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人對待同性戀，比中世紀的歐洲人寬容得多_風聞

文：吳鈎

男風之盛

不論中西，史料對同性戀的記載，都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決定性取向的基因必定非常古老。在古希臘神話中，眾神之王宙斯不但與姐姐赫拉有不倫之戀，還化為雄鷹，將放牧的美少年伽倪墨得斯擄到奧林匹斯山歡愛。而同時期的中國先秦時代，也誕生了“龍陽之好”、“分桃之愛”等膾炙人口的同性戀故事。

西漢是同性戀特別引人注目的歷史時段，因為劉氏皇室似乎有着遺傳性的同性戀取向，從高祖劉邦到哀帝劉欣，幾乎每一代天子都有男朋友，如高祖有籍孺，惠帝有閎孺，文帝有鄧通，景帝有周仁，昭帝有金賞，武帝有韓嫣、韓説、李延年，宣帝有張彭祖，元帝有弘慕，成帝有張放，哀帝有董賢……

到了魏晉六朝時期，士林放浪，男風從皇室蔓延至整個士大夫階層。《宋書·五行志》載：“自咸寧、太康（公元3世紀）以後，男風大興，熾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鹹相仿效，貴胄孤寡女眷尤甚，或是至夫婦離絕，怨曠妒忌者。”南朝士大夫為了同性之戀，不惜與妻子離婚。

唐宋元三代，同性戀風氣略有收斂，但晚明以降男風又復熾，據晚明學者謝肇淛的記述，“宋人道學，此風亦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北為甚也。”自武宗朝之後，明代士大夫對男色趨之若鶩，以狎優伶、養孌童、玩男妓為時髦生活，羣起效尤。時人謝肇淛説：“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意思是説，男人狎男人，法無禁止，比嫖娼便宜，妻子對此又不吃醋，所以男風便流行起來了。

明清時期的名士還視男風為風流韻事而津津樂道，如晚明文人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自謂：“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坦然將“好孌童”列為自己的人生愛好之一。清代的鄭板橋也在《板橋自敍》中承認自己是同性戀：“餘好色，尤喜餘桃口齒、椒風弄兒之戲。”完全沒有“出櫃”的心理壓力。

——你可以説這些明清時代的文人名士率性坦蕩，換一個立場，也可以説他們生活糜亂。

中國古代秘戲圖中的男同性戀者

有容乃大

從風流名士敢於公然炫耀自己的龍陽之癖，也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對於同性戀行為的寬容。我們都知道，中世紀的西歐社會將同性戀當成罪，並明確提出“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中國社會則從未有過類似的觀念與立法。當歐洲人對同性戀者處以死刑時，傳統中國也從未發生過對同性戀者的迫害。

檢索中國曆代立法，可以發現古代政府對同性戀行為的干預非常有限。北宋時，京城等地出現了出賣男色的行當，“今京所鬻色户將乃萬計，至於男子舉體自貸，進退怡然，遂成蜂窠”。但宋政府在很長時間內都對這一色情業的存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時人説：“至今京師與都邑無賴男子，用以圖衣食，蓋未嘗正名禁止。政和間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政和年間朝廷才立法禁止男娼。

但南宋時，這一禁令又不了了之，以致南宋人周密感慨説：“吳俗此風（男娼）尤甚。新門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比比求合。……敗壞風俗，莫此為甚。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另外，我們也需要注意：“禁男娼”跟“禁同性戀”並非同一回事，正如“找小姐”跟“男女戀愛”不可相提並論。

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明政府才在《大明例附解·附錄》中規定：“將腎莖放入人糞門內淫戲，比依穢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但這一立法與其説是針對同性戀行為，不如説是針對污辱、侵害他人人身的雞姦行為。惟清朝乾隆年間頒行天下的《大清律例》明確對自願的同性性行為作出懲罰：“如和同雞姦者，照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但跟同時代的歐洲社會相比，這樣的處罰可謂“薄懲”，須知法國直到大革命前夕的18世紀晚期，還使用火刑對付同性戀。

民間對同性戀行為的態度更為寬容。袁枚在《子不語·雙花廟》中講述了一個耽美的同性戀故事：“雍正間，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風姿。春日戲場觀戲，覺旁有摩其臀者，大怒，將罵而毆之。回面，則其人亦少年，貌更美於己，意乃釋然，轉以手摸其陰。其人喜出望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讀書而未入泮者也。兩人遂攜手行赴杏花村館，燕飲盟誓。此後出必同車，坐必同席，彼此薰香剃面，小袖窄襟，不知烏之雌雄也。”

後來二人因為抗拒城中惡棍王禿兒強姦，雙雙被殺。因為“兩少年者平時恂恂，文理通順，邑人憐之，為立廟，每祀必供杏花一枝，號‘雙花廟’。偶有祈禱，無不立應，因之香火頗盛。”邑人給遇難的同性戀者立廟紀念，這是中世紀歐洲人難以想象的。

古代中國秘戲圖中的女同性戀者

並無同性婚姻

儘管中國傳統社會對同性戀一直寬容相待，但在中國歷史上，卻也沒有一個同性戀者會挑戰傳統婚姻制度，宣佈男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也可以成婚。

明末清初李漁撰寫的情色小説《無聲戲》中，有一篇《男孟母教合三遷》講到閩南地區的“契兄弟”風俗：“要曉得福建的南風（男風），與女人一般，也要分個初婚、再醮。若是處子原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禮兼行，一樣的明婚正娶；若還拘管不嚴，被人嚐了新去，就叫做敗柳殘花，雖然不是棄物，一般也有售主，但只好隨風逐浪，棄取由人，就開不得雀屏，選不得佳婿了。”看起來似乎彼時的福建地區已出現了“同性婚姻”，但這其實是同性戀者李漁的虛構而已。

明清之際閩南一帶的“契兄弟”風俗與其説是“同性婚姻”，不如是説同性伴侶的民事結合。晚明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説得很清楚：“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尚寢處如伉儷。”當時當地的民間社會，應該是承認“契兄弟”的同性民事結合的，因此方有“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但是，這“契兄弟”既無婚姻之名，也不可能在婚姻制度上獲得許可。

清代康熙年間，通州倒是曾經出現一起“同性婚姻”，但這起“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另類婚姻，在知情者報官之後便被政府取締了：“有通州漁户張二娶男子王四魁為婦，伉儷二十五年矣。王抱義子養之，長為娶婦。婦歸，語其父母，告官事乃發覺。解送刑部，問擬流徒。”可見在傳統中國，民間或有同性之間的民事結合，但官府絕不可能在婚姻制度上認可“同性婚姻”。

婚姻為中國人最為看重的人生大禮，古人相信，婚姻乃“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結合，為婚姻的天經地義。今天的婚姻定義，當然已越來越傾向於是“兩個人基於自願的民事結合”，基本上不再有“合二姓之好”的宏大敍事，也跟“以繼後世”的人口繁衍義務脱了鈎，但儘管如此，婚姻仍然跟一般的民事結合不一樣：首先，婚姻受到倫理的約束，近親結婚、不倫之戀、多邊婚姻都不會被文明社會接受；許多人也認為“同性婚姻”挑戰了家庭倫理。其次，婚姻是一項既繼承了古老傳統、又經立法確認的國家制度，對既有婚姻制度的革命性改變，牽涉太多人的認同與否，倉促的改變必將製造社會撕裂。

中國傳統社會在對待同性戀問題時表現出來的智慧是：寬容同性戀的行為（男風基本上被視為是個人的審美偏好，跟社會公德、個人品格沒有關係），也容許同性戀者的民事結合（如明清時期的閩南“契兄弟”之俗）；同時，同性戀者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戰國家的婚姻制度。

晚清一部以同性戀為題材的小説《品花寶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