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E之後，學術政治化會成為人類的“潘多拉魔盒”嗎？_風聞
脑极体-脑极体官方账号-从技术协同到产业革命，从智能密钥到已知尽头2019-06-12 09:27
經過一週的博弈，“封殺華為事件”終於以IEEE（美國電氣工程學會）的最新聲明告一段落，華為及其子公司的員工被允許參加IEEE出版過程的同行評審和編輯工作。
對於這樣的結局，中國學者和學術組織表示“見好就收”，紛紛與IEEE握手言和，表示“只要你改我們還是好朋友”。
故事至此似乎可以畫上一個圓滿的休止符了。但如此多的國際技術協會在同一個時間段內密集違背學術共識，難免讓人心底泛起憂慮。
是時候來回答一個問題了，我們真的瞭解當今科學和學術研究界的局勢嗎？在未來可預期的博弈中，國際性技術協會想要“獨善其身”又有哪些前提條件？
有人説，特朗普的一紙禁令，與IEEE放棄中立封禁華為，徹底改變了歷史。某種程度上看，並不誇張,因為IEEE挑戰了科學研究的基本底線——學術自由。
想搞明白全球科學家支持和聲援華為背後的意義，恐怕我們需要把時間的鐘擺推到80年前，看看IEEE究竟打破了什麼？
1936年，英國學者Michael Polanyi（波蘭尼）和 從Bukharin（布哈林）創立了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組織——科學自由協會，該協議認為科學應該為滿足社會需求而存在，其中，自由探究對於科學進步來説尤為重要，因為同行評審和科學方法是知識產生的先決條件。
在《The Contempt of Freedom》（自由的蔑視）一書中，波蘭尼更為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於學術自由的看法：
1.只有當科學家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時，科學才能蓬勃發展；
2.學術組織是獨立學者自我協調並聯合的結果，其中的任何個人都是沒有預謀的；
3.單一權力組織集團的任何企圖都會消除學術組織的獨立性，使學者們的合作陷入癱瘓。
這一理念很快得到了各國科學家的支持。1940年一份《學術自由與任期聲明》，在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和美國美院協會（AAC）等組織內獲得了廣泛認可。
該聲明中，學者應該保有自由教授、交流思想的權利，而免於成為政治團體鎮壓、監禁、失業的目標。美國最高法院此後也不斷強調，學術機構可以“根據學術理由”自行任命學者和制定標準。
隨後數十年間，學術自由與自治，逐步成為全球主流國家的科研理念。
1988年英國的《教育改革法》，確立了學者們可以自由探討學術而不必擔心失去工作；1987年菲律賓的憲法規定，高等教育機構享有學術自由和同行審查的自主權；1997年，南非高等教育委員會更是直接發佈報告，譴責國內政治壓力和商業企業贊助的過度影響，影響了大學的學術自由。
可以説，人類社會歷經幾十年的奮鬥，終於讓學術自由、自治在全球範圍內成為共識。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位於頂端的西方國家才能建立起跨國學術組織，收穫全球科研生態，前所未有地蓬勃起來。
以IEEE為例，據官網的最新數據顯示，1963 年成立以來，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已經在全球160多個國家擁有43萬多名會員，在150多個國家設有分會，其中會員數量最多的國家TOP5分別是美國、印度、中國、加拿大和日本。
也正是在眾多國際頂級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加持下，IEEE才能斬獲全球電子電氣及計算機科學領域 30% 的文獻份額。
從這個邏輯上看，無論是出於對學術普適價值觀的維護，還是吸納更多國際科研有生力量的潛在需求，在政治問題上保持中立態度，才應該是IEEE的首選。
事實上，包括IEEE在內的技術協會也都是這麼做的，在獲得明確的信息之後很快就解除禁令，恢復了大家以往熟悉的開放中立“人設”上。
亡羊補牢未為晚矣。但IEEE事件釋放出的那隻名為“學術政治化”的怪獸，卻正在為全球學術蒙上一層陰影。
英雄理想與殘酷現實：學術自由可能遇到哪些問題？
如果説“IEEE華為事件”只是偶然為之，抑或真如協會所説“出於法律隱患和保護會員”的目的，也不至於讓學術圈數十年搭建起來的學術無國界“信用值”破產。
問題在於，當今學術交流與政治博弈，從來沒有如我們想象中那樣劃分出清晰的“楚河漢界”。
覆盤“IEEE華為事件”的三個關鍵時間節點，不難發現IEEE的禁令與解禁，都與政治因素有着莫大的關聯：
1.在第一份IEEE官方選擇性發給部分刊物主編的郵件中明確提到了，“由於美國政府將華為加入了BIS清單”，未經政府批准，華為不能購買和獲取美國的原產技術，因此做出了禁止華為員工參與審稿的決定；
2.面對來自全球學術界的質疑聲，IEEE主席的選擇是與美國商務部展開對話，爭取學術活動不受影響，在收到美國政府的最終答覆前，IEEE會保持現狀。
3.直到收到美國商務部針對IEEE出版活動適用性的説明之後，IEEE才根據最新的消息真正放開了禁令。
換註冊地是不可能的，別問，問就是要“遵紀守法”。
公眾期待的真正捍衞“學術自由”的協會形象幻滅了。很顯然，將“學術自由”作為國際學術交流的基本準則與共識，雖然是無數學者的英雄夢想，但想要在殘酷現實中堅持下去，卻並不那麼容易。
一方面，學術機構和組織很難完全擺脱政治的影響。目前來看，科學技術成為國際紛爭的從屬部分，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比如美國對伊朗發起的貿易制裁中，就包含了科研設備與技術交流的禁令。更甚者還會在嚴峻的國際形勢下轉變成直接的掠奪和壓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就制定了《戰時敵對國財產使用法案》，允許美國企業在戰時採用敵對國的專利生產藥物，這被看做是仿製藥合法身份的雛形。
包括中國、巴西、土耳其、印度、伊朗等在內的新興地區，本身就存在在學術協會和同行評議中相對弱勢的問題。《全球同行評議現狀報告》（Global State of Peer Review）調查發現，新興地區的研究人員接收到的審稿邀請本來就相對成熟地區（美德意法等國）更少，就使得他們在瞭解最新研究趨勢、洞悉期刊內容需求、與期刊編輯建立聯繫等學術交流的機會都隨之減少。在一些行業學會探討技術標準的場合，也更難發出自己的聲音。
領先的學術同行評議平台Publons聯合創始人Andrew Preston就曾經公開表示過：同行審議的地區差異妨礙了非西方研究人員的發展，新興地區研究人員代表性嚴重不足。
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是在IEEE赤裸裸地因政治問題干涉學術的情況下，不少中國科學家依然號召不要輕言退出，正如南京大學教授周志華所説，“（一旦退出）華人學者有話語權的地方不是多了而是變少了，不宜輕易把陣地拱手相讓”。
經此一役，未來的學術科研到底會走向何方呢？
重建信任：國際學術研究將走向何方？
“學術政治化”的“靴子”轟然落地，直接導致不少人開始擔憂全球學術交流與科技企業發展的不確定性。
前不久就有不少學者建議其他國家早點思考退路，以免在矛盾升級時更加被動。比如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助理研究員劉知遠就認為，以後很多國家和地區可能會因此未雨綢繆，出現雙備份的國際學術組織，學術期刊、學術會議、技術標準等等。
杜克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教授陳怡然也建議，歐亞兩洲完全可以發起一個自己的IEEE/ACM玩玩。
對此，我們的看法比較樂觀，學術交流超越民族、國家和宗教的界限，走向自由、自治，是不可逆轉的事實，不會因任何政治矛盾而改變。
這裏的道理也很簡單：
1.技術創新的全球化已成定局。
從技術發展的形式來看，不僅國家科研院所之間在技術創新上的相互依賴與合作日益加深，類似硅谷這樣的全球研發中心地位日益突出，許多跨國公司也認識到技術對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意義，成為科技創新的主力軍，企業之間的技術合作與戰略聯盟也日益繁榮。
以中國為例，跨國企業在中國設立獨立研發機構就有100多個，集中在信息通信、生物製藥、精細化工等多個重要領域。
高校與科研機構聯合研究也不勝枚舉，比如惠普與北大合辦的數字信號處理研究中心，華為與愛丁堡大學聯合成立的數據實驗室等。中國企業加入的國際性技術聯盟也越來越多，華為就一直是IEEE的重要支持力量。而累計到2019年，中國大陸學者入選IEEE Fellow（該協會突出貢獻者）的人數就已經達到了161人。
在這種背景下，隔絕與其他國家的技術往來，等於主動放棄了技術盟友，恐怕只有政客們的腦回路能夠想得出來。
當然，對於一些自身較為強勢的技術領域，選擇政治制衡也許無可厚非。在人工智能這個撬動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勝負手”，卻沒有人能夠忽略中國這一關鍵角色。
目前，人工智能技術，比如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雲端大數據處理、智能傳感器等等，正在深刻驅動着通訊電子產業向智能化迭代。
而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技術創新“領頭雁”，在論文總量和高被引論文數量上都排在世界第一，目前全球領先的人工智能研究論文40%以上均以中文發表。
同時，華人學者的AI學術影響力也迅速崛起，同行評議的審稿量增長速度也遠遠高於成熟地區，日漸成為行業頂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7年，就發生過人工智能協會(AAAI)年度會議因為與春節時間衝突，而選擇推遲一週舉行的事情。
換句話説，今天人工智能技術世界裏的很大一部分成果，都是中國學者與企業貢獻的。拒絕與中國保持頻繁的技術交流與溝通， 想要在這一次技術革命浪潮中持續保持競爭力，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是在特朗普禁令的高壓之下，谷歌也選擇了“反悔”，重新將華為手機列入了最新版本安卓系統的支持名單之中。
過去數年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使得國家或企必須以全球統一市場為背景來配置生產資源，並完成銷售與發展。這就使得當代科技企業的產業化分工也是在世界範圍內開展的。
因此，為了加強企業的競爭能力，各個國家也都紛紛放鬆了過去的一些限制性政策，來增強跨地區、跨國界的技術聯盟。因為現實已經證明，如果不能有效地跟蹤和把握相關領域的科學動態，很可能被排擠出世界市場。
以美國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大中華地區的銷售（大部分來自華為）是高通公司總收入的69%，英偉達的56%，美國思佳訊的85%。 而這種全球配置的知識產權採購模式，並不是因為華為沒有關鍵技術（備胎計劃瞭解一下），而是如任正非所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搞自主創新，與其他地區形成利益共同體。
顯然，對於大多數海外科技企業，以及華爾街、硅谷的投資人來説，都不會願意讓與自己利益相關的公司失去來自中國市場的信任，更不想遭受龐大的經濟損失。
在這種全球產業鏈利益緊密融合的基礎條件下，阻斷企業參與技術聯盟事務自然也就成了無根之水、無本之木。
三大因素疊加，結果也就顯而易見了。目前為止，儘管美國政客各種作妖，技術協會與相關企業還是最終用行動對華為等被禁企業表現出足夠高的接納與誠意。
IEEE封殺華為這場鬧劇，與其説是學術文化的坍塌，不如説二者都成為了政治博弈的犧牲品。而這，也正是當下全球學術秩序重新梳理自身的內在動力。
過去，學術與政治、經濟往往處於“相對”分離之中。伴隨着中國科研力量在同級評審中的決定權越來越大，技術權勢的轉移、機構規則的重塑與角色的轉變，都在讓科技企業與學術界走得越來越近，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技術聯盟實現輸出，決定將何種創新標準傳遞給世界。某種程度上，科技企業決定了技術聯盟與新興產業的未來。
如何在學術政治化的“潘多拉魔盒”打開之後重建新的學術秩序與信任，不但是IEEE所面臨的難題，也是全世界不同技術部落共同的難題。
而在協調與磋商的過程中，學術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永遠不能放棄的“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