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理性消費才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必要條件_風聞
吕建凤-批判批判者的批判者2019-06-12 10:40
近日李迅雷發表了一篇財經評論文章《增加居民收入才是擴大消費之本》。
其中有許多錯誤觀點,我這裏懶得一一批判。只就這篇文章的標題,做一些分析:
多年以來,國內一些財經理論者一直在追隨西方人的對中國經濟的要求,主張推動居民消費增長,以實現經濟結構平衡增長。
李迅雷的這篇文章,依然是從擴大居民消費以促進經濟平衡增長的動機出發。所以,他在文中批評説中國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依然不夠高。
這個動機就是錯誤的。
社會的倫理,應該是促進經濟發展以滿足居民的消費要求;而不應該是要求居民通過擴大消費以滿足經濟增長的要求。
經濟活動的目的是實現財富增長。
消費必然是以財富的消耗為代價。
財富被消耗,會減少經濟活動所需要的資本·,從而·降低消費者的經濟活動能力·。
要居民擴大消費,就是要他們增加財富的消耗,是違背居民本身應該遵循的經濟規律要求,從而會導致居民喪失經濟活動能力。
於是居民的財富增長會受到遏制。
財富又是經濟社會里的資源消費權。
居民的財富增長受到遏制,就意味着他們的消費權利受到限制。
於是,即使從消費增長理論的邏輯分析,這也是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矛盾的。
我反對用刺激居民消費的手段來實現經濟增長,並不是反對居民增加消費。
按照主觀價值理論的原理,居民的財產應該如何運用,只需要根據從自身邊際效用要求做出判斷,是將財富用於消費支出,還是用於財富積累·,外界不應該企圖左右。
當然,因為人的價值判斷有可能是錯誤的,所以有經濟理論知識的人可以也應該,從倫理與規律兩方面,對人們的價值判斷進行引導。
那麼在消費領域,倫理引導應該是什麼呢?
節約是美德!
人類在進入到生產力達到極高水平,資源稀缺度幾乎為零的社會之前,節約都是必要的行為。
只有在節約的基礎上積累資源用於擴大再生產,才有助於生產力的不斷進步;每個人努力節約消費,有助於在既有資源環境中降低資源的稀缺度,讓能力比較弱的人也能夠獲得必須的消費資源。
也就是説,節約一方面是促進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在資源短缺環境下,儘可能讓所有人都能夠實現必要消費的條件。
促進生產力進步,是人類實現自由的根本手段;
讓所有人儘可能獲得需要的消費資源,是人類博愛願望實現的善良行為。
因此,從社會再生產角度分析,我們必須明白的是,節約是美德!
而 從經濟規律的要求看,節約是規律要求。
節約是經濟行為的必須前提——窮人不節約,就不會有資本投資實現致富目的;
窮國不節約,就不會有資本提高生產力,追趕發達國家。
貧富結構不改變,財富分配不合理就是經濟崩潰的本質原因。
當然,節約不是簡單地減少消費。而是遵循邊際效用規律,對資源進行合理分配。
節約不能以損害身體健康為代價;也不能以減少必要的知識增長為代價。
而有些人可能在這方面犯糊塗。需要得到正確的價值觀引導。
所以我並不主張簡單地減少消費,而是認為,人們應該理性消費。
理性消費就包含了儘量節約的理念在內。就是要求根據邊際效用原理,合理分配資源。
在社會再生產理論領域,資源短缺是人類進步的根本阻礙。因此,在滿足必要的消費以後,儘可能集中資源用於擴大社會再生產,是合理配置資源的核心要求;
在經濟理論領域,每個經濟主體在實行了必要消費以後,儘量將資源用於為獲得財富而進行的投資活動。是經濟社會里合理配置資源的核心要求。
從這個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理性消費是增加居民收入的條件。
李迅雷説,國家應該用財政補貼等手段增加居民的收入。
他或許忘了,用財政補貼等手段增加居民收入,會導致3個結果:
1、財政支出增加,會導致國家對經濟調節能力下降;
2、這屬於社會福利。超前的社會福利在很多國家造成了負面經濟現象;
3、居民的非經濟活動收入增加,會導致通貨膨脹,增大社會經濟成本。
國家調節經濟的能力下降,與超前的社會福利,再加上通貨膨脹導致經濟成本上升,伴隨的是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而經濟增長困難必然導致居民的收入下降。
因此不到不得已,國家不應該直接向居民發放社會福利。而應該儘可能讓每個人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得財富,獲得資源消費權。
直接向居民發放福利,還會導致社會進取心降低,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而理性消費有利於居民增加投入經濟活動的資源,有利於促進市場的自由競爭,也就有利於促進經濟活動成本的降低、加大科技進步的動力與資源,加快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增強國家經濟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增大國家的財富流入。
國家財富得到增長,居民的收入才能真正增加。
這裏需要特別説一下的是:
資本的收入增長,未必會讓居民的收入增長。因為資本唯利是圖,必然儘量增加的財富積累成資本而不是分給居民。如果國內市場不好了,它們會毫不猶豫離開。
而政府是隻能在特定市場經營的。因此他必須在必要的時候,以消耗自身財富為代價,維持國內市場的穩定,以防止市場資產價格崩潰、資本被消滅、企業倒閉,民眾失業增加過多。
這就是當國內市場走壞,政府不得不擴大財政支出的原因。儘管在政府擴大支出中,獲利最大的是私人資本,他們的代言人卻批判政府不該干預市場。
也就是這些人,在忽悠中國居民違背經濟社會中財富規律作用下的邊際效用要求,進行非理性的消費行為。
尤其是最近提出的“消費升級”理念,不但對居民增加財富積累不利,其實也對國內資本的利益很不利:
在消費升級過程中,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人均收入還排在世界第72名的位置,就是按照經濟總量計算,也不過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卻購買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成為了世界對大奢侈品購買國!
這不但大幅度減少了財富流入的規模,而且因為中國的巨大購買,使西方國家的奢侈品生產廠家因為銷售規模擴大,大幅度降低了單位生產成本中的固定成倍,也就是降低了生產成本,有利於他們用更強的價格競爭力佔領中國市場,從而給中國的同類生產廠家增大競爭難度,而難以成長起來。
還有2018年國內民眾出境旅遊造成服務貿易逆差高達2371億美元。它減少了中國本來可以用於購買境外先進科學技術所需要的貨幣資源,這既是一種巨大的財富流出現象,也是對中國科技進步的拖累因素。
這樣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明顯不利局面。而經濟發展不利,當然就對居民增加收入不利。
由此可以看出,非理性消費對於個人與社會的經濟發展的重大危害,以及提倡理性消費,而不是刺激消費、消費升級理念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