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明代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建立與消亡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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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它的設計者朱元璋也是這麼想的。

古代王朝維持統治最重要的手段是什麼？

有人説是軍隊，有人説是科舉，還有人説是“順天應民”。

這些都只是一個方面，而不是最主要的。那什麼是最重要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筆者看來，對古代王朝來説，經濟基礎就是錢糧税賦，而這些事情都離不開對人口和土地的精準統計。

君不見，秦末劉邦在攻入咸陽後，眾人都去爭搶金銀財寶，唯獨蕭何進入秦朝的“中央檔案庫”，把其中的户口版籍、土地圖冊等資料一併收集好，為之後的戰爭後勤保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漢高祖劉邦

可見，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年代，掌控全面而準確的人口和土地數據是“一切勝利之本”。

這一點，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也想到了：出身貧民的他，自然理解基層對一個帝國的重要性，而户籍制度是這一切的基礎。於是，他決定重建這個制度。

以當時明朝的疆域和人口，這些數據可謂是個“超級檔案庫”，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間完成。所以，朱元璋為它設計了“兩步走”的路線：

第一步是實行“户帖”制。這個主要是繼承元朝的制度，簡單地説，就是從朝廷開始，一級級地將指令傳遞到縣一級，最終由縣衙裏的小吏挨家挨户上門登記；之後再逐級彙總數據並上交户部。為防止有人徇私舞弊，朱元璋還特別要求軍隊派出文書人員對其中的數據進行審核抽查，即“駁查”。在完成這一切工作後，再向皇帝提交駁查報告。

第二步， 在“户帖”制的基礎上，推行“黃冊”制。這個可以説是明代户籍制度的一大創新，其關鍵之處在於“裏甲制”，即以一百户人家為單位，其中每十户為一“甲”，並從中選出一户為“甲首”來管理這十户；再設一名“里長”，負責管理十個“甲首”。接下來，就到了整套制度的核心部分：

這些“甲首”“里長”並不是由官府指派，也不是由百姓選出來，而是實行“輪換制”，即按照富裕程度，排在前十的人家每户輪流擔任“里長”一職，任期一年，十年為一輪；排在第十一到二十名的人家則擔任“甲首”，任期也是一年，同樣在甲內輪換任職。每年到了催辦税糧均需時，縣裏把命令下發到里長，然後里長再通知到十個“甲首”，讓他們回去督促自己手下的十户人家交税。

看到其中的奧妙了嗎？沒錯，“裏甲制”把原本掌握在帝國基層的“土皇帝”（如富户、鄉紳）手中的權力打散，分給每一個人（輪流擔任里長、甲首），可謂“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樣既防止了基層“一家獨大”、侵蝕國家權力，又使得民眾之間互相監督、防止弄虛作假，保證户籍、税收等政策能落實到位。

在完成了户籍的統計之後，接下來就是土地了。

其實，在之前在登記“黃冊”的過程中，已經把每户所擁有的土地登記過了，只不過當時只登記一個總面積。而這一次則是要把更加詳細的信息統計出來，比如每塊地的所屬、方位、面積、形狀，乃至地形、肥瘠程度等等。

想想這只是一塊地的信息，要是把全國土地的信息都統計出來，可想而知這是一個“天文量級”難度的工作，其繁雜程度遠在“黃冊”之上。而且，相較於人口統計，田地丈量是一個更具技術含量的活兒。因此，對於這項工作，關鍵在於人才的培養。

對於這一點，朱元璋也想到了。他的辦法是從頂層到基層分別培養選拔這方面的專業人才：

朱元璋坐像

他要求當時中央最高學府——國子監裏的學生在學習到一定年限後，必須去各個政府部門實習，熟悉政務。朝廷視其在實習期間的表現予以提拔任用。這對於人才培養的好處不言自明，讓學生早早經歷政事磨練，可以迅速上崗。這樣一來可以保證他的命令執行到位。

其次是“糧長”的設置。“糧長”是介於縣衙和“里長”之間的一箇中間環節，主要職責是催收税賦。設置這個職務的目的在於和朝廷派來的人形成配合：雖説國子監裏的官員能力出眾，但畢竟不瞭解地方實情，需要和本地官吏配合，才能更有效地開展清丈工作。

由於前期的準備工作十分到位，加之“黃冊”的鋪墊，“魚鱗圖冊”（明朝對土地登記資料的叫法）的編制進行得很順利。但即便如此，全國範圍內的土地登記一直持續到永樂年間才完成，前後共經歷十幾年的時間。

至此，大明朝的百姓就牢牢地被控制住了：黃冊和裏甲制鎖住了和人口相關的税賦，“魚鱗圖冊”則掌握了田地租賦。這三者構成了一道道鐵索，牢牢地把百姓釘在了土地上，無法動彈，化為穩固的税基，源源不斷地為朝廷“輸血”。

魚鱗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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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它的設計者朱元璋也是這麼想的。但它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就是過於理想化，為了穩定把民眾束縛得很緊，希望他們世世代代都捆綁在土地上不動。

其次就是過於依賴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從整個過程不難看出，朱元璋做為皇帝在其中起的作用可謂至關重要，而他又是出了名的精力旺盛，所以他在位時，這套制度尚能執行；但在他之後的皇帝，卻很難有他的這份精力和決心。而如此龐大複雜的體系，一旦最高領導人不予重視，其效率下降乃至錯漏百出可想而知。

果不其然，在朱元璋身後，這套制度漸漸發生了異化：

首先是數據造假。這個其實不難想象，因為如此龐大的數據，且關乎每家每户的税賦徭役，其中的利害不言自明。豪紳富户通過賄賂勾結户房主事，擅自塗改黃冊，把應服的徭役轉嫁他人，從而使窮人負擔了越來越重的徭役。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明代中後期的土地兼併問題，也是在“兩冊”的編制過程中造假，故意隱匿土地和人口，使得中央無法掌握基層真實的情況，進而使這個問題愈演愈烈。

其次是“黃冊”本身帶來的利益壓榨。由於明朝規定，縣以下地方的“黃冊”建造成本由本級官府負責籌措。自然地，這筆錢又被攤派到了百姓頭上；而官府正好藉此“獅子大開口”，以高於真實成本數倍乃至數十倍的數目向百姓徵收，所得的銀兩幾乎盡數落入官員的口袋。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圍繞“黃冊”這一制度形成了一個利益鏈條。其上不僅有底層負責執行的官吏肆無忌憚地舞弊征斂，更有皇帝和大臣貪婪地注視着由此帶來的“額外收入”。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從天子到小吏，所有人“心照不宣”地藉此斂財，使“黃冊”及其相關制度成了一部“印鈔機”，至於“黃冊”本身的作用，反而沒人在意了。

“黃冊”逐漸失去了它的價值和意義：在萬曆年間，“黃冊”的執行機構基本已經癱瘓了。朝廷也沒人把它當回事，除了它還能帶來“創收”以外，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了。清朝順治年間，户部統計前朝的户籍文件，發現一些府縣在崇禎時期的“黃冊”中的人口數字竟然是照抄洪武年間的；更有甚者，把未來幾十年的“黃冊”一次性編造完，只為到時交差。

最終，這些記錄了大明子民兩百多年繁衍生息的書冊隨着天下的改朝換代而湮沒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