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經費預算，為何差距這麼大？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偏見實驗室”

作者：袁雨薇

在中國高校的江湖裏，有一項指標關係到他們的“聲譽”。

——教育經費的多寡。

曾有熱心的網友為今年的高考學子“擇校”時，説了這樣一句話：“大學的‘好壞’直接關係考生的前途，而教育經費是其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今年4月，國內75所高校公佈了2019年的年度預算。其中，預算超過百億的高校共有8所，相較去年新增兩所；位於榜首的仍然是清華大學，297.21億的預算一騎絕塵，比排名第二的浙江大學多了將近105.4億。

其次預算過百億的分別是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以及武漢大學。

從這份榜單中不難看出，高校經費預算的排行榜幾乎是重點綜合類大學屠榜，而榜單末尾幾位，其預算還不到10億。

同樣是高校，為什麼彼此之間的差距這麼大？

一

中國高校的經費來源頗具“本土化”特色。

財政撥款、教育收入、社會資助、經營收入以及上一年的轉結餘額，五種渠道構成了一張高校的年度預算表。

據羅志敏教授研究，2015年清華大學財政撥款和教育收入分別為33%和51%，同期美國密歇根大學該兩項收入僅佔13%和16%。

2015-2016財年，美國高校獲得校友捐贈108.5億美元（合約750億人民幣），佔整個資助收入的26.9%，而中國高校過去36年中累積收到的社會各類捐贈總額不過676億元，2017年資助收入佔比不到2%。

國內外高校走的是兩條路子。

對於國外高校來説，中國高校最大的收入來源——政府撥款幾乎是它們的末端收入來源，捐贈才能代表一所高校在社會上的聲望。

國內近十年的狀況稍有轉變，十年前中國高校經費還是財政撥款一枝獨秀的結果，近些年的財政撥款比重也從此前的58%降至49%，教育收入（大部分為學雜費）則從21%升至33%，將財政獨挑大樑優化成了現在的二元化。

教育收入的提升歸功於高考的“紅利”。

據教育部統計，2017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已達到3779萬人，毛入學率42.7%。上個世紀的精英教育經過了粗放式的發展，造就了“人人都是大學生”的現狀。

大學擴招，學費也水漲船高。

2016年，財新網報道，本科學費由3000-4000元上升到了4000元以上，浙江個別工科與醫科專業甚至由3600元上漲到了6670元，生源增加與學費上漲使得教育收入變多，但另一方面教育成本也急劇上升，財政撥款不堪重負。

財政撥款的收縮促使中國重點大學對自己的經費結構進行調整，卻讓一些它原本就難以惠澤的高校為難。

據教育部數據顯示，2009-2013年，中國共有高校2246所，其中211與985高校共112所，只佔5%；這期間，財政撥款2647.7億元科研經費，這112所高校佔用了72%。

剩下的28%，留給95%面面相覷。

二

著名學者錢理羣説，“北大是‘精神流浪漢’心目中的一塊聖地，經濟越發展，就越需要精神的聖地，也應是大學的基本功能與職責。在當今之中國已經是不合時宜，現在中國的大學走上商業化的不歸路。”

據統計，2017年有75所高校的年度收入低於年度預算。

收入結構的單一讓許多高校捉襟見肘，高等學府也不例外，於是他們只能另闢蹊徑，為了獲得更多的社會資助、商業贊助和課題經費，高校也有一些“野路子”。

對於每年報考高校的新生而言，排行榜是他們會參照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卻讓人目不暇接。排名前列的幾位可以説是約定俗成，但是之後的排名卻是形形色色。

2004年，武漢大學發佈過一個“大學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在這份榜單上，武漢大學的排名穩中有升：2005年為第7名，後升到第5，2017年又退回第6。

也許是為了服眾，2017年發佈榜單時的新聞標題是“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權威發佈”，這個所謂的研究中心其實就設在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同樣，2008年，中國人民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大學50強”，這份看似小而精的榜單讓人大在2008-2013年這6年間都位居第四，謙居北大、清華、復旦之後。

排行榜是否讓高校的名聲更盛暫且不説，但增加曝光率的確可以帶來更切身實際的利益。

正如錢理羣所言，高校的屬性，似乎在這幾年，開始往商業角色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轉變。有的高校會選擇在學校裏開辦各種額外課程賺取經費，但更多的，是贊助直接入駐校園。

清華大學曾因“真維斯樓”一事被猛烈抨擊。2011年，清華將第四教學樓改名為“真維斯樓”。此前，名為“真維斯”的澳大利亞服裝企業曾向清華大學捐資。

許多學生將觸犯眾怒的銘牌拍照張貼到網上。很快，一些人甚至將上面的真維斯燙金字塗鴉。

怒火平息之後，人們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高校的商業化是否有難言之隱？

在哈佛大學的歷任校長之一德里克·伯克眼裏，大學商業化是“大學利用其教學科研以及其他校園活動盈利的現象”。

在美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下，高校更改自己的運作及管理模式。大學的部分商業化推動着大學課程體系的商業化，更多的課程在對外開放，惠及社會大眾。

只是在很多人看來，這一行為不異於將自己搞得“一身銅臭”。

三

高校的運轉，需要龐大的支出維繫。

從收入到支出，高校的經費流向像一隻倒放的漏斗：來源單一，支出卻是五花八門。

教育支出、科學技術支出、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其中，教育支出的佔比一般是最大的。

根據2017年34所高校公佈的決算信息顯示，雖然清華大學的總支出為第一，但從高等教育支出的數據來看，就要退位讓賢於北京大學的143億，佔總支出的95.9%。

清華大學的教育支出佔總支出的78%，看起來不算太低，但在一眾高校教育支出佔比都超過80%的情況下，只能“屈居”倒數第二了。

再看另一組數據，在科學技術支出佔比上，中科大拔得頭籌，佔22.5億，清華大學第二，支出5.2億，北京大學支出為3.5億。

另一方面，新華網的信息顯示，2018年，不少高校的住房保障預算支出破億。其中，山東大學住房保障預算支出4.7億，北京大學住房保障支出約3.26億，清華大學3.18億。

在房租日益增長的今天，此舉表面上是為了人文關懷，而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留住人。

科研成果、教育水平、師資力量，最終這些因素都將導向高校的“出身”，而“出身”，又決定了高校的未來。

目前來看，僅從財政撥款去考慮，坐擁大量財政撥款的高校可以進行一部分基礎建設和教育支出，但對於一些財政撥款極少的高校，這筆錢便不得不“精打細算”。

這種“身份的差距”，最終導致的落差顯現：2013年，985名校清華大學的科研經費為39.31億元，其中財政撥款佔了72%，為27.75億元；雙非中最好的西南石油大學的總經費為4.6億，其中只有1.2億的財政撥款，佔比26.1%。

對於高校來説，優質的“出身”帶來更多撥款、生源、資助等經費，更多的經費帶來更好的建設與代代相承的身份，而原本就“捉襟見肘”的高校可能會“赤貧越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