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人鄧雪|焦慮從何而來？_風聞

問題發佈

**你快樂嗎？**你多久沒有發自內心地大笑了？還記得那個放鬆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嗎？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未來，被現實推着前進。工作、學業、生活，四面而來的壓力使人喘不過氣。更糟糕的是，與家人和朋友的交談似乎也成為了一種巨大壓力。原本期待着一場歡暢的閒聊，卻意外收穫了對比、炫耀、暗中較勁，羨慕和嫉妒幾乎讓聊天每每鎩羽而歸。我們漸漸成為了“話題終結者”，拒絕打開心扉，複雜的內心卻難以平靜。這背後透露的焦慮，正成為描述公眾心理狀態的標籤詞彙。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2017年發佈的《國家治理創新報告》指出，如何降低民眾心理上的焦慮感，是治理現代化面臨的三大難題之一。我國第一部心理健康藍皮書《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7—2018)》聚焦我國公務員羣體的心理狀況，指出我國35.2%的公務員處於中高等焦慮狀態，可以窺見焦慮正在社會中蔓延。

對此，我們不禁要追問：這種跨越年齡，存在於不同職業與社會階層，並體現在職場、婚姻、戀愛、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慮，到底是如何產生的？中國人為何感到焦慮？中國人的焦慮具有獨特性嗎？**或者説，這種焦慮是“現代性的焦慮”還是“中國式焦慮”？普遍性的焦慮和個體性的焦慮又有什麼不同？

學人介紹

學人觀點

社會治理問題催生焦慮

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社會和經濟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以及行業之間出現了一種十分明顯的不平衡現象。這就使得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導致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使我們變得更加焦慮和迷茫。從富豪人羣到中產階級再到普通民眾，焦慮感彷彿“綁架”了每個中國人。

焦慮可以説是主客觀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源於對社會或自我的不安，這種不安產生的根源在於主觀世界認識同客觀世界間存在偏差。從辯證的角度看，並非所有的焦慮都是有害的。一方面，焦慮的存在是上進心的體現。尤其當一個人力不從心，或者能力和時間有限，甚至努力去做也達不到想要的結果時，現實追不上自己的期望，由此便會產生焦慮不安。此外，過度焦慮就會對自己和社會產生危害。**焦慮可以通過個人情感傳播給身邊人，使之成為社會心態。社會焦慮心態又通過反作用力進一步加深了個人焦慮，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對社會穩定和良性運行將會產生十分不利的影響。

焦慮的社會心態反映了我們的社會治理體系還存在問題。首先，我國和西方社會相比，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中國是一個強政府弱社會的國家。公眾對社會治理的參與意識弱、機會少、能力低，政府與社會間良好的合作關係尚未建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結果顯示：中國人2018年的工作時間比2008年增加了22%。忙碌導致生活娛樂減少，歡笑減少，休息不足，對周圍的一切漠不關心。更為嚴重的是，越優秀的人越努力，根本無暇參與社會治理。其次，公民缺少一個表達、參與和監督的暢通渠道。由於社會公平在一定程度上難以解決，從而激發了各類社會矛盾，導致大規模羣體性事件頻發。因此，通過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來降低社會焦慮是提升人民幸福感和獲得感的重要途徑。

質詢

To鄧雪****：****

您提到社會治理能力與水平的提升的作用，請問這一定需要政府的參與嗎？在緩解焦慮這一議題上，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社會的活力又應該如何被激發？

感謝質詢團的提問。

政府在面對社會焦慮現象時，必須重新定位政府的職能和角色。提高社會治理能力與水平不但需要政府的參與，更需要政府和其他主體建立有效的合作模式，激發社會活力，讓更多的人蔘與社會治理。同時通過多元主體合作治理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降低社會和個人的焦慮感。

首先，緩解焦慮需要政府做好情緒疏導工作，注重道德教化、心理干預、矛盾調處等機制有效控制消極社會情緒的蔓延。通過心理教育、媒體宣傳等方式進行積極的價值觀引導，提升國民心理素質，營造公平正義、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其次，緩解焦慮需要政府建立一個能夠兼顧絕大多數人利益且具備完善利益表達的制度體系。如建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引導社會和個人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監督公共決策的執行，特別是涉及到民生領域的（如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制度，各主體可通過商談、協作的方式處理社會公共事務，建立社會問題防範機制，合理整合社會公共資源，從而促進資源配置的合理和公正。

最後，在社會參與不夠、良性互動不足的背景下，緩解焦慮需要激發社會活力，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這需要社會組織和個人利益表達得到實質性的關注，避免流於形式的參與，提高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在政府的主導下，由社會分擔政府部分職責，如採取政府購買、服務外包、決策諮詢、建立智庫等方式調動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

請問鄧博士，社會治理如何舒緩民眾焦慮，或許有具體哪些環節？

環節如下：

1、出現問題：某一社會問題導致焦慮現象瀰漫

2、發現問題：問題被政府和社會發現

3、協同治理：政府開始思考並採取相應措施解決焦慮問題，社會組織和個人共同參與治理

4、解決問題：若治理方法得當，則焦慮問題得到解決；若焦慮尚未解決，便需進行政策調適，直至問題解決

  焦慮的傳染性來源於價值觀的認同。如果大家對彼此不認同，也就不會相互傳染。如果大家境遇相似，產生共鳴，一定會有相互認同感和信任感，形成共同的價值觀。當這種價值觀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時候，説明我們的社會治理存在問題，有必要採取措施來進行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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