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2019：科幻向左，武俠向右（一）_風聞
更深的粽-2019-06-11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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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五月中旬的一個傍晚，當時正在成都氣象學院讀書的吳顯奎漫步到了錦江河邊的一個小書攤上，一本雜誌赫然映入眼簾，深藍色的封面，上面四個紅色大字：《科學文藝》。
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整個國家正從文革中逐步恢復過來。鄧小平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做了重要講話，明確指出“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打破了思想禁錮，喚醒了科技工作者的熱情，“科學的春天”到來了。
這一年，四川省科普創作協會（現稱四川省科普作家協會）開始籌備《科學文藝》雜誌，並於1979年成立了《科學文藝》編輯部，第一任主編為劉佳壽。劉提出要招聘編輯，條件是要有工科背景，有作品發表。此時，31歲的楊瀟剛剛在四川文學上發表了作品，又是北航畢業，看到了招聘消息後便抱着試試看的心態加入了編輯部。
此時，科幻文學正迎來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葉永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正式出版，發行了150萬冊，加上後來的連環畫版共發行300萬冊，這一記錄至今無人打破。而鄭文光、童恩正、劉興詩、肖建亨等這些文革前便已成名的科幻大家也先後發表了新作，鄭文光的《飛向人馬座》、童恩正《珊瑚島上的死光》都是科幻史上的名篇。加上迅速崛起的王曉達、魏雅華、金濤、吳顯奎、宋宜昌、綠楊等，科幻創作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跡象。
1981年，是中國科幻小説歷史上空前的一年。在這一年裏，中國發表了300多篇科幻小説（不包括譯作）這一數字是超過任何一年的。中國科幻小説作者、譯者，已擴大到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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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作品是在什麼時候進入內地的，是個很難準確回答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在八十年代之前，內地就有人通過各種渠道接觸到金庸的作品。
嚴家炎在《金庸小説論稿》中説：
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先生，可能是大陸上最早接觸金庸作品的讀者之一，據他夫人卓琳女士説，鄧先生在七十年代後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託人從境外買到一套金庸小説，很喜歡讀。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接見金庸時，第一句話就是:“你的小説我是讀了的。”而據台灣新聞界人士透露:海峽對岸的領導人——國民黨中央前主席蔣經國先生，生前也很愛讀金庸作品，他的牀頭也經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説。
在台灣，金庸的小説一直是屬於明令禁止的讀物，直到1979年方才解禁。而在內地，第一個正式刊發金庸小説的是廣東的《武林》雜誌。1981年7月，《武林》的創刊號上便開始連載金庸的《射鵰英雄傳》，第一期便賣出了三十萬份，之後數量直線上升。
錢理羣在《金庸現象引起的文學史思考——在杭州大學“金庸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中説：
説起來我對金庸的"閲讀"是相當被動的，可以説是學生影響的結果。那時我正在給1981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講"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一天一個和我經常來往的學生跑來問我：“老師，有一個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嗎？“我確實是第一次聽説這個名字。於是這位學生半開玩笑、半挑戰性地對我説：“你不讀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説完全瞭解了現代文學。“他並且告訴我，幾乎全班同學（特別是男同學）都迷上了金庸，輪流到海淀一個書攤用高價租金庸小説看，而且一致公認，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課堂上介紹的許多現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學生）向我提出金庸這樣一個像我這樣的專業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學史地位問題，我確實大吃了一驚，卻又不免有些懷疑：這或許只是年輕人的青春閲讀興趣，是誇大其辭的。但後來有一個時刻我陷入了極度的精神苦悶之中，幾乎什麼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書也讀不進去；這時候，我想起了學生的熱情推薦，開始讀金庸的小説，沒料到拿起就放不下，一口氣讀完了他的主要代表作。
1983年2月28日，由黃日華、翁美玲主演的電視劇《射鵰英雄傳》在香港無線電視台首播。1985年初，內地50餘家電視台以12.5萬美元，依照當時匯率為110萬元人民幣的天價引進了83版《射鵰》。這部劇在內地真正達到了“萬人空巷”的境界，每天晚上播放的時候，你走在街上，幾乎每家每户的窗口都會飄出這部劇的主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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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國內的科幻創作高歌猛進的時候，針對科幻文學興起了一股批評潮流。這股潮流最初發於幾家報紙對科幻的評議，直至圍繞“科幻姓‘科’還是姓‘文’”這一話題，批評者和科幻作者們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這場爭論波及到了科學屆與文學界，最終與“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聯繫到一起，使得科幻文學的“第二次高潮”戛然而止。
這場爭論的具體原因以及過程，至今眾説紛紜，其種種曲折，已不可考。而結果卻是確鑿的，很多作者淡出科幻屆，如葉永烈轉向傳記文學創作，鄭文光忽然癱瘓後失去創作能力，童恩正遠走美國等；而大部分科幻期刊被關停，印好的書不準上市，曾經風靡一時的“四刊一報”（《科學文藝》《科幻海洋》《智慧樹》《科學時代》和《科幻小説報》）最終只剩下《科學文藝》獨自支撐着科幻的一方天空。
雜誌的訂數從巔峯期的二十多萬冊，到83年只有七萬多冊，主編劉佳壽調任，第二任領導不熟悉科幻，也無力將刊物帶出困境。到了84年，第二任主編也要退休，原本主管雜誌的四川省科協不想再派領導，打算讓這本刊物“無疾而終”。
原本大好的局面卻要拱手斷送，無論是編輯們還是作者們都難以接受。時任省科協黨組書記的邵貴民看到編輯們真誠的心願，説：“這樣吧，如果你們要繼續辦，那就自個兒幹，但科協不再提供經費支持，你們自尋出路，自己組閣，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要知道，八十年代初剛剛改革開放，大多數人還停留在“體制”的思維裏，這種“四自”的完全市場化的運作方案几乎是石破天驚。
面對着羣龍無首、獨木難支的局面，時任四川省科普創作協會理事長的周孟璞和副理事長童恩正決定選擇一個有熱情、有抱負、有責任心、有能力的編輯出來主持雜誌社的工作。他們召集大家開會進行民主選舉，結果楊瀟和譚楷兩位編輯得票最多。
而此時的楊瀟剛剛生了個兒子，人生的重心漸漸轉移到家庭，對於雜誌主編這一職位並無多大的渴求。但童恩正卻認定了楊瀟是不二人選。他和王曉達一同來到楊瀟的家中做“勸説”工作。楊瀟一邊招待，一邊圍着兒子忙的團團轉，童恩正看在眼裏，心領神會，仍堅持勸楊瀟接下這個膽子。但楊瀟一時還下不了決心。
彼時的童恩正是川大歷史系教授，知名考古學家，著名作家，雖然快到知天命之年，但仍高大帥氣，為人灑脱豪放，才華橫溢，極具人格魅力。他以一種歷史學家的眼光看中了楊瀟，相信她能夠挑起這個重擔。
楊瀟深受觸動，推着自行車從川大校門出來，沿着錦江一路走，看着滔滔的江水，終於下定了決心迎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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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説在內地的出版發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一直是一筆糊塗賬。按照金庸自己的説法：
在中國大陸，在這次“三聯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家，是經我授權而出版了《書劍恩仇錄》。他們校印認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繳付所得税，餘數捐給了幾家文化機構及支助圍棋活動。這是一個愉快的經驗。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經授權的。（《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
1984年左右，以金庸作品為代表的港台新武俠大舉進入內地出版市場並蔚然成風，由於當時大陸尚未加入版權公約，各家出版社爭相出版金庸著作，據媒體報道，僅《射鵰英雄傳》就出了七個版本，再加上金庸劇在電視台的熱播，金庸、梁羽生、卧龍生、古龍成為出版市場上炙手可熱的搖錢樹，風頭一時無二，各種盜印乃至冒名，更加不計其數：在1987年7月下發的一份《部分非法出版物目錄》的“淫穢圖書”部分，一共6本書中就有3本冒了金庸之名，1本冒了卧龍生之名，新武俠作者的市場價值，由此可見一斑。（康凌《國家政策、學術出版與市場策略——1980年代武俠小説的出版狀況》）
如此瘋狂的盜印自然引來更嚴厲的管控措施。1985年，國家文化部、出版局等連發多道批文、指示，並在各類會議上反覆強調要禁止武俠小説的濫印。但如此依然無法控制。1988年的《探索與爭鳴》上刊登了周遠的《關於新武俠小説出版之管見》一文，文中寫到：
事隔幾年，新武俠小説又“熱”了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到8月20日為止，全國共出版新武俠小説50多種，其中絕大多數是我國內地以前沒有出版過的，印數最少的是《陸小鳳》（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8本，印5萬套；印數最高的是《書劍恩仇錄》（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上中下三本，竟達60萬套；還有一些書版權頁上沒有標明印數，可能印數也較高，估計總印數最少在500萬冊以上。
如此廣泛的傳播除了普通讀者的興趣以外，也不出意外地引起了專業學者的注意。1985年第4期黑龍江克山師專學報上刊登了張放的《金庸新武俠小説初探》，這是大陸第一篇金庸小説的研究論文。
面對突如其來的武俠小説熱，有人厲詞聲討斥之為“是一種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現象”，有人如臨大敵，提出應採取嚴正措施並有所防範；有人認為新武俠小説熱，嚴重地衝擊了純文學，向純文學提出嚴重的挑戰，新武俠小説審美趣味低下。在這樣的理論環境下紅學家馮其庸出來為金庸辯護，他在1986年第8期的《中國》月刊發表《讀金庸》，認真評述了金庸小説廣博的社會歷史內容和不同凡響的藝術成就，認為把研究金庸小説稱作“金學”是有道理的。有一段時間，馮其庸的聲音是寂寞的。到了1988年，《讀書》《文藝報》《上海文論》等文藝類的核心報刊分別刊登柳蘇《金色的金庸》，章巽《台港“金學”一瞥》，裘小龍、張文江、陸灝《金庸武俠小説三人談》等文章。而這一年，引起廣泛爭論的是文學家章培恆發表在《書林》第11期的《金庸武俠小説與姚雪垠的<李自成>》。《李自成》第二卷曾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代表了當時歷史小説的最高成就，而章培恒指出金庸小説的思想與藝術均高於《李自成》，前者“假中見真”，人物性格真實而富有感染力量後者“真中見假”，導致讀者的幻滅感。這是一次直率的發言，它第一次跨越了金庸小説自身的範圍，而大膽介入祖國大陸當代主流文學的領域。（餘醴《金庸小説的文化與價值研究》）
此後，研究金庸的文章如雨後春筍一般不斷湧現。而此時的金庸，正在文壇和政壇之間縱橫捭闔，他不僅得到兩岸領導人的接見，還參與起草了香港的《基本法》，加上原先的報紙業務和影視改編，金庸在八十年代可謂風生水起。而此時距離他宣佈封筆已有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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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官上任的時候，楊瀟才發覺這是一個多麼困難的任務。當時《科學文藝》雜誌社賬上只剩下六萬多塊錢，編輯部卻有十五個人的編制。楊瀟不得不大刀闊斧“精簡”掉一半的人手，核心團隊只剩下自己和譚楷、向際純、莫樹清等幾人。
更難的還是雜誌的銷路問題，此時的銷量只有三萬多冊。因為自負盈虧，為了“創收”，楊瀟不得不另闢蹊徑。當時的美編向際純提出幼兒識字卡片很有市場，説幹就幹，於是他自組班子很快開發出了產品，投向市場後銷路好的驚人，很快賺了幾萬塊。楊瀟曾許諾賺了錢可以獎他一台彩電，這下真賺了錢，楊瀟便去請示領導。
但一台彩電幾千塊，那時候是筆鉅款，領導説沒有這個先例，只能獎五十。人無信不立，楊瀟又去請示童恩正，童笑了笑，既沒説可以也沒説不可以。楊瀟便當是默許，一下獎了向際純幾萬塊，把老向樂壞了。
之後，雜誌社又開發了幼兒故事讀物，一樣暢銷，賺了幾十萬。《科學文藝》就是靠這樣“以副養正”撐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
但雜誌本身畢竟還是主業，為了擴大雜誌的影響力，楊瀟和譚楷開始考慮舉辦中國的科幻小説獎。當時，有名的“四刊一報”只剩下了四川的《科學文藝》和天津的《智慧樹》。兩家合計，先辦一個科幻作者筆會。於是在1985年，兩家雜誌集合十來個作者，在一起合計開辦第一屆，也是歷史上第一個中國科幻小説獎。
當時，這羣人對這個獎的影響力並沒有一點預計，對於獎項該叫什麼名字倒是動了不少腦筋。大家都知道國外的星雲獎，雨果獎。恰巧那時候編輯譚楷老師發表了一首詩作《銀河禮讚》，於是靈機一動説，“叫‘銀河獎’吧！”大家都表示贊同，楊瀟還專門打電話給童恩正，童恩正也對這個名字大為讚賞。於是中國的第一個科幻小説獎項就這麼誕生了。
第一屆的“銀河獎”於1986年頒發，當時還分為《科學文藝》和《智慧樹》兩個榜單，吳顯奎、繆士、孔良、楊志鵬、魏雅華和遲方、王曉達、劉興詩、洪梅、黃人俊分別摘取了兩個雜誌的一等獎。遺憾的是，《智慧樹》在第一屆“銀河獎”之後便停辦，以後這個獎項就由《科學文藝》獨家承辦。
1986年，日本中國科幻研究會會長巖上治先生特意趕赴成都參加第一屆銀河獎頒獎會。楊瀟他們非常奇怪，科幻小説在中國僅一息尚存，怎麼日本還有個中國科幻研究會？巖上治解釋説：“80年代初中國科幻蓬勃發展，進入了黃金時代，於是我們成立中國科幻研究會。沒想到現在只剩下你們一家刊物了，我們只好研究你們了。”楊瀟聽了倍感淒涼。
第二年，應巖上治之邀，《科學文藝》全體編輯來到日本參加日本年度科幻會。像那個時代很多走出國門的經歷一樣，東瀛之行讓他們極大開闊了眼界，也認識到自己和世界的巨大差距，更加重了肩上的擔子和責任感。此次經歷，讓楊瀟萌生了要在中國舉辦世界科幻大會的想法。
1989年，為了提升發行量，《科學文藝》更名為《奇談》。這本雜誌除了刊登科幻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收入了一些八十年代常見的“怪誕”的內容，既不紀實，也不科幻。
為了生存，主編楊瀟不得不對雜誌的定位做出改變，但心裏卻委實不是滋味。恰好應世界科幻協會WSF之邀，參加在聖馬力諾舉行的1989年WSF年會，楊瀟孤身一人踏上了赴歐的旅程。同時她此行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為成都爭取1991年WSF年會的舉辦資格。
由於準備工作不足，楊瀟此行十分地狼狽。原本聯繫的翻譯因為生病無法到位，新找的翻譯又坐地起價，氣得楊瀟一人奔赴會場，人生地不熟又撞傷了腳，好不容易趕到會議上，拿着兩本詞典就上去發表了演講。
沒想到，與會的科幻作家們對“去成都開WSF年會”這個議題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紛紛問這問那。此時，波蘭和南斯拉夫都在競爭1991’WSF年會的舉辦權，兩方都準備了翔實的材料。而楊瀟卻兩手空空，應接不暇，只能讓他們一個個提問題，她記錄下來回去再作答。
沒料到，作家們提出最多的問題竟是能不能減免五十美元的參會費，以及機票能不能報銷。作為第一個參與國際科幻會議的中國人，楊瀟為老外的摳門跌破了眼鏡。她對這些事情沒有決定權，只能説回去請示之後再做答覆。
更沒料到的是，這麼一個只有想法沒有任何實際方案的提議，竟然獲得了通過。第二天下午代表們紛紛來向楊瀟道賀：“We are going to your Chengdu!”這樣的反轉讓楊瀟又驚喜又狼狽，百感交集。
但天有不測風雲，等楊瀟從歐洲回來，事情又起了變化。
事情出於兩個方面，一是有人向北京方面告狀，説有人和國外的組織搞什麼世界科幻大會是“裏通外國”，還有國外的作家來中國是想培養“資產階級作家”。
這個帽子太大了，幾年前那場風波的陰雲似乎仍未散去。時任四川省科協副主席劉國宣帶領楊瀟和譚楷上京“申訴”，據理力爭，一個部委一個部委地去解釋。有人説曾來過中國的英國著名科幻作家奧爾迪斯是來“發展資本主義”的，於是楊瀟和譚楷拿出《人民日報》上鄧小平接見奧爾迪斯的照片給中國科協的兩位副主席看，證明這些都是不實之詞。
努力終於奏效，國家科委下達了同意在中國成都召開WSF年會的批文。此時卻又生波瀾，由於國際氣候風雲變幻，WSF收回了成都的舉辦權，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一些報紙已經向全國人民播報了中國獲得了WSF年會舉辦權的消息。
茲事體大，不能就這麼放棄。於是楊瀟和四川外辦新聞文化處處長冉再望，以及美編向際純組成了三人團，奔赴荷蘭海牙參加1990年的WSF年會，誓要奪回主辦權。
為了節省經費，楊瀟一行選擇坐火車經俄羅斯趕赴海牙，這一趟行程橫跨了整個亞歐大陸，長達八天八夜。今天看來，這個行為本身就充滿了科幻意味。
一路上，楊瀟由於暈車嘔吐不止，其他兩人也沒受過這等洋罪，加上火車上食宿簡陋，這趟行程簡直如同西天取經。等他們拖着疲憊的身軀到達海牙時，已是雙腿腫脹，但仍拿出了最好的狀態，立即投入了奪回主辦權的遊説工作。這次代表團準備充分，從介紹四川的電視片，到明信片，到下榻賓館，到會議議程，到中國的科幻發展狀況，到卧龍大熊貓……方方面面的信息讓各國代表深受震撼和感動。終於天道酬勤，中國奪回了1991年WSF年會的主辦權。
1991年5月20日，WSF年會在成都如期舉行，由四川省外事辦公室和四川省科協主辦，《科學文藝》雜誌社承辦。這次年會被列為當年四川省七大外事活動之一，省領導極為重視，省委書記宋寶瑞、省長張皓若、副省長韓邦彥都出席了大會，國務院和國家科委也派了兩位處長全程參與。
此次年會開得非常成功，來自亞、歐、美洲的45位科幻作家和150名中國科幻作家齊聚成都，共同見證了這一中國科幻史上難得的盛會。當屆主席馬爾科夫·愛德華茲説：“這是WSF成立十五年來，開得最成功的一屆年會！”
在開幕式上，楊瀟一襲白色長裙，知性端莊，落落大方地向大會致辭。沒有人知道，此時的她內心正在滴血：會前新華書店報來的最新一期雜誌的訂閲數只有六百多份（由於種種原因，雜誌早已與郵局脱離了發行關係，由新華書店代為發行）。
會議進行了三天，最後一天下午，17輛中巴車組成的長長的車隊載着中外代表們奔赴卧龍進行“熊貓之旅”。當晚，三個大洲的科幻作家們圍着三堆篝火，跳起了當地的舞蹈，共同慶祝這個科幻人的節日。
天有不測風雲，第二天返程時，忽然一場暴雨引發了泥石流，沖斷了返程的路，連通信線路也被截斷，將與會代表們困在了深山裏。
由於多名外賓預定了第二天的機票，且很多科幻作家年事已高，如83歲的美國作家傑克·威廉森已有心臟不適的症狀。情況緊急，當地值班員動用了森林火警的電台向省政府呼救。省政府立即動員武警進行清障，連同附近耿達中學的師生們，終於在第二天凌晨清出了一條道路，將代表們及時送回了成都。
當時在現場的《人民文學》副主編王扶情不自禁地説：中國科幻前進的道路上什麼困難都遇到過，這次老天爺出馬，也沒把中國科幻攔下來。中國科幻，前程遠大！
91WSF年會後，雜誌社把重心放到了刊物未來的發展和定位上來。由於之前的《奇談》從刊名到內容很多人都不滿意，經過商議和各方徵集，這一年刊物正式更名為《科幻世界》，並沿用至今。
首先是停止“以副養主”，專注雜誌本身，其次是進行市場調研，瞭解讀者的需求到底在哪裏。
這一調研才發現，原來刊物的主力讀者是初中學生，而之前編輯們都認為刊物的定位應該是高中及大學以上文化程度者。這個思路的轉變讓楊瀟茅塞頓開，她大刀闊斧改版，增加了動漫和圖畫的內容，將雙月刊改為月刊，並與郵局恢復了發行關係。幾項舉措實施後，立竿見影，1993年刊物的發行量一下越過了之前“遙不可及”的三萬冊，楊瀟喜極而泣！
發行量上去了，刊物的稿源仍是重中之重。這一年，本在河南南陽做着高級工程師工作的王晉康，因為10歲的孩子想聽故事，便自己動手寫下了《亞當迴歸》這篇科幻處女作，並將它投到了《科幻世界》。王晉康的出現讓所有編輯們眼前一亮，加上之前已經湧現、以及一併崛起的吳巖、韓松、何夕、楊鵬、星河、江漸離、潘海天、柳文揚、蘇學軍、楊平、趙海虹、劉維佳、周宇坤、凌晨等，科幻小説的創作正迎來一個新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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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85年到88年，金庸主要擔任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工作。1989年，金墉宣佈辭去委員職務，並在《明報》三十週年茶會上宣佈辭去社長職務。1991年，更是宣佈將《明報》轉讓給他人，徹底“掛印封刀”，“且自逍遙沒誰管”。
但這並不意味着金大俠“退出江湖”。1992年，他又憤而出山，筆戰“末代港督”彭定康。1993年，金庸再赴北京，與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會面。
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的儀式上，著名文學理論家嚴家炎教授發表了《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説道：
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小説被看作“閒書”、“小道”而不能進入文學的殿堂，這嚴重阻礙着文學的發展。七十多年前的“五四”文學革命，終於打破上千年的偏見，使小説登上文學這個大雅之堂。這是當時那場文學革命的巨大歷史功績。然而，這場革命又是不完全的。“五四”先驅者只把新文學中的小説抬了進去，對當時流行的通俗小説卻鄙視而持否定的態度……金庸小説的出現，標誌着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來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説“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説由受人輕視的“閒書”而登上文學的神聖殿堂，那麼，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説第一次進入文學的宮殿。這是另一場文學革命，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説作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蹟，自當成為文學史上光彩的篇章。
與此相呼應的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王一川教授在自己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 小説卷》中，將金庸排在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老舍、郁達夫、王蒙、張愛玲、賈平凹之前，而現代文學史中習慣的“魯、郭、茅、巴、老、曹”中的茅盾則落選。
這兩件事都掀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鄢烈山在當年的《南方週末》上發表《拒絕金庸》一文，聲稱：“我固執地認為，武俠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無論什麼文學天才用生花妙筆把一個用頭走路的英雄或聖人寫的活靈活現，我都根本無法接受。”“從歷史認知的角度講，武俠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無足輕重。”
參考資料：
[1]侯大偉，楊楓. 追夢人：四川科幻口述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2]董仁威. 天道酬勤——記《科幻世界》雜誌社首任社長楊瀟
[3]科幻世界三十週年紀念增刊
[4]冷夏，辛磊. 金庸傳.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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