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榮毅仁到王軍_風聞

原創： 顧子明 政事堂2019 2019-06-11

6月10日22時56分，前國家副主席、開國上將王震之子，原中信集團董事長王軍去世，享年78歲。

一

1979年1月17日，隨着一場大雪，那一天的北京被皚皚的白雪所覆蓋，而此時，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裏卻春意濃濃，小平同志以一鍋白水熟羊肉，款待五位他的商界老朋友。

這五位在新中國建立之前就名震天下的老人家，在中國商界的地位，大概就相當於幾年後風靡大街小巷的《射鵰英雄傳》中，華山上論劍的“天下五絕”。

他們分別是88歲的“水泥大王”周叔弢、84歲的“機械大王”胡厥文、82歲的“鋼鐵大王”胡子昂、74歲的“豬鬃大王”古耕虞，以及其中最年輕的，年僅63歲的“紡織大王”榮毅仁。

小平同志開門見山，向這些企業家們介紹了20多天前剛剛結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決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而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也需要現金的技術，更需要提升人民生活來堵住那些以階級鬥爭為綱官員的嘴。因此，開放和吸引外資，就成為了三中全會之後的必然選擇。

而以榮毅仁為代表這些能夠跟西方接軌的資本家們，自然也就趕上了歷史的進程。

在那場熱氣騰騰的白水羊肉宴半年後，7月8日，全國人大通過改開後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而就在同一天，新華社發佈：“中國國務院批准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成立。”

嗯，中信的牽頭人，就是羊肉宴上“五絕”中少壯派的榮毅仁。

這並非巧合，就像小平同志事後解釋的，這是要向全世界“明確表示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這個（改革開放）方針”。

二

作為中美破冰的操盤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談到那個自己一手埋葬的蘇聯時，説過一句話：“蘇聯（改革）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是他們找不到一位像榮毅仁這樣的企業家。”

雖然這句話有誇獎自己老朋友的成分，但側面來説也是一個事實，搞了半個多世紀計劃經濟的蘇維埃政權，早已把企業家們消滅的渣都不剩。面對西方突然開放的市場，計劃了大半輩子的官僚們根本不懂應該如何對接西方。

但是在中國，以榮毅仁等“五絕”為代表的企業家們，卻在周總理和小平同志們的保護下延續了下來，而這也讓中國也在改革開放初期，能夠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式改革的道路。

改革開放的背後，是生產力和技術的提升，過去，新中國曾有過兩次大規模引進消化技術的浪潮。

一次是憑藉着抗美援朝的鮮血，在“一五時期”從蘇聯引進了156個大型項目，讓中國迅速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一次是憑藉着尼克松訪華的破冰恢復與西方的關係，利用7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四三方案”迅速建立了西方工業技術的基礎。

但是，隨着70年代後期“左”的影響，“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理念深入人心，負債經營在中國被視為禁區，雖然1979年的中美建交迅速推動了我們與西方的關係，但是連軍費都開支不出來的中央政府，卻拿不出錢來引進技術。

而此時，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們的價值就體現了出來，他父親榮德生，這位紡織與麪粉的壟斷者，幾乎就是民國時代的馬雲，號稱一度提供了中國一半人吃穿。

而且，榮氏家族400多個早年移居海外的親屬們，不僅擁有着大量企業和資產，更在華人商界擁有數不清的朋友，因此中信的第一屆董事會上，也出現了霍英東、馬萬祺、李嘉誠等港澳商界巨擘。

甚至對美國共和黨的創建者之一的哈默家族，榮毅仁也能跟他們找到共同語言：“你是資本家，見過列寧；我也曾是資本家，幹社會主義。我們兩個都是資本家，可以談得攏”…….後來，哈默家族的西方石油，成為了第一家取得中國近海勘探權的美國公司。

更不要説能夠影響世界格局的戴維·洛克菲勒，在描述其好友榮毅仁時説到：“他是具備必要的知識、在西方擁有關係的為數不多的中國人之一。”

因此，在上世紀80年代的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榮毅仁和他的中信利用着其國內國際上的特殊關係，成為了改革開放的第一扇窗口。

在這一點上榮毅仁可能還真不用謙虛，在中信成立的大半年之後，1980年5月，深圳等四個城市才被正式確定為“經濟特區”。

三

1949年的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企業家們作為特邀人士一起去中南海頤年堂吃飯，周總理看到同桌年僅34歲的榮毅仁時，不僅詼諧地説：“噢，少壯派！”，從此這個少壯派這個稱號就流傳了開來。

而十年後，毛主席讓時任書記處的小平同志推薦幾個黨外人士當部長時，鄧就推薦了榮毅仁，這也讓榮毅仁也成為了新中國最年輕的副部長之一。

可以説，年輕少壯這個詞兒，一直都是緊隨着榮毅仁，而榮毅仁創辦的中信裏面，也充斥着大量的年輕血液。

譬如中信籌備期間，榮毅仁便請了一批年輕的舊相識加入到中信，其中有38歲的王軍，以及39歲的葉選基。

後來，這羣年輕人也在浪潮中迅速的成長，王軍成為了中信的董事長，葉選基成為了中信香港的總經理。

不過，正是憑藉着這羣能衝敢闖的年輕人，讓中信拿到了改革開放中無數的第一……..第一家開展租賃業務、第一家發行海外債券、第一家對海外直接投資、第一家在海外收購商業銀行、第一家擁有商業銀行業務……

可以説，在80年代的體制圍堵中，年輕氣盛的中信“七進七出”式高歌猛進，以敢為天下先的態度，一點點地打破原有的經濟格局，不斷建立新的市場規則。

因此，凡事都能搞定的中信，也成為了中國資本市場上的奇蹟。

甚至2006年7月，北京的一場中信內部的晚宴上，連接班王軍的孔丹都不由感慨——“中信，是個謎啊！”

而孔丹這位長期在光大和中信工作過的少壯派，還專門撰文比較過這兩大“官辦”企業的不同，“這兩家當時都是按部級建制建立的。不過中信的印章上有國徽，尺寸是正部級的。光大想要國徽沒要到，只給了個五角星，但印章尺寸與中信一樣。”

嗯，孔丹口中説的這個正部級國徽的印章，就是另一位少壯派的葉選基搞定的。

當年中信籌備初期，當時國務院定下了中信是“國務院直屬機構，比照中國銀行”的基調，彼時中國銀行剛從央行獨立，與外管局兩個牌子一套班子。

在那個時候，印章的大小以及是否帶國徽，直接代表着公司的實力，中信意識到如果能夠使用參照中國銀行的印章，那麼以後在體制內以及海外辦事兒都會非常方便。

因此籌備組的葉選基，先跑到中國銀行蓋了三個大印，然後找到副總理谷牧批准中信參照製作，愣是搞成了既成事實。雖然此事鬧得沸沸揚揚反對意見極大，但最後，這個帶國徽的公章，還是成為了那個時代中信特殊身份的標誌。

四

進入到90年代，隨着中國取消價格雙軌制的價格放開，以及政府指令性的大幅減少，使得大量的國有企業被推向市場。

而過度依靠於國企合作的中信，遭遇到了最嚴重的危機，當1993年榮毅仁卸任中信去當國家副主席，安排父親剛剛去世的王軍出任總經理來接班時，王軍發現這家中國最牛逼的公司，賬面上的現金只有200萬元，只能維持總公司一個半月的工資發放。

那段時間，“吃不下，睡不着了”的王軍，“主要靠安眠藥”支撐，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就像王軍自己説的，“大概世界上能找到的安眠藥我都吃過。”

甚至王軍在向國務院彙報，希望獲得援助的時候，鐵面的朱副總理回應，國家不會給中信一分錢，直接斷了王軍的念想。

於是，王軍開始了大刀闊斧對中信的改革以及清理資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售賣中信泰富。

1986年，北京方面邀請榮智健出任中信香港的總經理，嗯，榮智健就是榮毅仁家中唯一的兒子

當時，中信香港的資產規模很小，榮智健從國務院借到8億港元后，在父親老友李嘉誠的點撥之下，以中信泰富為殼，以中信為信用背書，在香港發起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大收購，併購的經典案例之多，足可寫成一部MBA教科書，迅速成為中資航母的中信泰富甚至成為恒生指數33只成分股之一。

但是，畢竟榮智健用的是國務院和中信的本金做的槓桿和擴張，因此試圖獲得公司控制權的榮智健與急於解決中信危機的王軍一拍即合。

1996年12月26日，王軍簽字同意以25%的折讓價，即每股33元，配售3.3億股中信泰富，給予以榮氏為首的管理層，其中2.91億股由榮智健獨得，榮的持股上升至18%（3.8億股），成為公司第二大股東。

但是由於幾天之後，中信泰富的股價就從33突破了40，到春節以後，股票又漲到了58元錢，因此，當時坊間紛紛認為王軍有賤賣國有資產的嫌疑，甚至中央安排朱副總理朱基和王軍談話，個性倔強的王軍堅持自己沒有錯。

而最終，市場證明了王軍的確沒有錯，這筆股權出讓使得王軍和他的中信手握充裕的現金，成功的躲過了次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並利用賣中信泰富的現金流在危機之中進行大規模的擴張，讓一度下滑的中信又重新振作起來，甚至後來還買回了中信泰富，讓千夫所指的管理層MBO重歸理性。

也許，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魅力，從當年小平同志點將榮毅仁利用中信倒逼市場化的改革，到榮毅仁點將王軍做推動管理層MBO及隨後的國企改制，“永遠爭第一”的中信一直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

而如今，看看已經移師香港的中信，越來越像新加坡管理資本的淡馬錫，也許，我們也能看到未來中國那些大型央企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