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概覽_風聞

筆者分析了德國、法國、英國、瑞典、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認為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普遍具有民主社會主義性質，也較多地具有行動主義特徵，但在不同的國傢俱體表現也不相同。生態社會主義運動深入發展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在當代全球左翼思潮和運動中，生態社會主義影響力逐漸增強，我國學界對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展開了充分的學術研究，但總體上比較重視在思想上對其進行分析論述，而對生態社會主義現實運動及其在具體國家的表現方面，研究仍有待細化。筆者分析了德國、法國、英國、瑞典、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認為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普遍具有民主社會主義性質，也較多地具有行動主義特徵，但在不同的國傢俱體表現也不相同。生態社會主義運動深入發展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一、德國的生態社會主義

　　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西德得到了快速發展，也對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像巴羅的思想一直被生態社會主義者視為起源之一。生態社會主義在當時的西德有這樣的發展，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當時西德左翼面臨着衰弱的命運，核問題凸顯，以及綠色運動日益高漲，生態社會主義在這一系列問題的糾纏結合中產生髮展起來，適應了當時西德左翼謀求擴大影響的需要、綠色運動要成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需要，以及民眾希望謀求社會改變、改善生存環境的需要等。1975年，關於限制增長以及對於人口爆炸、資源限制等傳統生態問題的呼聲漸漸弱化，而關於核能源的爭議成為引發第二波西德左翼環境主義運動高漲的誘因。在西德西南角的菲爾，政府要建核電站，遭到當地農民的抵制，警察和農民之間的衝突引發了政治抗議運動，這將新左翼的不同部分團結在一起。一方面是因為西德左翼之前將工人階級運動激進化的鬥爭策略徹底失敗，左翼試圖通過反核抗議來提升自身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因為核問題不僅是一個局部和當地的問題，而且也是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問題，菲爾的反抗運動感染了法國邊界反對鉛工廠的運動，帶動了鄰近瑞士的一個核項目也遭到抵制。核能問題不僅成為凝聚不同環境保護羣體的工具，而且使得他們日益團結起來，逐漸發展為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推動這種左翼環境運動向更高階段發展，即將這種市民抗議運動“意識形態化”。

　　【“先是局部不得不改變，接着國家的能源政策和技術選擇不得不改變，而現在需要的是根本性的社會改變。一種基於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社會發展的另一種模式得以發展出來。正是這種意識形態化的過程最終使得政黨的理念合法化，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生態社會主義理論才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意義。突然之間，人們在新的角度看到了先前被忽略的生態問題，然後慢慢的，許多人開始嚴肅地對待生態了。”】

　　按照沃夫岡·魯迪西的描述，1976年，小説家卡爾阿梅里(Carl Amery)出版了《作為政治的自然：人類的生態機遇》，提出了生態唯物主義，即將馬克思對於異化和工業主義毀滅性的批判與小規模生產的生態原則結合起來。1977年，奧拓·烏李希(Otto Ullrich)出版了博士論文《技術與統治》，認為科學技術並不是中性的，資本主義制度與大規模的不受控的科技發展具有天然的親和性，他主張實行新的、去中心化、可計量、受控的技術。同時期，阿多諾、霍克海默、本雅明和馬爾庫塞也從各自的路徑論述了科學技術是統治以及政治權力體現的觀點，暗示着一種不同的可供選擇的新技術的可能性。此時，來自英美的可選擇的技術概念(alternative technology)傳入西德，在20世紀70年代晚期對這個概念的關注達到頂峯。事實上，這種可選擇的技術概念給可選擇的運動(另類運動)提供了主要的激發靈感。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激進左翼運動明顯受挫，同時政治氣候也在改變。一種結構較為鬆散的運動漸露雛形，其參與者不再首先關注政治理論和革命本身，而主要關注此時此地、為了自己來創造可以接受的另一種生活條件。這種新的反抗文化糅合了對於資本主義的反抗和主張左翼政治的願望以及直接滿足個人需要的享樂主義意願。1977年10月，西德社會民主黨中的青年團體——青年社會主義者和獨立的學術左翼組織——社會主義局在法蘭克福召集了名為“社會主義環境政治”的會議，這次會議可以説是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嘗試的開端。在這次會議上，很多人都傾向於反對核能，反對大工業生產技術，並把這些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結合起來。西德生態社會主義者基本的立場傾向是，承認社會制度需要徹底改變，但卻認為這種改變是當時看不到的，當時所能夠做的只能是小範圍、碎片化的行動以謀求間接改變。

　　在此我們看到，生態社會主義的觀念可以説是某種意義上的烏托邦，它絕非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環境下的發展和運用，而更多地滲透了無政府主義的理念，比如“小的即美的”，主張小規模的獨立的共同體，使用合適的具有可預見性的技術。它們已經與傳統的社會主義理念相去甚遠，其本質是發達資本主義時期後現代主義的一種症候。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在當時的西德是一種另類運動，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它可以被整合到民主社會主義的一種更具包容性的修訂版中，同時更大部分的參與者和倡議者是那些綠色分子中更具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傾向的成員。20世紀80年代後期，生態現代化的主張日益被國家和民眾所接受，生態社會主義的大潮退卻了。

　　西德生態社會主義的產生髮展和衰退的整個圖譜非常典型，在某種程度上，它是當前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面鏡子，從左翼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的堅持，到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妥協，再到整合環境運動等一系列新社會運動，一直退卻到對於綠色資本主義和生態現代化的勉強接受，這是一個步步退卻的路線，也是資本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不斷蔓延和擴張的路線，一個退卻一個擴張，交織在一起，造成了全世界日益陷入經濟社會和生態危機之中而難以逆轉，這再次證明了，在資本主義體制之內的改良，或者個體對於另類的堅執並不能帶來根本上有益於民眾的徹底改變，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可以依靠的階級力量以及有組織有力量的先鋒政黨的領導，任何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成功的可能性都十分渺茫。這應該是對當代生態社會主義者最重要的教益。

二、法國的生態社會主義

　　在法國，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一直都對其生態政治有着深刻影響，但它卻幾乎並沒有被當做一種獨立的生態思想來對待。20世紀90年代，凱里·懷特賽德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對20世紀70—90年代的法國生態社會主義思潮進行了專門的資料梳理和研究，有助於我們系統瞭解法國生態社會主義思潮。

　　懷特賽德將20世紀70—90年代法國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20世紀70年代，哲學家安德烈·高茲(André Gorz)和農學家、政治活動家勒內·杜蒙(René Dumont)首先將資源匱乏等生態問題與異化的勞動條件和不公正地對待第三世界國家聯繫起來，這些思想具有明顯的烏托邦傾向。第二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新左派政治家皮埃爾·鞠官(Pierre Juquin)和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伽塔裏發展出了一種更為相對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第三階段，即20世紀90年代，發展為一種契約論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代表人物是讓-保羅·德雷阿日(Jean-Paul Deléage)(《生態政治》雜誌編輯)和經濟學家阿蘭·利匹茲(Alain Lipietz)。他們將生態社會主義作為這樣一種價值觀，即它以平等和自治為理想，在各種不同的利益羣體之間進行生態協商，以達到一種尋求穩定、對環境負責的社會秩序。這種契約論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對法國綠黨產生了重要影響，它表達了對追求平等的多元主義的政治承諾。德雷阿日認為，沒有社會主義思想，存在的就只是右翼、反動的生態主義。利匹茲認為，通過與被剝削者、工人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綠色思想重建了紅色理論。懷特塞德認為，相比英語國家的生態社會主義，法國的生態社會主義更加強調將環境問題與工作場所的管理和國際平等聯繫起來。

　　法國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生態社會主義在以下四個方面大體一致：第一，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屬於綠色思想譜系，即堅持這樣的基本主張，當前的生態危機是由不斷擴張的工業化與地球有限的生態承載力之間的矛盾不斷惡化所引發的，並且這種衝突又由於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加劇了。第二，為了顯示與傳統社會主義的不同，生態社會主義要在社會主義前面加上“生態”的前綴。第三，與深生態學相比，生態社會主義者是毫不妥協的人類中心論者，他們關心的並非倫理上自然界的內在價值，而是在支撐人類福祉中自然的作用。第四，與其他人類中心主義者，特別是自由派環境主義者的不同在於，生態社會主義者的基本思想框架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於生態危機出現原因的分析，即以追求最大化利潤為目的的生產不能滿足大多數並不擁有資本的人們的需要，而且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也是企業逃避環境成本的持續誘因。因此，生態社會主義者主張，生產應該以滿足人類需要為目的，這樣就使得生態的考量成為生產決策整體中的一個部分。

　　總體來看，法國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具有濃厚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色彩，突出表現在它對民主化和多元主義的強調。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法國儘管並不具有非常清晰的外在邊界，但它對法國綠色思想和

　　實踐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懷特賽德所説，

　　【“生態社會主義並非綠黨的全部，綠黨也不是生態社會主義的全部，但是想要理解任何一個現象都不能忽視生態社會主義在其發展中的主導影響”。】

三、英國的生態社會主義

　　英國的綠色左翼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綠黨內部一個反資本主義和具有生態社會主義傾向的羣體，其初期成員大多是生態社會主義國際的支持者，試圖將綠黨內部的社會主義者和其他激進分子聯合起來。2006年，《海德科恩宣言》的發佈標誌着英國綠色左翼的形成。它宣佈自己的反資本主義立場，實行草根民主，即自下而上的組織化，推崇“全球思考、地方行動”的口號。生態社會主義聯盟(Alliance for Green Socialism，AGS)是英國一個社會主義和環境主義的政治羣體，在西約克郡最為活躍。最初由來自勞工黨和共產黨中的一些綠色分子組成。其前身可追溯至英國共產黨中的一個環境政治羣體——綠色社會主義網絡(Green Socialist Network，GSN)，該羣體的綱領是“走向綠色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和環境的可持續性結合起來，認為這兩方面對於人類生存和發展都是根本性的，而且它們也是彼此需要的。這個綱領被生態社會主義聯盟所接受並沿用。但是從人員構成來看，生態社會主義聯盟是非常複雜的，其成員具有各種各樣的傾向，有着極為多樣的傳統和思想背景，且對於一些問題保有異議權。生態社會主義聯盟積極參與國家的議會政治，但並沒有太大的成效。勞工黨還有一個附屬的環境協會，也是一個社會主義團體，被稱為“社會主義環境和資源協會”(Socialist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ssociation，SERA)，成立於1973年。近年來，它經常使用“SERA-勞工環境運動”的名稱，主要是在政策範圍內進行環境、交通、能源、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的努力。在英國，還有一個具有較大國際影響的生態社會主義羣體——社會主義抵抗(Socialist Resistance，SR)，它具有生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革命主義的傾向，有自己的網站，出版以《社會主義抵抗》為名的學術期刊。2009年以來，它也成為第四國際的英國分部。《社會主義抵抗》定期組織集會和論壇，宣傳生態社會主義思想。

四、瑞典的生態社會主義

　　在瑞典，面對當前全球生態危機，尤其是氣候危機，生態社會主義話語與工業宿命論話語、綠色凱恩斯主義話語和氣候懷疑論話語一併成為比較流行的四大話語。其中，工業宿命論話語、綠色凱恩斯主義話語佔據主導地位，生態社會主義話語仍然處於邊緣地位。瑞典以綠色運動的先行者和領先者以及民主社會主義的典型而聞名於世，在這個國家，生態社會主義有過較大的發展，但在當代卻影響力減弱。

　　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在瑞典發端很早，早在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大會期間，瑞典就有一些另類的集會反對這個大會的召開，這些集會可以説是瑞典生態社會主義思潮的發端，也與歐洲反體系的綠色運動的發展過程相一致。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生態社會主義話語一直在瑞典具有很大的影響力。20世紀70年代早期，瑞典一些公共知識分子與綠色運動分子聯合起來批評將經濟增長作為衡量經濟繁榮的尺度，同時也批判核電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萬能良藥。伴隨着這種批評的聲音，對另一種社會的想象也隨之發展起來並得以實踐。這些想象挑戰了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現代工業體系與環境政治，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都得到了嚴肅的討論。在這些討論的刺激下，綠黨興起、實行了新的規則以及小規模可更新能源項目。由此可看出，瑞典的生態社會主義話語從一開始就帶有典型的生態主義特色，它反對大規模的工業化方式，主張小規模、地方化和去中心化的經濟發展方式。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早期，生態現代化話語就以工業宿命論和綠色凱恩斯主義的面孔走向能源和環境爭論的前台，並將生態社會主義話語推至邊緣。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期。到了21世紀初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的頹勢無法阻擋，而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想象也不再具有20世紀80年代的活力，生態社會主義話語在各種極端宏大敍事的意識形態崩潰的背景下，出現了復甦跡象，但這種跡象的發展勢頭仍然不夠明朗。在瑞典，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生態現代化話語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是同步的，這在歐洲也是較為普遍的情況。

　　生態社會主義話語在瑞典有着幾十年的發展歷史，可以説，它一直存在於瑞典的社會、環境和政治討論中，儘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被生態現代化話語擠到邊緣。生態社會主義話語作為一種被打上烏托邦主義標籤的環境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小眾話語，為瑞典的環境政治發展在思想上作出了不少貢獻。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生態社會主義提出了諸如生態村莊、合作的風能和太陽能項目的動議，它們將對社會的想象轉換為實踐的規劃，並且提出創造一種新型的共同體。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環境組織，媒體也大量介入環境爭論。看起來，生態社會主義反對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追求小規模、可再生與去中心化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浪漫主義的懷舊和保守的潮流相類似。但有人認為，這兩者間還是存在着主要的差異：浪漫主義的復古式的生態主義在本質上是反現代性的，而20世紀80年代的這股綠色浪潮不僅提出對於舊有的技術和價值的再利用，而且也創造了這樣一種建基於生態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共同體想象，因此它提供的是一種可供選擇的另一種現代性版本。從事這種以生態社會主義為導向的綠色事業的人們並不是與現存社會相隔絕的，而是在佔支配地位的社會模式內部開創了可供選擇的另一種規劃。這些想法和規劃被轉換成許多法律和規則，出現了引導社會走向另一種現代性的勢頭，隨着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蔓延，以及相伴隨的工業宿命論和綠色凱恩斯主義的擴展，生態現代化話語逐漸佔領了瑞典以及國際環境政治的支配地位，20世紀80年代興盛一時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實踐失去了其發展勢頭。

　　綜觀之，在當前的瑞典，仍然是理性主義為核心的生態現代化話語在經濟發展中佔據支配地位，生態社會主義被看做是生態烏托邦話語的一種，因為它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需要在總體上被替代。當然，生態社會主義在瑞典也較多地主張經濟的當地化、合作經濟、經濟發展的去中心化以及小範圍的經濟自足和自決權，這些又帶有強烈的後現代主義色彩。儘管它對當前的經濟發展座標體系提出了另外一種可替代的想象，但仍被大多數人認為是具有烏托邦色彩的，既包含空想的含義，也包含一種歷史上人們為改變現狀從未磨滅過的革命激情。瑞典的生態主流話語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生態烏托邦的能量和激情。因此，生態社會主義話語在瑞典的影響看起來是悖論性的，即它的影響一直處於邊緣地位，但它又為當代的氣候政治注入了新的能量，為開闢另一種可選擇的現代化開拓了想象的空間。關於為什麼生態社會主義話語在瑞典被邊緣化，有學者做過這樣的分析，一是由於瑞典一直被公認為是世界上的綠色先行者，所以在公共領域中進行激進批判的可能性就被限定了。但從瑞典的綠色發展史也可以看出，從1972年聯合國召開人類環境大會以來，瑞典都被世人認為是特別注重環境保護和以自然為中心的，事實也的確如此，而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也正是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實踐在瑞典充分發展的時期，然而，自從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佔據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之後，瑞典所設定的環境目標並未實現，基於消費社會的碳排放增長也並未得到有效控制。二是瑞典一直都被認為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代表，這也限定了民眾按照自己的價值觀行動的空間。公民完全知曉氣候改變對於現有社會的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但卻幾乎沒有採取實際行動，而且自由保守派政府在2010年再次當選。無論傾向如何，瑞典的各派政黨都聲稱其會嚴肅對待氣候變化問題，而且會努力降低碳排放，因此就沒有給各種批評的聲音留下太多空間。由此，

　　【“瑞典和所有的工業化世界所需要的就是對於生態危機的社會主義承諾，這種承諾將對於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在社會方面和環境方面造成的毀滅性強制律令的批判性分析，與對於未來的烏托邦想象結合起來”。】

五、澳大利亞的生態社會主義

　　生態社會主義在澳大利亞體現為具有鮮明左翼色彩的行動主義，它的實踐為全球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教益。

　　歷史上，20世紀70年代的“綠禁令”運動在澳大利亞產生了較大影響，同時也對歐洲的環境運動以及德國綠黨的產生有着深遠影響。許多人將“綠禁令”運動視為綠色工聯主義的代表，與之不同，我們認為，“綠禁令”運動為當今的生態社會主義提供了一種非常有啓示意義的視角，即並不是像綠色工聯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實現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的結合，而是要將環境運動納入勞工運動的範疇，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積極與環境運動、種族運動、土著運動、性別運動等鬥爭主體結盟，建構反資本主義的聯合陣線。

　　在當代，澳大利亞的社會主義聯盟是最大的極左翼組織，它有着明確的關於環境問題的憲章，積極參與議會選舉與現實政治，其中的“抵抗：青年社會主義聯盟”在組織動員各種社會抗議活動中比較活躍，社會主義聯盟在20世紀90年創立的《綠色左翼週刊》在宣傳和推動生態社會主義方面起着主導作用。澳大利亞還有很多宣傳生態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比如，2007年，約翰·瑞思(John Rice)在阿德萊德建立了“生態社會主義網絡”，宣傳社會主義才是解決環境問題唯一可行的辦法。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着生態社會主義在全球氣候改變運動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澳大利亞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也投入對認為資本主義體系能夠解決氣候問題的觀點的批判中來，比如，西蒙·巴特勒(Simon Butler)指出，導致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不是有太多的人口，而是有太多的資本家，那些石油鉅子、煤炭大亨及政客與化石能源的工業是緊緊地系在一起的，這個既得利益集團不想做出任何改變。儘管生態社會主義者在澳大利亞比較活躍，但由於總體人數較少，很難獲得“綠禁令”時期的影響力和成效。因此，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綠禁令”時期的工會活動，總結分析“綠禁令”的經驗教訓，以有利於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六、美國左翼與生態社會主義

　　不管是在歐洲還是在北美，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都屬於左翼，不同的是，歐洲具有深厚悠久的民主社會主義傳統，主張生態社會主義或者具有生態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或團體可以從事現實的鬥爭，但在美國，左翼以及生態社會主義的活動更多限於學術研究的圈子。按照美國《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編維克多·沃里斯的描述，當前美國的左翼是由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場組成的一種運動，沒有一致和前後一貫的政治領導。這要追溯到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軌跡，其中瀰漫着深深的種族問題。儘管在解決種族問題上有一些新進展，但由於受到技術發展和生產中心轉移到世界其他部分的影響，強大的工人階級組織的客觀基礎被削弱的時候，這個問題還是會時不時冒出來。20世紀初，社會主義黨在美國政治中發揮了一些作用，後來美國共產黨儘管沒有像社會主義黨那樣在選舉方面產生影響，但在消除法律上的種族隔離以及越南撤軍等問題上也發揮了一些作用。綠黨在美國的影響微乎其微。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風靡一時的佔領運動可以説是美國左翼運動的又一次高漲，但最終也是曇花一現。沃里斯認為，由於美國複雜的選舉程序以及政黨選舉中巨大現金流的湧入，反資本主義的政黨很難進入政治競爭場域，只能是在體制之外進行抗議示威運動。

　　生態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影響更多體現在學術思想上，比如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方面，不管是奧康納的學術陣營還是福斯特的學術陣營都在全球學術界具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全球左翼盛會、一年一次的紐約左翼論壇，大大促進了生態社會主義者的國際聯合、全球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的廣泛開展，以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的深入推進。

七、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

　　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肯定地認為當前的環境危機是一種社會危機。其根源就是新自由主義對於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盤吸收和吞沒，它在生態和社會兩個方面造成的失敗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造成的社會和生態危機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然而，由於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邏輯，危機在不同地域又有着不同的表現，解決這些危機需要注意到各地形勢的特殊性。

　　在加拿大，生態社會主義與生態現代化、資源管理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改良主義的環境主義思想是區分開來的。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資源管理關注的是商品的生產和服務，而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討論關注的卻是如何將保持資源環境的現狀與發展的視角整合在一起，生態現代化想象了一種工業現代化與生態環境和解的圖景。與之不同，生態社會主義並不把現代經濟體制作為他們討論環境問題的基本背景，而是強調資本主義的歷史特殊性以及由於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科技關係所產生的各種問題，由此出發，生態社會主義就對於選擇另外一種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社會的考量開放了可能性。同時，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也將自己與深生態學區分開來，在後者看來，是現代性導致了一系列生態和社會危機，而在生態社會主義看來，資本主義特有的商品化的總體性邏輯才是這些危機的根源，即生態社會主義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現代性。生態社會主義並不號召回到更為“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號召實現一種兼顧生態可持續和社會正義的社會組織模式。比如典型的是，生態社會主義並不像深生態學那樣全盤拒絕都市化，因為在都市化中當前的生態和社會危機得到了最為明顯的展現，而是將都市作為當前生態社會主義鬥爭的基地和未來生態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基地。

　　自19世紀下半期以來，加拿大作為英帝國的一部分，就是世界經濟中心的一部分，但它同時又具有一種依賴性的工業結構。20世紀早期，加拿大躋身資本主義經濟最富裕的那一層級，依賴的也是不斷強化的生產以及生產規模的擴張，即通過從帶頭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借來的技術來提高生產力。在生產力提升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市場規模也在不斷擴張。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是在不斷驅逐土著居民，強佔其生存領域、土地和資源以用於自身的資本主義積累的過程，那麼，二戰後加拿大經濟的興起也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只不過帶頭大哥由英帝國變成了美帝國。加拿大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甚至將市場觸角伸到了北美最邊遠的地區，其目的不過是將他們的資源拿來以推動這種世界上最具生產性，同時也最浪費的經濟模式的發展。在這一模式的支配下，加拿大呈現出了許多發達國家也都存在的問題：不斷增長的失業率、生產收益的下降以及製造業能力的不穩定，同時在許多生產部門也出現了資源匱乏的形勢，諸如漁業林業和礦產業的僵局、污染程度的加劇等。在此，我們需要提及對資本主義積累模式的一種反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積累方式，是由於儘管有經濟危機，但這種積累方式仍然發揮作用，還是由於這種積累方式就是通過各種危機才能夠得以發揮作用的呢?通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們應該理解到，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這種體制的必然，這就意味着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常態，歷史事實證明，每次危機都為資本家階級加強剝削強度和剩餘價值的集中創造了機會和條件。在這個意義上，危機並不是資本主義體制不得已而產生的後果，而是資本主義體制正常運轉甚至不斷得到強化的一個槓桿，因此，這也正是齊澤剋意義上資本主義那不死的“無頭主體”，它在每一次死亡中都獲得了新生。

　　認識到資本主義體系無法克服的這種危機性(經濟社會危機、生態危機)本身就是資本主義體制正常運行的基本特質。為更有效地展開生態社會主義運動，20世紀90年代以來，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更多將鬥爭焦點集中於都市問題，原因在於，北美大約有3/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都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中心，是資本主義過度生產和消費的一個集中體現地，同時，都市的生態環境問題也比較突出，在這一背景下，生態社會主義的主張能夠更大程度集中民意，並且有利於組織起來開展對於資本主義政府的反抗運動。多倫多的生態社會主義羣體認為，列斐伏爾關於社會的都市化論述對於展開資本主義都市化的生態批判很有助益。都市化的集中發展使得城市的生態足跡大大超出了其承載能力，高度工業化和商品化以及在農業中大量使用技術和化學制品，不僅使得都市在經濟和生態的長期發展上都是不可持續的，而且也會在整體上影響那些生活在農村的人們。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都市的生態運動應該與農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資本主義工業化所造成的水體、空氣等污染以及對於能源和資源的浪費性使用。

　　同時，正如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一樣，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也強調，生態危機不僅是關於自然和環境的，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危機，因此，都市生態運動應該與社會正義運動結合起來。在具體實踐上，20世紀90年代，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注重通過地方治理結構來鍛造社會和生態的聯合，他們提出的都市生態學主張不同程度上在地方政治決策中被採納。同時，針對保守派政府和新自由主義施政者所展開的社會運動、工作地點的騷亂以及罷工行動，也促進了加拿大生態社會主義思潮的傳播。

　　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全球，加拿大也不例外，然而，由於國內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在組織上的薄弱，生態運動仍然保持為無組織和孤立的運動，因此，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所面臨的建構生態運動和社會運動的聯合以共同反抗資本主義體系、實施全球資本主義替代的任務可謂巨大而繁重。加拿大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主張生態問題並不是一個局部問題，生態社會主義者或者説綠色左翼要有自己在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方面的全面主張和政策規劃，它的發展方向是社會主義的，其基本原則應該是“在市場之中並反對市場”“在國家之中並反對國家”“在環境之中併為了環境”。縱觀加拿大生態社會主義思潮的產生和發展可以看到，它與歐美髮達國家中的其他國家一樣，具有明顯的民主社會主義色彩。

　　荷蘭綠色左翼人士茹斯特·拉亨德(Joost Lagendejk)在1990年曾經分析過西歐的左翼政治和環境政治，他指出，大體上可以將西歐國家劃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左翼基本上等同於社會民主的國家，在這些國家，綠黨將自身界定為既非左翼也非右翼，諸如法國、英國和瑞典。第二大類是有強大的共產黨的國家，在1990年正試圖將自身改革成為一個非教條主義的左翼黨，並與小規模的綠色運動進行合作，諸如西班牙和希臘，意大利也有類似的情況。第三大類是那些非教條主義的左翼黨已經能夠吸收綠色思維，沒有成功分裂出一個綠黨的國家，諸如丹麥、挪威和荷蘭。還有一些國家，綠黨能夠吸收一些小的左翼黨，諸如比利時和德國。拉亨德贊成第三大類的發展，認為歐洲應該藉此形成一個新的政治潮流即綠色左翼。由此可見，在綠色左翼觀念的形成之初，就是左翼(社會主義)觀念與綠色(生態觀念)的相加，二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疊加的綜合，這也是當代許多生態社會主義者看起來具有如此強大的民主社會主義基因的原因所在。綠色左翼是一種綜合創新，是綠色和左翼都各退一步，形成妥協，從而能夠彼此吸收，即社會主義放棄認為綠色運動只是一種局部的、由一些另類分子搞起來、曇花一現的時尚運動的觀念，而綠色分子也要放棄自己對於社會主義的誤解，認識到不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前提就不可能實現自己的綠色目標。因此，二者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在對抗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中取得一席之地，綠色與左翼的聯合更多是出於實際鬥爭的需要。這也是生態社會主義理論不徹底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即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或者説馬克思的生態思想對於綠色左翼有一個前後一致、統一的理論指導，綠色左翼是出於實際政治需要的一種各種思潮、流派、黨派的聯合或者合作的產物。生態社會主義作為綠色左翼在當代最新的發展形態，也具備這同一種“基因”，這尤其體現在歐美主要發達國家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方面。生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思想傾向、政治派別紛繁複雜，我們要有區別地對其加以認識。

　　在思想緣起上，生態社會主義是紅綠思潮融合的產物，進入21世紀以來，許多生態社會主義者越來越傾向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場和觀點，或者同馬克思主義相融合，或者更多地從馬克思主義中吸取思想資源。但正如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面臨着愈來愈嚴峻的全球生態環境的境況，加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生態問題上的無力，生態社會主義更加認識到要投身於實踐的鬥爭，才能在理論與現實的不斷磨合和相互作用中使現實運動得以推進、使自己的理論更加深入人心。因此，綜觀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社會主義運動，可以看到，它們越來越重視組織起來，對資本主義體制開展現實的鬥爭。但在此，生態社會主義又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內在痼疾，作為一種綠色左翼，它不僅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一點上認同馬克思主義)，而且作為對於現實社會主義的批判，它同樣企圖用綠色思想來改造或者反叛傳統社會主義，即企圖改造或增補馬克思主義，因此，在這裏，生態社會主義理論上的不徹底性就體現出來，以生態環境為突破口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對的，但是它將環境問題作為根本“樞紐”卻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正如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不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徹底揚棄資本主義根本座標，就不能解決貧富分化、社會不公以及生態環境問題等各種由資本主義體系所衍生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總之，生態社會主義並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並非缺失了生態維度，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並不需要生態的“增補”，而種種改造和補充恰恰遺失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批判思想的根本。由於理論只有徹底才能夠説服人，生態社會主義在理論上的不徹底性決定了其在組織建設及實踐運動中會產生各種問題，這個運動雖然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卻由於指導思想、運動主體的多元混雜以及組織的鬆散而缺乏戰鬥力。生態社會主義運動如果要長遠發展，需要謀求思想認識上的進一步深化和更加嚴密的組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