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風雅象徵物的圍棋，曾經被古人視為玩物喪志的壞東西_風聞

文：徐儷成

聲名不佳的早期生涯

圍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現，然而在關於其起源的傳説中，這種遊戲的形象遠沒有後世流傳的那樣高貴。

戰國末年的史書《世本》中記載：“堯造圍棋，丹朱善之”，晉朝的張華在《博物志》中進一步申説：“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雲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這兩則記載中最早學習圍棋的人物“丹朱”和“商均”，是中國傳説中著名的“不肖子”，他們本來可以繼承父親堯和舜的領袖之位，卻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統領天下，分別被舜和禹搶走了王位。這種與反派人物的瓜葛，讓圍棋從誕生開始就陷入了相當不利的輿論環境。

後人在反對圍棋時，常常會引用這個起源傳説，比如東晉大將陶侃曾沒收部下的圍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長江裏，並且聲言：“圍棋，堯舜以教愚子……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南朝宋明帝熱衷於圍棋，大臣虞願也曾以“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為理由，勸皇帝放棄這一愛好。

在農業社會里，大多數人都要進行生產勞動，才能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有“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之説。從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大好的勞動力不事生產，反而遊手好閒地下棋玩遊戲，是絕對不應被提倡的行為。因此，在秦漢以前的歷史記載中，圍棋很少獲得正面評價。人們常常將圍棋和當時流行的另一種遊戲“六博”並提，合稱“博弈”。《論語·陽貨》中記載孔子的話説：“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在這句話裏，“博弈”僅僅比什麼都不做稍勝一籌，而且只有“飽食終日”的人才有資格進行。孔子的繼承者孟子則更進一步，將“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作為浪費糧食的“不孝”行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賭博和下棋都是兩人或多人互為對手的遊戲，有對手就有勝負，有勝負就有彩頭，絕大多數人在進行遊戲時都是想贏怕輸，沉迷其中時，甚至會將當下的勝負看成世間最重要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日常道德中的長幼尊卑都會被拋到腦後。這在講究禮法的中國社會里，是很惡劣的行為。西晉的權臣賈謐，在與皇太子對弈時爭勝心太強，忘記了君臣之分，因而受到皇室的忌憚，最後失勢被殺。《世説新語》中記載東晉名相王導和愛子王悦下圍棋，王悦眼看自己要輸，竟然死死抓住王導的手，不讓父親落子，王導苦笑道：“我和你好像是父子吧？你怎麼能這樣？”將勝負看得過於沉重者，還會做出悔棋、掀棋盤等行為。漢朝時史游所作識字課本《急就篇》中，有所謂“棋局博戲相易輕”的説法，這又為圍棋加上了一份“破壞社會和諧”的罪狀。

在這些罪狀的夾擊下，圍棋的發展之路從一開始就泥濘重重。

禁止部將下圍棋的東晉名將陶侃

對圍棋的辯護與反駁

西漢以後，隨着生產力的提高，有資格“飽食終日”的人越來越多，更多人意識到了圍棋的魅力，並沉迷其中。為了讓自己的愛好合法化，許多人開始通過文學作品為圍棋進行辯護。其中辯詞最為雄壯的要屬漢賦大家班固了，班固在其《弈旨》中説圍棋“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儼然將這種遊戲説成了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

此外，圍棋本來就是模擬戰爭的遊戲，因此強調圍棋和兵法的關係成了漢朝時比較流行的辯護方案。西漢末劉向曾作《圍棋賦》，全文雖已經失傳，但在《文選注》裏還保留了一句：“略觀圍棋，法於用兵”，可説是現存可靠文獻中最早將圍棋和打仗聯繫起來的段落。東漢大儒馬融在其《圍棋賦》裏進一步説“三尺之局，為戰鬥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在圍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間建立了具體聯繫。

然而這種以圍棋作為兵法教材的説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戰。三國時，吳帝孫權的太子孫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們不但不努力學習、認真工作，反而一個個沉迷上了賭博和下棋，感到非常擔憂，便組織了一個宴會，命令與會者分別撰寫論文，矯正這種風氣。其中韋昭的論文寫得最好，在後世廣為流傳，還被收入了《文選》之中，這就是著名的《博弈論》。

當今經濟學上的“博弈論”是分析博弈中的各種策略選擇，而韋昭的這篇《博弈論》則對博弈進行了嚴厲批評。韋昭認為，圍棋和六博等遊戲會讓人“專精鋭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沉迷其中則可能導致“賭及衣服，徙棋易行，廉恥之意馳，而忿戾之色發”等等問題。此後，韋昭特地針對劉向、馬融等人將圍棋與兵法相比附的説法，駁斥道：“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夫一木一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在這裏，韋昭認為圍棋的格局完全沒有辦法和瞬息萬變的戰場相比，將兵法應用在圍棋上，還不如將之應用到真正的戰爭中，既可以展示自己的軍事能力，又可以建功立業，獲得封賞，何樂而不為呢？

韋昭的駁斥可謂正中要害。説到底，圍棋只是一種遊戲，不論背後藴含着多麼深奧玄妙的道理，它始終與現實的事功隔了一層。在崇尚實務的風氣面前，這些辯護終究是無力的。韋昭代表的是吳國太子孫和，屬於國家的統治者；對統治者來説，手下的辦事人員應該將全部精力放到國家的運作上來，而圍棋和六博這類與事功關係不大的遊戲，正是辦公效率的最大殺手，必須予以最嚴厲的反對。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統治者和士大夫保持着這種上司—辦事員的關係，圍棋就很難獲得上層的提倡。

撰寫《博弈論》批判圍棋的韋昭

社會變動中的新希望

真正讓圍棋突破困局的，是魏晉以來權力格局的變化。漢朝四百年來，一直是劉邦的後裔做皇帝，皇帝的權力雖不能説是無遠弗屆，其權威卻是相當牢固的。劉氏的子孫，只要在成年後當上皇帝，與手下的大臣就形成了上司—辦事員的關係，可以要求他們將全部的精力奉獻給自己。但自從曹丕代替漢獻帝做了皇帝以後，皇帝的寶座便不再是一家的禁臠，只要是掌握實權的人物，都可以對這個位子有所希冀。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權威大大降低，皇帝需要得到地方上掌握實權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穩固自己的統治。東晉以後這種情況愈發嚴重。

皇帝要籠絡有權勢的士族，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讓這些世家子弟在自己身邊做官。魏晉之間史書中經常出現的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之類官職，就是專門為皇族和士族所設立的。從表面上來説，這些官職還是皇帝屬下，需要為皇帝服務；但從實際權力關係來説，在這些官職上的士族，與皇帝不再是統屬關係，而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互相合作的關係，士族子弟再也沒有理由奉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時間為皇帝賣命。因此，此時的士族們往往樂於擔任品階高、工作少的職務，即所謂“清官”，反之為“濁官”。在日常生活中，士族們通常崇尚不涉及實務的清談、希企優遊自適的隱逸，將以前分秒必爭、鋭意建功立業的行為視為“貪競”而加以鄙視，整個上層社會的風氣出現了根本的轉變。

在這種以超脱高蹈為榮的風氣下，魏晉士族們在清官任上“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餘，自然樂於尋找一些遠離事功的遊戲來打發時間，曾遭鄙視的“博弈”等智力遊戲，在此時反而成了被推崇的對象。

當時流行的智力遊戲，有樗蒲、六博、格五等眾多名目，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在遊戲過程中要經歷扔骰子之類訴諸概率的步驟，遊戲的輸贏有很大一部分依靠運氣，並不能完全反映遊戲者本人的思想和能力；在擲骰子時許多人還會吆五喝六地大聲叫喊，有辱斯文。只有圍棋，每一步都是由棋手本人的意志決定，棋路和棋勢能夠完全反映棋手個人的品格，又不需太多聲勢助威，比較符合士族的高貴身份。此外，圍棋規則簡單，變化卻極盡複雜，邊角的攻守、中央的拼殺、局部的死活、整體的把控，每一顆棋子的擺放，都會衍生出種種可能性，每一步的對弈，都能讓弈者品味到無窮的道理。

魏晉時期，正是玄談之風流行的時候，當時玄談的精髓，正是從有無、離合、同異這一組組對立的概念中，衍生出精深複雜的討論。圍棋這種既簡單，又深刻的玩法，恰與玄談的風格相符合，因此能從眾多智力遊戲項目中脱穎而出，成為士族間的流行風尚。當時的名士將圍棋稱作“手談”，正是這個道理。

東晉最有名的兩位士族領袖王導和謝安，皆是圍棋的忠實愛好者，在他們的倡導下，圍棋漸漸變成上流人士的一項必備技能。東晉學者範汪曾著《棋品》、《圍棋九品序錄》，原書已經不存，但從標題來看，大約是模仿當時將人才分為九品分配官職的“九品官人法”，將棋手也劃分為九個品級，類似於今天的職業分段。由此可見當時棋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體，並且產生了一批公認的高手。

此前反對圍棋的人，通常會將“博”“弈”合論，強調兩者虛耗時間、挑動爭鬥的弊端；而東晉時的人們，則越來越多將“博”和“弈”分開，強調圍棋與賭博大有不同的特質。上文説過，東晉大將陶侃在做荊州刺史時，曾將部下的圍棋和樗蒲狠心投入江中，當時在陶侃手下做僚佐的庾翼目睹了這一場面。多年以後，庾翼自己做上荊州刺史，有部下向他反映軍中流行樗蒲之類的博戲，經常爭吵鬥毆，希望禁止這些遊戲。庾翼在回信中贊同了這一提議，但是特別提出“惟許其圍棋”。由此可見，在當時士族的眼中，圍棋已經開始與其他賭博遊戲劃清界限，從籠統的“博弈”中脱離了出來，成為一項有益而高雅的運動。

禁止賭博但不禁圍棋的東晉荊州刺史庾翼

​從崛起到極盛

兩晉時期，圍棋雖然成了士族社會中的流行遊戲，但日理萬機的皇帝們卻只是偶爾為之，並未沉迷其中。到了之後的劉宋時代，嗜好圍棋之風已經蔓延到宮廷。劉宋王室本出身低級士族，開國皇帝劉裕因為文化水平不高，常常被身邊的士族鄙視，因此他非常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努力讓自己的子孫學習高門士族的高雅生活方式，圍棋也是學習的重要內容之一。

劉裕的兒子宋文帝劉義隆，就是一位著名的棋迷，他曾與當時“棋品第三”的大臣羊玄保以郡太守的官爵為賭注對弈，輸棋後真的讓羊玄保當上了宣城太守。宋文帝的兒子宋明帝劉彧雖然棋力不高，卻對圍棋有着異常的愛好。他為了確定自己和身邊大臣的棋力，模仿當時的九品官人法，設置了“圍棋州邑”，為棋手定品。在九品官人法的制度設定中，國內重要的州和縣分別設立選舉官，州的選舉官叫大中正，郡的選舉官叫小中正，他們以門第和能力為標準，為自己管轄區內的人士依一品到九品的順序從高到低劃分品第、分配官職。在宋明帝的“圍棋州邑”中，當時的第一權臣劉休仁擔任大中正，幾位公認的圍棋高手擔任小中正，為全國的棋士判定品級。按照宋明帝本人的棋力，本來是進不了高品的，但是幾位中正為了討好他，硬是將之定為較高的第三品；在得知自己水平甚高之後，明帝對圍棋更加熱愛，常常拉着棋品第一的王抗對弈。作為“小中正”之一的王抗，為了不讓皇帝懷疑這次定品的公正性，只能不斷故意輸棋，還順便奉承説：“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

雖然宋明帝本人被後世視為昏君，但他開創的“圍棋州邑”制度，將圍棋從普通的遊戲提高到和國家選舉系統相同的高度，對圍棋的發展功不可沒。劉宋滅亡後，這種在全國範圍內為棋手定品的活動傳承了下去，在齊、梁兩朝又開展過多次。據《南史》記載，梁武帝天監年間的定品活動中，有278位棋手獲得“登格”身份，他們的名字被記錄在一本叫《棋品》的書籍中，這本書的序言一直保留至今。

圍棋棋手九段制的發明者、劉宋明帝劉彧

與宋明帝相比，齊梁兩代的皇帝對圍棋的熱愛猶有過之。齊朝的開國之君蕭道成在劉宋時就是圍棋高手，曾位列第二品，還撰寫了圍棋專著《棋圖》兩卷；梁朝的開國之君蕭衍習慣白天工作，夜晚通宵與大臣對弈，在位期間主持了多次品棋活動，並撰寫了《圍棋賦》《棋評》等著作。在《圍棋賦》中，梁武帝説這種遊戲“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斬斷了其與丹朱、商均等不肖之人的聯繫，轉而將之和“君子”和“先達”撮合在一起。在梁武帝的倡導下，梁朝從皇帝到大臣掀起了一股創作《圍棋賦》的風氣，人們竭盡思慮，用各種優美的辭藻褒揚這項皇帝喜愛的遊戲。在這些華美辭章的沖刷下，圍棋逐漸洗脱了早先的惡名，鍍上了一層高貴的金身。

士族間的流行加上皇帝的倡導，使圍棋在南朝的地位急速提升。梁朝大文士沈約在一次面試少年英才時曾指出，當時天下人品評人物的標準“唯有文、義、棋、書”。沈約的這一句斷語，意味着圍棋已和文才、義理、書法並列，躍身為上層社會最為重視的技能之一。到了唐宋兩代，宮廷中出現獨立的棋院和專業的棋士，圍棋開始走向業餘愛好和專業研究齊頭並進的康莊大道。經過了數百年的沉浮，圍棋這種“秉二儀之極要，握眾巧之至權”的遊戲終於獲得了自己獨立的地位，可以不再陪着賭博一起被人唾罵，並在其後的一千多年間，成為東亞文人雅士們最為鍾愛的智力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