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陽：這個時代，不缺機會，缺的永遠是好作品_風聞

作者 | 二三三

2019年6月9日，歷時三年的《大河唱》終於迎來了提前點映，在電影院與第一批觀眾見面。當天蘇陽已經跑了好幾場見面會，但在電影還未結束時，蘇陽還是早早地在門口等待着映後交流。

當晚8點左右，在音樂先聲主辦的觀影結束後，蘇陽進場與觀眾進行互動。而觀眾提問的熱情也十分高漲，從民間藝術、文化傳承到音樂演出，都在問題中提及。他耐心地回答着每一個問題，也談到了很多關於紀錄片拍攝的珍貴細節。

由於場次很滿，跟蘇陽的採訪時間只能往後延遲，等再次見到蘇陽已接近晚上十點。他當天的裝束與平凡的你我無異，一身低調質樸的黑色，也沒有工作人員的前擁後促。現實生活中的蘇陽個子不高，交流時能感受到最赤裸的真誠，説起話來憨厚又可愛。

這也讓人更加確定，他就是《大河唱》裏那個擠公交、坐地鐵的蘇陽。

生於江南，長於銀川

如果不看資料，很難想象，蘇陽其實是一個南方人。

1969年，蘇陽出生於浙江的一座小城市，七歲時因父親工作的原因跟隨去了銀川。有人初見蘇陽時打趣：“你長得也不像南方人啊。”蘇陽便也回應：“我身高是南方人的身高。”

就這樣，他離開了江南水鄉，紮根於西北的黃土地。初到寧夏時，蘇陽感到了一種“荒涼的生機”，這也成了他後來音樂道路上的底色。

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國歷史發生了鉅變，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可以説，蘇陽那代人是在被時代推着走的。像許多生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音樂人一樣，蘇陽讀書到一半輟學，打工因鬧事被開除。後來，按照蘇陽的話説，“一些歌舞團裏熱愛流行音樂的青年和民間熱愛音樂的人組在了一起，開始翻唱港台流行音樂、走穴。”之後，他理所應當地做樂手、跑夜場、組樂隊。

2000年，蘇陽來到北京組了一支名為北極星的金屬樂隊。可是做了不久，蘇陽便發現這不是他想要的。在之後的一次採訪中，他解釋説，“重複性的東西，搞來搞去還是那個樣。”樂隊解散後，他又回到了銀川，挖掘本土的民間音樂，開始追尋自己想要的東西。

2005年重回北京時，簽約北京的唱片公司，發行第一張專輯。不過，因為太想家，蘇陽每個月都要回趟家。隨着年歲增長，蘇陽也漸漸發現，無論是否回去，那片土地都是他創作的靈感來源。

“北京和銀川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問蘇陽。

“我覺得差異越來越小了。每次回到銀川，都感受到這是個日新月異的城市。曾經的銀川，從語言、飲食和基礎建設上，都和北京的差距很大。但是現在差距越來越小了。”

由於“黃河今流”計劃並不僅僅是單純的音樂，還融合了文學、視覺等多媒體形式，而這些項目已經佔據了他很多時間。2018年，蘇陽還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土的聲音》。如今的工作狀態，只能讓他盡力平衡生活。“錄音是要需要大量時間的。今年是發不了專輯了，要等明年。”

而近期《大河唱》的上映也讓蘇陽變得更加忙碌。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他還要到全國各地去路演。我問蘇陽，“你焦慮嗎？”他半調侃半認真地答到，“我是城裏人啊，怎麼能不焦慮！”

生於浙江，長於銀川，如今年過50的蘇陽，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創作力，但也開始有了城市的煩惱。

黃河邊的民間藝術羣像

2016年，蘇陽開啓了自己的跨界藝術創作計劃“黃河今流”。後來，蘇陽因為合作《大聖歸來》宣傳MV《官封弼馬温》而結識了天空之城影業創始人路偉、馬燈電影總製片人包曉，他們一拍即合，決定拍攝一部黃河流域民間藝人的音樂紀錄片。

歷時兩年拍攝、1600小時的影像素材，經過一年的剪輯，最終成了大熒幕上的97分鐘。

影片裏，蘇陽是《大合唱》裏唯一一個會説普通話的主角。剩下的四個主角都是和蘇陽分別認識、合作了十年以上的民間藝人。最初，蘇陽羅列了十幾位民間藝人，最終導演組選定了回族花兒歌手馬風山、民營秦腔劇團的團長張進來、皮影藝人魏宗富和陝北説書藝人劉世凱。

在正式拍攝前，音樂人類學學者蕭璇和團隊做了三個月前期調研，形成了十幾萬字的調查報告。之後，來自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的主創們便分成三組跟拍，在民間藝人家裏同吃同住。

當然，來自清華的主創們也徹底受到了大西北的洗禮，吃麪、烤餅、手機沒有信號，還有更嚴重的缺水情況。“有一次，楊植淳跟着老魏去拍他演出，當地老鄉招待他去洗手間洗手。他一進門就愣住了，老鄉家裏的洗手池是堵住的，池裏蓄的水已經發黑了。”而為了真正融入拍攝對象的生活，他們也一起吃飯、幹活、睡大通鋪。

過程中，楊植淳對於蘇陽音樂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現場分享中，他提到，“在拍攝紀錄片之前，我並不知道蘇陽是誰，我還特意去聽了他的音樂，覺得並沒有很打動我。”但是在西北呆了將近兩年之後，他開始理解蘇陽音樂裏的力量感。

最開始拍攝時，蘇陽對於鏡頭的存在還很介意，雖然他不説，但是導演發現了。於是，導演只得將鏡頭由遠及近的慢慢接近蘇陽，才讓他徹底放下防備。而作為被記錄的主角之一，蘇陽第一次看到電影成片時驚訝又驚喜：“我自己的一些生活側面也被拍了進來，放進了電影裏，一開始還挺不適應的。”導演的觀察角度，也讓蘇陽重新審視四位合作已久的民間藝人。

片子裏，西北的人民熱愛歌唱，即便舉辦的文化活動就在山野田間。而秦腔劇團的舞台下，也是坐滿了觀眾，完全沉浸在表演中。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城市的符號，好像只有高樓大廈和擁擠的地鐵。

我問蘇陽，“城市和鄉村，到底是誰文化更貧瘠呢？”他欲言又止地説到，**“我覺得都很貧瘠，只不過生活狀態不同。**在城市裏，你就是來工作的。”影片刻畫了黃河邊的民間藝術羣像，他們長在這片貧瘠的土地裏，卻愣是用音樂、皮影、戲曲等形式，讓生活多出了幾分色彩。

不過在時代面前，這些紮根於土地的民間藝術也面臨失傳的處境。皮影藝人魏宗富就在影片中無奈説到，“皮影，你要滅亡了”。民間藝術的消失，也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矛盾的縮影。

“這個世界缺的永遠是好作品”

蘇陽不是科班出身，音樂全靠自己摸索。

16歲，蘇陽到西安求學，知識沒有學到多少，卻搞起了音樂，開始一點點自學吉他。回到銀川后，他回憶西安的求學經歷説：“唯一的收穫便是音樂”。之後，蘇陽將西北的本土民間音樂，通過自己的方式轉換表達，再傳遞給聽眾。2006年的一張專輯《賢良》將蘇陽的音樂事業推上了巔峯，演出、採訪隨之而來。蘇陽也成為了銀川的名人。

然而，這個巔峯時刻已經過去十幾年了。現在的人不願意再被時代推着走，反而要推着時代走。蘇陽對音樂先聲表示：“在做音樂時，我不會去考慮受眾是怎樣的，但這不代表我不在乎。我的表達需求和我作品之間的關聯很緊密，就會有聽眾。現在的時代，不缺機會，這個世界缺的永遠是好作品。”

蘇陽的音樂，紮根於土地，又在技術之外。可能是出於職業音樂人的自覺，他曾經專門找老師學過和聲，卻“學的一塌糊塗，作業也亂七八糟。”老師曾評價他：“這個人沒什麼音樂天賦。”

但就是這樣一個“沒有音樂天賦”的人，2018年站在了地球的另一端——哥倫比亞麥德林希望公園廣場上，為語言完全不通的西方人詮釋着中國本土的音樂。

“雖然在國外演出我們也會盡可能地翻譯歌詞，但是語言的隔閡並不會讓音樂損失什麼。”幾千張陌生的面孔在台下激情湧動。這也是蘇陽演出到今天為止，記憶最為深刻的一場演出之一。

近幾年，蘇陽從法國、美國再到哥倫比亞，想要將中國的音樂帶給世界。蘇陽執着地表達着自我，並尋找着自我與作品之間的關係，用一個民間的角度去詮釋、去解讀黃河和故鄉的文化。

他説：“世界化並不是區域的一個概念，而是你的心、你的感受與作品之間的距離越近，就越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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