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愛情與海兔，諾獎得主坎德爾的“封神”之路！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6-11 09:25
撰文 | 顧凡及（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
腦科學中的領軍人物更應該像坎德爾一樣提出本領域中最重要的開放性問題。
猶太裔美國神經科學家坎德爾（Eric Richard Kandel）將於今年十一月迎來九十華誕，他一生致力於探索記憶之謎，對記憶研究的卓越貢獻使他獲得了200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永志難忘的童年劇變
和每位諾獎得主一樣，坎德爾獲得諾貝爾獎時，也要寫一篇自傳**[1]。他後來回憶道：“在寫作過程中，我比以前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我對記憶本質的興趣起源於我在維也納的童年經歷。”[2]**
坎德爾出生在奧地利維也納的一個猶太中產家庭。父親經營一家玩具店。九歲生日那天，父母把一輛漂亮的藍色遙控小汽車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他，這正是他日思夜夢的玩具，他接連玩了兩天，把這輛小車開到了家裏的每個角落。可惜好景不長，兩天後的傍晚，隨着一陣驚天動地的敲門聲，兩個便衣納粹警察闖了進來。他們被掃地出門，暫時寄居到他人家中，這段時間裏他父親也下落不明。過了好幾天，他們才獲准回家。進門後，他們發現昔日温馨的家一片狼藉，稍稍值點錢的東西都已不翼而飛，連他玩了不到兩天的那輛玩具汽車也不見了。而這一切還只是一個開始，因為奧地利納粹暴徒的反猶暴行比他們的德國同夥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一段不堪回首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腦海裏。雖然他們後來移居美國，開始了新生活，但是半個多世紀以後，每當回首往事，這一幕依然歷歷在目。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奧地利宣稱這是奧地利人獲得的諾獎，他立刻回應説：“這不是什麼奧地利人獲得的諾獎，這是猶太裔美國人獲得的諾獎。”當時的奧地利總統打電話問他：“我們要怎樣做才行？”他答道：“首先應該給卡爾·呂格博士環形道（Doktor-Karl-Lueger-Ring）更名。”呂格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面提到過的一個維也納反猶市長。顯然，一個甲子的歲月並未撫平那一段痛苦的記憶。後來他回憶道：
我不得不認為在維也納最後一年的生活經歷，對我後來對心智的興趣、對人類行為的理解、對無法預知的人的動機以及對記憶的持久興趣有着很大的影響。[1]
從神經分析轉向神經科學
當然，如果説坎德爾只是因為這一段幼年往事的記憶就直接走上了記憶研究的道路，未免有點牽強，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説的那樣，這是原因之一。坎德爾最初在哈佛大學主修的並非科學，而是歷史和文學。他感興趣的是，為什麼一個熱愛音樂和藝術的民族會突然犯下滔天罪行？因此他選擇德國和奧地利的當代史作為自己的專業，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也許因為精神分析研究的正是從個人記憶和經歷的深處挖掘出其動機、思想和行為的根源，他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對精神分析有了興趣。另一個使他對精神分析感興趣的原因是他在大一快結束時認識並愛上了一位姑娘克里斯（Anna Kris），她也是來自維也納的移民，而她的父母都是知名的精神分析學者，克里斯先生還是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弗洛伊德的朋友。他告訴坎德爾，心理學研究不僅需要觀察，也需要實驗。由於弗洛伊德也是猶太人，曾長期住在維也納，後來也被迫離開這座城市，這樣的經歷當然也使他對這一學派更有親切感。坎德爾對精神分析的興趣與日俱增，而當時絕大多數的精神分析學家同時也是醫生，克里斯先生也勸他先學醫，最終他就決心改行學醫。
坎德爾1952年進紐約大學醫學院之後不久，沃森和克里克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從此，人們得以從分子層面研究遺傳學。其實，早在1920年弗洛伊德就提出過，生理學和化學對研究精神分析應當有很大的幫助。到了50年代，有些人提出用大腦生理機制來研究精神分析的問題。正是在這股思潮的衝擊下，坎德爾開始想到通過生物學研究來揭開學習和記憶之謎。維也納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如何在腦細胞中留下痕跡的呢？大門上恐怖的嘭嘭聲是如何刻錄到他的腦細胞和分子中，歷時彌久卻依然栩栩如生呢？也許解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到了。由於當時紐約大學還沒有神經科學的相關課程，他就到哥倫比亞大學選修神經生理學家格倫德費斯特（Harry Grundfest）教授開設的課程。坎德爾的興趣轉向了腦科學，也得到了他的新婚妻子丹尼絲（Denise）的大力支持和鼓勵。
1955年秋，他到格倫德費斯特教授的實驗室進修半年。當他和格倫德費斯特教授談起他想研究弗洛伊德學説的生物學機制時，格倫德費斯特教授告訴他，這樣做是不現實的，他説：“如果你想認識大腦，你就得采取還原主義的路線，每次只研究一個細胞。”**[3]**格倫德費斯特教授的話在他面前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即採取自下而上的策略揭開大腦的運行機制。正是從格倫德費斯特那兒，他認識到了記錄神經細胞的電活動的重要性。那個時代，霍奇（Alan Hodgkin）和赫胥黎（Andrew Huxley）在動作電位產生和傳遞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由此開闢了從分子和細胞層面理解大腦通路的新領域。隨着對腦科學的認識逐漸深入，坎德爾越來越感到以前直接研究弗洛伊德學説的生理機制的想法並不現實。由於學習和記憶是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核心，他意識到研究記憶的生理基礎也許會有助於認識高級心理功能。
1957年，坎德爾到國立健康研究院工作，正逢米爾納（Brenda Milner）和斯科維爾（William Beecher Scoville）報道了他們對失憶者病人H.M.的研究，提出海馬（hippocampus，圖1）是把短時記憶轉換為長時記憶的關鍵部位。這顛覆了當時的主流學説，也就是拉什利（Karl Lashley）提出的“記憶分佈於全腦”。他讀了這項研究成果以後非常興奮，因為他們研究了記憶存儲在哪裏，為回答記憶如何存儲打下了基礎。而記憶如何存儲，正是坎德爾最想探索的問題。
圖1 人腦中的海馬結構，深藏在腦的內部，因形似海馬而得名。來源：wikipedia.com
至關重要：神經元聯結
**記憶靠的不是某種特殊的神經元，而是神經元之間的聯結。**米爾納的研究使坎德爾着迷。米爾納從行為和解剖學角度闡明瞭海馬是把短時記憶轉化為長時記憶的關鍵部位，他就很自然地想到海馬神經元是否有什麼特殊之處。坎德爾做的第一件事是記錄海馬錐體細胞（pyramidal cell）的電活動。雖然海馬深藏在大腦的內部，要把電極插到錐體細胞內並非易事，但他們還是成功了。看到一連串的動作電位時，坎德爾高興得想在實驗室裏跳舞。他們確實也發現了海馬錐體細胞和脊髓運動神經元的某些不同之處，例如：它能夠自發放電，而且動作電位可以來源於其樹突。儘管這些工作很重要，並且廣受歡迎和讚揚，但是這些都和如何解釋它們的記憶功能無關。坎德爾發現，如果繼續沿這條路走下去，就會違揹他研究記憶機制的初衷。經過一年多的深思和討論，他領悟到記憶機制的關鍵可能並不在於神經元本身的特性，而在於神經元之間的聯結。海馬內部神經元之間的聯結過於複雜，並不是研究這個問題的理想標本。
這時他想起了霍奇金和赫胥黎的研究，他們的成就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歸功於他們選擇了一種合適的動物——槍烏賊，其巨大的軸突使他們能展開實驗和分析，以致於霍奇金後來得諾貝爾獎時曾開玩笑説，得獎的應該是槍烏賊。於是，坎德爾開始尋找一種動物，這種動物要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從接收刺激到產生反應的完整通路，其中的神經元要大，數目要少，並且能夠表現出最簡單的學習和記憶功能。但是許多科學家對他的這一想法不以為然，其中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埃克爾斯（ John Eccles）等資深神經科學家。他們認為用低等動物來研究像學習記憶這樣的高級功能是沒有希望的，想從細胞層面來研究高級功能也純屬天方夜譚。不過，坎德爾還是堅信科學還原論的方法和進化的保守性，也就是説，即使是高級功能也常常在低等動物身上留有痕跡,存在着某些普遍的原則。儘管他也有過困惑和猶豫，但還是堅持沿着這條道路走了下去。
他理想的實驗動物，應該有一個神經元大而數目少的神經系統，其反射活動要具有可塑性，輸入輸出的通路要易於定位，這樣才容易把行為的變化和細胞的變化聯繫起來。這些條件確實很苛刻，要找這種模式的動物談何容易。幸運的是，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NIH）是國際神經科學研究中心之一，經常有國內外頂級專家來做報告，他們會談到所用的實驗材料，坎德爾可以從中挑選。功夫不負苦心人，幾經比較，他終於把目光鎖定在一種原始的海生動物——海兔（圖2）身上，它滿足了坎德爾所希望的所有條件。不僅如此，海兔神經迴路中的不同細胞還可以一一識別，真是太理想了！由於以前美國沒有人研究過海兔，1962年他就到法國科學家陶茨（Ladislav Tauc）的實驗室去工作了一段時間，陶茨曾在國立健康研究院演講時談過海兔，而且是當時全世界僅有的兩位研究海兔的科學家之一。
圖2 海兔。這種動物可長達30cm，重1Kg。 [4]
攀登高峯
巴甫洛夫研究了習慣化、敏感化和條件反射等最簡單、最基本的學習記憶模式，坎德爾借鑑了這些，並移植到海兔的研究中。不過，和巴甫洛夫的做法不同，他不僅觀察動物的行為變化，而且還測量神經通路中參與這些反射的神經元突觸電位的變化。
他們選擇研究海兔十分明顯的一項反射活動——縮鰓反射。海兔的鰓是一種非常柔嫩的器官，一被觸摸就會縮進去。如果輕輕觸摸多次，它就不再理會這種無害的刺激，這就是習慣化；但是如果給予一次強烈的刺激，哪怕以後給的是輕微刺激，也會使它產生強烈的反應，這就是敏感化。坎德爾把負責這種縮鰓反射的一個神經節分離了出來——它包含2000個神經元——並且用電流刺激感覺神經來代替直接觸摸，記錄靶細胞的突觸後電位，作為突觸聯結強度的指標。如果對另一個通路也給予刺激，他就還可以研究條件反射。
儘管陶茨一開始不太相信可以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學習機制，但他還是支持了坎德爾的研究。坎德爾在這個神經節中一個叫做R2的細胞中插入微電極，然後在通向該細胞的一束軸突上施加一串（10次）弱電流脈衝，結果發現它們所引起的突觸後電位越來越小，最後只有原來的1/20。突觸強度的這種變化可以持續好幾分鐘，這正是習慣化在神經通路中的表現。之後的實驗中，他們也發現了對應于敏感化和條件反射的突觸後電位的強度變化。這樣，他們就得出了一個假設：突觸變化可能是信息存儲的基礎。
這一成就大大增強了坎德爾對自己科研能力的信心，他後來説道：“雖然我也有失望、沮喪和無計可施的時候，但是我發現只要再讀讀文獻，到實驗室去分析分析日積月累得到的數據，再和學生們以及博士後討論討論，我總會想出下一步該怎麼做的點子。”[2]
1965年，坎德爾受聘到紐約大學組建一個神經生物學和行為學中心。這是一個大膽的決定，因為當時一般科學家，包括當時全美神經科學的領軍人物庫夫勒（Kuffler）都覺得細胞生物學和行為學跨距太大，難以在有生之年把兩者結合起來。坎德爾雖然非常崇敬庫夫勒，但是在這一點上他不能苟同。他認為不能由於自己在知識上的缺陷就放棄研究重要的科學問題，因此他為中心的任務做出了定位：把細胞神經生物學和簡單行為的研究結合起來。他要找出一條完整而又簡單的行為神經通路，用來考察在學習過程中，這條通路發生了什麼變化，然後就可以用細胞神經生物學的技術來分析這一問題了。這個思路開闢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接下來，他們耐心地在海兔的腹神經節中逐個分辨出參與縮鰓反射的神經元，研究它們之間的聯繫，繪製了縮鰓反射的“線路圖”（圖3）。幸運的是，所有海兔的線路圖都完全一致：同樣的神經元和同樣的聯結。就這樣，他們仔細觀察學習過程中相應神經迴路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第一次把行為學研究和細胞神經生理學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觸碰皮膚引起感覺神經元發放電位，繼而在運動神經元中引起突觸後電位，最終產生動作電位而引起縮鰓反射，整個過程中各個神經元的突觸電位都可以測量到。雖然這個結果和他以前跟陶茨合作的結果類似，但是後者是在孤立的神經元上做的，並沒有和行為結合在一起。現在，行為變化和突觸強度的變化相輔相成，無論是習慣化、敏感化還是條件反射，都是如此。他們的新結果有力地説明了學習確實和突觸強度的變化有關，且短時記憶就存儲在突觸強度之中,至少對於海兔的縮鰓反射來説就是這樣。
圖3 海兔縮鰓反射的“線路圖”。**[4]**Siphon 虹吸管，SN 感覺神經元，MN 運動神經元，Gill 鰓，Inh 抑制性，Exc 興奮性，Interneurons 中間神經元，Modulatory interneurons 調製性中間神經元，Tail 尾部
那麼長時記憶又是怎樣的呢？雖然前人早就已經從行為學的角度獲知，短時記憶轉化成長時記憶需要一段固化時間，並且需要有新的蛋白質合成，但是並不清楚具體的細胞機制。坎德爾意識到海兔縮鰓反射模型為他們提供了闡明這一問題的機會。他們發現，對於習慣化、敏感化和條件反射這些最簡單的非陳述性記憶來説，短時記憶只改變現有的突觸聯結強度，而長時記憶則需要合成新的蛋白質，並且改變基因表達。此外，形成長時記憶還會產生新的突觸或消除某些舊的突觸，這意味着神經元的解剖結構也會發生變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從短時記憶轉化成長時記憶需要“固化”時間。他得到的結論是：短時記憶是突觸功能變化的結果，而長時記憶則還需要結構上的變化。
雖然坎德爾帶領的中心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他們並沒有就此止步。隨着分子生物學的飛速發展，他們又在海兔縮鰓反射模型上，把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的研究深入到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層面。本文由於篇幅，無法介紹更多深層次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下坎德爾的著作。[2]
征途漫漫
至此，坎德爾已經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許多人都產生了這樣的印象：他們的研究已經闡明瞭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的機制。但是坎德爾十分清醒，他認為他們解決的僅僅是海兔縮鰓反射習慣化、敏感化和條件反射的機制。由於生物機制具有保守性，有理由相信以此為代表的非陳述性記憶的機制也是如此。但陳述性記憶比非陳述性記憶要複雜得多，兩者有很大的區別。正如米爾納對失憶者病人H.M.研究表明的那樣，病人喪失了把短時陳述性記憶固化為長時記憶的能力，但是依然保持非陳述性記憶的能力。這種症狀是切除雙側海馬及其鄰近腦區引起的，因此這兩種性質的記憶所涉及的腦區也必定是不同的。這樣一來，能否把他們的研究結論推廣到陳述性記憶依然是一個問題。**儘管由於生物機制的保守性，這樣的推廣是有一定置信度的，但是機制的闡明靠的不是信念，而是實驗事實，信念只能提供某種啓示。**所以，取得了這些巨大的成就之後，坎德爾在將近60歲時，又回到科學生涯開始時對海馬的研究上來了。
一般説來，陳述性記憶擁有意識參與的特徵，因此很難用低等動物來研究，甚至非靈長類動物也不行。不過，其中的空間記憶相對説來比較簡單，可以用鼠類進行研究。當時人們已經知道空間記憶和海馬及其鄰近的腦區有關，而且和坎德爾跟陶茨在海兔上所做的體外研究類似：給予海馬神經元一連串電刺激後，能夠使突觸後電位長時程增強。於是，人們猜測這種長時程增強也是陳述性記憶的基礎。不過，這種現象是在人為的實驗室條件下產生的，那麼在自然條件下是否也是如此呢？坎德爾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轉基因老鼠中敲除了對長時程增強至關重要的基因，讓這些老鼠學習在迷宮中尋找出路，結果發現它們的空間記憶相比未敲除基因的鼠變差了。這就清楚地説明了空間記憶和長時程增強有關。
那麼一般的陳述性記憶又是怎樣的呢？坎德爾在他的《神經科學原理》一書中曾經為陳述性記憶和非陳述性記憶做了下列定義：
定義
內隱記憶（註釋1）通常以自動的方式表現出來，主體不需要有意識地處理……（註釋1：人們常常也把非陳述性記憶稱為內隱記憶，而把陳述性記憶稱為外顯記憶。）
另一種記憶則是故意地或有意識地回憶以往的經歷，並且有意識地回憶關於人、地方和事物的知識。這類記憶被稱為外顯記憶（或陳述性記憶）。[5]
坎德爾又説道：
這最終提出了一個問題：人類外顯記憶和內隱記憶的區別在於回想時是否需要有意識的注意，那麼有意識的注意是如何體現在外顯記憶上的呢？的確，我們怎樣才能研究小鼠的“意識”呢？在研究位置野（place fields）的過程中，我和肯特羅斯（Kentros）、 埃格尼霍特里（Agnihotri）、 霍金斯（Hawkins）一起發現，動物要長期牢記位置野映射圖（the place field map），和動物是否注意其環境有很大的關係。這説明想要長期可靠地回憶起位置細胞的映射圖，小鼠就需要注意其環境，這就像人的外顯記憶一樣，並非是一種內隱的自動過程。[1]
生物機制的保守性原理和上述研究説明，陳述性記憶和非陳述性記憶很可能在其基本機制上擁有共性，例如短時記憶只涉及突觸聯結的強度改變，而長時記憶則需要合成新的蛋白質，改變基因表達，增生或減少突觸。但是在筆者看來，還存在下列問題：儘管這樣的想法是有根據的，但是一切空間記憶是否都是陳述性記憶？它和情景記憶或語義記憶之間是否存在本質性的區別？老鼠在沒有視覺線索的情況下，在一個池子裏發現水下平台的空間記憶要比人腦中回憶以往的經歷和學到的知識簡單得多，所以即使空間記憶確實都是陳述性記憶的話，對於情景記憶或語義記憶來説也是如此嗎？這些問題仍然有待研究。
高瞻遠矚
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結束後的晚宴上，坎德爾強調了心智的生物學研究在新世紀的重要性。現在，這已經成為科學界的共識：
科學界的共識
展望未來，我們這一代科學家認為：和20世紀有關基因的生物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一樣，有關心智的生物學研究在本世紀具有重要意義……這項研究把自然科學和研究人類存在意義的人文科學聯繫在一起，由此產生的新思想不僅使我們能更好地認識精神失常和神經失常的本質，而且還能使我們更好地認識我們自身。[2]
既然如此，那麼路應該怎樣走呢？是不是應該在他們已經開闢的領域裏進一步深耕細作，走一條對他來説無疑更為保險的路？還是要在此基礎上奮勇向前，開闢一條新路，走向前人從未探索過的無人區？坎德爾選擇了後者。他在自傳體名作《追尋記憶的痕跡》（In Search of Memory）的最後一章中寫道：
有關心智的新科學將何去何從？在研究記憶存儲方面，我們現在還只是站在巍峨羣山的山腳下，對記憶存儲的細胞機制和分子機制有了點認識。我們需要由此出發，加深對記憶系統性質的認識。對不同類型的記憶來説，哪些神經迴路才是重要的呢？大腦是怎樣對一張臉、一幅風景畫、一首曲子或是某個經歷的內部表徵進行編碼的呢？要想從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跨越到這樣的理想境界，我們就必須做出概念上的重大轉變。概念轉變之一就是要從研究基本過程，即研究單個蛋白質、單個基因和單個細胞轉向研究系統性質，亦即研究許多蛋白質的組合體、由神經細胞組成的複雜系統、整個機體的功能以及個體組成的羣體中的相互作用的機制。將來，細胞方法和分子方法當然還會繼續為我們提供重要信息，但是僅僅靠這些方法還不足以揭示神經迴路中的內部表徵之謎，也不足以揭示許多神經迴路相互作用之謎，這是把細胞神經科學以及分子神經科學和認知神經科學聯結起來的關鍵步驟。如果要想把神經系統和複雜的認知功能聯繫起來，我們就不得不深入到神經迴路層面，而且必須闡明不同神經迴路中的活動模式如何會一起產生出某種協調一致的表徵。要想研究人類如何感知並且回憶複雜的經歷，我們就得搞清楚神經網絡是如何組織起來的，注意和有意識的知覺如何調節和重組這些網絡中神經元的活動。因此，生物學也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到非人類靈長類動物以及人類身上，以此作為模型系統開展研究。為了這個目標，我們需要能分辨個別神經元活動和神經網絡活動的成像技術。[2]
記憶研究現在究竟處在怎樣的階段？2009年，坎德爾總結説：
關於記憶有一大堆深層次的問題。雖然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好的基礎，但是在充分認識有關存儲、固化（perpetuation）和提取（recall）的複雜性方面我們還只是開了個頭。有關記憶的神經科學在2009年的情況使人想起（如果不説“類似於”的話）1900年的數學。那一年，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屆國際數學大會上講話，並概括了數學界需要解決的23個問題……他指出其中有些問題過於普遍和深刻，或許永遠都解決不了，還有些問題則沒那麼難，很可能在一些年內就能解決。他接着説道：“只要某個科學領域還有問題需要解決，那麼這個領域就能保持活力。”這句話對神經科學同樣適用。[6]
坎德爾以希爾伯特為榜樣，也提出了記憶研究還沒有解決的11個大問題，雖然他謙虛地説自己不是希爾伯特，既提不出那麼多問題，也不能保證所提的問題都很深刻。下面就是他提出的11個問題：
1. 新的突觸聯結是怎麼產生的？跨突觸的信號傳輸要怎樣協調才能誘發並保持產生新的突觸聯結？
2. 是什麼跨突觸的信號協調了從短時程可塑性到中時程，再到長時程可塑性的轉換？
3. 計算模型對認識突觸可塑性能起怎樣的作用？
4. 找出突觸前膜和突觸後膜的分子成分是否會對認識突觸可塑性和新生突觸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5. 什麼樣的神經元放電模式引發了突觸的長時程增強？
6. 海馬中的神經再生的功能是什麼？
7. 記憶是如何在海馬之外的腦區中固化下來的？
8. 記憶是如何再現的？
9. 小RNAs 在突觸可塑性和記憶存儲中究竟起什麼作用？
10. 在憂鬱症、精神分裂症、非老年痴呆症的老年性記憶缺失中表現出來的認知缺陷的分子本質是什麼？
11. 對前額葉皮層中的工作記憶而言，迴響性自興奮迴路或內稟性儲蓄放電模式是否也起作用？
筆者非常認同坎德爾的高瞻遠矚。現在世界各國都投入巨資，搞大科學的腦計劃。在相對成熟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通過團隊研究提供大量基礎數據和開發新技術，這固然重要，但是在筆者看來，與此相比，腦科學中的領軍人物更應該像坎德爾一樣提出本領域中最重要的開放性問題（open problems）。如果能組織一批這樣的科學巨匠經過討論和辯論，列出像希爾伯特的23個問題這樣的清單，讓基金重點支持，對這些問題展開有新意並且有一定可行性的研究，也許會對腦研究在某些問題上的突破更有幫助。
經驗之談
坎德爾回顧自己的科學生涯時，語重心長地談了一些體會。這些經驗之談為青年科學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鑑。首先是他對科學的無比熱愛，他説道：
思考記憶如何工作，提出如何保持記憶的具體假設，通過和學生以及同事討論和完善這些假設，然後通過實驗糾正這些設想，我由此獲得巨大的樂趣。我不斷地對科學進行探索，這樣做的時候我幾乎就像一個孩子，總是懷着純樸的樂趣、好奇心和驚喜。[2]
雖然身為科學巨匠，坎德爾始終虛懷若谷，他説：
我不僅從老師那兒獲取教益，而且還和出色的研究生和博士後團隊做日常交流，並且從中獲益匪淺。[2]
然而科學之路也並非總是充滿陽光和鮮花，只有耐得住寂寞、不畏艱險、一往無前的勇士才能攀登到科學的頂峯。他説：
雖然我對科學生涯甚為滿意，但是這種生涯也絕非輕鬆容易……就像任何探索未知的人那樣，我有時也感到孤獨、沒有把握、沒有現成的路可走。每當我踏上一條新路，總有好心的朋友和同事加以勸阻。我不得不盡早學會對這種不安全感安之若素，並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相信自己的判斷。[2]
坎德爾一生無比熱愛科學。正如他自己所説，科學對他而言就是一種無比的樂趣。他懷着強烈的好奇心，不畏艱險，鍥而不捨，無論是暫時的挫折還是權威的否定都不能動搖他認定的目標。他從不放棄討論與思索，真正展現了一位科學巨匠最可寶貴的品質，也為後人樹立了楷模。坎德爾和他的夫人都是藝術愛好者和藝術品收藏家，近幾年，他又出版了一些專著**[7, 8]**，試着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解釋藝術。耄耋之年，他又實踐了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結合起來的宏願，成為“神經美學”的開拓者之一，真正是活到老、學到老、工作到老。
參考文獻
[1] Kandel E (2019) Biographical. NobelPrize.org. Nobel Media AB 2019. Tue. 26 Mar 2019.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00/kandel/biographical/>
[2] Kandel ER (2006) 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W. W. Norton & Company.
中譯本：羅躍嘉等譯校（2007），追尋記憶的痕跡，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ic_Kandel/
[4] Kandel, E. (2005),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Memory Storage: A Dialog Between Genes and Synapses, Bioscience Reports, 24 (4–5): 475–522
42-7), PMID 16134023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6134023).
[5] Kandel ER et al. (Eds) (2012)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 McGraw-Hill Education.
[6] Kandel E (2009) The Biology of Memory: A Forty-Year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9(41):12748 –12756
[7] Kandel, E. (2012), 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8] Kandel, E (2016), Reductionism in Art and Brain Science: Bridging the Two Cultu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顧凡及：**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退休教授，專業是計算神經科學。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先後在中科大生物物理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任教。退休後主要從事科普著譯，已出版8本科普著譯，曾獲七次獎項。他還獲得了第四屆認知神經動力學國際會議（瑞典）授予的成就獎，以及2017年上海市科普教育創新獎（個人貢獻，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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