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底特律_風聞

從某種意義上説，底特律是現代美國的發源地。亨利·福特把美國裝上了汽車輪子，美國從此開入了發展的快車道，從底特律開出來的美國汽車也曾經是品質、時尚、實惠的象徵。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底特律如今成為美國經濟衰敗的集中體現，鐵鏽帶的抗議投票把特朗普送進白宮，而特朗普把美國帶入更深的深淵。這是還在上演的大戲，先按下不表。

在世界的另一頭，香港對現代中國也有特殊意義。這塊飛地在鴉片戰爭後被迫割讓給英國，在歷次不平等條約中逐漸形成今日港九。在中國遭到帝修反封鎖的時代，香港是中國難得的通往世界的窗户。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是啓動發展的重要資金和技術來源。但由於各種原因，香港的發展進入了瓶頸，其相對於內地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的經濟和科技落差更是逆轉，而且差距越來越大。

這和90年代的底特律很有幾分相像。90年代的底特律在日本汽車的擠壓下，已經很吃力了，但破船的三千釘還在，通用汽車甚至還依然是世界第一大汽車公司。但在技術、質量和名望上，底特律已經大大落後於日本、德國的同行，甚至新生的韓國汽車也在吞吃美國汽車的份額。這還是在美國國內市場。在國際市場，人們早已久違了曾經大名鼎鼎的雪佛萊、福特、道奇，除了美國總統車隊，卡迪拉克和林肯也不再是尊貴、豪華、頂級的象徵，美國市場之外尚存的“美國品牌”基本上都是歐洲、澳大利亞等“本土福特”之類製造的，其中一些還返銷美國，如打着“德國製造豪華品牌”的福特Mercur，這是德國福特的產品，英國福特的“蒙迪歐”也作為Mercury Cougar返銷美國。

這也是“克林頓繁榮”的年代。儘管美國汽車工業這艘破船已經百孔千瘡，美國經濟還在火爆中，海灣戰爭勝利餘暉和網絡泡沫更是使得美國人的自我感覺空前好。美國工會和汽車工人決心趁熱打鐵，極大地提高收入水平，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大罷工，動輒使得全美汽車工業癱瘓的大罷工在90年代是家常便飯。由於工會是跨公司的，罷工常常遍及所有大三，而不只是涉及一家汽車公司。

汽車公司一方面疲於應付，一方面着手關閉本已老舊、低效的美國本土汽車工廠，產業大量轉移到墨西哥，加拿大也沾了光。為了抗議工廠轉移和工作崗位的丟失，工會和工人發動了更大規模、更頻繁的罷工，勞資衝突日趨增加，內耗慘烈。另一方面，美國大三是大公司病的重症患者，幾十年不思進取和管理不善的後果也在積聚，等待爆發。作為應對，汽車公司加速產業向外轉移。這不僅是對工會壓力的回答，也是公司低效的止痛藥，推遲危機的爆發。

這樣的情況斷斷續續持續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夜，然後突然停止了。道理很簡單，工會和工人發現，放火燒荒燒不掉地主老財的豪宅，但最後把自己的屋子點着了。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都在政府大輸血後才活過來，福特靠自己活了下來，但過後，大三都在談判中，逼迫工會接受比先前苛刻得多的裁員和待遇條件，尤其是新工人的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而且不得動輒罷工。此後10年裏，燃遍全美的汽車工業大罷工確實少見多了。

在減員增效優質優產之後，美國大三的汽車有了明顯的起色，但過去的好時光依然沒有回來，如今只是不再步步退守、負隅頑抗了。

香港和底特律有什麼關係呢？兩者的相似之處都在於抗爭者不審時度勢，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把無知當作堅定，把福氣當作權力。船是大家的，大家一起相幫，在危難中合力把船劃到對岸，這才是正道。但以鑿洞沉船相威脅的話，要記得船長的水性最好，也第一個看到船要沉、要跳快跳，在船底忙着鑿洞的人反而可能是隨船沉沒的。

香港的製造業從來就沒有什麼不可替代的強項，香港的資金積累也得益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已經過了這個村，再刻舟求劍就自找沒趣了。如今香港還有金融中心的地位，但這與香港經濟無關，而是背靠的大陸經濟的關係。金融中心固然有法制（指商業法律法規，無關刑法）、習慣等因素，但最大的因素還是經濟依託，紐約取代倫敦和東京、法蘭克福的崛起就是這麼來的。香港金融中心比上海更加優越，這既有歷史和慣性因素，也有美歐曲意捧場的因素，與香港的大學排名高於北清復交沒有太大不同。這是過渡性的，上海甚至深圳作為地區金融中心的崛起是必然的。香港曾經是中國難得的窗口，但改革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大門已經敞開，為什麼非要從窗口爬進爬出呢？法制只是藉口，生意最終是在大陸做，香港的法制好壞能有多少關係？

香港還有航運業，這更是大陸特惠的結果，這點運能深圳、珠海和其他港口完全有能力接替，還免了蛇口過關的問題。從香港轉口有獲得關税優惠的因素，但在貿易戰和各家都沒有餘糧的大背景下，美歐都有把香港與大陸作為同一關税區對待的想法，這個好處繼續不了多久了。

這樣的話，香港經濟還剩下什麼呢？房地產倒買倒賣可以自己玩，但別人是不認賬的。香港可沒有美國那樣印鈔票就能發橫財的本錢。除了把香港經濟與大陸深度整合，香港沒有出路。

但香港又不單是一個經濟實體，也是一個政治實體，更是美歐和敵對勢力用於擾亂中國的政治支點。由於歷史原因，香港人口中有不小的成分來自大陸，而且他們很多是在敵視故土的心態下來到香港的，有色眼鏡還隨着時間加深了。他們一方面對坐享大陸改革開放成果心安理得，另一方面對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成就視若敝履。港深高鐵互設檢查站就能弄得雞飛狗跳，刑事引渡條例把一些人刺激出不可自已的亢奮就不奇怪了。

有人提出，港府太匆忙，應該更多聽取人民意見。他們要的不是港府聽取人民意見，而是用拖延來根本取消引渡條例。引渡問題在1997年迴歸的時候已經提出了，到現在才形成條例，這還匆忙嗎？香港與包括美英加澳等20多個國家有引渡條例，沒人抱怨匆忙。

人各有志，不能強求。但把這心態帶入香港-大陸關係中，甚至要用自殘來威脅北京，就是自取其辱了。所有中國人都樂見香港與大陸共同繁榮，但港人要自殘，那是誰也擋不住的，別以為北京會被迫張開防自殺網，兜住雪崩式滑落的香港。

香港資金和技術對改革開放初期的貢獻，大陸人民是記得的，也是讚許的。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無數倍地回饋了香港的貢獻。但如今港資的作用已經不重要了，有了不多，沒了不少。事實上，陸資入港才是現在的主流。但陸資既然能入港，也能離港。這裏沒有政治操作，完全是經濟行為。如果香港自我沉淪了，為什麼要繼續把資金和時間爛在這裏呢？

一些香港人奇怪地認為，北京會為了顏面而被迫向“香港民意”讓步。北京最大的顏面在於15億中國人（包括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的福祉。北京最大的顏面還不在於北上廣深的高樓大廈，而在於從嶺南到漠北、從喜馬拉雅山到東海之濱的城鄉村寨的繁榮和發展。這是一艘大船，可以托起包括香港在內的全中國。但香港執意要跳水、自己搏擊大風大浪，那就只有隨它去了。真要沉了，那就有時間、有心情的時候再來打撈吧，現在北京有更大、更急迫的事情要做，近的有貿易戰，中的有中國製造2025，遠的有在2049年把中國建設成為發達國家。那時香港還真是“另一個普通中國城市”了。應該還是大城市，但700萬人口的香港和800萬人口的合肥可能也就是差不多。好嗎？不好嗎？至少合肥的發展空間要大得多。要與深圳合併也可以，但到底是香港管深圳，還是深圳管香港，還真不好説。

反過來，香港經濟與大陸高度整合的問題已經有很多著述了，眼下來説大灣區就是最重要的倡議。但經濟整合不光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眼下即使香港有這個心，大陸也未必就一定有那個意。一些人喜歡刻意強調港人喪失了對北京的信任（其實從未有過真正的信任，何來喪失？以前有的只是不在乎而已），但損害的互信是雙向的。

回到底特律。與美國大三向外轉移相反，日韓德系汽車公司逆流挺進，加速在美國布點。當然，這裏已經跳出狹義的底特律這個地方，而是泛指整個美國汽車產業圈了。日系首先開始，德系跟進。寶馬在南卡的斯巴滕堡建廠，製造很暢銷的寶馬X5 SUV，以後擴展到X3、X4、X6、X7，還曾經制造過3系轎車、Z3、Z4敞篷跑車；奔馳跟進，在亞拉巴馬的萬斯建廠，製造同樣暢銷的ML（現GLE）系列SUV，同樣擴展到GLS SUV和C系轎車。在這些新工廠裏，工人們甚至拒絕了工會的招喚。按照美國法律，如果一個工廠的多數工人同意加入某一工會，其餘工人必須加入同一個工會，以免罷工時“摻水”。這是百年工運爭取來的特權，也是當年工會力量如此強大的原因之一。但工會無權自説自話“進駐”工廠，要求所有工人加入自己。但這些無工會的新工廠裏，工人收入並不低，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了穩定的工作，他們所在的城市有了穩定的發展機會。

底特律可以復興，香港也可以迴歸繁榮，但先決條件是調整心態，認清大局，放棄貌似公義但實際上不可實現的訴求。對於香港來説，一國兩制是權宜之計，對於北京來説，這是一國裏的兩制；對於香港一些人來説，這是兩制共存於一國。但最終這無關緊要。被判監禁16個月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對BBC説：“‘一國兩制’的香港已經在慢慢走向‘一國1.5制’，甚至有一天會是‘一國一制’。”這哪裏是“甚至有一天”，而是“肯定有一天”，而且那一天在22年前就在日曆上標好了：2047年7月1日。50年的一國兩制已經過去快一半了。香港可以提前開始過渡，現在的引渡條例和當年的23條只是很小的一步。但也可以到時候像電燈開關一樣撥過去。選擇在香港人，結局是一樣的。

香港人應該去底特律看看，尤其是曾經作為市標的富麗堂皇的中央火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