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局成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超越現有的失業衡量標準_風聞

作者：邁克爾·斯賓塞

（A. Michael Spence）

演講局成員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教授

在二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裏，經濟政策都集中在失業問題上。大蕭條時期的大規模失業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得以扭轉，為之積累的鉅額債務推動了經濟增長，對至少兩代人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但就業只是福利的一個方面，在當今世界，這是遠遠不夠的。

二戰到1980年之間的增長模式基本上是良性的。經濟衰退時有發生，但失業率仍然很低。勞動力收入比重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羣體尤其如此，實現了更大的繁榮和向上流動。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央行的任務很明確:保持充分就業，控制通脹。

如今，這種以失業為中心的心態依然存在。例如，它反映在關於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的討論中，這些討論越來越關注對技術失業的擔憂。美國經濟被認為相對健康，因為失業率處於歷史低點，經濟增長温和，通脹受到抑制。

但幾十年前的良性增長模式已不復存在。誠然，有些經濟體的主要問題確實在於增長和就業。例如，在意大利，GDP增長在過去的20年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超過10%，而年輕人的失業率接近30%。同樣，在早期發展中國家，政策的主要壓倒一切的目標是就業增長，以便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以及傳統部門的窮人和就業不足者提供機會。

然而，就業只是第一步。在現代經濟中，就業挑戰是多方面的，就業人員在安全、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收入和分配、培訓、流動性和機會等廣泛領域都有重大關切。因此，政策制定者應該超越簡單的失業衡量標準，考慮影響福利的就業的許多方面。

考慮下工作保障問題。在結構快速變化的時期，就業機會被創造、破壞和轉變，勞動力所需的技能發生了變化。即使有支持性的政策和計劃，這也會產生不安全感;當政府離開舞台時，情況變得更糟。

當工人們沒有失業時，他們的福利可能會因擔心失業而受損。在財富不平等程度日益嚴重之際，幾乎沒有人有能力在就業和收入衝擊面前自我保險，或者大舉投資再培訓。根據美聯儲最近的一項調查，四成美國成年人無法用現金支付意外的400美元開支。

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服務的設計、覆蓋變得更加重要。然而，一些政府和企業非但沒有加強社會保障網絡，反而試圖通過外包與醫療保健、養老金和失業保險等福利相關的職能來節省資金。

就業挑戰的另一個方面是收入。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出現了就業和收入兩極化加劇的現象，部分原因是許多中低收入工作的(上升的)生產率和(停滯的)薪酬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隨着許多低技能工作轉移到國外或自動化，非貿易經濟部門的非自動化工作的勞動力供應已經擴大。低技能勞動力的邊際產量較低，加上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的衰落，助長了收入不平等。儘管一些國家的再分配税收政策等對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趨勢，但它們並沒有扭轉這一趨勢。

就業挑戰的第三個方面是公平。大多數人都明白，由於能力和偏好的不同，市場經濟不會產生完全平等的結果。但是，對不平等的廣泛接受要求它是適度的，以能力為基礎的。基於特權、非擇優獲得機會和報酬的極端不平等在當今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其具有社會腐蝕性。

這與第四個問題密切相關:向上流動的前景。在某種程度上，如今的機會不平等可能被誇大了，至少在美國是這樣。人們普遍認為，一旦一個人成功地加入了某個特定的社交網絡——比如進入一所常春藤盟校，他就能獲得工作機會，從而大大改善其社會和經濟發展前景。

這一點毫無疑問是有一定道理的。市場確實有網絡結構，這可能不會出現在大多數模型中，但幾乎在每個領域都很重要。其中一些結構——例如傳輸可靠信息的機制是良性的。其他的比如那些根據社會階層或今天的財富分配則更成問題。

例如，正如最近涉及美國8所著名大學的大學錄取醜聞所顯示的那樣，富有的父母能夠花錢讓孩子進入教育精英階層。然而，儘管頂尖大學的學位可以打開一扇門，無論是通過展現非凡的能力，還是在有影響力的校友網絡中授予會員資格，但這遠非獲得寶貴機會的唯一途徑。

尤其是在美國，有大量高質量的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它們的畢業生來自各行各業，從商業到藝術再到教育。因此，通往機遇的道路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麼狹窄。

這並不是説，與過去相比和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向上流動性的下降不是一個問題。相反，對這一趨勢的原因已經有了有益的研究，這項研究應該為政策提供信息。

這正是關鍵所在: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這個數字——即就業人口的比例已不能再被認為足以衡量一個經濟體的健康狀況，更不用説它的勞動力的健康狀況了。我們將需要一種更細緻入微的方法來處理影響人類福利的就業問題的許多方面。

預約邁克爾·斯賓塞演講及出席活動

請聯絡演講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