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石長篇連載：《生死（上）·非常軌跡⑴》_風聞

第一章 生死（上）

　　血染湘江，中央紅軍元氣大傷/“贛匪”要出湘西，蔣公洞若觀火/西進西進，轉兵前的轉兵/不當菩薩，毛澤東要“討論失敗原因”/飛行會議，“洋顧問”空前孤立/各有盤算，“老虎仔”要與“小諸葛”賽跑/黎平轉兵，周恩來跟洋顧問拍了桌子/求人求已，“王主席”要“團結自救”/還要回頭，總書記是個睜眼瞎/首渡失利，生機繫於時機/天佑紅軍，楊得志首傳捷報/薛嶽進貴陽，朱毛過烏江，毛澤東走通了一根綱絲。 

一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紅軍由湘桂黔邊進入黔東南。　　此舉原本並不在這次後來逐漸展露出非凡意義的遠征計劃之中，人貧地瘠的貴州原本也不是當時中共中央決策層所垂青的轉戰地域。就是這次遠征，原本也不是一次策劃周密準備充分的戰略轉移，而實在是一種被動倉促的匆忙出行——稱之為“逃跑”，實在是不能算作過分，其目的地也是距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並不算太遙遠的紅二、六軍團開闢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戰略意圖和目的既直接又簡單——會合紅二、六軍團，實施戰略反攻，恢復中央蘇區。　　為達此目的，以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的“三人團”，堅定而執着地率領着這支已為打破這次“圍剿”而苦戰經年的大軍，帶着中央蘇區的罈罈罐罐，晝夜兼程而步履蹣跚，跌跌撞撞且踉踉蹌蹌，在一個多月艱難的行進中，以損失過半的代價，先後衝破國民黨中央軍、粵軍、湘軍、桂軍等組成的四道封鎖線。尤其是在突破湘江防線時，中革軍委不惜以中央紅軍戰力最強的幾大主力兵團前推後擁，以無數紅色戰士血肉之軀築成的血牆甬道，護衞着龐大而笨重的中央縱隊（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緩慢艱難地向既定的目的地前進。湘江一役，慘烈無比，屍橫遍野，血流成河。9天血戰，全軍即減員數萬，出發時兵員數量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所轄各區紅軍主力之冠的八萬六千多人的主力兵團，僅餘三萬七千餘人⑴。　　中央紅軍元氣大傷。　　然而這一切似乎還沒有劃上句號，血染的湘江並沒有使黨中央決策核心得以警醒。“三人團”實際決策核心、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進入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意志仍然不屈不撓。按中革軍委當時部署，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在西延山區集結休整數日後，即由大埠頭（今廣西自治區資源縣城）出湖南城步縣。然而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後即將去會合紅二、六軍團的這個意圖實在是過於明白無誤，明白得是個穿過二尺半的丘八一眼便能瞅出，更何況中央紅軍一出蘇區，那步子就幾乎步步都踩在幾個月前任弼時、肖克所率紅六軍團西征路線的腳印上。所以蔣公也好，手下各路諸侯也好，都對“贛匪”去湘西“會合賀肖匪部”的意圖洞若觀火。　　應該説，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轉進至桂北西延山區，蔣公並不意外而且依然成竹在胸。蔣公能在二十世紀初葉中國大地各路諸侯的角逐中常執牛耳且最終脱穎而出，那至少説明他是一位下棋總比人多看一着的高段位棋手，更何況他初出道時，那些個諸侯哪個不比他腰粗腿壯？早在湘江血戰前半個月的1934年11月17日，也就是他任命的“湘粵桂邊追剿軍總司令”何鍵要將中央紅軍主力於“湘水、灕水以東地區聚而殲之”⑵的《第一次追剿計劃及命令》頒佈幾天後，蔣公就對“……該匪一部或殘部萬一漏網，突竄湘、灕水以西，不能預為殲滅”⑶的局面有了預見——其實是對“小諸葛”白崇禧只想驅“贛匪”出桂境而不為“聚殲”付血本的預見。而且最為不凡的是，蔣公預見之後還有預案，他授意擬就的《湘水以西地區剿匪計劃大綱》，就基於他的這個預見，作了“不使該匪能長驅入黔，會合川匪，及蔓延湘西與賀、肖合股之目的，圍剿該匪於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岡、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以消滅之”⑷的進一步鋪排，從而相當完美地完善了何鍵那個《第一次追剿計劃及命令》。　　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一進入桂北西延山區，蔣公的對案馬上就出來了，追堵重點迅速確定在防止中央紅軍主力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上。而由於中央紅軍的下一步去向與湘、桂兩省實力派都有着切身的利害關係，所以兩省頭面人物何鍵、白崇禧也分外上心——就是沒有蔣公那個鋪排，他們肯定也還是要分外上心，也很快作出了與蔣公相似的研判：中央紅軍主力將經大埠頭（今資源縣城）經車田出城步，前往湘西與“賀肖匪部”會合。對此，他們心中自然也就生出了各自的一番計較。　　12月1日，就在中央紅軍主力陸續進入西延山區前，何鍵的”追剿”總部也從衡陽移駐邵陽，同時對各路”追剿”部隊進行重新編組，將所屬17個師1個支隊又1個旅的兵力分為第一兵團、第二兵團和預備兵團⑸，以劉建緒為第一兵團總指揮（劉原任第一路”追剿”軍司令官），指揮原第一、第四、第五各部”追剿”軍7個師兵力，迅速轉移至湘西的武岡、城步、綏寧（今寨布鎮）、靖縣（今靖州）、會同一帶，遮斷中央紅軍北去湘西的道路，並在追擊的桂軍配合下對中央紅軍實施合擊，其部署為：以1個師尾隨紅軍主力“追剿”，兩個師進駐武岡，3個師沿沿梅溪口經新寧至城步“堵截”，1個師則前出洪江預作準備；以薛嶽為第二兵團總指揮（薛原任第二路”追剿”軍司令官），指揮原第二、第三兩路”追剿”軍共8個師又1個支隊的兵力，向武岡一帶集結作為機動。該兩兵團計15個師又1個支隊，俱按蔣公半月前的那個“剿匪計劃大綱”，督修所在地區的保壘線。而白崇禧的桂軍也將所部兩個軍共5個師兵力編作兩個“追擊隊”和一個預備隊，作出向中央紅軍“追擊”的恣態。　　湘、桂兩省實力派對“追剿”中央紅軍雖然都很上心，但實質內涵卻有所不同。白崇禧“追”是真心“剿”卻含有假意，以將紅軍逐出桂境為原則，“剿”若能得便宜不耗本錢也可以“剿”一把，要出血本則堅決不幹。何鍵則不同，賀、肖在湘西的鬧騰已經夠他傷腦筋了，再與朱、毛會合，那他從此就休想再有好日子過。再説他在蔣公戰車上綁得也比川、桂、滇、黔、粵各路諸侯都要結實一些，於公於私，他都跟共產黨結下過血仇！甭説前幾天剛跟共產黨打得頭破血流的這場“湘江之戰”，就是算起“馬日事變”等等歷史老賬來，他手上所沾共產黨人的鮮血也是排名靠前的——比如“朱毛”裏面那個“毛”，其妻“驕楊”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何鍵這當口的排兵佈陣，為的就是在中央紅軍去湘西的路上擺下一個從新寧、城步、綏寧（今寨布鎮）、靖縣並向北沿伸至會同、洪江的彎弧形狀且含有深縱深的保壘羣，如果中央紅軍出城步方向去湘西，面對的是新寧——城步、梅溪口——長鋪子（今綏寧縣城）和武岡以北的花園——瓦屋塘的三道碉堡封鎖線，以及薛嶽8個師的強大機動兵團。這也説明，無論是“追”還是“剿”，從何鍵擁有的空間時間和兵力上，以及他個人的利害關係和得失盤算上，他都有足夠的本錢也有足夠的心勁兒，豁出血本來與剛經歷過重挫的“贛匪”們，誠心誠意地計較一把。　　如果中央紅軍這當口就這麼着不管不顧就這麼朝這條道上去了，是不是能撞開這羅網姑且不論。就算是撞開了，這隊伍是個啥模樣啥成色，也實在是不敢有太樂觀的估計。數十年後改革開改解放思想之際，就有人把思想放開“解放”了一把，著書立説認定這條道未必就走不通。然而這種以沒法兑現的假設為參照的豪言實在是發得太滯後，遠不如諸多當事人以剛身臨其境的湘江之戰為現實比照來得直截了當：從蘇區出發時的86859人的中央紅軍西征大軍中，軍委第一、第二縱隊的人數竟然就有14536人，加上各軍團的伕子擔子轎子，全軍非戰鬥人員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⑹。湘江之役，戰鬥部隊完全成了伕子擔子轎子的掩護隊，戰鬥中損失的近半數人員中，又多數是戰鬥人員。要是就這麼着就去撞何鍵的那張羅網，是個什麼結果恐怕是個穿過兩天二尺半的丘八都不難想像出來。　　時任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師長的陳伯鈞將軍回憶，“當時整個部隊連新兵、老兵、民伕、擔架加在一起，有七、八萬人，其中戰鬥部隊加上直屬隊還不到一半。這樣沒有辦法打仗，結果所有的戰鬥部隊都成了掩護部隊。一碰到敵人，也不是想辦法積極進攻，只是打掩護，只是跑。跑也應該跑得快，在戰術上必須脱離敵人，跑到有利的地方，佔領陣地，抵禦敵人，但沒有做到。戰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但也沒有做到。那時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跑到敵人前面了。⑺”　　然而當時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的日行軍速度只有40裏甚至二三十里。　　當然，中央紅軍主力進入西延山區這兩三天內，如果確實想衝破何鍵這幾道封鎖線，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那當口何鍵正在緊急調整部署，各路”追剿”部隊尚在重組和調動中，他所設計的那幾道封鎖線，要麼尚未形成，要麼也是剛擺開攤子，如果中央紅軍具有後來四渡赤水時那種扔了伕子挑子轎子的精氣神兒，這也是衝破羅網的一個機會。換一種思路和套路，游龍戲水地把正在躊躇滿志的何芸樵玩耍一把，應該也屬情理中事。　　然而現在的中央紅軍，缺的就是這般精氣神兒，而思路和套路也依然如舊。　　所幸，中央紅軍出色的偵察和情報工作，使中革軍委很快就掌握了這個敵情變化的動態。　　再所幸，中革軍委馬上根據變化的敵情對原擬路線作出了初步修正。12月3日，中革軍委明智地作出決定，脱離敵人繼續西進，放棄從西延地域向湖南城步前進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嶺山區⑻。次日又決定，繼續向西，進至通道（當時通道縣城在今縣溪鎮）以南及播陽所、長安堡地域⑼。　　黨史中對某個轉折的文學渲染之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現如今已經被用濫了，可能不少人也聽煩了。然而我們不帶偏見客觀而言的話，中革軍委這當口的這兩個決定，其實在相當程度上真還當得起這個渲染之句——儘管這個決定並不徹底也不具根本性，而且總的來説還思路依舊套路依舊。要不然，這一頭朝南牆撞將上去，頭破血流不説，後面的種種轉折，恐怕就連登台亮相的機會都沒有了。　　更所幸，從不幸中生出的萬幸，被人“封存”已久的毛澤東，既偶然又必然地，出場了。　　

二

　　　　毛澤東是由於某種“偶然”，才得以跟隨這支遠征隊伍的。　　在當時的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中，被視為“桀驁不馴”且有“富農路線”、“狹隘經驗主義”等多頂帽子的毛澤東，原本並不在這次隨軍遠征的名單中，雖然他同時也擁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這樣的正式頭銜。有回憶稱，還是因為周恩來在“三人團”中力爭，到了這次遠征的最後關頭，其大名方才被列入隨軍名單中。　　看似偶然其實也具有某種必然。畢竟，“朱毛紅軍”的聲威已經揚名全國甚至海外。就是對毛澤東那套路數並不感冒的共產國際中，其名頭仍然很響亮，遠大過了諸多馬列本本啃得爛熟的“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而在莫斯科很受恩寵的王明諸人之所以還能在共產國際那堆高鼻子中天天吹大話，其底氣中多少還來自於人家在他們所不屑的山溝溝裏劃拉出的家業。雖然毛澤東這會兒已經被來自共產國際的欽差們塵封一年多了，但無論是在自己隊伍中，還是在對手們眼目中，“朱毛”的旗幟還是面挺鮮豔的旗幟。紅軍中的不少基層官兵甚至師團一級幹部，對中央領導層的種種糾葛不甚了了，很多人還以為“毛主席”仍然是蘇區和紅軍的當家人哩，上得戰場跟對手通報名號，開口閉口仍然“老子是朱毛紅軍”。對手就更不用説了，“朱毛”作為這支隊伍的代名詞，從井岡山到這會兒，似乎就沒有被其它什麼替代過。儘管“朱”也好，“毛”也好，都被他們多次宣佈過“死訊”，然而一查閲他們的各種文電和佈告，“朱毛”二字的出現頻率，卻是有增無減依然。　　大軍遠行，走州過府，有個響亮名頭很要緊。反正“朱”也好，“毛”也好，現在也就是尊菩薩，“朱”雖為中革軍委主席、工農紅軍總司令，但他的所有命令和部署，都只能出自於中央政治局以及軍委“三人團”——最終是洋顧問李德——的指示。“毛”呢，更沒什麼要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得了吧，現如今是在打仗，這個國家這個政府連地界兒都沒啦，一個有名無實的名號，他戴着就戴着，也就是個“加里寧”嘛。再説走州過府，在老百姓跟前兒把這個萬兒亮亮，籌糧啦擴紅啦找個帶路人什麼的，挺管事兒嘛——尤其在他搞過農運打過土豪的那些地面兒上。比如這回過湘江前經過的湘南，老百姓一聽這個萬兒，窮得叮噹響的人恨不得把衣服都脱給你。更有甚者，扁擔一扔就要跟你走。“擴紅”什麼的，都不用宣傳隊去作鼓動宣傳。有些家在當地的紅軍官兵請假回家呆個十來分鐘個把小時，回來身後就是一串要當“朱毛紅軍”的青壯年農民。　　這也叫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吧。當時中央決策層最後把毛澤東列入隨軍名單，恐怕多少就有這種考慮。　　然而毛澤東可不是願意被人當作菩薩的人，他這一輩子的功業，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打菩薩——儘管後來也有事與願違，自己有意無意地被人塑成了菩薩的時候。中央紅軍在西征途中特別是在湘江之役中的挫折，使他看到了擺脱自己這個“菩薩”角色的機會。這支隊伍可以説是他和諸多戰友一手拉扯起來的，從建軍原則到戰略戰術，都傾注着也浸透着他無數的心血。他與這支隊伍完全是同生共死的關係，也與他所抱定要獻身的事業休慼相關，他當然不能眼睜睜地瞅着這支隊伍步向絕境而依然置身事外，坦然地繼續由人擺佈扮演“菩薩”角色。　　事實上，據諸多有關當事人回憶，突破湘江進入西延山區的時候，部隊中對中央決策層的不滿情緒已經非常普遍。許多紅軍指戰員也開始反思：紅軍什麼時候打過這樣的敗仗？究竟敗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一至四次反”圍剿”能取得勝利而第五次反”圍剿”就要被迫出走？這次出征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哪裏才是目的地？有些瞭解毛澤東當時處境的幹部們私下裏還有議論：　　“毛主席就沒有打過這樣的仗！”　　“早就把毛主席排出軍事領導崗位，而那夥人根本就沒打過仗。”　　“五中全會還不讓他參加，他不也是政治局委員嗎？這又是哪來的章程？”　　“中央政府主席下面設一個人民委員會，把主席架空，用意何在？”⑽　　……　　當時被李德從紅軍總參謀長任上貶到紅五軍團任參謀長的劉伯承也回憶説，當時“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着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⑾　　這種情緒在黨中央和紅軍高級決策層中也同樣存在，甚至包括一些在思想上對當時“左”傾政治路線還具有很大認同感的領導人。畢竟這是血的現實，現實的問題就要用現實的態度現實的辦法去解決，在這裏馬克思也好列寧也好，都搬不出什麼現成條條來解決迫在眉睫的現實生存問題。這種“現實的態度現實的辦法”後來在延安整風中提揀總結而概括成了4個字——“實事求是”，而當時的共產黨人為在這4個字上達成全黨共識卻是經歷了諸多象湘江之戰這般血寫失敗後的痛定思痛。　　在這次西征途中，毛澤東與張聞天和王稼祥走得比較近。　　從中央蘇區出發西征的前後一段時間裏，毛澤東處境不太好——用陳毅的話來説，那是“鬼都不上門”。而毛澤東自己似乎也有意識地不與許多老戰友老部下特別是還在軍隊工作的同志過多接觸，也不主動干預當時的軍事指揮和部署——當然同時也不妨礙他在他能夠參加的有關會議上毫不隱諱地提出建議。部隊臨行前，林彪聶榮臻去看望他，也是希望在他那裏得到一些對此番“轉移”前景的點撥，而他卻什麼也不談，以致於數十年後聶榮臻元帥回憶起來時，還頗有幾分苦澀地稱：“主席很守紀律”。　　這次進軍途中，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同被安排在軍委第一野戰縱隊，毛澤東和王稼祥又因一個有病一個因傷同在休養連坐擔架，所以在一起的機會比較多。而相較於博古、凱豐等人，毛澤東與張、王二位有着更多的共同語言。張、王二位雖然都屬於對“左”傾政治路線有相當認同的黨內領導成員，而且還算得上是實權派人物（張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民主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王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但本質上都屬耿介之士，遇到具體問題都能講求實際。比如廣昌戰役時張聞天就與李德、博古爭論得很厲害，在對待“福建事變”的問題上也與毛澤東有共同語言，而李德因黎川失守要“處決”肖勁光時，王稼祥就拒絕簽字。據張聞天回憶，長征出發前一天，他在與毛澤東一起閒談時，就已經合盤道出了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對中央決策層的不滿。毛澤東則建議，開始“轉移”時我們倆和王稼祥同志走在一起，多交換一下意見——那時王稼祥因第四次反“圍剿”負了重傷，也在休養連躺擔架。　　於是毛澤東、王稼祥兩副擔架和張聞天的一匹馬常常走在一起，以致於也被人戲稱為“三人團”。　　這個自然組合的在野“三人團”對中央紅軍面臨的形勢深感憂慮，彼此間的共同語言也越來越多。而這當中，張王二人談的多是對紅軍前途的憂慮和對李德等在朝“三人團”機械指揮的不滿，而毛澤東卻常常能有針對性地從當前最讓人關注的軍事指揮角度道出改變當前局面的辦法來，這就不能不讓人佩服，毛澤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這個在野“三人團”的核心。部隊過湘南準備過湘江時，毛澤東曾經在張王二人的支持下向那個在朝的“三人團”提出建議：利用湘南無堡壘且羣眾基礎好的條件，抓住薛嶽、周渾元兩路”追剿”軍尚未合擾的機會，突然殺個回馬槍，尋殲其中一部，以改變“轉移”以來的被動局面。　　然而這個建議卻遭到了李德、博古的拒絕。　　湘江之戰的失利，對軍委“三人團”造成了強烈的震撼和“信任危機”，也在相當程度上動搖了李德這個“共產國際軍事顧問”這個權威地位。博古痛心疾首而一籌莫展，李德唉聲嘆氣又諉過於人。周恩來忙於具體組織指揮工作——他實際上已經在承擔全部指揮責任了，但肯定也在反思“轉移”以來的種種決策。　　而毛澤東説話的份量，卻在無形中得以加重。　　有關當事人的一個回憶或可作為這種在無形中形成的“信任危機”的一個佐證：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後向西延山區轉移途中，李德看見紅九軍團第二十二師師長周子昆正和妻子曾玉在路邊閒談，突然間就衝過去大發雷霆，一通洋文怒罵搞得周子昆一頭霧水不知所以然，好容易通過翻譯伍修權才鬧明白，李德是在説紅三十四師全部覆滅在湘江東岸，你這個師長倒消遙自在跟這兒陪女人聊天兒，我看你簡直就是個“肖勁光第二”，……　　周子昆啼笑皆非：李德剛進中央蘇區時，他的確是紅三十四師師長，可早在今年2月間他就離任，遺職由彭紹輝接替。彭紹輝幹了個把月，又由現在已犧牲在湘江東岸的陳樹湘接任。人説李德這高鼻子瞎指揮看來還真不是冤枉他，他連罵人都找不準對象。　　好笑又好氣的這洋顧問他還沒完了，還命令警衞班把周子昆捆起來，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要擱在中央蘇區那會兒，洋顧問脾氣發到這種程度，甭管對錯，這周子昆怕是早就被捆起來了。從中央蘇區出發前劉伯承是紅軍總參謀長，就因為洋顧問的脾氣，還不是一櫓就櫓到了紅五軍團去當參謀長了。　　這回不一樣了，警衞班的小夥子們就是不動手。博古在一旁站着也默不作聲。　　倒是毛澤東作聲了，説交給我來處理吧，這才讓李德好歹算是下了台階⑿。　　這算是小事情，在事關紅軍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上，毛澤東還作了一個更響亮更有力度的聲——　　“要討論失敗的原因！”

三　　

　　周恩來很贊同毛澤東的意見，而且他也早就有一肚子的意見了。過湘南的時候，他就向“三人團”的另兩位建議，對“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予以重視”，然而非但沒有得到響應，反而遭到博、李二位“毛澤東他懂什麼”的一番嘲弄。　　他答應毛澤東，在形勢稍微緩和時即召開會議，討論這個“失敗的原因”。　　而實際上是由周恩來等作出的不出城步轉向西進以及此後幾天裏一系列“繼續西進”的決策，為後來“討論失敗原因”提供了契機。否則，繼續向城步前進，完全有可能馬上就跟何鍵打得血肉模糊一地雞毛，哪裏還有坐下來説道這個“失敗原因”的空隙喲！“通道轉兵”以及後來的“黎平會議”已經作為重大轉折性的決策在黨史上大放光彩，可要沒有這個“轉兵”前的“轉兵”作鋪墊，那可就什麼都無從談起了。　　當時還很臃腫笨重的軍委第一、第二縱隊由西延山區轉道西行，必須翻越越城嶺中段山脈——也就是許多人都從課本上讀到過的那個“老山界”，這是長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山。雖然跟他們後來進入川滇黔尤其是川西北高原後翻越的那些崇山峻嶺雪峯比起來，這“大山”尚屬小兒科，但在當時的他們來説，的確算得上是蛇盤鳥道天梯難渡。毛澤東在長征中留下的詩詞至少有兩首與它有關：一是《七律·長征》中的“五嶺逶迤騰細浪”，一是《十六字令·山》。　　這老山界是如今資源與興安兩縣的界山，南北長約21公里，東西寬約6公里，面積為126平方公里。其主峯貓兒山海拔2141.5米，是越城嶺的最高峯，也是五嶺的最高峯⒀。從這裏都“從頭越”了，“五嶺”自然也就“逶迤騰細浪”了。老山界的山路的確險峻非凡，以致於紅軍醫院院長傅連暲大夫的代步工具——中央紅軍中唯一一頂貨真價實的轎子，也被迫在這裏扔掉。傅連暲戰戰兢兢上馬行得幾步，卻又連人帶馬跌下河中，幸而河水不深被人撈起，不然就沒有後來那位開國軍醫中將了。　　傅連暲這個知識分子，後來也學會走路行軍了——基本上就靠這個走完了萬里征程。　　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帶着騾馬輜重翻過老山界，出現在塘洞和源頭時，鄉民們都大為驚訝。　　紅一軍團主力及紅九軍團、紅三軍團分別掩護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右翼和左翼，繞過老山界，向湘西南的通道前進，殿後的紅五軍團和紅八軍團隨軍委第二野戰縱隊跟進，翻越老山界繼續西進。　　在翻過老山界進入廣西龍勝地區後的12月8日，中革軍委獲得的準確信息證實了中革軍委在幾天前的判斷，湘軍主力繼續向新（寧）武（岡）綏（寧）靖（縣）洪（江）運動，桂軍則恰如中革軍委12月4日命令中“……將由大溶江口、龍勝襲擊我軍左側的可能”所估計那樣，夏威第一追擊隊兩個師從中央紅軍右後側尾追，並於12月5日襲擊紅五軍團尚在老山界以西千家寺的軍團指揮機關，而廖磊的第二追擊隊兩個師則先於中央紅軍進駐龍勝縣城，此後與左路行進的紅三軍團部隊發生了零星戰鬥。　　這個當口，下一步行動方向的問題自然而然地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於是在軍委第一野戰縱隊由廣西龍勝縣東寨、坳頭向桂黔邊的龍坪的“西進”途中，中央決策層召開了一個短暫的“飛行會議”。這個會議沒有什麼正式名份，也就是個“碰頭會”。後來人們所説的“通道會議”，估計就是指這個會議，但實際上這個會議是在廣西龍勝境內行軍途中召開的⒁。　　不管這個“飛行會議”是不是史家常言的那個“通道會議”，反正這會的確開得與以往不同。　　從中央蘇區出發以來，中央政治局在這一路上就基本上沒有開過會，所有決策都是由軍委“三人團”作出。而這回就不一樣了，除了“三人團”成員外，參加者還有紅軍總司令朱德、以及那個被人戲稱的在野“三人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應該還有擔任翻譯的伍修權）。這可能跟周恩來“應該重視毛澤東同志的意見”的力爭有關係。另外，“要討論失敗原因”的呼聲已經起來，一籌莫展拿不出辦法來的博古這會兒怎麼着也得硬着頭皮聽聽別人的辦法。　　這次會議沒有留下什麼紀錄文字，我們現在知道的內容都來自有關當事人的回憶。當事人之一的李德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大致清楚地説明了會議的梗概。　　　　在到達黎平之前，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會上討論了以後的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的計劃時，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進趕的周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肖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行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了洛甫（引者注：即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此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引者注：應為四方面軍）會師。至於怎樣實現這一點，他卻閉口不談。四軍團目前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得並不確切，因為和它長期沒有聯繫了；此外同二軍團的無線電聯繫也在行軍時中斷了。　　我很費勁地聽了這個談話，好像過早的走開了。……當我看到了所發佈的命令時，我才知道了最後決定的全部內容。我請周恩來給我講一講詳細情況，他顯得很激動，雖然他往常總是很鎮定自若的。他説，中央紅軍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貴州進行，因為那裏的敵人比較薄弱。博古認為，從貴州出發可以一直向北，到那裏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⒂　　　　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繼續西進入黔”的意見被接受了，這可能是近一年多來的第一次——離開中央蘇區後，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參加這類決策重大問題的會議。而且他的意見幾乎是被全體一致接受的：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都是毛澤東意見的擁護者。　　就連博古這次也沒有完全站在李德一邊，而是有保留地同意了“西進入黔”的決定。　　有保留的部分是毛澤東“以談話方式”表述的根本性戰略方向轉變的意見：放棄兵進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取由黔入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方針。博古雖然同意入黔，但並不打算改變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而是要在西進入黔後“一直向北”去湘西。估計當時在這個行色匆匆的碰頭會上，毛澤東“以談話方式”表述的根本性戰略方向轉變的意見，尚來不及展開討論，所以才有李德對毛澤東就“怎樣實現這一點閉口不談”酸澀之句。　　李德可能是唯一一個執着地要就地轉向湘西的與會者。　　平心而論，他的意見從戰術角度來説並非一無是處，也不乏智慧的閃光。但得以兑現的大前提：是你一定不能讓對手瞭解你的真正意圖。閃轉騰挪這種功夫，毛澤東在此前此後就常玩兒，玩兒得是得心應手。問題在於，毛氏玩兒的時候，常常出人意料，對手對其真正意圖的研判一般來説都有相當一段時間差。而現在蔣公也好，湘桂諸侯也好，都對中央紅軍出湘西的意圖洞若觀火，中央紅軍的每日進展位置他們也研判估計得大致準確，手中的本錢又很雄厚。反過來對中央紅軍來説，湘桂黔邊這地面又太狹窄，打個轉身都困難，又處在何鍵那近乎於直角的彎弧形陣線的頂點上。你要停下來不走等人家過去？人家那弧線的兩翼一伸就可以劃一個反弧來兜你！那會兒薛嶽的機動兵團就集結在綏（寧）靖（縣）一線，堵也好截也好追也好，主動權可是在人家手哩！你等，等到什麼時候？等到人家從四面八方撲上來捏死你？你要掉頭？對不起，後邊兒有白崇禧這個“小諸葛”哩，這個送上門來的便宜人家可是不撿白不撿喲！……　　所以説，洋顧問這個執拗的主意，就算是不乏“智慧閃光”聰明主意，那也是沒有脱離“小聰明”範疇的餿主意。看似聰明實則糊塗，最後的結果恐怕大致也逃不出“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句古老套話的包圍。　　毛澤東也不是個輕易就肯放棄自己想法的人，此後在“繼續西進入黔”的行軍途中，他又動用他那雄辯的口才，不斷“以談話的方式”，把改變戰略方向的意圖，於面紅耳赤爭爭吵吵間，綿綿地輸入到中央決策層各位實權派人物的腦袋裏，直到在1934年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這個個人意見，變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　　中央紅軍後來進入黔東南並向黔北長驅直入的順利進展當然證明了毛澤東是出了個好主意，但平心而論，這個主意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沒有其他好主意以後的好主意。至於能不能兑現，至少還有一半以上的主動權握在對手手中。如果蔣公及麾下諸侯都能一心一意同心同德，蔣公的軍令政令都能夠暢行無阻，蔣公自己又沒那麼多總想借“剿共”之機劃拉人家家業的小算計，“朱毛紅軍”入黔後的處境大概也不會比過湘江那會兒好多少。紅軍入黔之初或向黔北進軍之時，何健那個弧狀陣線靠北那一翼往西一伸，後面桂軍和平行追擊的湘軍在南邊一抄，紅軍進也好退也好恐怕都有問題。而那時為防紅軍入黔後轉道北進入湘西，薛嶽那個有8個滿員師的機動兵團已進至黔陽，要是主動一點撲上來在烏江一線展開，或搶在前面兜頭欄住，或在紅軍搶渡烏江前後來個渡前擊，半渡擊，渡後擊，如此這般，湘江那一幕會不會在烏江重演一把，也未可知。　　鬼使神差，蔣公及麾下諸侯，簡直就是上趕着，把這個主動權和生存機會送給了“朱毛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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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⑴這是中央紅軍1935年1月到達遵義時的統計數字，轉引自《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表冊》（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26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⑵《追剿軍總司令何鍵頒第一次追剿計劃及命令》，《紅軍長征過廣西》第542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⑶《南昌行營筱戌電》，《紅軍長征過廣西》第53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⑷《南昌行營筱戌電》，《紅軍長征過廣西》第53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⑸《追剿軍何總司令健東申衡參機電令》，《紅軍長征過廣西》第561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⑹《野戰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計表》，《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⑺陳伯鈞《從第五次反“圍剿”到遵義會議》，《中共黨史資料》第13輯第90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⑻《我野戰軍決脱離敵人繼續西進的部署》，《紅軍長征過廣西》第8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⑼《朱德關於我軍向通道以南西進至各軍團、縱隊電》，中央檔案館《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學習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⑽成仿吾《長征回憶錄》第26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第1版。　　⑾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選編之三，戰士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⑿葉永烈《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第35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⒀《紅軍長征過廣西》第38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⒁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稱“通道會議”是1934年12月12日是在通道縣城（今縣溪鎮）恭城書院召開的，但此前的12月10日23時和12月12日晨6時中革軍委至各軍團（縱隊）關於行動部署的電報俱已在作入黔部署，故筆者認為在12月12日才開始討論是否入黔問題似不可能。　　⒂［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第113～第114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