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贏家：20 世紀美國與俄羅斯再較量（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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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並沒有終結，俄美對抗的歷史也不會終結。

2017 年1 月20 日，共和黨人特朗普如願以償登上了第45 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的寶座，他似乎在瞬間完成了從“房地產巨頭”到“美國第一人”的角色轉換。2018 年5 月6 日，普京將完成第三個俄羅斯聯邦總統任期，對於他是否謀求連任的問題，普京“拈花不語”，世間眾説紛紜。但是，這兩個大國當家人的個人命運似乎已不是世人關注的焦點，人們關注的是他們的一上一下是否能引發美俄關係的再度親近或滑向深淵。

其實，美國與俄羅斯的國家關係在冷戰結束之後，始終處在時睛時陰、忽明忽暗的詭秘軌跡之中。我們不妨回頭看一看！

美國，俄國，如果將其國名按照英文字母的排序，Ａ（American） 和Ｒ（Russian）分別是英文的第一與第十八個字母，如果按照俄文字母的排序，А（Американ）和Р（Россия）分別是俄文的第一個字母和最後一個字母，實可謂相距遙遠。

但是自20 世紀初，歷史這雙“看不見的手”卻多次將兩者拉在一起，讓它們並肩而立，角逐世界。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與俄國，美國與蘇聯，美國與俄羅斯，既曾互視為敵手，也曾是戰時盟友，還曾是冷戰後的對手；兩者曾共同拉開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冷戰大幕，成為世界上兩個最令人矚目的超級大國；兩者亦曾試圖共掌天下，平分秋色，終因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分歧而越發分離；20 世紀70 年代，兩者在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方面曾勢均力敵，難分伯仲，然而自80 年代開始，蘇聯每況愈下，並最終在90 年代轟然解體，絕塵而去，而美國則乘勝追擊並一支獨大，躊躇滿志。

然而，歷史並沒有終結，俄美對抗的歷史也不會終結。從20 世紀90 年代中期開始，伴隨着“北約東擴”“歐盟東擴”“顏色革命”“能源戰爭”“貨幣戰爭”，以及無數個制裁和反制裁，俄美矛盾從後台走到前台，俄美衝突從偶見轉為常態，尤其是在2014 年的“烏克蘭危機”和“克里米亞危機”的促使下，俄美間的公開對抗達到了白熱化狀態，似乎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175 年前的預言真的一語成讖：“兩者出發點不同，道路各異，儘管如此，看來它們都在上帝的意志的驅使下，為今後有朝一日能夠掌握半個世界的命運而奔命。”

蘇聯冷戰宣傳漫畫：華盛頓的“和平鴿”

1991 年12 月26 日，蘇聯正式解體後，俄羅斯開始獨撐家門。從葉利欽時代（1991—1999 年）到普京時代（2000—2008 年）、梅普共治時代（2008—2012 年）、普京新時代（2012 年至今），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經歷了一個不尋常的發展過程，可謂大起大落，苦樂鹹集。20 世紀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92 年年初至1993 年年初。這一階段俄美關係基本上可以稱為“不平等的關係”，即俄羅斯在外交上採取向美國“一邊倒” 的政策。

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蘇聯經濟改革的屢屢敗績不僅已使廣大民眾失望，而且經濟水平的持續下滑也使社會積怨頗深。因此俄羅斯聯邦獨立之後，經濟復興是它所面臨的眾多問題中最為緊迫的一個。俄羅斯領導人和政府一方面放棄社會主義，選擇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在國內按照西方人設計的經濟改革模式進行“休克療法”，試圖在短期內建立起能與西方經濟接軌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在外交上急於擺脱蘇聯與西方長期對抗的陰影，加入歐洲委員會和北約組織，期望在“平等夥伴關係”的基礎上，從西方和美國獲得鉅額援助以刺激俄羅斯經濟的復興。1992 年1 月，葉利欽出訪美國，這是葉利欽作為俄羅斯總統出訪西方的第一個國家。葉利欽與布什總統發表了戴維營聲明， 宣佈俄美不再把對方視為潛在的敵人，雙方將是友誼和夥伴關係。葉利欽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打算改變我們的軍事信條……不再把美國看成潛在的敵人，我們洲際導彈不再瞄準美國的任何目標。”俄羅斯與美國政府將兩國首腦的這次會晤視為俄美關係史上的重大事件，認為從此俄美由“冷戰對手”變為“友誼和夥伴關係”。兩國的新聞媒介也齊聲鼓譟，聲稱此次會晤體現了新的“戴維營精神”。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在6 月5 日接受法國《世界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希望西方國家把俄羅斯“看成自己的夥伴和天然盟友”。俄羅斯代總理蓋達爾在7 月的國家杜馬的發言中認為，俄美關係將“真正成為完全盟友式的夥伴關係”。美國方面對俄美關係的發展也寄予了極大的期望， 美國國務卿貝克在俄美首腦華盛頓會晤後的一次公開講話中認為“美國與俄羅斯能走向建立持久友誼、夥伴關係，甚至聯盟的道路”。

1991 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正式成為獨立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的最初一段時間，俄羅斯呈現極為混亂的政治局面。1993 年9 月28 日，俄羅斯爆發了反對葉利欽政府的羣眾大遊行，併發生了街頭騷亂。

隨後，俄羅斯在削減核武器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繼1991 年美蘇簽訂第一次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之後，1993 年1 月，俄羅斯又與美國簽訂了第二次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俄羅斯與美國領導人高度評價了兩國關係的改善，新聞媒介稱俄美關係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時期。在此期間，俄羅斯政府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特別是譴責和制裁波黑塞族（塞爾維亞族）問題上與美國“保持一致”。1992 年5 月，俄羅斯在聯合國投票贊同對南斯拉夫聯盟實行經濟制裁的757 號決議。

第二階段時間為1993 年年初至1999 年年底，該階段是俄羅斯試圖謀求與美國平等合作的時期，其間俄美之間的摩擦已現端倪。

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是不平等的，因而俄羅斯與美國之間的“蜜月” 期也是短暫的。俄羅斯領導人和政府曾對西方經濟援助寄予厚望，也對白宮的新主人──克林頓進一步改善俄美關係寄予厚望。然而葉利欽和俄羅斯政府發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並非真正支持俄羅斯的經濟復興，而是不希望俄羅斯強大，美國仍然將俄羅斯作為潛在的對手。美國的經濟援助不僅往往附有一定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條件，而且基本上是口惠實不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支持俄羅斯的市場經濟改革， 曾許諾1992 年提供240 億美元，但到1993 年年初，真正到位的援助只有120 億美元，這對於解決“休克療法”造成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通貨膨脹只是杯水車薪。而且美國在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上不斷將俄羅斯排除在外或將其置於從屬地位。俄羅斯外交部長科濟列夫認為“沒有哪個西方國家真正關心俄羅斯的復興”。1993 年的東京七國首腦會議上， 葉利欽直言：感覺自己扮演了一個“乞丐” 的角色。

1992 年後，俄羅斯經濟狀態的持續惡化，特別是國際地位的不斷下降，激化了俄羅斯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昔日的超級大國變成了西方的乞求者的現實，使廣大俄羅斯人感到屈辱。俄羅斯杜馬主席團在1993 年3 月31 日的《告俄羅斯公民書》中宣稱：“俄羅斯正在變成一個落後的、人民受到侮辱和遭到掠奪的、依賴他人的國家。” 特別是具有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自由民主黨在1993 年12 月的國家杜馬選舉中獲勝，一時間輿論譁然，俄羅斯和西方世界為之震驚。這一現象最直接地反映了俄羅斯國內社會各階層中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緒。

俄羅斯國家杜馬大樓

面對俄羅斯國際地位衰微的現實以及國內政治和社會的壓力，俄羅斯領導人和政府部分地拋棄了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幻想，開始調整俄羅斯的對外政策。1993 年4 月，俄羅斯政府制定了“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基本構想”，宣佈“在可預見的將來，同美國的關係仍將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之一”，但“構想”也指出“當然也有遏制性因素──美國社會里存在相當強烈的孤立主義情緒，對俄羅斯一貫持懷疑態度”，同時強調“堅決反對在華盛頓的政策中可能重新出現的帝國表現，反對企圖把美國變成‘唯一超級大國’的路線。我們與美國的關係中不存在對抗及矛盾，但這並不意味着完全沒有衝突。但是雙方從國家長期利益的一致性出發和採取現實主義態度，可能出現的分歧就不會導致對抗”。

從1993 年年初開始，俄羅斯力圖擺脱過去對西方國家和美國亦步亦趨的不光彩形象，力圖重返國際政治舞台。它首先從地區性的國際事務入手，積極地、有步驟地介入一些重大事務，以發揮自己的作用。

1993 年年初，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就美國對伊拉克實施懲罰性空襲問題投了反對票，俄羅斯還以國內經濟狀況不佳為由拒絕為聯合國派駐塞浦路斯的維和部隊分擔經費，同時也對美國在聯合國提議的對利比亞實施新的經濟和政治制裁表示異議。在波黑問題上，俄羅斯一改往日對西方國家唯唯諾諾的做法，力圖發揮主導作用。1993 年5 月下旬， 波黑塞族全民公決拒絕萬斯—歐文和平計劃1， 使美國和西方國家陷入手足無措之中，波黑危機再起。俄羅斯出面調解，以科濟列夫為首，在與美、英、法、西四國外長磋商後，提出一項五國“聯合行動計劃”，主張在波黑設立“安全區”。從而顯示了俄羅斯在波黑問題中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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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與美國的“夥伴關係”的基礎逐漸縮小， 而與美國的摩擦和矛盾逐漸加劇。英國《衞報》駐俄羅斯資深記者馬丁·沃爾克撰文説：“蘇聯爾後是俄羅斯緩慢地、時斷時續地，但總的來説是屈從地試圖將瀕於崩潰的中央集權式的經濟，改造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強加的那種自由市場，以此作為獲得西方大量經濟援助的代價。而且， 當美國入侵巴拿馬時，蘇聯爾後是俄羅斯的外交官保持緘默；他們支持聯合國同伊拉克開戰，他們甚至還壓抑自己親斯拉夫的本性，同意對塞爾維亞進行制裁。由於放棄了傳統意識形態的原則，俄羅斯成為喬治·布什的寵物長毛狗，在俄羅斯選舉之後，那個獻殷勤的愛畜最終消失了。……在聯合國和在外交政策上俄羅斯主動合作的時期業已告終。”

被安理會劃定為“安全區”的波黑東部斯雷布雷尼察市

1994 年年初，俄羅斯政府檢討了過去的外交政策。俄羅斯總統外交顧問、俄羅斯科學院歐洲問題研究所副所長謝爾蓋·卡拉加諾夫説： “在俄羅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之初，外交政策是‘俄羅斯喜歡對我們的西方新朋友點頭稱是，甚至在西方還未要我們點頭時就説同意’。”俄羅斯副外長丘爾金也認為：“我們過去的外交方針是：如果我們不喜歡什麼東西，我們不馬上説‘不’，而是去嘗試與夥伴尋找共同語言。”因此，俄羅斯政府調整對外政策，將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作為對外關係的基礎。葉利欽在1994 年2 月向國家杜馬提交的年度國情諮文中強調“重振偉大的俄羅斯，建立強大的俄羅斯國家”。他説：“當需要保護俄羅斯民族利益時，俄有權採取猛烈行動。我們的對外政策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1994 年我們應該修正單方面讓步的錯誤政策。”

1994 年1月，葉利欽和克林頓在莫斯科舉行了會晤，在隨後簽署的《莫斯科宣言》中強調，俄美關係已經進入了建立在平等互利和相互承認民族利益基礎上的戰略伙伴關係的新階段。美國《商業週刊》（1994 年1 月10 日）認為克林頓與葉利欽的會晤“已經變成了不知深淺就往下跳的一個危險動作了”。隨後葉利欽在5 月舉行的那不勒斯七國首腦會議上，特別聲稱自己是作為世界上第八強國代表到會的，葉利欽試圖改變“西方俱樂部”的內部結構，改變“七加一”的特殊組成，將俄羅斯名正言順地納入世界八大強國之列。在俄羅斯的調停下，伊拉克於11 月承認科威特，從而充分發揮了俄羅斯在解決國際重大事務方面不可缺少的作用。12 月，在聯合國安理會表決制裁克拉伊納塞族時，俄行使了否決權，第一次在波黑問題上採取了與西方對立的立場。

1994 年年底“車臣事件”爆發，素來自命為世界“人權保護者” 的美國政府嚴厲譴責了俄國軍隊“違反人權”的行為，甚至大造葉利欽即將下台的輿論，秘密研究誰能接替葉利欽。1995 年1 月27 日，美國總統在國務院接見了車臣“外交部長”沙姆斯丁·優素福，俄羅斯政府為此向美國外交部提出了強烈抗議。上述種種衝突足以使俄美關係雪上加霜。

1994 年第一次車臣戰爭爆發

1995 年以來，俄羅斯進一步強化大國外交意識，加速發展全方位外交，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和曾與蘇聯擁有傳統關係國家的外交關係。1995 年2 月，葉利欽在年度國情諮文中強調，未來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是“連貫性、堅定性和靈活性、實用性相結合”，俄羅斯不打算同“任何國際力量中心對抗”，但也不允許其他國家小視俄羅斯的地位和作用。伴隨俄羅斯大國外交攻勢的加強，它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更是日漸緊張， 甚至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一度形成激烈衝突與對抗的局面。俄羅斯政府強烈要求修改1990 年11月華約與北約簽署的《削減歐洲常規武器條約》，力圖加強俄羅斯南部的軍事力量配置，並且拖延批准俄美《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核武器條約》。這一階段俄美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主要表現在反對北約東擴和武力制裁波黑塞族問題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