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奎 | 由郭沫若而來的整體歷史視野_風聞

編者按

劉奎老師新著《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全面探究抗戰時期郭沫若各種身份和表達，思考郭沫若“詩人革命家”身份下的時代意義。當今學界在郭沫若研究上面臨很多困境，如文學史陳舊的刻板標籤，學院教條行話的含糊不清，更有挾怨含沙的攻擊抹黑。這部新著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啓示，強調“頌其詩，讀其書，知其人”，將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郭沫若與歷史人物郭沫若充分融合起來，“知人論世”，使歷史獲得表達。歷史人物在當時的現實性才具有真正的“歷史性”，全面向歷史敞開，才能謙遜地面向未來。還原主體與歷史彼此敞開、相互作用的生動場景，讓這位在當下“去政治化”語境中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接受客觀公正的審視和理解，是重新理解這位偉大革命作家的充分且必要條件。

本文是《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的緒論部分。感謝劉奎老師授權保馬推送此文！

詩人革命家

 文 | 劉奎

“抗戰時期”的視野，提供的是開放的歷史視野，展示的是遠未完成的歷史想象力。對於郭沫若來説，這種想象力不僅通過他的政治家、革命家及其社會實踐得以體現，更通過文學家郭沫若的形象得以體現。這裏所謂的文學，並不是狹義的“文學”，而更接近於中國傳統“文”的概念。即不僅指現代學科劃分意義上的包括詩歌、小説、散文等在內的文學（literature），而是類似章太炎所説的：“文學者，已有文字箸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1】。”章太炎的説法對我們的研究有兩點啓發，一是從廣度上看，凡是寫作均可稱為文，使我們可以突破現有學科的限制，將郭沫若的學術研究、詩詞唱和乃至行政公文納入研究視野，從而走出狹義的文學史範疇，從現代文學史家所設想的“大文學史【2】”的角度，考察戰時郭沫若的歷史形象；其次，從性質層面看，文學不再是一個獨立，或者説更多是與美學關聯的範疇，而是與政治、倫理、禮樂等有着本質的關聯。抗戰時期郭沫若的創作，即便是“文學性”最強的話劇創作，也無不帶着政治與倫理的視野。因此，文學與政教之間的本質關聯，為我們探討郭沫若其人其文的複雜性，尤其是他身上所具有的傳統士大夫的一面，提供了可能的途徑。

 《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劉奎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05-01

抗戰時期郭沫若寫下了大量的文字，除七部話劇《甘願做炮灰》《棠棣之花》（修訂）、《屈原》《虎符》《孔雀膽》《築》《南冠草》之外，還有大量的政論文、學術論文、公文、雜文（批評）、散文、詩詞，以及少量小説和報告文學等。這構成了文學家郭沫若不可忽視的存在，使他區別於一般的政治家、學者或作家。更為重要的是，他的創作和研究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讀者羣或社會影響。從文壇來看，以當時他的文學地位（最直觀的表現是，他的作品常被置於刊物的顯要位置），他的文學創作和美學理念，即便不構成引領文壇的風尚，也是其他人的重要對話對象，至少難以完全被忽略。事實上，他往往構成了文學論爭的重要一極，如他所參與的“國防文學”口號論爭、文藝的大眾化、民族形式論爭等均是如此。他的學術文章，雖然後來學界有不少爭議甚至是質疑，但當時卻既引起學院的關注，同時也廣泛地影響到了社會。如他的《甲申三百年祭》，不僅在國統區引起軒然大波，更受到延安的重視，並一度被共產黨列為整風文件。而學界研究甚少的舊體詩詞，不僅是他抗戰時期創作的主要文類，也在歷史中扮演着極為關鍵的角色。如毛澤東《沁園春·雪》遭受部分知識分子的批判時，也是郭沫若以詩詞的形式為之辯護。至於他的話劇創作，如《棠棣之花》《屈原》等，不僅是左翼知識分子文化政治的成果，同時也是共產黨的政治文化運動的歷史產物。可見，文學的視野，不僅是我們理解郭沫若其人，更是理解其所處時代豐富性的重要媒介。因此，對於戰時的郭沫若，我們除了要研究其革命行動與社會實踐的一面外，還要注重其參與社會實踐的獨特方式——文學。

 《甲申三百年祭》

正如傳統“文學”這個概念，從本質上與政教就具有關聯性一樣，文人郭沫若也與革命活動、社會參與等難以截然分開。而郭沫若也從未將自己劃歸於某個特定的領域，或歸屬某種身份。作為一個以西方文藝復興知識分子作為參照的新文化人，郭沫若的知識結構和人格想象也類似“百科全書式【3】”人物，這也就是他以孔子和歌德為模型所描摹的“球形天才【4】”形象。能自由出入於藝術、科學、教育、革命與政治等不同場域，從而突破了現代學科對他的限制。這實際上也對學術界的專業化研究視野提出了有力挑戰。從他的成就來看，雖未能完全達到“百科全書派”那樣的高度，但形制近似。

但無論是“百科全書派”還是“球形天才”，對郭沫若來説，都不僅僅是文學、政治青年的理想或抱負，而是切實地參與到了他的主體建構過程之中。因此，他關注的領域不僅廣泛地涉及政治、經濟、藝術、學術等領域，而且以實際行動參與了革命、抗戰和政治運動。因而他的身份看起來是不斷地在改變，但實際上可能是他主體的不同面向在某個時段的凸顯，其經驗也並非是後者對前者否定——雖然他有時候很決絕地作自我否定，而很可能是不斷地積累與疊加，是歷史進程反饋於主體，並由主體主動做出新的回應之後，形成的某種詩人政治家或政治文學家的主體模式，並綜合地在其後的實踐中發揮作用，正如論者所指出的，“在特定的案例中知識分子把其以前的身份融合在他們自己的新的組織關係中【5】”。較之現代其他文人，這也是郭沫若的獨特性所在。探討這種獨特性的具體內涵、在郭沫若創作與社會參與中所發揮的作用，及其如何豐富我們對現代文學、文化與政治之間關係的理解，是本書要處理的問題。

在郭沫若所設想的“球形天才”中，詩人顯然只是與政治家、科學家、教育家等平行的一種身份，但從郭沫若的實際情形來看，詩人身份對他顯然有着特殊的意義。這不僅在於，他終其一生，都未能擺脱詩人之名，更在於浪漫派詩人的思維、想象方式對他現代主體生成的決定性意義，以及對他此後革命、政治實踐的內在影響。“五四”時期，郭沫若憑不拘一格的新詩創作進入文壇，這構成了他個人歷史的某種起點。這個起點不僅意味着他詩人身份的確立，也在於他現代審美主體的建立【6】。尤其值得留意的是，郭沫若一開始就建構了一種“詩—詩人”的一元論圖景，如他那著名的説法——“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7】”便是此意。這種形式與主體的一元論，並不是“文如其人”的現代版，而需顛倒過來，是現代美學理念對主體構成了一種召喚，即人要如某種“文”。因此，與其説詩人從屬於球形人格，毋寧説郭沫若的“球形天才”正是基於他的詩人想象而建立的，文學構成了其主體的某種基始性存在。他轉向革命之後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説，他之轉向革命，本來就有賴於詩人的浪漫氣質，正如北伐時他對俄國顧問鐵羅尼的評價：“他是由於他的浪漫的熱情而成為了革命家【8】。”郭沫若既為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繼而率先成為革命者，這其間的關係並不是偶然的。“五四”及其後的大革命時期，浪漫話語與新文化、革命思潮等交互為用，經過文學、意識形態和革命實踐的中介，成為塑造新的文化主體和歷史主體的有機因素【9】。經由這個歷史過程，郭沫若的主體也就生成為一種“詩人×革命×……”的形態。這個層疊形態在當下看似一個問題，但對於蒙學為傳統教育的郭沫若這一代人來説，則並不稀見，這是傳統士大夫的現代變體。不過與傳統士大夫不同的是，現代審美主體，尤其是郭沫若的浪漫詩人身份，實際上本身就帶有烏托邦的政治和社會視野，如《女神》以美學的形式對人格、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的重新想象等均是，更不必説文學革命本身的時代訴求。也就是説，在郭沫若及其多數同代人這裏，文學與革命從一開始就有着內在的可溝通處。

郭沫若 《女神》 1921年8月

如果説二三十年代，他的各種身份尚相互衝突，彼此需要調和的話，那麼，到了抗戰時期，他的這種主體模式便走向了圓融與成熟。可以為證的是，在這八年之中，他的各種身份都充分發揮了各自的優長，卻不必有早期那種激烈的轉換。因此，從他人格理想的角度來看，抗戰時期可説是郭沫若最為豐富的時代。那麼，鑑於詩人身份對郭沫若主體形態的基始性作用，我們將他抗戰時期的諸多面向依舊概括為“詩人革命家”。這種概括給郭沫若的多重身份帶來了一個整體視野，但它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開端。首先，它不是一個本質化的描述，即這並非指郭沫若就是一個詩人革命家，或者只是一個詩人革命家，而是從方法論的角度，描述郭沫若的主體形態。同時，這個指稱本身便暗含着選題的中心議題，也就是本書問題的出發點，即情感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詩人政治家的身份，顯示了他不同於單純的文人或職業革命家，從而彰顯出他獨特的情感政治世界。雖然在本雅明的描述中，職業革命家的波西米亞風格，與文人的激情之間具有天然的親和性【10】，但這只是出於詩人之口，政治家往往強調的是紀律與法則，詩人氣質不僅意味着對法規的逾越，更是鬥爭力量的耗損。因此，中國傳統的儒家詩教便強調“温柔敦厚”，強調對情感的剋制。西方傳統更是如此，柏拉圖要將詩人趕出理想國，因為當人們需要“統治情感”的時候，“詩歌卻讓情感統治了”他們【11】，對理性構成威脅；亞里士多德雖然從詩學層面對詩人氣質予以肯定，但悲劇的效果“卡塔西斯”——無論是譯為“淨化”還是“宣泄”，最終指向的都是理性的復歸；同時，詩人氣質也可能朝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即強調其自身的創造性與獨立性。詩人的創造性是指由想象所開啓的虛構性和未來向度，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説，不同於歷史學家記述已發生的事，詩人的職責“在於描述可能發生的事”【12】。更為關鍵的是，詩人不僅有想象的天賦，而且詩人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所創作的作品，反而比歷史更具普遍性，這為文學的獨立性提供了起點。對文學能力的這種自信，到浪漫主義時代達到頂峯，浪漫主義向內發現了自我，憑藉文學建構了一個足以抗衡現實的獨立世界。正因如此，在馬克思所設計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模式中，文學屬於意識形態領域，浪漫主義更是帶有一定的虛假性，並從階級論的角度批判了夏多布里昂、拉馬丁和卡萊爾等人。葛蘭西也認為，“熱情”“會造成不能行動”，與黨的“預先規定”與“行動的計劃”相矛盾【13】。馬克思主義的這種預見性，在中國現代的瞿秋白那裏，不幸得到了證實。在瞿的最後告白中，詩人氣質與革命是如此難以調和，以至於瓦解了他的革命事業【14】；更有意思的是，在他死前寫給郭沫若的信中，回憶起大革命時期，二人在武漢“一夜喝了三瓶白蘭地”的“豪興”，但他肯定的卻是郭沫若所引領的浪漫主義運動，認為其“開闢了新文學的途徑”【15】。詩人氣質對郭沫若的革命事業也確實構成問題，如北伐時期鄧演達就批評他是“感情家”，為此他一度鬧着要辭職，因為他“自信自廣東出發以來是很能遵守紀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16】；抗戰時期周恩來也委婉地批評他“太感情了一點”【17】。因此，對於郭沫若來説，首要的問題是如何融合這二者之間的內在矛盾。這個問題對革命青年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郭沫若處理這個問題的特殊之處，以及他的革命道路與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有何內在關聯等問題。

如果説情感與政治的問題，是郭沫若參加革命後所要面對的經常性問題，抗戰時期則是這一問題的具體化。對於抗戰時期的郭沫若來説，問題更在於，詩人革命家此時有何新變。無論是從寫作傳統，還是情感模式的角度，詩人這一稱謂，並非單指浪漫主義的抒情詩人，也指向傳統的詩詞。傳統詩詞的寫作、唱和與傳播，不只是表達方式的轉換，它背後關聯的，是整個士大夫的傳統，這包括士大夫的美學趣味、文化心理與社會連接等方面。在抗戰時期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被重新激活的士大夫傳統，對郭沫若抗戰時期的社會參與有何意義，對他的歷史認知有何影響，這是詩人革命家所引出的第二類問題。

除詩人革命家本身內涵的問題性以外，它還為其他相關問題提供了視角和方法。其方法論意義在於，既然詩人是郭沫若球形人格的基始，這就要求我們回到他的文學，對其作品進行美學處理，從文學形式的層面，探討其在創作上的獨創性，尤其是詩人革命家的視野所帶來的文學形式的創新問題。這要求我們從文學社會學或知識社會學的視野，重新回到文學的審美研究，從形式層面探討郭沫若文學的創造性所在。既然郭沫若以文/詩名，將其文學成就作為出發點是有必要的。然而，這也並不意味着對文學作純粹的內部研究，而是要在前文所述的歷史化、語境化的觀照下進行【18】，對文學作美學意識形態批評。正如阿多諾所指出的，文學如同萊布尼茨所説的“單子”（monad），具有文學的自律性，但它超越單子封閉性的地方在於，它“也是一個時代之整個精神總體（overall spiritual totality）的諸契機，該總體繼而與歷史和社會糾纏在一起”【19】，從而具有一定的徵候性與開放性。這種觀點的啓示，不僅在於從美學形式出發，我們可以如歷史研究一樣，接近所謂的歷史真相。更在於文學形式的獨特性，可能保留了歷史敍事所遺落的碎片與矛盾，即“糾纏”的痕跡，這對於我們重返郭沫若——這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被概念化的人物，是尤其必要的。

還需提及的是，雖然抗戰時期郭沫若的各種身份特長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但它們呈現的並非是共時的輻射狀態，或者如郭沫若自己所描述的“球形”，而依舊是一個歷時展開的過程。不過，在八年之內他能夠自由地發揮各種身份的優勢，也説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如前文所述，他的主體性最終經由社會實踐而得以建立，人格走向了成熟，因而能夠在各種身份之間自由轉換；另外就是他的各種身份都各自對應着相應的時代問題。前者表明“詩人革命家”這個概括的有效性，後者則有助於我們論述的具體展開。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我們是從作家論的視野，進入“抗戰時期的郭沫若”這個論題，但問題的展開，既是為揭示這個人物的複雜性，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複雜性是需要置於不同的歷史語境和時代問題之中的。充分展開人物與歷史話題之間的對話性，才是我們論題的關鍵所在。因此，對於郭沫若的不同身份，我們也將集中處理不同的問題。而人物與歷史話題之間的中介，我們依舊要從“詩人革命家”着眼，即藉助於文人的“表達方式”，從而探討人物身份、主體形態與時代問題之間的相互關係。

“表達方式”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由“文學者”郭沫若這個視野決定的，其次，這也與他身份展開的方式有關。抗戰時期他不同身份的歷時性展開，也伴隨着表達方式的轉變。這就為我們在社會身份、表達方式與時代問題之間所做的關聯提供了歷史依據。抗戰伊始他是以個人身份參與抗戰，表達方式主要是詩歌、報告文學等與個人情志、見聞密切關聯的文體。任職第三廳期間，他面對的是抗戰動員問題，故表達方式轉向演説，寫作也轉向政治文告一類。當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他在熱衷考古發掘之餘，也喜舊體詩詞唱和。而1941年年底的“壽郭”運動，及緊隨其後的“左翼戲劇運動”，又激發了他的戲劇創作熱情，以至於一年之內他便寫了多個劇本，達到了文學者郭沫若的又一高峯，也使他深入地參與到了當時的左翼文化運動之中。1943年開始興起的民主運動，又使他回到了學者生涯，從傳統中尋找“建國”的資源。而到抗戰結束前後，隨着國共政爭的日趨激化，知識分子的路線選擇日漸成為問題，左翼知識分子也積極地從國際或國內尋求資源，郭沫若適時的蘇聯之行，以及對延安文藝的積極推介，都是左翼知識分子歷史轉折關頭的文化與政治實踐。正是身份、表達與問題的這種內在關聯性，使我們在以時間為序探討問題時，能夠兼顧研究對象的身份特徵、表達策略與時代問題，從而生成“人物—表達—歷史”這樣一個三維一體的問題空間。

抗戰時期郭沫若編寫的話劇劇本《屈原》

(三峽博物館供圖)

本書的研究框架正是循此思路建立，各部分概要如次：

第一部分，“由情以達意”：浪漫的情感政治學。該部分結合作家論與文學史的視野，探討郭沫若如何進入他的“抗戰時代”。抗日激發了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情感，戰爭帶來了戰爭烏托邦的情感與想象，但它也現實地帶來了破壞性，如都市文化場的破壞、民眾的遷徙，並對文人的社會使命提出新的要求。對於郭沫若來説，問題在於他如何回應這些時代問題。他的意義在於實踐了一條較為獨特的“由情以達意”的抗戰/革命之路，發揮了其詩人情感結構的政治學優勢。這包括將浪漫派的熱情從外在於歷史的消費性，轉化為介入現實的方法和能量；並將這種能量具體化為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的實踐行為，這表現在他對“文藝如何動員民眾”的思考與實踐，以及為文化人的報國熱情提供現實的通道，如他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廳就是整合文化人力量的渠道；但其情感政治學在提供歷史經驗的同時，也需要我們以反思的眼光審視，這主要在於情感容易為權力征用，成為國家機器統治的修辭術。

第二部分，詩詞唱和與士大夫情懷。作為詩人，“表達方式”的轉變及其意識形態圖景，始終是我們關注的重要議題。抗戰前夕，郭沫若對郁達夫要轉向舊體詩詞的説法還十分不以為然，但轉眼之間，舊體詩詞也成為他自己創作的主要文體。更值得留意的是，抗戰時期，新文人寫舊詩，成為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因此，對於郭沫若舊體詩詞的研究，既是對他個人寫作問題的探討，也是對這一時代問題的思考。在筆者看來，郭沫若之轉向舊體詩詞的寫作，不僅在於寫作能力上的、他早年所受的傳統文化訓練；或文化心理學視角的、“舊形式”對這一代人的“誘惑”【20】，更在於抗戰時期的文化氛圍，以及他現實的社交需求。因此，該部分將在鈎稽相關史料的同時，更多地從文學社會學的視角勾勒郭沫若的詩詞交往情況。不過，詩詞唱和背後關聯的士大夫傳統，其對郭沫若戰時言論、心態與行為的影響，以及郭沫若對這一傳統本身的挑戰，也是文本所要關注的問題。簡要來説，古典詩詞為郭沫若等處於戰亂年間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種美學的救贖，郭沫若對這一傳統的挑戰在於他最終找到了歷史救贖之路；同時郭沫若與政治人物的唱和，又使作為士大夫交往方式的唱和傳統，不可避免地帶有了政治色彩。

郭沫若,於立羣與《屈原》導演和演員在舞台上留影.

第三部分，屈原：一個文化符號的生成。屈原在現代從一個地方詩人上升為世界文化名人，其地位基本上確立於抗戰時期。屈原愛國形象的建構，與抗戰時期詢喚愛國詩人的時代語境相關，同時是“抗戰建國”意識形態建構的國家工程，也是政黨政治角逐的文化象徵符號。而郭沫若的話劇《屈原》及關於屈原的學術研究，在其間都起着關鍵作用，以至抗戰時期郭沫若與屈原幾乎成為一對文化鏡像。因此，屈原這個文化符號所具有的複雜社會內涵，及郭沫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我們考察戰時郭沫若與國家意識形態建構、與政黨政治的複雜關係，提供了形式的中介。同時，話劇《屈原》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作為作家的郭沫若，在抗戰時期所能達到的文學上的最高成就，因此，《屈原》提供了一個樣本，使我們得以進一步探討，作為詩人革命家，他在美學形式方面所具有創新性，這種創新性所體現出來的文化政治的內涵，以及文化人在抗戰建國這一歷史進程中的角色。

第四部分，學術研究的歷史想象力。現實的鬥爭往往需要從歷史尋找依據，從這個角度，郭沫若的歷史研究展現了他歷史想象的時代性與開放性。該部分既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郭沫若的學術貢獻，更為重要的是探究他如何以學術的方式，回應他所面對的時代問題。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近現代的諸子研究，崇墨貶儒是整體趨向，因此，郭沫若的崇儒貶墨，不僅讓一般學者不以為然，左翼知識分子更是認為他在為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張目，喬冠華、陳家康等黨內“才子集團”，以及胡風、舒蕪等“七月派”，甚至聯合組織了相應的批判文章，但因政黨的干預而不了了之。但這種分歧，顯示了郭沫若40年代問題意識與治學路徑的獨特性，其背後關聯的是建國想象的豐富性，這種分歧在後來的“評法批儒”中再次顯現出來。這種現象也可視為他不滿足於既定的文人身份，試圖通過對儒家的重釋，重新為革命尋求歷史來源、使命和前景。他的《甲申三百年祭》，更是建構了另一種知識與革命的關係，試圖重新錨定文化人在歷史變革中的位置。

第五部分，文學、制度與國家。抗戰結束前後，郭沫若的言論變得日益激進，這是歷史轉折年代，知識分子開始做出政治和歷史選擇的徵候。與此同時，隨着抗戰的結束，建國問題也變得更為緊迫，不同政治和文化勢力紛紛呈現各自的建國設想和方案。郭沫若與延安的革命政權本來就保持着若即若離的聯繫，他不僅參與了共產黨所組織的文化運動，後期更通過文藝與毛澤東等人取得了直接溝通。他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經有權”的評價，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隨着毛澤東文藝體系的逐步建立，他也開始積極回應並參與這一體系的建構，他對毛澤東的文藝觀也從“有經有權”逐漸轉向了“以權為經”。作為左翼知識分子的“班頭”，除了本土的革命經驗以外，郭沫若也積極向國際左翼，尤其是向蘇聯的革命經驗和建設成果取經，以之為“建國”問題建言獻策。他抗戰結束前夕的蘇聯之行，為他實地考察社會主義的現實狀況提供了良機，蘇聯為他展示的民主、富足形象，反過來強化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並進而轉化為他的敍事動力，他以此為基礎寫的《蘇聯紀行》，便將蘇聯作為中國的歷史前景。他歸國後關於蘇聯的寫作、演説等，成為轉折時代知識分子道路選擇的參考。郭沫若在抗戰後期綜合利用左翼資源，參與到建國的歷史進程之中。

另外，需略作補充的是，郭沫若向來被視為主流，但在我們看來，首先要追問的正是“主流”這個概念的意義。它在敍述中往往被本質化，它的矛盾性、變異性，及其內部不同主體的差異和辯難也常被遮蔽。在這種定勢思維下，主流往往成為一個前定的對話對象，一個虛無縹緲的靶子。學界近年來便多將注意力轉向邊緣，尤其是在海外中國學的影響下，這種思路在瓦解革命的宏大敍事方面尤其有效，如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便試圖從各類邊緣重新講述現代中國的故事，但這種解構色彩頗重的重新敍述，實際上很難真正切進中國現代問題的核心結構。我們並不否認邊緣的意義，尤其是它所保留的歷史經驗，但也並不想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另外建構一套看似完整的敍事。因此，本書更想叩問主流本身的歷史性、問題性和複雜性。對於郭沫若來説，這個長期被視為主流的左翼文人，已漸漸被符號化了，文本所要嘗試的，正是要探討這個“主流”是如何生成的，其內景如何，有何歷史經驗等問題。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需要關注的是“處於某些羣體中發揚了特殊的思想風格的人，這些思想是對標誌着他們共同地位的某些典型環境所做的無窮系列的反應”【21】，這種方法試圖從整體上——無論是社會的還是歷史的，把握研究對象及其時代。而郭沫若無疑是這樣的人物，也能提供這樣的整體性歷史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