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人牛長璐｜焦慮是個人問題還是公共問題？_風聞

迴歸生活的政治·圓桌論壇

第二十九期

你為什麼如此焦慮？

問題發佈

**你快樂嗎？**你多久沒有發自內心地大笑了？還記得那個放鬆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嗎？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未來，被現實推着前進。工作、學業、生活，四面而來的壓力使人喘不過氣。更糟糕的是，與家人和朋友的交談似乎也成為了一種巨大壓力。原本期待着一場歡暢的閒聊，卻意外收穫了對比、炫耀、暗中較勁，羨慕和嫉妒幾乎讓聊天每每鎩羽而歸。我們漸漸成為了“話題終結者”，拒絕打開心扉，複雜的內心卻難以平靜。這背後透露的焦慮，正成為描述公眾心理狀態的標籤詞彙。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2017年發佈的《國家治理創新報告》指出，如何降低民眾心理上的焦慮感，是治理現代化面臨的三大難題之一。我國第一部心理健康藍皮書《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7—2018)》聚焦我國公務員羣體的心理狀況，指出我國35.2%的公務員處於中高等焦慮狀態，可以窺見焦慮正在社會中蔓延。

對此，我們不禁要追問：這種跨越年齡，存在於不同職業與社會階層，並體現在職場、婚姻、戀愛、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慮，到底是如何產生的？中國人為何感到焦慮？中國人的焦慮具有獨特性嗎？**或者説，**這種焦慮是“現代性的焦慮”還是“中國式焦慮”？普遍性的焦慮和個體性的焦慮又有什麼不同？**本期邀請

一、理解焦慮應關注制度和社會結構變遷

我認為社會焦慮是一種彌散的不安全心態，根源還是在於日常生活。近期有研究指出，在自媒體生態環境下，生活壓力、網絡風險、話語權平等、公權力信任、信息鑑別和信息安全這6個方面成為青年焦慮的主因；對上海市民心態的研究發現，市民焦慮集中在高房價、物價上漲、就業與工作壓力、食品藥品等產品安全等方面，而這些都是社會發展的產物。 

沒有對比就沒有差距，沒有差距就沒有焦慮**。**現代媒體讓人看到不同人羣的生活，消費社會中的需求慾望被放大，La mer優於妮維雅，綠水鬼好過西鐵城……房子是當今城市中最令人焦慮的事，“中產”希望為後代留下資本，房子是最大的保障。中國製度下的户口和房子不僅有居住功能，還有儲藏財富、附着教育、養老、醫療、服務等社會資格等功能，代表了人們在社會中的定位和安全感。我們焦慮的是財富、地位以及傳承。“何以解憂？唯有暴富”成為了很多人解決焦慮的思路。可是人不能被慾望淹沒。

從政治學的角度理解焦慮要關注制度和社會結構變遷。中國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改革開放以前，每個人被嵌入在一個整體結構中。但當今社會很多人脱離了原有結構，形成了“脱嵌”。在城市市場經濟環境下，年輕與年長、個人與羣體主義、消費場景和生活環境的差距、舊觀念與新環境突變之間矛盾重重。自由是有代價的，看不清楚前路所產生的焦慮，就是代價的一種。在轉型中社會整體保障尚不充分，年齡、市場競爭、貧富差距和教育軍備競賽、養老隱憂等普遍焦慮，大多由制度和保障不完善所引發，結構性因素投射入家庭生活、教育經歷、工作環境引發的焦慮，只有靠發展才能緩和。

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改開四十年，長江後浪推前浪，80、90認為自己是“後浪”，很多人沒有做好成為“前浪”的心理建設。個人覺得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找準自己的定位，每個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將該做的事情做好，做到極致，提高自己應對風險的能力，至少能緩和焦慮。對政府和社會而言，需要對公信力、社會生活壓力、保險監管、網絡信息安全、公眾參與和居民心理引導等客觀需求和制度環境加以回應並改善，引導民眾真實理解社會問題。有了信息技術支持的改革，真的有可能醫治社會焦慮。

二、社會保障與焦慮

To 牛長璐：   

結構性因素導致了焦慮，那麼國家提供的社會保障是否能成為緩解焦慮的關鍵因素？中國人口眾多，社會保障如何能發揮類似於西歐國家的作用？

牛長璐：

在經濟發展放緩、中國經濟結構面臨轉型的條件下，居民收入預期無疑受到很大影響。“能用錢解決的問題，統統都不是問題”，可焦慮問題的產生很大一部分在於沒錢，或者説沒有足夠穩定的收入預期，無論國家，還是個人均是如此。焦慮發生在面臨收入出現天花板、各種因素導致的支出卻不斷膨脹的狀態下，提升收入很難，提升安全感也很難。完善的社會保障個人覺得可以相當程度地緩解焦慮，但並不成為緩解焦慮的關鍵因素：筆者感覺社會保障的本質是“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起到的是兜底的作用。

**緩解焦慮的關鍵因素在於經濟發展良好、民眾擁有良好穩定的收入預期，即“開源強於節流”。**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國內差異巨大，當下養老金在各省的狀況不均衡就是明證。**要想“開源”，發展是最終極的解決方案。**發展從來都是非常艱難的，然而只有持續發展，不斷推動教育和科技進步，提高民眾整體能力，降低制度成本，才能進一步的實現國家發展，攀升科技產業鏈條，實現國家和民眾高收入，為民眾帶來更好的經濟機會和制度保障。

制度建設和制度穩定是很關鍵的，任何社會保障體系均要有穩定持續的財政供給，西歐和北歐的高福利體系建立在高科技產業和高税收等等基礎之上，這些基礎在中國現有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大多並不完善，在當下處於經濟換擋、科技升級的時刻，更需要謹慎操作。一方面“增收”推動經濟健康發展、一方面“穩支”降低民眾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兜底”推動更全面的社會保障，多管齊下，或能緩解社會焦慮**。**

三、焦慮是個人問題還是公共問題？

牛長璐：

       我個人其實覺得焦慮本身不是問題，或者説，是個人問題。但隨着社會信息網絡的進步和深度信息的聯接，焦慮被社會網絡給放大了。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單一評價體系。單一評價體系存在一種確定感，在什麼年齡段和時間點獲得怎樣的能力、做怎樣的事情，但這種確定感在現代城市中卻消失了，變成了虛無。如何應對虛無感就成了問題，這時消費主義便趁虛而入。原先的制度設定已經不能滿足需求，我們需要一個更強大的社會支撐和更多元的評價方式。

上海海事大學講師、社會學博士王伯承: 

請問牛博士，您説的社會焦慮是一種彌散的不安全心態，根源還在日常生活。那從政治學的角度，從日常生活的層面應該如何切入，實現問題的解決呢？

牛長璐：

個人感覺“彌散的不安全心態”，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可以理解為我們看到了社會中種種問題令人感到不安和潛在風險，卻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應對、無可奈何的心理狀態，比如“紅黃藍”幼兒園和成都七中的事件。 

 公共事務的實現，需要具有組織力度的集體行動，其享用多數存在搭便車行為。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真正識別出問題癥結、民眾組織起來才能夠正確表達，以進入政府的政策議程，形成政治參與。這種政治參與往往需要參與者羣體高度的理性、超高的組織能力和社會協調能力，以合作解決問題。但現實是，這些能力的生成卻極為艱難，大眾參與往往呈現出一種情緒化、極端化的表達傾向，一哄而上又一鬨而散，缺乏持久和較為低調但細水長流的持續關注以及專業技能的協助，而這在美國社會中往往是專業NGO的功能。 

國內在這方面還比較落後，一方面我們的確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民眾沒有太多的資源和精力投入社會活動，NGO的收入又普遍比企業要低的多，因此優秀人才不願意去往NGO 。另一方面，“好人流血又流淚”的事情不管真假總會引起某種民眾警覺，同時民眾也很難有合適的參與渠道。因此，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的發展，隨着民眾收入增加和能力增強，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法治建設逐漸加強，慢慢在日常生活中轉變民眾觀念，從臣民心態轉化為市民心態，建立民眾間信任，逐漸解決這些不良現象，從而緩解社會焦慮。

四、放緩腳步、舒緩神經，追求言行自由和心靈自由

非常感謝政治學人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認識了方老師、王老師、鄧博士這樣的青年才俊和圓桌論壇熱心的組織者們——有緣千里來相見，能夠相遇在此，令我感到註定有“緣”；“緣分的天空”不僅給了大家相聚的機會，也讓我有了多角度思考的機遇。

我個人在理解焦慮問題時，往往習慣從結構性角度出發，覺得變遷社會的結構、土地制度和單一評價模式，是導致焦慮的三大主要原因，這些都需要發展才能解決，但發展很艱難，只有咬牙硬上。但通過與方老師、王老師的交流，我逐漸也意識到，社會主流長久以來強調的追趕模式，以發展型社會的特有結構因素搭建了一個導致焦慮的不斷強化的外在場景，但焦慮不僅僅是結構性因素所導致，“社會中的人”進入到我的思考中來，每個活生生的人固有的心理需要也放大了外在社會對個人慾望的引導，產生了過多的焦慮和“趕不上潮流”的恐懼。鄧博士所探討的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聯接和治理，令我理解了社會治理工具對緩解社會焦慮的重要意義，拓寬了新的認知路徑，受益良多。

我們生活在物慾橫流的社會，很多人渴盼踏上“財務自由”這一艱難路徑，我個人認為大多數人不是在追求財務自由，而是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希望人們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也能夠放緩腳步、舒緩神經，追求言行自由和心靈自由，不要過於焦慮！最後，還是要説，感謝各位學友們精彩的思維碰撞，使我近距離欣賞到那耀眼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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