國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天下興亡週期律。

    憑誰問，在昔日長達三百萬年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時代，人類為何能夠道法自然法則“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之道”，從而進化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上古文明？到了距今大約五千年前，人類為何又要道法叢林法則“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獸之道”，由此便形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食物鏈惡性循環？當年瑪雅人和印第安人的亡國滅種民族悲劇，固然是因為經歐洲“文藝復興”和哥倫布船隊殖民征服“新大陸”的奴隸買賣“世界自由貿易”狂飆突進。那麼，這種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紙牌屋遊戲”的貿易戰爭“春秋無義戰”，最終就一定能夠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合作共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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