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受難者到領路人：民族主義時代前後的琉球_風聞

卡明斯（Bruce Cumings）曾斷言“慘敗後的日本獲得了長久愜意的和平，而分裂的朝鮮卻不斷承受着歷史正義之痛”[1]。確實，朝鮮，或者再加上宋怡民筆下的金門[2]，因為身處冷戰最具有戲劇性的前沿地帶，因而如同柏林那堵象徵性的高牆，時不時受到全世界的矚目。這些冷戰大戲中的“著名演員”最終都得以把自己的名字鐫刻在大戲落幕之後的職員表的顯著位置，與諸如格但斯克-的裏雅斯特、長津湖、豬灣和胡志明小道等一長串從前鮮為人知的地名一同成為人們銘記的對象。然而被卡明斯用來做對比的，那個被形容為“享受愜意和平的日本”的整體概括，卻抹去了一個另一個至今承受着“歷史正義之痛”的地方，一個遭人背叛，被人遺忘的地方。人們通常把點綴在西太平洋上的這一串珍珠似的島鏈統稱為沖繩，可是僅僅就是將其稱之為沖繩這一點來説，就已經暗示了其多舛的命運。

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對東亞知曉無多的外國人大概也只知道Okinawa這個日本名字，坐在沙灘上享受着假期的旅人們很難説對於這個島嶼曾經的輝煌有所耳聞。或許只有在首裏城遊玩的時候，才感覺到一些微妙的不同。自尚氏王朝建立以來，琉球就因為明代相對保守的海洋政策而享受貿易帶來的繁榮，而開啓了自己的“大航海時代”[3]。當然，把用來概括歐洲人15-16世紀曆史的概念挪用到這個東亞小國頭上顯得有些誇張，琉球本身的作用也因為清代解除了海禁而沒落下去。最終被日本的島津家征服，成為其附屬國。直到19世紀後半葉之前，琉球雖然不得不在向中國朝貢的同時向島津家稱臣，但是這種“一僕二主”的行為畢竟是能夠被靈活而包容的中華體系所接受，只要不戳破這層窗户紙，長久的安寧就能輕易地維持。

然而小國的生存方式深刻地決定於國際秩序的性質與模式。在歐洲，小國的存續可能是大國權力均衡的結果（比如低地三國）；而在東亞，類似朝鮮的“事大交鄰”的原則成為一種典範，在天朝的保護下，屬國自主內政外交。但是這種有賴於互信形成的邊界卻被西方式的邊界意識，即如同奧斯特哈默所描述的那種“將標記明確，設有主權標誌物，由警察、士兵和海關人員把守的國家邊界視為主權國家的外圍器官”[4]的模式所取代之時，琉球王國這樣處於邊緣並共侍兩主的情形就不再能夠維持。琉球不得不面臨選擇，要麼接受日本的吞併（所謂“琉球處分案”），或者是被日本和清朝瓜分（格蘭特方案），要麼就尋求獨立之路。日本提出所謂“琉球懸案”時中國正面臨新疆方向俄國人的威脅，所以原本想盡早結束和日本的爭端，答應瓜分琉球獲得南部兩島（以便日後幫琉球復國）。但是伊犁問題順利的解決讓李鴻章改變了主義，清廷內部甚至出現了遠征日本以徹底解除禍患的聲音，因此，琉球以懸案的身份一直保留到甲午戰爭結束，日本在吞併台灣的同時，也事實上確定了對琉球的佔有[5]。

新興的日本帝國雖然聲稱自己同樣揹負着開化的理念，但是在行動上卻繼承了種族主義最惡劣的一面。19世紀的殖民者有着和他們前輩完全不同的行為模式。18世紀以前母國和殖民地的聯繫因為交通技術的限制而較為鬆散，不少英國人在印度或荷蘭人在印尼都相當程度上的地方化。然而19世紀以來交通的改善使得在殖民地原樣複製歐洲社區成為可能，於是交通的便利化所導致的是種族之間的進一步區隔，一種涇渭分明的生活圈子出現在殖民地最核心的區域，甚至種族高下和等級隔差成為了殖民地建設的一種基本考量[6]。日本人在構建自己的帝國架構時，儘管不是如德國人那樣的明示，也表達出了相似的等級隔差序列意識。處於最高等級的是“內地”：即本州、九州和四國；北海道和沖繩以及樺太成為一種“國內的殖民地”，或者説，就如同愛爾蘭之於不列顛、大西部之於美國一樣地位。這些地方雖然在法律意義上是明確的“日本人”，但是卻事實上也並非完全享有國民待遇[7]，或者説，相比於在台灣或朝鮮，以及在後來的滿洲國那種光明正大的歧視性和排他性統治，北海道和沖繩人所受到的歧視更為隱秘。課正是隔差本身從反面確立了團結“自己”的需要，這就如同法秩序本身需要“例外狀態”來確定權力限界一樣。現代民族主義幾乎否認了“以夷變夏”的可能性而確立且不可侵犯的族羣高牆，而高牆內部又有內城，甚至“紫禁城”的微妙區分。如果把日本的華族比喻為民族主義的紫禁城，那麼日本的“內地人”就是“滿城”的居民，而由琉球、樺太、台灣和眾多殖民地、附屬國和託管島嶼甚至軍事佔領區就組成了混雜而被歧視的“外城”。

這種歧視在帝國強大時並不顯著，畢竟台灣人、朝鮮人都可以借日本的威勢欺壓其它民族，那沖繩人似乎更有資格。只是一旦從同富貴轉向共患難時，這種歧視就暴露出最卑劣的本質。1945年日本敗局已定，但是天皇負隅頑抗的決定導致沖繩成為太平洋戰爭中最慘烈的戰場。從某種意義上説，沖繩完全成為一枚棄子，尤其是當原子彈消弭了日本本土之戰的決心之後，沖繩人的犧牲就變得毫無意義起來。這種遭到背叛的感覺，就是所謂“沖繩之怒”的緣起[8]。

當日本在1955年簽訂舊金山和約，恢復“主權國家”（姑且可以這麼説吧）的身份時，琉球羣島依舊處於美軍的直接佔領之下。當日本的經濟開始高速增長並逐漸擺脱戰後社會的陰霾時，琉球的軍事基地卻與日俱增。1972年歸還衝繩事實上成為一場騙局，沖繩在名義上融入了和平憲法的日本，但是卻依舊因為軍事化堡壘的地位而成為日本和美國的雙重殖民地[9]。沖繩人始終堅持非暴力的抵抗，但是日本政府的態度是明確的，美國的意願和美日同盟的利益完全凌駕於沖繩人的意願之上。麥考馬特直言不諱地指出：“日本在1955年-2009年長期實行的一黨國家制度期間，一個完全呈網狀的，將優先考慮美國利益視為理所應當的附庸國體系逐步形成”[10]。

日美關係在主權國家的時代無疑具有雙重的諷刺，曾經的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之間卻是完全是一種可恥的宗主-附庸國關係。據説主權國家之間應平等對待，那似乎有些國家就比其它國家更平等。美日關係就如同蘇聯和東歐衞星國的關係一樣，無情地嘲諷着聯合國憲章的精神。更不要説這種主從關係還帶有鮮明的“父權家長制”象徵。麥克阿瑟在離開日本時那段著名的侮辱性評論：“以現代文明的標準衡量，與我們成熟的45歲相比，日本人就像個12歲的男孩”[11]，到了21世紀還依舊出現在敢於揭露日美關係本質的鳩山由紀夫身上，他被形容為“玩火的小孩”。很難想象主權平等的國家之間還不得不借由父子來形容彼此的關係。但是歷史的複雜性在於即便政治上的主從關係並不能阻礙日本依舊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戰後去殖民化運動的教條主義者往往制定出奪取主權（無論是藉由“無產階級”還是“民族資產階級”）之後發展經濟的總路線圖，但是日本卻完全成為這一路線的例外。這使得“主權”概念在華勒斯坦所描述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地位變得令人疑惑起來，畢竟在這個世界中“在一切社會型構都按照單一的，有組織的，有等級層次的體系來安排，因此只有一個市場：即資本主義市場”[12]。筆者單純只是想用日本來反思主權與國際經濟分工之間的微妙聯繫，但是別忘了阿明在上述結論之後又強調：“不平等交換意味着階級鬥爭的問題必須從世界範圍來觀察，意味着民族問題不能認為只是伴隨着主要‘純’階級鬥爭的附帶現象”[13]

話題回到沖繩，筆者之所以在讀完《沖繩之怒》這本書後以此文回顧沖繩的歷史，是為了藉此重新審視國際關係中並無被充分權衡的地區。沖繩問題並不像釣魚島或者台海問題一樣具有鮮明的國際背景而被當作日本國內，或最多是美日之間的問題。但是沖繩人所抵抗的，卻是美國施加的地區和全球秩序所依賴的支柱[14]。從這一點來説，我們雖聲稱自己代表新國際秩序，但是受制於中國本身大大受益與當前國際體系本身（無論是經濟的，還是關於領土聲索的）以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一貫主張，對於沖繩問題一直處於某種旁觀者的狀態，默認美國在東亞的存在（這也是對於戰後國際秩序的一種默認式的支持），也因此，對整個東亞的和平都處於火藥桶之上的現實無可奈何，也無動於衷。

從這個意義上説，沖繩人民的抗爭並非僅僅是出於墜落的軍機損害生命財產或跋扈的美軍強姦學生卻享有治外法權。沖繩人對於美日霸權的抵制將有可能導向一種超越領土絕對主義和後民族國家體系的曙光。這種領土的絕對主義觀點（強調所謂“固有”），使地區局勢如同瘧疾的打擺子一般冷熱交替。迴響歷史的經驗，琉球王國“一僕二主”的實踐證明了前民族國家富有彈性的邊界和包容多重認同對於新型和平的潛在建設性。如果將東亞可能的和平藍圖寄託在超越民族主義的可能性上，那麼沖繩無疑就是這條道路上領航般的存在。

[1]雖然我自己都覺得這句實在被我引用過太多次了，但是我還是覺得在各種不同的場合，這句話的引用還是無比的貼切。卜魯斯·卡明斯，《視差：美國與東亞的關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頁98。

[2]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台大出版社，2016。

[3]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62-69。

[4]于爾根·奧斯特哈默，《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221-222。

[5]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西里喜行的書對於這段歷史爬疏的十分詳實而仔細，是研究中琉日關係的重要參考。

[6]餘凱思：《在“模範殖民地”膠州灣的統治與抵抗：1897-1914年中國與德國的相互作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頁215-335。

[7]成田龍一，《日本近現代史4：大正民主運動》，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

[8]加文·麥考馬克，《沖繩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9]麥考馬克，《沖繩之怒》，頁9。

[10]麥考馬克，《沖繩之怒》，頁114。

[11]澀澤尚子，《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型塑敵國日本》，台北：遠足文化，2017，頁56。

[12]阿明，《不平等的發展：論邊陲資本主義的社會型構》，台北：久大文化，1990，頁11。

[13]阿明，《不平等的發展：論邊陲資本主義的社會型構》，頁189。

[14]麥考馬克，《沖繩之怒》，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