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的物理學家”要把冷門變成熱門：緬懷結構生物學巨擘羅斯曼_風聞

**撰文 | 向燁、****章新政、**羅明、******童亮、**蕭川、******吳皓、****李龍、****孟賡、****夏荻、**曹雋、付珈寧

一個月前（2019年5月14日），普渡大學生物學系教授Michael G. Rossmann（邁克爾·羅斯曼）因病離開了人世。這位物理學出身、轉做化學晶體、將計算機技術用於蛋白質結構解析的跨界生物學家，一生碩果累累。他開發了生物大分子結構解析的“分子置換法”（Molecular Replacement），為蛋白質結構數據庫貢獻了75%的數據，也為其它生物大分子結構解析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他第一個解析了侵染人的感冒病毒原子結構、登革熱病毒和寨卡病毒結構，為疫苗研製打下基礎；以他名字命名的蛋白質結構基序——羅斯曼摺疊（Rossmann Fold）將永遠鐫刻在結構生物史上。

Rossmann教授與中國結構生物學團體一直保持着很好的關係，對中國結構生物學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很大幫助。《返樸》邀請到曾與Rossmann教授一起工作、交流過的華人科研工作者，共同撰文緬懷這位真摯純粹的偉大科學家。

Michael Rossmann（1930-2019）

Michael於1930年出生在德國法蘭克福，幼年在德國生活，後隨母親在二戰前夕搬到英國。他於倫敦大學相繼獲得數學和物理學學士學位及物理學碩士學位，並於1956年獲得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化學晶體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Michael在明尼蘇達大學的William Lipscomb **[1]**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小分子結構。

[1] William Lipscomb Jr.（1919-2011），威廉·利普斯科姆，197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因硼烷結構的研究而獲獎。

在明尼蘇達大學期間，Michael與William Lipscomb的博士生Dick Dickerson有過短暫的交集。Dick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氫化硼的，許多年後，硼烷結構的研究為William Lipscomb贏取了諾貝爾化學獎。彼時，明尼蘇達大學有一套首批商業化的計算機UNIVAC 1103，Dick教Michael寫出了他的第一個計算機程序，這為Michael日後計算血紅蛋白結構打下了基礎。

1957年，Michael參加了國際晶體學會在蒙特利爾的一次會議。會議上，Dorothy Hodgkin **[2]**提到了John Kendrew **[3]**的肌紅蛋白工作。蛋白質結構是理解生命過程的重要基礎，解析蛋白質結構的最大難題是測定X光衍射數據的相位角——當時還沒有成功的方法。蛋白質結構解析中的挑戰及現代計算技術的運用深深吸引了Michael，於是他毫不猶豫地聯繫了John Kendrew所在的劍橋卡文迪許MRC（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Unit for Molecular Biology）實驗室，實驗室主任Max Perutz **[3]**很快答應了Michael的工作申請。 1958年，Michael加入Max Perutz研究組，開始了全新的研究生涯。

[2] Dorothy Hodgkin （1910-1994）多蘿西·霍奇金，196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因利用X射線技術解析了一些重要生化物質結構，促進蛋白質晶體學發展而獲獎。

[3] John Kendrew （1917-1997）約翰·肯德魯，與Max Perutz（1914-2002）馬克斯·佩魯茲因對球型蛋白質的結構研究共同獲得1962年諾貝爾化學獎。

在劍橋的生活中，給Michael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上11點開始的咖啡時間，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想法，這讓Michael意識到生物是一門比他學的數學與物理更有意思的學科。而經常與Francis Crick [4]（1916-2004）等人交流，也極大開拓了他的視野。在Max實驗室，Michael主要參與血紅蛋白結構解析的工作。他利用計算機編程技術幫助確定了相位解析所需的關鍵重原子衍生物中的重原子位置，在血紅蛋白結構解析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利用現有數據計算出血紅蛋白電子密度圖後， Max認為還需要更多重原子衍生物以獲得更好相位，而Michael在Max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完成了結構主鏈的追蹤。當他把結果拿給Max看時，才意識到他的行為深深傷害了Max——他並未第一時間與Max討論自己解出的結構，而是直接與其他人員分享了自己的發現。Michael在他後來對Max的回憶錄中寫道，這是Max傾其一生所追求的結果，而他偷走了Max的最終發現。也許是因為這次事件，在Max實驗室工作了近6年後，Max沒有把Michael留在劍橋建立自己獨立的實驗室，而是建議他去別的地方找一個永久職位。

[4] Francis Crick（1919-2004），弗朗西斯·克里克，與James Watson（1928-），詹姆斯·沃森共同發現DNA雙螺旋結構，共同獲得1962年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

在解析了血紅蛋白結構後，Michael立刻意識到血紅蛋白的α與β鏈之間的相似性，以及其與肌紅蛋白結構的相似性。這個發現為建立蛋白質結構與其功能的相關性理論奠立了基礎，對未來研究蛋白質生物學功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他嘗試用Patterson函數在相位缺失的情況下確定血紅蛋白的α與β鏈的相對位置關係，並把此方法——後命名為“分子置換法”——最終演變成目前大分子X-射線晶體學中最常用的相位確定方法之一。分子置換法大大地簡化了晶體結構的測定過程，使整個生命科學領域裏蛋白質結構的產出量成倍增長。基於他在血紅蛋白結構解析中的貢獻及對分子置換法的發展，Michael沒有費任何工夫便找到了永久教職，但所有給他職位的學校都在美國。最終，他選擇了普渡大學，並在此工作了近55年。回憶起MRC這段經歷，Michael始終非常感激Max——是Max讓他建立了有着自己印記的實驗室，並在實驗室建立之初給予了他有力的支持。

Michael在普渡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後，很快便解析了糜蛋白酶與乳酸脱氫酶結構。在對乳酸脱氫酶結構分析中，他發現其核苷酸結合結構域與其它核苷酸結合蛋白結構相似，由此提出一個可以結合核苷酸的普適結構，第一次提出了基本二級結構能通過特定組合形成更高級的結構，當時被命名為超二級結構（Super-secondary structure），後來演化為Motif和Fold，Michael發現的是結合核苷酸超二級結構。此類結構後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羅斯曼摺疊”（Rossmann Fold）。

羅斯曼摺疊示意圖。製圖：童亮

早在MRC時，Crick及Watson**[4]**對一些可被結晶的RNA植物病毒外殼蛋白排列方式的推論就引起了Michael的興趣。但當時連分子量為64kDa的血紅蛋白結構都沒有解析出來，要解析分子量是血紅蛋白約100倍的病毒結構簡直是天方夜譚。在普渡大學通過成功挑戰解析蛋白酶或其他蛋白結構的多聚體為解析蛋白質打下基礎，比如日趨成熟地利用Patterson函數確定晶體不對稱單位中亞單位的相對位置，Michael的研究方向開始轉向更具挑戰性的病毒結構。他於1980年在Stephen Harrison之後報道了第二個植物病毒——Southern Bean Mosaic Virus（南方菜豆花葉病毒）原子分辨率結構，又於1985年報道了第一個動物病毒——引起人普通感冒的Rhinovirus（鼻病毒）原子分辨率結構。這是一個巨大的突破，為利用結構來研究製藥開拓了前景， 也成為Michael後來獲得很多科學大獎的原因之一。

在研究一系列普通感冒病毒的表面特徵，特別是一些病毒中和抗體變異株的氨基酸位點時，Michael發現，抗體都結合在病毒表面一處凹陷處的上部，而凹陷處底部的氨基酸序列就很保守。這一發現是在Michael去大峽谷露營之後做出的，而凹陷部位恰恰是環繞的溝狀，所以Michael用峽谷來描述這處凹陷，並提出“Canyon Hypothesis”（峽谷假説），即，病毒可能利用表面的凹陷部位來保護它們細胞受體的位點，從而得以逃避人體免疫系統。後續的病毒和受體研究的確證實，很多受體都集中結合在受體峽谷最深處的周圍。雖然這一假説後來受到挑戰（少數抗體也能達到峽谷底部），但卻被廣泛用於其他免疫學和疫苗研究。後來，在對許多普通感冒病毒的研究中，Michael及其團隊又在峽谷底部發現一個脂肪酸結合的口袋，這個口袋中的小分子對病毒穩定性和結合受體後解聚有很大作用。經過十多年的研究，Michael的研究組和製藥公司合作，最終開發出抗普通感冒藥物Pleconaril，拯救了許多因為普通感冒併發致命綜合症的兒童。

Pleconaril結構（來源：wikipedia）

病毒結構的解析遠比一般蛋白結構解析複雜，因此Michael實驗室經常根據課題需求開發新的工具及方法，而這些又很快進一步推廣到蛋白結構解析中。典型的例子如晶體衍射數據的處理方法，最早由Michael實驗室開發利用FFT對投影到倒易空間軸上矢量採樣確定晶胞軸向，profile fitting確定衍射點強度，以及post refinement優化晶胞參數的衍射數據處理方法。以上方法為現代最常用的數據處理程序奠定了基礎，例如專為分析蛋白晶體衍射數據的主要軟件HKL、Mosfil以及XDS。不僅如此，Michael還開發了鎖定旋轉函數，在病毒結構的解析上有了很多的應用。

90年代冷凍電鏡剛出現的時候，Michael 就意識到這一技術的巨大潛力，親自去參加電鏡的學習班，向比他年輕的科學家學習，還從MRC把Tim Baker招到普渡來大力發展冷凍電鏡，併成功用於對噬菌體、病毒和抗體的複合體、病毒和受體的複合體，以及包膜病毒的研究。由於當時電鏡得到的分辨率較低，Michael自己寫出EMfit軟件，用於將高分辨率的病毒蛋白晶體結構放入低分辨率的病毒顆粒電鏡結構中，從而得到近原子分辨率的病毒整體結構 （pseudo-atomic structure）。此方法在Dengue virus（登革熱病毒）的結構解析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登革熱病毒結構的投稿過程非常曲折，一些名氣大的雜誌不願意發表這個結構，因為審稿人不相信Michael的結果。這與Michael早年的研究經歷頗為相似：他的很多創見在開始提出的時候並不被大家接受，比如最早算出血紅蛋白的密度圖，比如提出分子置換法用於解析蛋白結構的相位問題。但是，經過Michael和其他人的努力，事實證明Michael的洞見往往是非常正確的。

用物理的方法來看待生物過程，追求客觀存在的結果，而非通過試驗反覆推斷，可以説是Michael的研究特色。Michael曾經的博士後，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孟賡認為，這樣的研究方法非常偏重計算，並且需要明確知道自己在算什麼、是怎麼算的，要清楚計算公式的原理，要對算法“知其所以然”（know how）。Michael的博士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章新政總結道：“Michael思路的特點是不放棄任何的可能性，能用腦子解決的問題決不用手。”他説，組會中最常見的情況是一套晶體數據不太好，解結構非常困難，生物系同門的常見想法是重新優化晶體，收一套更好的數據用於結構解析；而Michael的思路一般是發展或優化計算方法，用這套質量差的數據將結構解了——他一般會提出幾個思路讓博士後們去嘗試，通常惹得大家怨聲載道，因為優化蛋白可能比發展一個新方法簡單、高效多了。但是，這些訓練的確保證了他的學生和博士後們在晶體學結構解析方面很強的能力。

在研究病毒結構的過程中，Michael曾面臨着巨大的名利誘惑，而他的選擇顯示了什麼叫做“純粹的科學家”。早年得到Rhinovirus（鼻病毒）結構的時候，很多藥廠立即找到Michael，希望獨家得到病毒結構，用於指導藥物研發。這其中涉及到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是Michael經過慎重思考，並嚮導師Max諮詢後，決定免費公開鼻病毒結構。2016年，Zika（寨卡） 病毒的結構解出後，他的實驗室再度受到大眾媒體的廣泛關注。但是他個人還是更喜歡在自己的電腦上寫程序，解決有挑戰性的科學問題，包括在75歲之後還開始投入超大病毒的結構研究，併為此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Michael的第一位博士後Jack Johnson就曾説：We do science for living, Michael lives for science。

We do science for living,

Michael lives for science.

Michael和中國結構生物學團體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聯繫，為全世界培養了大量華裔結構生物學家，如現在喬治亞州立大學的羅明，哥倫比亞大學的童亮，哈佛大學的吳皓，NIH的夏荻及張萍，科羅拉多大學的趙睿，萊斯大學的陶一之，上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何勇寧，清華大學的向燁，德州大學的蕭川，北京大學的李龍，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章新政、中國農業大學的孟賡……對中國和世界結構生物學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幫助。早在1980年，Michael應王家槐和樑棟材等教授邀請，訪問了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這基本上是中國結構生物學領域在剛實行改革開放的國土上接觸的第一位傑出的西方結構生物學家。Michael的到訪大大鼓舞了中國結構生物學的發展，同時還激勵了一大批中國有志青年投身到結構生物學研究中。他長期保持着和中國結構生物學領域的密切接觸，直至2016年6月份，他還赴北京訪問了生物物理所以及清華大學。2018年7月，Michael最後一次在上海訪問了復旦大學。

回顧Michael Rossmann教授的一生，從小分子結構轉向研究蛋白質結構，從酶的結構到超大病毒的結構，他總是去挑戰其他人認為不可能、或當時看來天方夜譚的研究方向，他所提出的一些方法和概念開始都備受質疑，但最後都成為他對結構生物學的主要突破性貢獻。對此，Michael曾經的博士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童亮緬懷道：“我將永遠銘記他對科學的無與倫比的熱情和深邃的知識，他在攻克難題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快樂能傳染給每一個人。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是這樣，三年前還是這樣——他在我們系做一個寨卡病毒的研究報告，報告廳裏擠滿了人，他的激情充滿了房間的每個角落。”Michael在我們腦中的印象，永遠定格為那個牛頓所説的在海灘邊玩耍的小孩，專注地尋找着漂亮的石頭。

Micheal拿着3D打印的寨卡病毒（PDB：5IRE）小球。 Credit：Roger Castells

以上內容由以下人員合作撰寫完成（按拼音順序排列）：

曹雋（喬治亞州立大學）

孟賡（中國農業大學）

李龍（北京大學）

羅明（喬治亞州立大學）

童亮（哥倫比亞大學）

吳皓（哈佛大學）

夏荻（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

向燁（清華大學）

蕭川（德州大學）

章新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他常説，我們是他的科學孩子（scientific children）。   

——夏荻

曹雋（Michael的博士生）：

我是膽戰心驚地跨入Rossmann 博士生行列的。一來是他的知名度太大，二來是知道之前他手下沒有一個女生能堅持到畢業拿到博士學位。然而，四年間，我並沒有像我害怕的那樣成天被逼着工作、出成果。相反，Rossmann的指導和熱情使得我發自內心地渴望工作，渴望尋找下一個答案。我倆常在過道里從辦公室狂跑着去打印間看結果的場景，至今還記憶猶新。我感恩有幸能完成世界頂級的科研，嘗試了前人沒觸摸的結構解析方法，更主要的是學到了Rossmann 嚴謹求真的職業道德。他對我説過：Jun，you know more than you think you know！這給了我何等的信心？！而且他還刻意培養我，讓我去參加重要的會議，讓我懂得“presenting your work is part of the science too”。1989年的法國IUCr 年會，我起先沒有拿到簽證，他讓大會出面為我拿到了簽證。

蕭川（德州大學教授，Michael的博士生）：

從Michael手下畢業的確不容易。記得我的第一篇文章已經快要定稿準備投出去時，我把樣圖拿給Michael看，他馬上從筆筒裏拿出一把尺來量，發現有一個地方差了一毫米——當時的作圖軟件不像今天功能這麼強大，經常做一張圖要花大半天的時間——結果我只能重新返工。我經過了無數次這樣的訓練，也要求我的學生做得一絲不苟，精益求精。

那一年，Michael的高級結晶學是早上8:30開課，還只有兩個學生。他不是叫我，就是叫另一個學生到黑板上推傅里葉公式，對稱性，最後的考核就是要寫程序解一個一維晶體結構：從原始衍射數據的處理、相位的解析，到最後座標的確定，且不能用現成的程序。我從中受益匪淺。

Michael還經常要求學生不用現代的方法、而採用經典老辦法來分析數據。當我們都能用電腦三維顯示的時候，他還要求我把三維電子密度圖一層層的打印成等高線的二維圖，然後複印到透明膜上再貼到一定厚度的木質框上，再疊成一摞的“三維”等高線圖。Michael的訓練方法很獨特，但應該説他訓練出來的結晶學能力真的是槓槓的。

孟賡（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Michael的博士後）：

Michael給實驗室營造的環境非常輕鬆，不是那種996的方式。實驗室內部博士後的課題是自由選擇的，方向自己定，只要是病毒就可以。只要你一開始能做出東西，他就基本上不管你了，可以放開去探索。現在回想起來，也是因為他搭建了門檻比較高的技術平台，而相對競爭者比較少的結果。當時全美國據我所知只有我們實驗室和美國CDC具有可使用電鏡的P3實驗室，同時各種算法都是實驗室自己開發的，在某種程度上就避免了和較多的競爭對手競爭課題的情況。

Michael非常注重對科學家的培養，而不是把學生當技術員使用。他重視教育，注重培養閲讀習慣，培養對科學問題的把握和闡述，培養語言能力、獨立性、生存能力——會開車、會游泳，才能從實驗室畢業。這些好處，要在離開實驗室、獨立開展工作的時候才能慢慢地體會到。 

章新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Michael的博士後）：

在博士後階段，絕大部分教授希望博士後們可以熟練的運用他們在博士期間學習、掌握的技術和科研能力迅速的出成果，因此博士後的招聘比較看重背景的相符性。然而Michael對博士後的期望是比較獨特的，他願意給不同背景的博士後學習時間，挑戰難題。我的背景是純物理出身，物理本科、凝聚態物理博士，博士期間，專業方向在透射電子顯微學上。而Michael給我的電話面試簡單、迅速，他希望我做一些需要計算相關的課題，但絲毫沒有介意我的背景和冷凍電鏡計算其實並不相符。……博士後生涯開啓後，Michael基本上給了我近一年時間的學習，讓我真正融入、轉變到冷凍電鏡這個領域。（博士後期間）我的第一項工作花費了3年時間，相對於他實驗室其他的博士後來説是比較慢的。

“把冷門做成熱門”？十年後，我才理解了他的回答。

——向燁

向燁（清華大學醫學院研究員，Michael的博士後）：

我加入時Michael實驗室時，實驗室正在做一些看來很不“時髦”的課題，比如説宿主是藻類的大病毒（PBCV），感染細菌的噬菌體。這些課題在技術上都很有挑戰性，可發表時卻很不受高分雜誌的歡迎，簡直是費力不討好。一次，我們去參加太浩湖召開的學術會議Structural Analysis of Supramolecular Assemblies by Hybrid Methods，路上我問Michael，為什麼不做一些當下熱門的課題？Michael的回答至今令我記憶猶新——他答道：“我要把冷門做成熱門”。而就在那次學術會議上，我瞭解到一位博士後所在的實驗室正在研究細菌的抗病毒免疫機制，當時的我覺得這有點意思，但比起與人類疾病直接相關病毒的免疫機制研究，也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十年後，由當時的細菌抗病毒機制發展來的基因編輯技術在頂級雜誌上刷屏時，我才徹底理解了Michael那句回答的意義。

章新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Michael的博士後）：

Michael實驗室有一些較冷門的課題，比如説非人類病毒的大型雙鏈DNA病毒、以及噬菌體等。這些病毒近年來和人類的衞生、安全關係不大，研究同行逐漸變少，以雜誌編輯的標準不容易發好文章。但Michael仍然以他巨大的熱情研究着這幾類病毒。我的第一個課題其實就是大型DNA藍藻病毒PBCV-1結構解析，數據採集和計算工作量非常大，又不好發文章。我也曾經問過Michael為什麼要做這些，他回答説，我們都是“無知的物理學家”（ignorant Physicist），所以就去做了。但其實，Michael非常喜歡討論這些病毒的組裝機制，這是他真正關心、希望弄明白的地方，也是他的興趣愛好所在，因此才能堅持幾十年。在這種科學問題上，沒有辦法説服別人，説工作很重要，只要自己享受科研就可以。

到底這些研究有沒有用呢？這是基礎科研所面臨的特有的問題。由於在Michael實驗室的經歷，我一直也在思考這方面問題。最終，我在獨立建立實驗室後，發展了實空間的埃瓦德球校正算法，大大提升了這些大型病毒的三維重構分辨率；和Michael合作10年後，我又終於將PBCV-1的分辨率提升到3.5埃（發表於2019年年初）。而這個算法離實用又進了一步——它可以用於許多和人類衞生、生命安全密切相關的病毒結構解析。例如，可以提高皰疹病毒核衣殼的結構解析分辨率，甚至今後有望於幫助解析同為巨型雙鏈DNA病毒的非洲豬瘟病毒的高分辨結構等。

他是導師，更是朋友和父輩。

——曹雋

曹雋（Michael的博士生）：

跟Michael Rossmann 在一起，你會感應到他特有的、充滿感染力的正能量。不光是他對科學的執着，好奇和思考的精神，還有他帶着童心的陽光氣質，對周圍事物的敏感，對不同文化的興趣，以及對人的善意。

2017年，我參加了為慶祝Michael生日而開設的symposium，在他的科研資料檔案裏看到了厚厚的、帶有手跡的透明塑膜電子密度圖，也看到我曾經手工製作的病毒三維模型。他的辦公室還擺放着我和他在巴黎的合影。Michael 的生命中有我們每個人的位置！我的父母來美國探望我時，他邀請我們一家去他家做客；他上一次訪問UAB（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分校）時還給我的女兒們一人帶了一件普渡大學的T恤衫。他重視的不光是成就，還有友情！

夏荻（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Michael的博士生）：

赴美之前，我在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今上海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SIBCB））研究生學習分子病毒學。我清晰記得，每當Michael Rossmann的名字被提到時，科研組老師們的欽佩和尊敬總是溢於言表。在起程加入Michael實驗室之前，我忐忑不安，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在這個結構病毒學和蛋白質結晶學的大實驗室中生活會是什麼樣的。當飛機降落在普渡機場，我的擔憂消失了：Michael就站在那裏，笑眯眯的，和他一起在機場等我的是曹雋，當時是他實驗室的一名高年級研究生。 他親手把我的行李裝進他的車，把我送到住處安頓好。 曹雋後來告訴我，Michael希望她能在那裏，以防溝通有問題。

剛到普渡大學的我是個窮學生，手頭拮据，口袋裏只裝着不到100美元，幾乎不足以支付第一個月的房租。我在美國沒有親戚，沒有朋友，不瞭解這裏的生活方式，也不熟悉語言。Michael不知從哪兒打聽到我的囧境，主動寫了一張支票借給我800美元，幫助我開了我的第一個銀行賬户！30多年過去了，每當想起這件事，我的鼻子都酸酸的。

離開Michael實驗室成為博士後的第一個聖誕節前，我驚喜地收到Michael的一封信和新年賀卡。信中，他告訴我過去一年他的生活和工作中發生的重要事件——他不僅沒有忘記他以前的學生和博士後，還通過信件與他們保持聯繫。多年來，我已多次搬家，但我們的交流從未中斷過。

你美麗的藍眼睛，永是童真般的單純與青春。

——付珈寧

羅明（喬治亞州立大學教授， Michael的博士生）：

我是Michael Rossmann 室驗室第一個從中國大陸去的博士生。1982年入學，87年畢業。經常與Michael做為師生獨處，交流涉及除科研之外的許多文化、生活的話題。雖然他對科研最熱衷，但他也熱愛生活，推崇文化。他是最純真、善良的人，和他在一起，永遠是向上的、快樂的。他發明的分子置換法，衍射數據處理系統，及結構域遺傳保守理論，都是結構生物學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但我更記得他是我們享受科研的精神榜樣。他會含笑的看着我們愉快地做着每一件事….

蕭川（德州大學教授，Michael的博士生）：

Michael的第一大愛好是hiking（徒步），他直到70多歲都還每天走路上班（大概要走45分鐘），路過普渡校園最高的數學樓還要爬幾層樓梯，每年都會有一兩週專門去露營，爬很高的山。他一生最後一次訪問中國還去了香格里拉。相信很多和Michael一起徒步的人都知道有多累，因為他真是健步如飛。

比起其他學生，我跟Michael更親近完全是因為我繼承了他的另外兩大愛好：滑雪和帆船。我的滑雪算是Michael啓蒙的，他後來經常抱怨，他教了他的三個子女和我們幾個學生，後來個個都比他滑得好，他又絕對不願意聽你用“年齡大”來解釋。滑雪時他有一種孩子般的衝動，每次一見到雪就勇敢的衝下去，也經常因此令自己陷入危險的境地。而在帆船比賽中，Michael更是一定要爭第一的。剛開始我完全不懂怎麼玩，經常犯錯，也被罵的狗血噴頭，到後來，我倆已經配合嫺熟，有時還能狡猾地利用規則把對手擠到外側——當然也為此付出過翻船的代價。Michael去世後，我專門來到Sailing Club，坐在湖邊，十多年前和Michael一起賽帆船的一幕幕都浮現在眼前，更撩起無盡思念。

Michael永遠保持着一顆童心，這也是為什麼他永遠有着無盡的好奇心，總是想試新事物，又同時是那麼無所畏懼，一定要爭第一。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他還堅持要試一下年輕人玩的hoverboard（電動滑板車）.

Michael在學電動滑板車。攝影：蕭川

施一公（西湖大學校長）：

Rossmann老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樂觀矍鑠、幹勁十足的結構生物學前輩。在科學上他是巨人，可是在生活中他卻簡單平易地不可思議。過去這幾年一提到Rossmann，我的第一反應總是2015年在首都機場裏的一次偶遇。在排隊等待出關時，我看見他揹着雙肩包、拖着行李箱，顫顫巍巍走路找出口——那時候他已經85歲高齡，但是在會議上依然提出尖鋭問題，而往返航班每一程都是經濟艙。

付珈寧（普渡大學，Michael的最後一個博士生，即將研究生第四年）：

決定做他的博士生的時候，他告訴我：“我很老了，我真是老透了。”在實驗室做的久的人曾提到他的記憶力不如從前了，畢竟他年近九旬，會忘記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然而，他竟然會記住我的生日。去年我生日的那一天有組會，他便讓全體實驗室的成員為我唱起了生日歌。那一刻的驚喜，令我覺得很幸福。

雖然他的身體變差了，他依舊會堅持工作。2016年的時候他做了一個腎臟切除的手術，不到一個星期，就回到了工作崗位上，因為他不想讓他的學生錯過一節課。即便是今年，他做過放療、化療之後，帶着一張雪白的臉，依舊堅持上班。要知道，他在今年的四月份，還在為科研經費奮筆疾書。不過，他雖然是奇蹟，但他不是超人，終究還是遇到了一場他打不贏的仗。4月份的一天，他在辦公室嘔吐之後，我送他回老人院的家。下車的地方到他的家有一條很長很長的走廊。剛一下車，他就問我，他的塑料袋在哪裏。我從他的口袋裏翻出塑料袋，他緊緊地握在手中，一步一步向前走。我曾經兩次問他，要不要坐下來休息一陣，他都拒絕了。我知道，他只願意我記得他最堅強的模樣。

我唯一感覺遺憾的事情，就是我拼命在四月份完成了的第一篇論文，他因為需要休養，沒能讀上一遍。我的最新進展，他也沒能聽我仔細地講出來。

我曾經面對着四面牆壁，朗讀着我的第一篇論文。他彷彿就坐在不遠處，認真地聽。

付珈寧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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