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局成員、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繼特朗普訪問及脱歐之後的英國復興_風聞

作者：戈登·布朗

（Gordon Brown）

演講局成員

英國前首相

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

6月3日-5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為期三天的盛大儀式後離開了倫敦，這一儀式展現了一個似乎一成不變的英國的形象。但在華麗的表象下，英國不僅被停滯不前的脱歐進程和有關脱歐的無休止辯論所吞噬，還被一場更為深刻的身份危機所吞噬。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6月6日也是諾曼底登陸75週年紀念日，諾曼底登陸標誌着歐洲從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來。目前執政的保守黨似乎執意要放棄與歐盟的任何協議，並在10月31日退出歐盟，這一結果相當於向英國大陸的鄰國宣戰。

長期以來以務實、寬容和公平著稱的英國，現在正面臨着孕育一種內向型、不寬容和敵對的本土主義的風險。

然而，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探險家、商人、傳教士、外交家和商人冒險家，我們的島國地位使我們向外看——把英吉利海峽看作高速公路，而不是護城河。

英國是最早實行政治寬容的國家之一。正如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所承認的(或許是勉強承認的)，早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英國就率先提出了現代自由理念。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裏，我們捍衞了温斯頓·丘吉爾所定義的我們最重要的民族特徵之一:對“公平競爭”的信念。

但是，反歐洲的奈傑爾·法拉奇領導的英國脱歐黨的迅速崛起，以及法拉奇在為選擇下一任保守黨首相設定條件方面的成功，讓世界其他國家不禁好奇，以經驗主義和進化論(而非革命性變革)而聞名的温和、理性的英國發生了什麼。

法國極右翼領導人馬琳·勒龐、特朗普等人在有意摧毀任何被貼上“全球”或“歐洲”標籤的機構方面，比傳統的英國價值觀更有共同之處。

他們將愛國主義與一種赤裸裸的“我們-他們的本土主義”(針對移民、歐洲人和穆斯林並將其妖魔化)相結合，將我們的國家重新定義為內向和排外的國家，實際上，這是在劫持我們的歷史，以及身為英國人的意義。

在一份泄露的14頁備忘錄中，英國最資深的公務員告訴我們，如果不達成脱歐協議，物價將上漲10%，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場全方位的經濟衰退，而且不排除出現內亂的可能性。此外，北愛和平協議可能崩潰，與蘇格蘭的聯盟將處於危險之中。但由於法拉奇以及執政的保守黨所奉行的法拉奇主義——一種明顯違背國家利益的經濟自傷行為，被描述為英國愛國主義的典範。

狹隘的民族主義不僅僅是一種英國病，在西方，很多公眾認為全球化是沒有領袖的，缺乏人情味，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車。如今，世界各地的温和派領導人不僅必須回應數百萬輸家對經濟的不滿，還必須回應文化上的悲觀情緒，以及對政客“只為自己”的不屑，這些情緒正在助長特朗普的拉拉隊隊長斯蒂芬·班農等人所倡導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

然而，讓英國的情況變得如此糟糕的是在2016年公投期間和之後，英國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判斷失誤。失敗的留歐派發起了一場經濟運動，其核心是擔心退出歐盟會導致就業崗位減少，而獲勝的脱歐派則發起了一場文化戰爭，他們誇大了對移民的恐懼，並聲稱愛國的英國人有必要“奪回控制權”。

選民們只是短暫地聽到了支持英國留在歐洲的愛國主義論調:英國在向外看的時候最忠於自己，而不是向內看，我們務實的使命是在歐洲發揮領導作用，而不是離開歐洲。

2016年大選之後，除了當權者以外的任何領導人都可以帶頭髮起一場全國性辯論，提醒我們，不寬容和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英國價值觀的表現，而是對英國價值觀的否定。但那辯論從未發生過。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的政府倒台、議會陷入僵局，英國脱歐揭示了一場危機，其程度之深，無論是通過改變政策、領導人還是政府，都無法通過傳統手段加以補救。與其他代議制民主國家一樣，由於政黨不再履行其凝聚公眾意見和建立知情和強有力的共識的傳統角色，對政治本已薄弱的信任進一步受損。

取而代之的是，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體制造了一種虛假的直接民主印象，在這種印象中，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以平等的條件彼此溝通。在好的情況下，互聯網推動了一場沒有裁判的爭吵比賽，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是一個隔離用户、放大最極端觀點的迴音室。

重新塑造政黨制度可能需要數年時間。與此同時，我們能夠且應該努力建設一個更加知情、明智的民主國家。例如，一系列公民大會可以召集投票公眾的樣本來聽取事實、審問專家和挑戰派系觀點。這些團體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為在第二次公投之前就英國的歐洲未來達成共識提供了最佳途徑。

在2016年投票之前，英國本可以從反思中受益。但現在還不晚。我相信，經過這一進程，英國人民終將發覺，他們會生活在一個遠比今天自稱以我們的名義發言的極端分子所擁護的更為寬容、公正和開放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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