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式招生為什麼難移植_風聞
叁里河-叁里河官方账号-2019-06-14 10:57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叁裏河****作者： 星爸爸
重要的是互相監督
根據《京華早報》的記述，05 年，一個由教育部、中宣部等多部門組成的素質教育調研組在聽取了一百多名專家學者、幹部和校長的意見，並對比了歐美、東亞以及台灣等地區的高考改革實踐之後，完成了《高校招生考試製度改革研究報告》。這份報告第一次提出了“多元化錄取的制度”。
在這之前，自主招生制度已經在清華北大等重點學校試點了兩年，而再之前的兩三年時間裏，保送生制度遭到強烈批評，並在後來受到嚴格的名額限制。這與過去幾年來，自主招生因為權力尋租、被商業化把持以及制度本身不完善等內外因素而飽受抨擊，最終遭遇嚴格監管，並主動縮量的命運十分相似。
但在誕生之初，介於傳統高考統招和保送生制度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政策的自主招生是被寄予厚望的，更是為素質教育提供了一個出口。不過顯然，從後來情況的不斷惡化，教育部相繼發佈大大小小的意見、通知，以及今年各大高校主動大幅縮減自招數量的結果來看，自主招生的改革探索即使不能説完全失敗，至少也是不及格的。
自主招生實施了十幾年，最終面臨嚴管的社會全面指責的結果，成因當然很複雜。這些問題在《政策過程分析：自主招生公平問題的內在機理探討》一文中，曾經被華中科技大學和武漢大學兩位學者探討過。
從宏觀背景看，自主招生是在社會對高考制度進行改革的呼聲長期高漲，專家學者主動推進以及早期在上海周邊地區自主招生實驗取得不錯成績的情況下，以解決眼下矛盾的目的出台的一項政策。
拋開自招在現有環境下有限的好處不説，其不足之處更加明顯，沒有系統性改革、新老制度並行帶來的尋租空間，以及城鄉差距下的經濟、教育和信息資源不平等引起的各種不公平現象。自主招生只是歐美高校系統中的一小塊拼圖，顯然直接拿過來很難直接嵌入我國以選拔為主的高考體制中。
比如其中最初步的簡歷獲取。持續了幾年的哈佛招生案曝出了不少圈內資料，其中就包括了頂尖名校神秘的招生過程，其中有不少內容正好可以拿來對比一下國內自主招生的欠缺之處。
這個被哈佛律師稱為“可口可樂的配方”的過程從一開始就由校方主動推動。第一步通常是學校花錢向主導 SAT 或 ACT 的機構購買學生資料，哈佛招生主管在法庭上透露，每年購買的學生資料超過十萬份。
對於成績突出的學生，學校從很早就會向他們發送相關資料，建立第一印象。除此之外，熱門高校每年都會收到數萬份來自國內外的簡歷，以及招生人員們會親自上路，前往自己負責片區的學校物色人選，這個範圍包括全國。
在招生組織這方面，國內的自主招生就先落了下風。《政策過程分析：自主招生公平問題的內在機理探討》中有一個例子，2003 年自招試點後，北京兩所重點高校為防止中學濫用初審權而鼓勵學生直接報名進行“直選” ，結果 “近萬份” 報考材料就超過招生組織的極限，第二年又把權力還給中學。
此外，招生人員的專業素質也令人堪憂。對於選拔專才、偏才的自主招生來説，考生考核的內容不像傳統考生那樣有標準成績可以參考，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實施自招的人員還是老班底。而在美國，首先專業招生本身就是一份年均薪資在四萬美元左右的工作。其次，眾多在校學生和畢業校友也會參與到資料初篩的過程中，由同專業的人來進行第一層篩選，有效率自然不會太低。
哈佛招生的校友審查每年由超過 1.5 萬名校友參與，對所有提交了資料的申請人進行評估，再出具報告來對其優缺點進行總結。這一步有點像職業運動聯盟的選秀。招生手冊規定之細，會對談話時間、對話方式、地點以及問題語氣和類型做出規定，以免使個人喜惡與政治偏見擾亂最終判斷。
關於公平性的一點也是值得説道的，此公平並不是説後續過程中腐敗尋租而導致的不公，或者因為家庭經濟差異和城鄉差距導致的學生素質差距，而是制度本身設定所導致的客觀不公平性。
在政策過程分析一文中，關於政策宣傳分析這點的論述中，作者調查發現，由於自主招生政策宣傳的力度不足和通道單一，導致這項新型選拔只能在小範圍內被人所知，直接導致了由信息差帶來的不公。
例如，文中舉例，在自招實施四年之後的 2007 年，調查六個省高三家長髮現，“對自主招生政策’完全不瞭解‘ 的佔了 25.2 ％”，甚至 “只有 13.9％ 的中學領導和教師對該政策 ’非常熟悉 ‘。教師不瞭解或不熟悉招生政策，使學生尤其是身處弱勢地區，信息獲得能力欠缺的弱勢羣體獲得信息的渠道嚴重受阻。“
再將這種天然缺陷疊加到權力尋租、地區間發展差距的基礎上，弱勢地區或弱勢羣體享受政策的權力就難免被剝奪了。根據《中國高等教育中的自主招生與人才選拔:來自北大、清華和人大的發現》一文，精英高校的自招政策受益者中，城市家庭、重點高中和父母教育程度三個標籤非常明顯。
這與原本就存在的不公平互相加強，據09 年數據，“在這三校被調查的學生樣本中，保送、參加自主招生考試和獲得其他加分的學生比例分別為 14.5%、25.5% 和 26.1%”，“參加自主招生考試的學生在三校之外的其他‘211大學’中的比例僅為 7.11%，而在非“211大學”中的比例僅為 3.2%。”
《財經》在《2019 年大學自主招生再念“緊箍咒”》中曾給出數據，2015 年自主招生錄取的家長中有 25.9% 是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佔比最大，其次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一般工作人員的 22.3%。一個簡單的信息差就能造成這麼大差距，更別提後來商業公司、腐敗和家庭差異介入後的影響了。
事實上，這種信息差知道現在還存在，一個網友就曾説過，為什麼他的孩子沒去自主招生，因為“不知道”。
重點高中學生過多的也體現這個政策的一個天生缺陷，在自招中過多本就優秀的掐尖學生，本身不依靠這個政策也能進入頂尖高校，但也走這條小道，變相造成了制度資源的浪費。
那麼，一開始就對標的西方高校是怎麼做的？
除了從早從小就主動蒐羅學生信息，並建立第一印象意外以外，常春藤大學的招生官會主動上路，路線包括全美 130 個學校和 50 個州，每到一個地方就會進行”路演“，告知招生過程和介紹學校情況。根據 2013 年的哈佛給招生人員的手冊，每一個參與招募少數族裔本科生的招生官都必須至少去兩所初中進行宣講。
“哈佛對低收入和少數族裔學生會特別關注，也包括來自美國人口稀疏地區的高中生。通過哈佛助學金計劃和少數羣體本科生招募計劃，學校人員和校友會親自與申請人接觸。招生官一對一地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聯繫。校友會讓這些高中生來宿舍住上一天，感受哈佛的氛圍。”
當然，自主招生的出發點顯然是好的，只是直接實行拿來主義卻沒有提前營造好物質、組織和制度上的全面環境，那麼在年久失修的現有高考體制中，顯然是無法彌補現有漏洞，甚至會放大現有漏洞的。
在鄭州一中蘇小妹事件引出的論文造假中，被“知識分子” 扒出的九所高中全是口碑與實力具備的省市級重點中學，與上述兩篇論文的觀察結果出奇一致。至於培訓機構圈錢、院校領導貪腐，都是制度準備不完善，以及對教育資源的恐慌性爭取的前提下必然會出現的結果了。
最後，引用一下《政策過程分析：自主招生公平問題的內在機理探討》中的一份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