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陽:這個時代,不缺機會,缺的永遠是好作品_風聞
音乐先声-音乐先声官方账号-解读音乐产业,见证黄金年代。2019-06-12 07:22
作者 | 二三三
2019年6月9日,歷時三年的《大河唱》終於迎來了提前點映,在電影院與第一批觀眾見面。當天蘇陽已經跑了好幾場見面會,但在電影還未結束時,蘇陽還是早早地在門口等待着映後交流。
當晚8點左右,在音樂先聲主辦的觀影結束後,蘇陽進場與觀眾進行互動。而觀眾提問的熱情也十分高漲,從民間藝術、文化傳承到音樂演出,都在問題中提及。他耐心地回答着每一個問題,也談到了很多關於紀錄片拍攝的珍貴細節。
由於場次很滿,跟蘇陽的採訪時間只能往後延遲,等再次見到蘇陽已接近晚上十點。他當天的裝束與平凡的你我無異,一身低調質樸的黑色,也沒有工作人員的前擁後促。現實生活中的蘇陽個子不高,交流時能感受到最赤裸的真誠,説起話來憨厚又可愛。
這也讓人更加確定,他就是《大河唱》裏那個擠公交、坐地鐵的蘇陽。
生於江南,長於銀川
如果不看資料,很難想象,蘇陽其實是一個南方人。
1969年,蘇陽出生於浙江的一座小城市,七歲時因父親工作的原因跟隨去了銀川。有人初見蘇陽時打趣:“你長得也不像南方人啊。”蘇陽便也回應:“我身高是南方人的身高。”
就這樣,他離開了江南水鄉,紮根於西北的黃土地。初到寧夏時,蘇陽感到了一種“荒涼的生機”,這也成了他後來音樂道路上的底色。
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國歷史發生了鉅變,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可以説,蘇陽那代人是在被時代推着走的。像許多生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音樂人一樣,蘇陽讀書到一半輟學,打工因鬧事被開除。後來,按照蘇陽的話説,“一些歌舞團裏熱愛流行音樂的青年和民間熱愛音樂的人組在了一起,開始翻唱港台流行音樂、走穴。”之後,他理所應當地做樂手、跑夜場、組樂隊。
2000年,蘇陽來到北京組了一支名為北極星的金屬樂隊。可是做了不久,蘇陽便發現這不是他想要的。在之後的一次採訪中,他解釋説,“重複性的東西,搞來搞去還是那個樣。”樂隊解散後,他又回到了銀川,挖掘本土的民間音樂,開始追尋自己想要的東西。
2005年重回北京時,簽約北京的唱片公司,發行第一張專輯。不過,因為太想家,蘇陽每個月都要回趟家。隨着年歲增長,蘇陽也漸漸發現,無論是否回去,那片土地都是他創作的靈感來源。
“北京和銀川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問蘇陽。
“我覺得差異越來越小了。每次回到銀川,都感受到這是個日新月異的城市。曾經的銀川,從語言、飲食和基礎建設上,都和北京的差距很大。但是現在差距越來越小了。”
由於“黃河今流”計劃並不僅僅是單純的音樂,還融合了文學、視覺等多媒體形式,而這些項目已經佔據了他很多時間。2018年,蘇陽還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土的聲音》。如今的工作狀態,只能讓他盡力平衡生活。“錄音是要需要大量時間的。今年是發不了專輯了,要等明年。”
而近期《大河唱》的上映也讓蘇陽變得更加忙碌。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他還要到全國各地去路演。我問蘇陽,“你焦慮嗎?”他半調侃半認真地答到,“我是城裏人啊,怎麼能不焦慮!”
生於浙江,長於銀川,如今年過50的蘇陽,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創作力,但也開始有了城市的煩惱。
黃河邊的民間藝術羣像
2016年,蘇陽開啓了自己的跨界藝術創作計劃“黃河今流”。後來,蘇陽因為合作《大聖歸來》宣傳MV《官封弼馬温》而結識了天空之城影業創始人路偉、馬燈電影總製片人包曉,他們一拍即合,決定拍攝一部黃河流域民間藝人的音樂紀錄片。
歷時兩年拍攝、1600小時的影像素材,經過一年的剪輯,最終成了大熒幕上的97分鐘。
影片裏,蘇陽是《大合唱》裏唯一一個會説普通話的主角。剩下的四個主角都是和蘇陽分別認識、合作了十年以上的民間藝人。最初,蘇陽羅列了十幾位民間藝人,最終導演組選定了回族花兒歌手馬風山、民營秦腔劇團的團長張進來、皮影藝人魏宗富和陝北説書藝人劉世凱。
在正式拍攝前,音樂人類學學者蕭璇和團隊做了三個月前期調研,形成了十幾萬字的調查報告。之後,來自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的主創們便分成三組跟拍,在民間藝人家裏同吃同住。
當然,來自清華的主創們也徹底受到了大西北的洗禮,吃麪、烤餅、手機沒有信號,還有更嚴重的缺水情況。“有一次,楊植淳跟着老魏去拍他演出,當地老鄉招待他去洗手間洗手。他一進門就愣住了,老鄉家裏的洗手池是堵住的,池裏蓄的水已經發黑了。”而為了真正融入拍攝對象的生活,他們也一起吃飯、幹活、睡大通鋪。
過程中,楊植淳對於蘇陽音樂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現場分享中,他提到,“在拍攝紀錄片之前,我並不知道蘇陽是誰,我還特意去聽了他的音樂,覺得並沒有很打動我。”但是在西北呆了將近兩年之後,他開始理解蘇陽音樂裏的力量感。
最開始拍攝時,蘇陽對於鏡頭的存在還很介意,雖然他不説,但是導演發現了。於是,導演只得將鏡頭由遠及近的慢慢接近蘇陽,才讓他徹底放下防備。而作為被記錄的主角之一,蘇陽第一次看到電影成片時驚訝又驚喜:“我自己的一些生活側面也被拍了進來,放進了電影裏,一開始還挺不適應的。”導演的觀察角度,也讓蘇陽重新審視四位合作已久的民間藝人。
片子裏,西北的人民熱愛歌唱,即便舉辦的文化活動就在山野田間。而秦腔劇團的舞台下,也是坐滿了觀眾,完全沉浸在表演中。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城市的符號,好像只有高樓大廈和擁擠的地鐵。
我問蘇陽,“城市和鄉村,到底是誰文化更貧瘠呢?”他欲言又止地説到,**“我覺得都很貧瘠,只不過生活狀態不同。**在城市裏,你就是來工作的。”影片刻畫了黃河邊的民間藝術羣像,他們長在這片貧瘠的土地裏,卻愣是用音樂、皮影、戲曲等形式,讓生活多出了幾分色彩。
不過在時代面前,這些紮根於土地的民間藝術也面臨失傳的處境。皮影藝人魏宗富就在影片中無奈説到,“皮影,你要滅亡了”。民間藝術的消失,也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矛盾的縮影。
“這個世界缺的永遠是好作品”
蘇陽不是科班出身,音樂全靠自己摸索。
16歲,蘇陽到西安求學,知識沒有學到多少,卻搞起了音樂,開始一點點自學吉他。回到銀川后,他回憶西安的求學經歷説:“唯一的收穫便是音樂”。之後,蘇陽將西北的本土民間音樂,通過自己的方式轉換表達,再傳遞給聽眾。2006年的一張專輯《賢良》將蘇陽的音樂事業推上了巔峯,演出、採訪隨之而來。蘇陽也成為了銀川的名人。
然而,這個巔峯時刻已經過去十幾年了。現在的人不願意再被時代推着走,反而要推着時代走。蘇陽對音樂先聲表示:“在做音樂時,我不會去考慮受眾是怎樣的,但這不代表我不在乎。我的表達需求和我作品之間的關聯很緊密,就會有聽眾。現在的時代,不缺機會,這個世界缺的永遠是好作品。”
蘇陽的音樂,紮根於土地,又在技術之外。可能是出於職業音樂人的自覺,他曾經專門找老師學過和聲,卻“學的一塌糊塗,作業也亂七八糟。”老師曾評價他:“這個人沒什麼音樂天賦。”
但就是這樣一個“沒有音樂天賦”的人,2018年站在了地球的另一端——哥倫比亞麥德林希望公園廣場上,為語言完全不通的西方人詮釋着中國本土的音樂。
“雖然在國外演出我們也會盡可能地翻譯歌詞,但是語言的隔閡並不會讓音樂損失什麼。”幾千張陌生的面孔在台下激情湧動。這也是蘇陽演出到今天為止,記憶最為深刻的一場演出之一。
近幾年,蘇陽從法國、美國再到哥倫比亞,想要將中國的音樂帶給世界。蘇陽執着地表達着自我,並尋找着自我與作品之間的關係,用一個民間的角度去詮釋、去解讀黃河和故鄉的文化。
他説:“世界化並不是區域的一個概念,而是你的心、你的感受與作品之間的距離越近,就越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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