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評估：毛主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還是事後淨評估的經典範例_風聞

事後戰略與作戰淨評估的經典範例

——又讀毛主席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體會

遠望智庫淨評估中心主任、首席專家 易評估

毛主席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即土地革命的經驗而寫的，也是土地革命時期黨內在軍事問題上一場重大爭論的結果。毫無疑問，就係統地解決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問題而言，這篇著作是“事前”戰略與作戰淨評估。但是，僅就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即土地革命的經驗這檔子事而言，這篇著作又是“事後”戰略與作戰淨評估的經典範例。

一、《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對戰略與作戰淨評估理論作了至為精闢的闡述

近年來，關於學習毛主席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體會，我已經寫過幾篇了，並在一些學術活動中介紹過其中藴涵的淨評估思維與方法。在我看來，毛主席的這篇著作就是淨評估理論的基礎和核心，美國淨評估概念直接取材於這篇著作，淨評估之“淨”名源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淨評估之要訣源於“由此及彼、由表及裏”，淨評估之實質源於“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美國國防部淨評估的目的是“確認與辯識需要高層防務官員注意的問題和機會”，而這個“確認與辨識”的過程就是毛主席講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

我注意到，這篇著作不僅講到戰略運行的閉合迴路與決策週期，而且講到戰略評估（淨評估）在其中的地位作用。認為淨評估“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而且“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

對此，我於今年3月8日在遠望智庫戰略前沿技術微信公眾號上，發過一篇題為《戰略設計與戰略實施中的淨評估問題——再讀毛主席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體會》的文章，進行過比較細緻的討論。詳情可查，這裏就不再細説了。

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還是一份難得的“事後”戰略與作戰淨評估範例

我在學習研究毛主席著作時發現，《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不僅講到“事前”（戰略形成前）的淨評估，而且講到“事中”（戰略實施過程中）的淨評估，以及“事後”（戰略實施之後）的淨評估的問題，並且做了一個“事後”戰略與作戰淨評估的範例。

我注意到，美、台淨評估專家非常重視“事前”淨評估問題，很少關注“事中”淨評估問題，至於“事後”淨評估的問題更是鮮有論及。美、台一些淨評估專家學者甚至只承認“事前”的淨評估，因為在他們看來，淨評估只是“向前看”的評估，着力解決的是未來問題。

應該説，淨評估通常要立足現實，回顧過去10～20年的歷史發展來總結特點規律，以展望未來10～2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趨勢及結果。也就是遵循“昨天—今天—明天”的模式。正是因為要回顧過去，所以美國相關機構和學者創建的“事後”淨評估案例還是不少的。一場戰爭或衝突結束後，美軍也都有專門的總結。只是在一些淨評估研究項目中，他們很少把這個總結作為獨立的階段來運作，因此其“事後”淨評估的案例相對於其它案例而言，往往還不夠純粹、完整和獨立，而且很少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來認識。有鑑於此，今天我就要對此重點地説一説。

通常情況下，評估按時機或進程階段可以分為“事前”、“事中”和“事後”三種。與此類似，我將淨評估也分為“事前”、“事中”和“事後”三種。但是，我的這個劃分絕不是簡單機械地照搬或套用，更非事出無聊或多此一舉。因為確有“事後”淨評估的理論和案例，而且這種分法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有確切的需求。這是硬道理。

我還要説的是，國內許多同行只知美國相關機構建立有各種淨評估的案例，並不知道其實中國也有，而且我軍早期就有，而且還比美軍早出數十年之久。我甚至為自己的這些“小小的發現”激動了很長時間。但是，有些同事和朋友卻不以為然。他們不時地“潑冷水”，説這是“空泛的理論概念問題”，沒有什麼實際的價值意義，不值得討論。對此，我着實不敢苟同。

在我看來，我們許多人其實並不知道什麼是戰略、它是怎樣運行的、以及怎樣去研究它。事實上，一些研究機構或人員只把“中期評估”定位在工作層面或執行層面，怎麼努力也拉不到戰略層面上去。客觀地講，現在各行各業在工作層面或執行層面的總結很多，有的其實僅僅停留在評功擺好的檔次上，鮮有真正的戰略總結——基於戰略評估的總結。當然，這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不僅我們，即使美國也概莫能外，非常可悲。我注意到，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前顧問哈羅德·羅德就曾在2017年夏天準備的一篇演講稿《對於淨評估流程的理解》中大膽地指出：“經驗證明，全世界大多數政府官員都為處理日常問題而深受困擾。對他們而言成功就是處理好上司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所以一個好的官員很少會關心戰略問題，即優秀的政策制定者們應該試圖解決的總體目標。甚至，大部分政策制定者，幾乎從來不去想如何理解他們正嘗試解決的問題，更不必説那些為其工作的官員。”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工作總結非常普遍，戰略總結卻非常少見，而做得好的戰略總結更是鳳毛麟角了。

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可看作對第二次國內革命即土地革命的“事後”淨評估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對第二次國內革命即土地革命經驗進行的總結。總結當然是平常之事，並不稀奇。但是毛主席的這個總結不同凡響。毛主席非常重視總結、非常善於總結。有資料反映，1965年7月2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李宗仁夫婦時就曾問其機要秘書程思遠：“你知道我靠什麼吃飯嗎？”程思遠竟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毛主席接着意味深長地説：“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仗，在每一個戰役後，總來一次總結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然後輕裝上陣，乘勝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終於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段趣聞充分説明毛主席重視總結、總結很重要，對於許多讀者而言，知道這一點也就夠了。但是對於戰略與作戰的決策和研究人員而言，僅僅知道這些顯然就不夠了，起碼還得知道總結什麼、怎麼總結才行。

眾所周知，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毛主席相繼提出了一系列正確的政治主張和軍事思想，並親自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成功地開創了黨在農村發展革命力量的新局面，同時勝利地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武裝對江西蘇區的多次“圍剿”。然而，受“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干擾，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冒險主義，不僅反對和否定了其正確的軍事思想，而且排斥了他對紅軍的領導。最終致使紅軍不得不退出革命根據地，而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損失。直到遵義會議的召開，中國革命才重回正軌、轉危為安。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著作，就是對此一階段經驗的總結，並在此基礎上系統地解決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問題。沒有這樣一個十年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很難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當然，更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決。

四、《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反思性/批判性的評估

一般來看，回顧總結既要看成功的經驗也要看到失敗的教訓，二者不可偏廢。但是，美國淨評估更強調“失敗是成功之母”，他們更願意發現和提出問題，樂於挑毛病、唱反調，突出強調分析失敗的原因。安德魯·馬歇爾及其學生們就認為，美軍長遠軍事計劃所需的由上至下的政策指導幾乎等同於白宮的“原聲摘要播放”和國務院關於政策和戰略的“電報報告”，而淨評估則不同，它要向權力訴説真相。他們認為，淨評估“不是一個兜售政策的地方，也不是在提出新的補充原則，而是扮演了反思性的甚至是批判性的角色，它要發出一針見血的批評，不能像掌權者希望的那樣去做。”

我注意到，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著作中，單是“估計”一詞就用了 8 次之多。從淨評估案例的角度來看，此一著作作為總結評估，就屬於“事後”戰略與作戰淨評估，而且是反思性的甚至批判性的評估，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着力判斷哪些是正確的事，指出哪些不是正確的事——錯誤的事。

例如，該文明確指出，我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兩個錯誤以外，還犯過下述的兩個錯誤：一個是，在1931～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結果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這個錯誤直到1935年1月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時才得以糾正。一個是，在1935～1936年的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發展到破壞了黨和紅軍的紀律，使一部分紅軍主力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最後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依靠紅軍中黨員和指戰員的覺悟，才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

五、《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競爭性/對抗性的評估

這篇著作針對敵我雙方競爭/對抗的狀態和趨勢進行了深入分析，而不僅僅是針對某一方或另一方進行的總結。例如，文中就指出，“十年以來，從游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任何一個獨立的紅色游擊隊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因為“敵人把紅軍看作異物，一出現就想把它捕獲。敵人總是跟着紅軍，而且總是把它圍起來。”與此相應，紅軍的活動則採取了反“圍剿”的形式。在此情況下，紅軍所謂勝利，主要地是説反“圍剿”的勝利，這就是戰略和戰役的勝利。反對一次“圍剿”就是一個戰役，常常由大小數個以至數十個戰鬥組成。也因此，在一次“圍剿”沒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許多戰鬥的勝利，還不能説戰略上或整個戰役上已經勝利了。顯然，這種評估實際上是對敵我雙方交互作用的分析，這就是淨評估的本質。

這篇著作正是通過敵我雙方交互作用的動態分析與總結，進而認為“圍剿”與反“圍剿”這種形式，在過去十年中是沒有變化的。並由此推斷未來趨勢及結果，認為如果不是民族戰爭代替了國內戰爭，那麼直到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那一天為止，這種形式也是不會變化的。這也就是説，在敵我雙方“圍剿”與反“圍剿”的這種鬥爭中，問題的本質是敵強我弱，而解決問題的機會就在於使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

我注意到，2009年12月23日美國《國防部指令》明確的淨評估術語定義就是“對決定國家相對軍事能力的軍事、技術、政治、軍事、經濟和其它因素的比較分析，目的是確定與辨識需要高層防務官員注意的問題和機會。”其中，比較分析之“比”講的是對比，而“較”則是較量——PK的意思。對比來看，美國官方對於淨評估的術語定義與毛主席的這個總結在理念上和方法上其實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説還有什麼不同，那就是美國人還沒有把功夫真正學到家。

不僅如此，毛主席還認為學習和使用都要用到這種方法。對此，毛主席明確講到：“要達到智勇雙全這一點，有一種方法是要學的，學習的時候要用這種方法，使用的時候也要用這種方法。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毛主席是這樣説的，事實上也是這樣做的。

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總結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的評估

我注意到，毛主席在這篇著作中不惜筆墨反覆強調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以及特殊性問題。例如，毛主席在開篇就講到：“戰爭……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再如，“革命戰爭……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質，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又如，“中國革命戰爭……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對此，毛主席還進一步指出：“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點和着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反觀現在，我們一些戰爭和作戰問題研究者卻走到他的反面——唯恐理論高度不夠、適應範圍不廣，而一味地拔高和抽象，追求所謂“普遍規律”。

從全文看，毛主席對這個十年的總結重在探尋“全局”與“局部”的問題、“主觀”與“客觀”的問題和“規律”與“指導規律”的問題，以及特殊性的問題。統計表明，通篇“全局”一詞就出現了38次、“局部”出現29次，“主觀”12次、“客觀”13次，“規律”48次、“指導規律”8次，而“特殊”也出現了14次之多。

針對中國內戰發展中“圍剿”又“圍剿”和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覆的規律，毛主席還基於對軍力平衡的觀察更進一步地指出：“‘圍剿’反覆的形式何時結束？據我看來，如果內戰延長的話，那是在敵我強弱對比起了根本變化之時。”他認為，如果紅軍一旦改變到比敵人更強大時，那麼這個反覆就結束了。然而，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對此他也説了：到那時，就是我們圍剿敵人，而敵人則企圖反圍剿。但是，政治和軍事的條件將不允許敵人獲得如同紅軍一樣的反“圍剿”的地位。到那時，“圍剿”反覆這種形式，即使不説完全結束，但是一般的結束是可以斷言的。

話到這裏，我還想説，如果我們一些戰略總結得不出“規律”來，那就是總結的高度和深度還不夠；如果我們一些戰略總結得不出“指導規律”，那就是總結的目的還不明確、總結的功能作用還沒有發揮好。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內涵豐富，八十多年來，中外專家學者從眾多角度學習和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主要從戰略和作戰評估的角度來學習和研究，深感收穫良多。充分體諒手機讀者的閲讀耐力，今天就説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