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局成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義不是通往烏托邦的橋樑_風聞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演講局成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

什麼樣的經濟體制最有利於人類福祉?這個問題已經定義了當前的時代，因為，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經歷了40年的新自由主義之後，我們知道什麼是行不通的。

新自由主義的實驗——降低富人的税收，放鬆對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的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是一個巨大的失敗。經濟增長低於二戰後25年的水平，而且大部分增長都來自於收入最高階層。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收入停滯甚至下降之後，新自由主義必須被宣告死亡並埋葬。

爭取成功的至少有三種主要的政治選擇:極右翼民族主義、中間偏左的改良主義和進步左派。然而，除了進步的左派之外，這些選擇仍然受制於某種形式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已經(或者應該)過時了。

例如，中間偏左的政黨代表着新自由主義的人性。它的目標是將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和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的政策帶入21世紀，對當前盛行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模式只做了輕微的修正。與此同時，民族主義右翼否認全球化，將今天的所有問題歸咎於移民和外國人。正如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任期所顯示的那樣，美國對富人減税、放鬆監管、縮減或取消社會項目的承諾絲毫不減——至少在其美國版本中是如此。

相比之下，第三陣營提倡我所説的進步資本主義，它基於四個優先事項，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經濟議程。首先是恢復市場、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平衡。經濟增長緩慢、不平等加劇、金融不穩定、環境惡化等問題都是市場的問題，不能也不會由市場來克服。政府有責任通過環境、健康、職業安全等方面的監管來限制和塑造市場。政府的職責還包括做市場不能或不願做的事情，比如積極投資於基礎研究、技術、教育和憲法健康。

第二個重點是要認識到，“國富論”是科學探究的結果。市場在促進社會合作方面仍可發揮關鍵作用，但只有在它們受到法治和民主制約的情況下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否則，個人可以通過剝削他人致富，通過尋租獲取財富，而不是通過真正的創造力創造財富。今天的許多富人都是走剝削之路才走到今天這一步的。特朗普的政策很好地服務了他們，這些政策鼓勵尋租，同時摧毀了財富創造的根本來源。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第三個優先事項:解決日益嚴重的市場權利集中問題。通過利用信息優勢，收購潛在競爭對手，並設置進入壁壘，占主導地位的公司能夠在損害其他所有公司利益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的人才爭奪戰。企業市場實力的上升，加上工人議價能力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不平等如此嚴重、增長如此緩慢。除非政府採取比新自由主義所規定的更為積極的行動，否則由於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進步，這些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

進步議程上的第四個關鍵項目是切斷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力之間的聯繫。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是相互增強和自我延續的，尤其是在美國這樣的地方，富有的個人和企業可能會在選舉中無限制地花錢。隨着美國越來越接近一個根本不民主的“一美元一票”制度，民主所必需的制衡體系可能無法維持: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限制富人的權力。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經濟體實際上表現得更好。因此，進步資本主義改革必須從減少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和減少財富不平等開始。

沒有什麼靈丹妙藥能逆轉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損害。但按照上述思路制定全面的議程絕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於改革者是否像私營部門那樣堅決打擊市場權力過大和不平等等問題。

一項全面的議程必須把重點放在教育、研究和其他真正的財富來源上。它必須像美國的“綠色新政”和英國的“反抗滅絕”一樣，保持警惕，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它必須提供公共項目，以確保沒有公民被剝奪體面生活的基本條件。這些包括經濟保障、就業和生活工資、醫療保健和適當住房、有保障的退休和子女的優質教育。

這一議程顯然是負擔得起的，而且應該去實施它。民族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替代方案將導致更多的停滯、不平等、環境惡化和政治上的敵意，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我所提到的議程是對一種顯然已經失敗的意識形態的最可行和最有活力的替代。因此，這是我們擺脱當前經濟和政治困境的最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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