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國的發展經驗為什麼重要_風聞

中國的發展經驗為什麼重要/蔡昉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經濟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分別在不同階段上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積累了成功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前30年經濟建設的基礎上，後40年的改革開放逐步消除了計劃經濟的體制弊端，形成市場經濟下的有效激勵機制，推動資源重新配置，全方位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奇蹟，也對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今日中國在全球經濟的重要地位，既來自於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也離不開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探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從多年的戰亂中得到恢復，人民安居樂業，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轉變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第一階段，進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第二階段，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在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轉變過程中，經濟增長收穫人口紅利的一個必經階段。

前30年建立起的完整工業體系，奠定了改革開放期間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起點。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的工業化戰略就確定為重工業優先發展。當時，實施這一戰略有其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合理性。西方國家封鎖形成諸多發展的瓶頸，必須靠優先發展重工業來打破。不過，中國經濟的確在前30年未能實現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與世界的差距也拉大了。

事實上，由於冷戰以及由此產生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分隔，那一輪所謂全球化的範圍十分有限。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新興經濟體和眾多從計劃經濟轉型的國家實行開放政策，深度參與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才出現了全球範圍的趨同現象，使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正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和獲益者，在40年裏對發達國家實現了奇蹟般的經濟趕超。

進入21世紀的中國經濟，以其高速增長、規模擴大和全球佔比提高，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除了以物質產出的方式對世界經濟作出貢獻之外，實現成功績效的改革開放經驗和促進發展理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對發展觀唸的有益見地和對循例的建設性建議，都是對世界經濟的公共品貢獻。中國並不謀求世界經濟霸權，也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但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以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等，中國義不容辭反映自身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關於國際經貿規則的訴求，引領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轉變。

由於以下突出特徵，中國及其發展對於世界的意義尤其重要。首先，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創造的成就對世界的顯著意義，其他國家無可比擬。其次，吸引眾多學者嘗試回答的關於中國科技（發展）為什麼由盛至衰的李約瑟之謎，正是經濟史學中旨在探索為什麼16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出現大分流這個謎題的中國版本。

從滿足探索國家興衰之謎的學術追求來看，中國是迄今為止唯一經歷了經濟發展由盛至衰再至盛，並接近於完整經歷經濟發展每一個必要階段的大國案例。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先驅大衞·休謨在1742年曾經預言，當藝術和科學在一個國家達到至真至善之後，藝術和科學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後極少甚至永遠不會在同一國家得到復興。迄今為止中國在各個領域發展創造的奇蹟，已經在不斷打破這個“休謨預言”。

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

在過去70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經歷了跌宕起伏，有失敗的教訓更有成功的經驗。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步履穩健地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經濟規模足夠大、增長速度足夠快、不僅改變了自身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國家。可以説，中國以其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以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中國GDP總規模1978年排在全球第14位，僅相當於世界經濟的1.1%和美國經濟的4.6%。到1990年，中國GDP在世界經濟的佔比提高到2.2%，為美國的9.2%，排在世界第十位。到2000年，中國GDP佔世界經濟比重為4.5%，為美國的17.6%，排到世界第五位。中國於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佔世界經濟的9.2%，相當於美國的40.8%。及至2017年，中國GDP達到10.2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中的佔比約12.7%，相當於美國經濟的58.7%。

隨着體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不斷提高，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增量貢獻。1990年以後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增量貢獻就超過了10%，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則始終保持在30%左右。特別是由於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GDP增量高度穩定，中國經濟作為世界經濟穩定器的作用日益突出。

從統計數據看，有或者沒有中國經濟這個巨大的年度增量，對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來説是迥然不同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GDP年增長率方差，自1990年以來明顯小於中國以外其他國家總體增長率方差。而隨着中國經濟年度增量的絕對規模擴大以及穩定性越來越強，中國經濟增長對穩定世界經濟增長的作用愈顯突出。在本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異常變化的年份中，正是由於中國經濟的穩定作用，全球波動性得以顯著降低。

以中國為主體的新興經濟體乃至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趕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論上成立的全球經濟趨同，終於開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1978年至2017年期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GDP全球佔比從21.3%提高到35.3%，中國GD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則從5.3%提高到36.0%。在這個時期，按不變價計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GDP總額擴大了四倍，其中中國的貢獻高達43.6%左右。

作為全球經濟趨同的結果，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全球絕對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發生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其中，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和共享產生了提高城鄉收入的整體效果，從而大幅度減少貧困，對全球減貧作出巨大貢獻。1981年至2015年期間，全世界按照世界銀行標準統計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11.4億人，減幅高達60%以上，中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為76.2%左右。

從中國特色中提煉一般規律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沒有與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發生密切的聯繫，而是在獨立自主的環境中探索發展之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參與國際貿易、引進外資和走出去，也與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然而，中國從改革伊始，便沒有接受任何先驗的教條，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謂共識，而是服從於發展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堅持了漸進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發展和共享理念。

中國特色並不意味着不具備一般意義。概述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過程，可以看到其中體現的邏輯，提煉出一個尋求趕超的國家應該如何發現並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驟，創造出必要發展條件的智慧。由於挖掘必要條件努力中的每一個步驟，都與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緊密相關，所以應該説改革開放是實現增長的充分條件。

第一步，激活“點石成金”的激勵機制。在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條件下，為了壓低農產品價格，以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作為工業化積累手段，實行了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為了保證農業生產要素不致流失，特別是把勞動力嚴格限制在農業活動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也應運而生。這一制度扭曲了資源配置，造成農業生產的低效率和勞動激勵不足。在改革前夜，這種體制弊端達到了頂點。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能夠改善農業生產現狀的變革，都會得到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人民的歡迎。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改革創造了思想基礎和政治環境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順應這一制度需求的變革。勞動努力程度與產量及收入直接掛鈎，以及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勵機制，在極短的時間內顯著增加了農產品產量，大幅度降低了農村人口貧困發生率，全面增加了農產品供給。

第二步，展開資源重新配置的結構調整過程。農業中激勵機制的改善，調動了生產和勞動的積極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單位土地面積上使用的勞動時間顯著減少，長期積澱的農業剩餘勞動力迅速顯性化。這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另一個效應顯現出來，即農民獲得了自主配置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權利。農民遵循勞動力市場上的收入信號，分別進行了經濟活動領域和地域的轉移。

由於一系列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障礙被逐漸消除，勞動者提高收入的個體動機與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驅動力得到銜接，共同推動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同時在宏觀層面上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在改革期間，中國整體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勞動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之間進行重新配置，或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作出了高達44.9%左右的貢獻。

第三步，全方位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是同時發生的。於1979年建立經濟特區，先後經歷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開放到全面開放的歷程；於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擴大、引進外資和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為轉移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引導產業結構向符合資源比較優勢的方向發展，也為製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競爭力。

作為改革開放的結果，中國經濟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裏實現了年均9.5%的增長速度。一方面，中國這個成就對於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趕超，以及對世界經濟的趨同，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另一方面，正是由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這一輪全球化，新興經濟體取得了可圈可點的發展成就，世界經濟有史以來首次顯現趨同的趨勢。中國的改革開放既有自身特色，又符合一般發展規律。

展望中國對世界經濟的新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70年的光輝歷程，經濟發展有前30年的探索及其教訓，也有後40年的創新及其經驗。無論是走過的彎路還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識意義上都是寶貴的財富，值得我們自己珍視，也應該貢獻給正在進行同樣探索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且值得寫入發展經濟學的最新版本。根據已經提煉的智慧，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標，依據相同的改革開放邏輯和路徑，中國仍將繼續進行實踐探索，爭取對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首先，從時間維度延續和升級經濟增長動能。隨着中國經濟跨過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漸趨完結。從增長動力的角度來看，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如大規模勞動力轉移產生有利於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改進的效果逐漸消失，經濟增長越來越需要通過市場機制下的優勝劣汰、人力資本提升、技術創新等途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然而，正如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的教訓所表明的那樣，並非到了這個階段，新古典經濟學的教條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領國家向高收入階段轉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的意義就在於揭示，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不是自然而然的，而要根據每個國家面對的特殊挑戰，創造出挖掘新增長源泉的條件。對中國來説，這就要求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具有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應。考慮到改革效應，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仍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國等高收入國家的增長水平。這意味着，中國將很快成為第一個完整經歷經濟發展所有形態，並完成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階段轉變的最大經濟體。

其次，從空間維度延伸改革、開放、發展和共享的邏輯。中國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區率先改革開放，較早取得經濟發展實效，實際體現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地區間發展水平差距明顯擴大的情況下，有兩種機制開始發揮縮小地區差距的作用。第一種機制主要是市場化的，即沿海地區製造業產生大規模勞動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的流入，增加了農户收入，提高了整體勞動生產率。第二種機制則更多借助政府政策，即實行包括西部大開發戰略在內的各種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促進了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的改善。

隨着中國經濟跨越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短缺在沿海地區更為突出，導致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最先失去比較優勢。中西部地區恰好具備了迎接產業轉移的條件，形成“國內版雁陣模型”。同時，中國擘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長三角一體化等區域發展佈局，意在通過聚集規模經濟保持製造業優勢。隨着勞動密集型產業最終在中國喪失比較優勢，需要形成新的“國際版雁陣模型”，即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勞動力豐富的周邊國家和非洲等地區。“一帶一路”建設以基礎設施建設先行，進而帶動產業轉移，既契合“雁陣模型”這個一般發展軌跡，也為中國自身的梯度發展實踐證明有效。

再次，以共享發展理念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各國尋求經濟發展並不是為了發展而發展，而是由於發展帶來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進經濟發展的改革與開放，只有從這一目的出發才能得到人民的認同與歡迎。過去40多年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的偉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於具有共享性。

隨着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市場機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將會減弱。在增長模式從投入型轉向創新型的情況下，生產率提高的源泉也從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轉向經營主體之間的優勝劣汰，創造性破壞機制的作用將增強，要求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發揮社會政策託底功能；在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效應會大於互補效應；改革開放越是深入，“帕累託改進”的空間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礙越多。這些都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共享發展理念更好體現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