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當年在西方，如何火起來的？_風聞

 （孔子劇照）

旅居德國的程丹梅有一次説，中國的聖人們在西方很火，西方人喜歡引用孔子、莊子、老子語錄的程度，恐怕比我們喜歡引用黑格爾、康德要厲害得多，只是他們搬過去之後，卻經常變味。

比如德國人説的“三人行，必有吾師焉”，程丹梅要聽好半天才能弄明白，她覺得那已經是外國孔子的意思了。有一次，她還曾為一家法國餐館外牆上的孔子語錄懵圈：“人有兩條命，發現只有一條時，第二條就開始了。”

這一條，估計孔子本人看到，不再説一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肯定不行的。

不過這倒讓我心裏頗為舒坦。中外並無不同，足以心理平衡，再加民族自豪感有了，我才不管你們真懂假懂，有多能編。你們越能編，越説明我們的聖人了不得，誰説的我不虛榮？

程丹梅不是還曾説，有一哥們在接到領導任務，翻譯德國版孔子語錄做演講稿時，因為實在雲裏霧裏，只好自己編了一段古文上去嗎？這樣玩挺好的，反正德國人自己也分不清。

不扯淡了，言歸正傳。

程丹梅如此大驚小怪，料想一定不知道，這種事其實在清代就已經有了，西方那一次的中國熱、孔子熱才叫帶勁。十八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美因茲的地方長官在美因河畔建城，不就曾這樣説嗎？廣大市民們，我對你們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必須謹遵孔子的教誨做人：“為人公正，信仰自由。”

而至於法國的伏爾泰，那就更不用説了，他那三處住宅裏都專門設有一個“孔子之室”，就為了他可以時時祭拜，年年將收穫的第一穗穀物供奉在孔子像前。

他很早就對孔子執以弟子之禮了，論虔誠，有些地方恐怕就是中國的士大夫們都比不上。

（伏爾泰）

這當然並非個例，一個兩個人的崇拜絕形不成孔子熱，那麼當時的孔子熱、中國熱到底是怎麼起來的呢？我認為這事應該從馬可·波羅説起。

西方最早知道中國，卻正因為這個威尼斯商人的兒子，馬可·波羅的遊記，雖然一直被人質疑，雖然連我們那偉大的座標長城，和一統天下的儒家思想都沒涉及，但它到底是第一部比較全面、感性地介紹中國的作品，徹底打開了西方的眼界，喚起了人們強烈的好奇心。

東方居然有這樣一個神奇、神秘、美麗、富足的古老帝國，這在中世紀的西方，原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西方一度認為這是玄幻小説，天方夜譚，但是他們的探險家、旅行家、航海家、商人，卻到底還是紛紛尋來了，於是天圓地方説、西方神學藩籬，就終於被逐漸打破，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就終於逐漸開啓，於是跟我們一樣，一直自居中心的歐洲，也就終於迎來了一個新時代。

這以後，陸陸續續來中國的西方人自然越來越多，中國自然越來越真實，只不過這些探險家、商人、遊客，卻大都是不愛玩文字，發微信、發微博、寫公號的，傳播力度相當欠缺，因此，馬可·波羅的遊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卻依然還一枝獨秀，代表着咱們中國。

這事卻是到17世紀50年代，外國傳教士們相繼進入中國，逐漸形成氣候後，才徹底改觀的。

最早來到中國，並取得巨大成功的傳教士，自然是意大利的利瑪竇，瞭解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此人是一位漢學家，他最初是靠“奇巧淫技”拿下大清皇帝的，然後他就憑着他豐富的科學知識、靈活的手腕，開始攻城略地。

他是最懂得藉助孔子、儒學，調和天主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矛盾的一個人，無論孔子的仁義道德，還是孔子一再提及的上帝，都曾是他“換心術”的法寶。認識到儒學與孔子在中國的地位，就贏了一半，這無疑給後來者提供了一條最可靠的道路。

利瑪竇當年在中國的成功，引起了西方廣泛關注，這之後，最眼熱的卻是法國皇帝。法國當時正處於王權、政治、經濟、軍事、國內、國外面臨嚴峻挑戰的時期，法國王室很想通過學習中國，與中國通商，來打破這個困局。

於是，他們很快就向中國派出了一個“教士團”，賦予了宗教、國家兩項使命。他們這種組團出馬的情況，在西方還是第一次。

據説，法國的傳教士們，當時考察的內容，甚至包括了我們的家禽、家畜是否跟他們一樣，我們有沒有葡萄酒、麪包、磨坊等等，可見當時的西方，對我們的瞭解仍舊甚少。這就難怪他們好多年都不知道世界上存在黃色人種，即便一個法國女人偽裝中國女人，他們也會分不清了。

有意思的是，當時教權、俗權的分離，本是萬萬不可動搖的原則，法國皇帝本來是沒有權力向中國派遣傳教士的，但是這事，他最後到底還是做成了。

皇帝沒權派遣傳教士，卻有權派遣學者，於是他就鑽了一個空子，盡找了些擁有數學家證書的學者類傳教士。

當然，鑑於當時的教廷也很想打開中國大門，他們之間達成了某種協議也説不定。

（公眾號：九鴉人物）

反正不管怎麼説吧，這一切都足以説明他們心情的迫切，也足以證明法國當時派出的這些雙料傳教士都是些相當了不得的人物，於是，這些傳教士的出馬，最終就帶來了非同一般的結果：

首先是對中國各方面的研究，會特別深入，其次是傳教的手段會特別高明，而這些，自然而然地，就大大加強了東西方科學文化藝術的交流、傳播，及政治、經濟運作，使西方對中國和孔子，日益關注，日益瞭解起來。

毫無疑問，法國的傳教士，正是因此成為當時在中國最有作為，最有影響力的一羣傳教士的，這之後，如果不是他們的大本營與他們產生嚴重分歧，認為不可以全跟着利瑪竇學，不可以全順着中國來，引發了一場“禮儀”大戰，惹得康熙皇帝火起的話，估計他們做的事還會更多。

康熙皇帝當時一怒之下，曾來了一場大驅逐，他的話還算給力：你們覺得識幾個漢字就瞭解中國，就可以干涉中國內政了嗎？滾！但是大清之後的閉關鎖國，可真不咋樣。

康熙皇帝的話一點沒錯，傳教士們其實仍舊不瞭解中國，他們的隔靴搔癢，其實早就顯現。

傳教士儘管後面遭到驅逐，但也取得了重大成果，這其中之一，便是翻譯、解讀、製造了大量中國經典、中國歷史、中國遊記、中國故事，傳向西方。這裏面醜化中國的當然不在少數，但理想化、神聖化中國的倒佔多數，於是中國，就越發被西方敬仰起來，一場中國熱、孔子熱就勢不可擋。

大多數西方人當然只能從這些著作中瞭解中國，困境之下，啓蒙思想之下，法國的精英們自然也很想靠此打擊腐朽，尋找出路，於是，增刪下的增刪，解讀下的解讀，製造下的製造，也越來越多，中國越發美好。

傳教士們本來是奉教皇之命來征服東方靈魂的，結果他們的國人倒先被我們征服，這一點恐怕他們起先並沒防備。

我們不妨選幾個有代表性的言論看一下，就知道那是怎樣一種情況：

中國富庶、遼闊，百姓温爾文雅，知書達理，中國皇帝如父親，“治國如治家”。

歐洲的另一個“孔子”魁奈説，中國皇帝有“親耕”，而咱們沒有，這很不好，路易十五，你趕緊的，這樣法國的農業就有救了。

中國沒有瘟疫，人人富足快樂，中國人都是孔子的弟子，都很道德。

中國的科舉太好了，官位不靠血緣世襲，不靠金錢購買，中國是一個僅靠“個人高尚的品德就能獲得官位的國家”。

伏爾泰説：“他們帝國的政治制度確實是世界上最好的。只有它是完全建築在人權之上的，只有在此制度下，一個省的長官如果不受人民歡迎，就會被撤職，受到懲罰……”

……

不用多説了，中國，以及中國政治文化倫理道德，中國聖人，顯然是被西方誤讀的，中國是一個西方想象和需要的中國。但是，這當然不是説西方對中國就毫無真知灼見，中國就不好，一再醜化、貶低中國的黑格爾等人，就不是歐洲中心觀作祟，就真的那麼客觀。

實際上，中國在當時確實很強盛，中國文化道德中，的確有無數精髓，中國科學藝術中，的確有無數世界之寶。一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治理起來遠非那麼容易，我們的各種制度、思想，本就是封建君主制下非常優良的制度、思想，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居然還有一種類似於宗教的儒學一統天下，人人敬奉，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西方的豔羨、崇拜、研究、改造、使用，也屬正常。

十八世紀的法國，再怎麼説，也是歐洲的思想文化藝術中心，時尚效仿中心，當時中國的絲織品、瓷器、漆器、絲綢、服飾、藝術品等等大量流入法國，法國宮廷、王公貴族都在爭相購買、消費、收藏，這無疑也對中國熱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

中國的一切既然都那麼美好，都那麼不可思議，而中國是儒家的中國，儒家是孔子的儒家，道德的儒家，孔子是中國的無冕之王，是真正至高無上並無處不在的孔子，中國的一切似乎都是從儒家，從孔子而來，此所以，中國和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儒家道德，就都會令西方着迷。

當時的中國熱與孔子熱本就密不可分。

西方人描繪當時中國熱、孔子熱的情形，最具典型性的事例我認為有兩個。

第一個：當時只要冠上中國二字，小説、遊記、劇本之類，就一定暢銷西方，哪怕你只是掛羊頭賣狗肉，風馬牛完全不相及。

那時候，歐洲甚至還有假託孔子的小説呢，內容據説根本沒法看，但它就是賣的剛剛的。

第二個：畢諾曾經在博士論文中説，那時的人們，一邊“品嚐着用明代瓷器盛裝的茶”，一邊“揣度着孔夫子的模樣”，這已經成為一種廣泛追逐的時尚。

只是畢諾隨後也説，他們雖然在這樣做，卻“毫不感到需要按照中國人的思想來校正自己的道德觀、政治觀……”他們雖然穿上了中國的衣服，卻並沒有“中國味”。

他認為學習外國的願望，來自精神的焦慮與不安，大多數人並不具備這種深層的東西。

時尚並不代表真正的思想，偉大的孔子，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其實也並非那麼容易掌握，就是我們自己，也往往歧義叢生，所以原諒他們吧。這裏真正重要的卻是，這種熱潮雖然未免有些荒誕感，但我們卻能從中發現一種美好的東西，那就是，孔子最為西方着迷的，是他建立起的人倫道德和思想體系，我們人類的道德精神追求以及情感，是一樣的，其製造，倒越發能證明這種傾向。

哪裏有智慧，有高卓，有高尚，有美好，哪裏就會吸引到人，這永遠不會錯，只是別葉公好龍，斷章取義，附庸風雅，把好端端的知識傳播、學術研究、個人提高，也搞壞了。

當時的西方，畢竟還有特殊的環境因素，和主觀意圖，在制約、影響。

文 | 九鴉

圖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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