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艱辛的現代化歷程_風聞

     奧托曼--土耳其的經歷和中國委實太相似了，，他歷史上的每一個困境和轉折，都值得我們仔細思量和反省。例如，我們向來為中國現代化覺醒的緩慢感到氣憤，認為日本自門户開放到明治維新才不過十四、五年，但鴉片戰爭以後我們等了足足七八十年才有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然而，回過頭來看土耳其，他雖然長期與西歐作戰、對抗，決不能説缺乏瞭解或爭強意識，但從它相當於鴉片戰爭的山塔之役（1697）到相當於辛亥革命的"土耳其青年革命，卻足足有兩個世紀以上。這中，土兩國之間的驚人差異只是由領導人物的見識、魁力不同造成的，或有更深刻的結構性因素（例如人口、文化、社會組織等等）在起作用呢？那顯然是不能忽視的。

　　 土耳其的前身是古老的奧托曼帝國，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政教合一，曾經有過極其輝煌的過去。但在17世紀末，它卻遇到來自歐洲的強勁挑戰，尤其是1697年的山塔戰役大敗於哈布斯堡王朝，受到強烈震動(頗似中國鴉片戰爭)。正是這種災難性的失敗，使奧托曼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開始意識到這種失敗與自己的制度有某種關聯。“他們著書立説啓發奧托曼同胞，撰寫備忘錄指點當權人士，併為王子們編寫殷鑑之論，使統治者能洞察當前的問題。”(《帝國的剖析——奧托曼的制度與精神》，學林出版社出版，第79頁)他們實行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改革就是原來是其社會結構核心的特權制“蒂瑪”制開始解體。他們認識到奧托曼失敗的原因在於經濟、社會的落後，落後的原因在於自滿，即認為傳統的宗教文化已經盡善盡美，革新長期成為人們憤恨的對象，奧托曼人不必向任何“外人”學習。這種自大和對外部世界的無知，拉大了奧托曼與歐洲之間的差距。但改革面臨強大的阻力，進行得非常緩慢，一位力主改革的大將軍被反改革的保守派處死，其屍體還被插上“教規和國家的死敵”的牌子。直到蘇丹塞林三世(1761—1808)，才開始按歐洲方式組建一支新式軍隊，並在行政和軍隊組織方面進行一些改革，歐洲思想開始較快傳入。“西方思想逐漸滲入帝國，有助於在19世紀使它變成一個較為現代化的國家。蘇丹塞林三世處在古老的傳統帝國和新出現的實體之間，而這個實體只有首先拋棄其傳統制度和宇宙觀，才能在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倖存下來。”(《帝國的剖析》，第100頁) 

　　 在它的現代化過程中，“西化”的改革派和“原教旨”的保守派間的激烈鬥爭一直不斷，總是此消彼長，曲曲折折，反反覆覆。但大體説來，還是向“現代化”方向蹣跚前進。一個最重要之點，就是政教分離，國家向“世俗化”發展，軍隊、政府機構、經濟組織、法律體系、學校、教育等許多方面都一點點從宗教中脱離出來。社會結構的變化，為政治民主化打下了基礎，終於在1908年爆發了推翻政教合一的君主專制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最終在凱末爾將軍領導下，於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奧托曼帝國已相當程度地西化，而在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西化的步伐越發加快了。”(《從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現代化歷程》，學林出版社出版，第5頁)雖然凱末爾集種種大權於一身，但改革還是遇到了強大的阻力，為表示改革的決心，凱末爾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傳統的土耳其禮拜帽，而要求戴禮帽、鴨舌帽等各種歐式帽。長久以來，圓柱形紅色禮拜帽已經成為神聖的宗教和奧托曼帝國的象徵，幾乎人人都戴。但1925年初，凱末爾卻發動了對禮拜帽的批判，8月，凱末爾本人頭戴巴拿馬帽到幾個最保守的城鎮視察，表示告別傳統。為與凱末爾保持一致，政府機關忙向官員發放歐洲式大禮帽。11月，作出了戴土耳其禮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規定!這一規定引起了社會上的強烈不滿，在一些地方甚至引發了公開抗議和騷亂，但都被鎮壓下去，有些人還被處以絞刑。歐式帽終於在土耳其流行起來，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鴨舌帽，因為在作禮拜禱告時可反過來把帽沿朝後戴，前額依舊可以貼在地上，可謂“現代”與“傳統”間的一種妥協。 

　　 以易服飾等來表示改革之意並非凱末爾首創，中國古代就有“胡服騎射”之舉；俄羅斯彼得大帝改革時也曾改服裝，為改變俄羅斯人留大鬍子的傳統以向西歐人看齊甚至徵收“鬍鬚税”；日本明治維新也曾改西裝為官方禮服，並設有專門機構教授官員交誼舞等歐洲禮儀；1895年孫中山剪辮易服表示反清革命，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值得一書之事……當然，現在看來這些都有“形式主義”之嫌，但在當時，卻是向世人表明變革決心的必要之舉。 

　　 又例如，最近有人質疑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意義，質疑孫中山，認為其推翻傳統體制和文化的激烈手段是錯誤的，應當效法明治維新那種温和漸進的穩步改良方針才對。明治維新是否真是温和改良姑且不論（這其實是大可商討的），不應當忘記的是：奧托曼帝國曾經在帝制和伊斯蘭國體不變的大前提下，由蘇丹和軍人推行多次漸進式改良運動，前後達八十年之久，結果卻全部歸於失敗，至終仍有待凱末爾以民族英雄和軍事強人的姿態來掃蕩舊體制，來發動在許多方面其激進遠過於“五四’的文化變革，這樣才建立起能夠穩定發展的新共和國，這和中國在過去百年間的歷程對照，不也顯示出相當重要的相似性甚至必然性嗎？

　　 而且，奧托曼--土耳其的啓示並不限於過去，也涉及當前和未來。在上世紀初，土耳其少壯派軍官發動革命，迫使蘇丹恢復君主立憲體制，好象帶來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時代。然而當時還屬於奧托曼帝國的巴爾幹諸國卻深恐改革成功，帝國轉落為強，遂急急兩度發動猛烈的獨立戰爭，由是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帝國的解體，這對今日的中國，恐怕也應該有不少警惕作用吧？

　　 “一戰”結束後，伊斯坦布爾作為戰敗國首都被英國軍隊佔領，蘇丹本人也被軟禁。就在同一時刻，日後被尊稱為“阿塔圖克”（土耳其之父）的年輕軍官穆斯塔法．凱末爾結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國，成功地領導了一場革命，從而為奧斯曼500多年的歷史畫上了句號。這位凱末爾將軍也是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最為景仰的外國政治領袖之一。

　　 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共和國在安卡拉宣告成立，凱末爾先是擔任大國民議會主席，後又當選第一任總統，而那個蜷縮在伊斯坦布爾聞名遐邇的託普卡帕皇宮（Top－kapiPalace）裏的蘇丹被宣佈不復存在。到1924年3月3日，哈里發制度也被取締，保有這一稱謂的最後一代蘇丹被廢黜，整個皇室家族被驅逐出境。

　　 革命之後新生的共和國對外結束了奧斯曼時期與列強簽署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同時小心翼翼地同虎視眈眈的西方列強及蘇聯打交道，僥倖但卻成功地躲避了“二戰”的烽火；對內則用盡一切手段推進國家的現代化。凱末爾在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宣佈，土耳其的目標是加入歐洲，土耳其還主動放棄了除突厥本土之外前奧斯曼帝國擁有的阿拉伯領土的主權。

　　 自那以後至今，歷屆土耳其政府都不遺餘力地推動西化，他們把奧斯曼帝國的大部分遺產視為國家現代化的包袱，而不是有利的資源。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對社會文化的世俗化和西方式改造。1928年，憲法中刪去了伊斯蘭教為國教的條文；之後又廢止了土耳其語中使用近千年的阿拉伯字母，改用羅馬字母拼音，以至於今天的土耳其幾乎已沒有人能夠閲讀古代典籍；此外，政府甚至還採取強制措施推行傳統服裝禮儀等方面的改革……

　　 不過，即便是經歷了革命的洗禮，新生的民主制度仍然受到反動勢力的巨大威脅，幾度幾乎夭折。共和國成立以後，靠選舉上台的不同政黨曾數次企圖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復辟獨裁統治。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土耳其發生過多次軍事政變。但是，與大多數後發展國家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幾乎每一次，土耳其軍人總是在生死攸關的最後一刻挺身而出，扮演自由和民主的捍衞者的角色。一俟政局穩定，政權就如先前承諾的那樣交還給民選的文官政府。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或許就在於，土耳其歷史上最先接觸西方思想的第一批政治精英正是軍人階層，自由民主的觀念在他們當中已深深紮根並形成傳統。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改良和革命，經過幾代人前赴後繼的奮鬥與磨難，到20世紀60年代，多黨制、代議制民主政治終於在土耳其建立並得到穩固。至此，這個擁有悠久而燦爛古代文明的國家翻開了它的嶄新一頁。今天的土耳其雖然在經濟上還只能排在歐洲二、三流，但穩定的政局和社會顯示其在未來的發展潛力。

　　 土耳其的現代化過程仍在繼續，它在歷史上曾經引起的爭議至今也尚未平息。時至今日，土耳其人還在反省自問：西化是否已基本完成，還是始終不過是在做表面文章？如果是後者的話，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會不會當初的選擇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是否真的能把異域文明的基本要素移植到穆斯林社會里來，綜合成為一種兼容幷蓄的新生命體？是否能夠在不全盤變革觀念、習俗的前提下把西方的體制和技術嫁接過來？……類似的問題當中，有許多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來，但也許再過100年曆史才能給出答案。

     奧斯曼帝國曾經是非常強盛的國家，思想、文化都曾相當發達。它曾是伊斯蘭世界的中心，16世紀達到了強盛的頂峯。但是在16世紀，歐洲已經歷了文藝復興，科學與理性開始傳播，一種新的精神--資本主義精神正在興起，而一個新的社會正騷動在時代的母腹之中。然而，奧斯曼卻正處在由極盛而衰落的轉折之時，更不幸的是，它堅守伊斯蘭教的傳統偏見，認為基督教是未臻成熟的宗教，只領悟了一半的真理；伊斯蘭教才是神喻的真正領悟者。因此，它閉眼不看歐洲的變化，而它自己又被內部滋生的黑暗、腐敗和因循守舊徹底腐蝕了。歐洲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奧斯曼卻越來越落伍，它在一次次對歐洲的戰爭中一次次失敗，終於面臨了滅頂之災。這時，它不得不途窮思變，於是，它對現代化的"抗拒"不得不轉變為某種形式的"接受"，“反現代化"的現象就在這時出現。 

　 　不能説奧斯曼沒有有識之士，他們真心誠意地希望實行現代化；但在很長的時間裏思想的主流卻是對抗，希望用學習西方來抗拒改造奧斯曼。因此在變革之初涉及的只是皮毛的東西，如服飾、傢俱、建築風格等，而稍稍涉及實質性的變革，如建立新軍，則無有不失敗的，在18世紀有兩位君主因為建立新軍而被廢黜，結果當然是奧斯曼在戰爭中更大的慘敗。 

　　 1826年馬哈穆德二世用武力消滅了保守勢力的大本營傳統的禁衞軍，改革的進程才真正開始，尤其是1839年阿卜杜勒．邁吉德蘇丹頒佈《花廳御詔》，此後到1878年，是奧斯曼歷史上的"坦澤馬特"時代，即改革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是：改革成了社會的主旋律，向西方學習成了社會--尤其是社會精英的共識。可以説，這是奧斯曼自覺走現代化道路的一個關鍵時期。“坦澤馬特"改革幾乎是全方位的，涉及到經濟、行政、司法、教育、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在許多方面看起來力度還相當大。比如説，《花廳御詔》和後來的法令與憲法都規定了立憲、公民自由、法律平等的許多原則，距離現代國家的標準似乎相當接近。而且，國家致力於發展，努力改造傳統的經濟，促進工商業。但是整個改革的過程仍然散發着一種陳腐的氣息，讓人們疑問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哪裏？ 

　　　《花廳御詔》稱帝國之所以衰落，原因是人們背離了古蘭經，違反了先知的教導，因此必須革除時弊，回到伊斯蘭的正確道路上去。這實際上是整個改革的指導思想。一位高級外交官曾經説：“宗教是我們法律的基礎，是我們政府的根本；就連蘇丹陛下自己，也並不比我們任何人更能動它一動。“我們知道，基督教世界曾因為宗教改革而推進了現代化的啓動，伊斯蘭世界卻因為沒有經歷這個過程，其現代化就更顯得舉步維艱。堅守伊斯蘭教不變的法統而實行的改革，是否在方向上出現了自我的牴觸？有意思的是，“坦澤馬特"後期有一批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自稱"新奧斯曼黨人”，他們也主張改革，但指責政府的方向不對，説它無視伊斯蘭教法，把改革推上了世俗化道路。實際上，帝國的改革絕對無意違背伊斯蘭教旨，尤其在涉及到制度性的根本問題時更是強調"道統”，比如在法律方面宗教法仍是基礎，世俗法僅表現於商法、刑法等等。政治上提出實行"代表制”，但堅稱它原本就出自古蘭經的古老制度，因此所謂代表是官方指定的，蘇丹則集教權與王權於一身，仍是權力的獨佔者。“新奧斯曼黨人"認為如此仍舊方向不對，它們的理想是：要恢復古代伊斯蘭的理想社會。 

　　　我們不能説"坦澤馬特"完全是"反現代化"性質，因為其涉及面廣，參與的人很多，各有各的出發點和歸宿。但運動整體卻不時表現出很強的"反現代化"傾向，從官方來説，它唯一的目的是保住奧斯曼國家，迴歸帝國昔日的輝煌。 

　　　即便如此，“坦澤馬特"仍舊失敗了，187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發動政變，把奧斯曼重新拉回到封建、專制的老路上去。這種政策把奧斯曼一步步引向崩潰、滅亡，直至一個新生的土耳其在奧斯曼的廢墟上出現。這以後，民族的土耳其全心全意地擁抱現代化，在與舊時代的奧斯曼決裂之後，土耳其才真正走上現代化之路。 

      土耳其在宗教信仰上是一個兩難的選擇，當他選擇伊斯蘭教的時候，奧托曼帝國境內的東南歐基督教地區會離心離德，在一戰中同一信仰的阿拉伯世界在奧托曼帝國帝國背後捅了一刀。同時為了肅清反側，大肆屠殺亞美尼亞人。當他選擇世俗化的時候，虔誠的庫爾得人不滿意，問題是庫爾得人佔土耳其總人口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