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青年文化場地；擾民、衝突、被開罰單；廣場舞為何如此瘋狂_風聞

作者：木村拓周、阿鍾

北京鼓樓東大街靠近鼓樓的一端，有一家姚記炒肝。炒肝是一種老北京小吃，比烤鴨接地氣，比豆汁門檻低。老北京人愛吃，遊客能接受。

面向這家姚記炒肝，向右走，歡迎你來到北京最著名的“青年亞文化場景”聚集地。

你會先經過達達，京城最著名的蹦迪場所之一，好酒的李誕以前來北京也被帶到這裏玩兒；和達達在一棟樓的是 Temple，一個小的演出酒吧。再往前走，你會經過一兩家電玩店——如果是十年前，會是好幾家。然後是以前的 MAO，以前的 SOS 小酒館，Joyside 貝斯手、School 主理人之一劉昊以前開的古着店，號稱養活了幾代獨立音樂人的“南疆北疆”和兩家抄手店……這是屬於年輕人的鼓樓。

但如果你在面向姚記炒肝的時候，決定向左走，你會發現，在鼓樓和鐘樓之間，有一片廣場。廣場的南北兩側是鐘樓鼓樓，東西兩側是兩排院子和樹木，這裏發生的事情被包裹得很嚴實。

（夏日的鐘鼓樓廣場 作者：温耀良）

這片廣場，每當入夜，也有音樂——通常是《小蘋果》、鳳凰傳奇……也有“蹦迪”，不過是一種介乎於二人轉、健身操和舞蹈之間的羣體活動形式；也有女性，但不是東大街上夜晚染着七彩頭髮、用着 nomo 相機拍照，散發着專屬於年輕人的美麗和魅力的“亞文化女孩”。這裏的女性是一羣中年婦女。

人們叫她們廣場舞大媽。

2013 年，因為北京中軸線申遺文物工程，東城區啓動了鐘鼓樓整治項目，徵收了東起鐘樓灣衚衕東側、西至鐘樓灣衚衕西側、南起鼓樓東大街及鼓樓西大街、北至豆腐池衚衕在內的約 4700 平方米麪積。

這次徵收在一段時間內攪散了北京青年羣體的領地。2016 年，在那次徵收中被拆掉的 Livehouse 疆進酒落址天橋藝術中心，主理人左野在公眾號上公佈消息，提到那段時間：

“鐘鼓樓廣場一圍的商鋪民宅消失在嶄新的仿古圍牆中，剩下和音樂唯一相關的也許就只有夜半廣場舞了。”

通常情況下，廣場舞大媽和青年羣體，這兩撥年齡、意識形態、人際網絡、趣味審美都無甚交際的人羣，各自為安，互不干擾。頂多是大媽大爺覺得衚衕裏搞派對有點吵着人了，年輕人像左野這樣吐吐槽，覺得本來就不寬裕的城市文化娛樂空間除了被行政力量和房租壓着，還得被長輩們擠佔。

而一旦兩者發生什麼交集，多不是好事。

從 2013 年前後開始，廣場舞頻繁以“噪音超標、擾民、衝突”等關鍵詞出現在各家媒體的標題裏。地方報紙熱衷於報道這些發生在家門口的戲劇性事件，半年時間裏，廣場舞從被成都人民扔水彈到被武漢居民潑糞，再到北京業主開槍、放藏獒，紐約警察銬走領隊，基本都以一種激烈的方式成為輿論談資，連知網上的學者們都突然轉向了對“廣場舞現狀的調查與研究”。

矛盾的極致體現是 2017 年，網上出現了一段河南洛陽廣場舞大爺大媽跟年輕小夥爭籃球場的視頻，視頻裏兩隊人從口角升級到圍毆，直接貢獻了一出年度新聞。因為動靜太大，警察也介入了調解。

洛陽籃球場這個事情的發酵，在全國各地激起千層浪。人們發現籃球場被“默認徵用”為廣場舞場地是一個普遍現象，甚至有大媽給籃筐鎖上鐵鏈條。一個男生抱着籃球，面前是一幫在球場上跳舞的大媽，這個圖片和一張小孩子擠不上公交車的圖片被接在一起，成了風行一時的 meme，貼合網絡上“壞人變老了”的情緒。

這類事情中輿論往往分成兩派，有人認為兩者中年輕人作為現代城市建設的既得利益一方，已經享有了很多現代化的紅利，在和老一輩有資源爭奪時應該儘量退讓；有人認為中老年人的健身康樂空間少，是行政部門在城市空間規劃上的不合理，不能讓年輕人買單。

吵來吵去，有輸有贏，情緒得到了宣泄，問題沒得到解決。

當同一片場地陷入爭奪，物業或者街道相關部門介入，通常也就硬邦邦地規定一個活動時間，幾點之前給你們打籃球跳街舞，幾點之後給大媽們跳舞。年輕人説，明明就是籃球場為什麼要讓一半給廣場舞大媽？別問，問就是“尊老愛幼”。

政策上嘗試過推進一些條例。2015 年，國家體育總局和文化部聯合推出了 12 套廣場舞，説“能適應不同人羣，編排合理簡單易學”，但最終因為太過機械被廣場舞大媽們集體吐槽。17 年因為烈士陵園“墳頭蹦迪”事件，出台過幾項新規範，包括不能在莊嚴場合跳廣場舞、不能產生噪音滋擾等等，

但問題顯然還是沒得到很好的解決，就在上個月，安徽警方還開出了第一張“廣場舞噪音擾民罰單”。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的時候，王朔已經到青島當了一年兵，還不知道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意味着什麼。十一國慶的時候他回北京探親，恰好家裏有張人民大會堂國慶聯歡晚會的票，他就去了。

晚會上除了歌舞、京劇，還放國外電影；宴會廳裏的舞會上，穿戴時髦的青年男女在跳華爾茲，大廳裏放着《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這樣的圓舞曲。

恰好在改革開放前離開北京的王朔，被面前的景象驚到了。他在二十年後寫了一篇隨筆，《我的幾個國慶節》，提到 79 年這個國慶對他的震撼：

“我不會跳舞，我穿着軍裝，我説不出我有多壓抑，我感到世道變了，我和我身上這身曾經風靡一時令我驕傲的軍裝眼下都成了過時貨。正在跳舞的人們已經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褲、尼龍衫，燙了頭髮，手腕上戴着電子錶，大概還有人在説英語。”

王朔畢竟是王朔。退伍後他去賣了幾年藥，然後把寫作撿起來辭了職全職寫東西，後來成了知名作家和編劇，一代京圈文化名人。但全國有四個多億的 50、60 後們，絕大部分無法擁有王朔的知識才華、成長環境和事業機會。

面對時代的風雲變化，大部分人無法像他過渡得這麼順滑。

改革開放後，肆意舞動的熱潮只持續了一小段時間。80 年 6 月份，公安部、文化部聯合發佈了《關於取締營業性舞會和公共場所自發舞會的通知》，認為舞會給社會治安帶來了問題，“流氓打架、猥褻婦女、偷盜財物….舞姿低級庸俗、傷風敗俗”。

全國上下都開始整治，“公園、廣場、飯館、街巷等公共場所，禁止聚眾跳交際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幾乎同時地下舞會就冒了出來，這類舞會分家庭場和野外場，家庭場裏得益於卡式錄音機，經常響起的是鄧麗君和其他的“靡靡之音”。

家庭舞會成了判刑重災區，在王小帥的電影《地久天長》裏，演員趙燕國彰飾演的角色張新建就因為熱衷於開舞會被定了個“聚眾淫亂”的罪名關進了監獄。

嚴查不僅在城市，農村也開始抵制，82 年 10 月，《解放日報》登載了一封叫《農村也要抵制開地下舞會》的讀者來信，

“最近，有一股新的’洋風’刮到了農村一些地區。有些男女青年經常聚集在一起，隨着探戈、倫巴、迪斯科等舞曲的旋律，狂熱地跳舞。……外國的那種鄙俗放蕩的生活方式，淫聲浪氣的音樂，一些放縱不羈的官能刺激行為，絕對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文明。那是一種污染精神的垃圾，是一種腐蝕精神的毒藥。”

到後來還有人把頭暈噁心、耳鳴目眩、失眠、記憶力減退等症狀跟聽了迪斯科音樂聯繫在一起。

一系列禁令直到 84 年，《關於加強舞會管理問題的通知》等文件陸續出台，才開始有鬆動的跡象，到 80 年代末，《霹靂舞》放映，迪斯科才漸漸從各大舞會的邊緣位置走出來，逐漸開辦的迪斯科舞廳吸引來着更年輕的客人，迪斯科舞廳、交誼舞廳和卡拉 OK 開始成為人們文化娛樂生活的一部分。

也就是説，5、60 後們人生的前三四十年，幾乎都處在一個娛樂生活極度匱乏的狀態下；到了新時代，大家可以盡情娛樂和消費的環境時，又步入了需要為家庭負責、給兒女買房的階段。

突然有一天，他們的子女有了新的家庭關係，他們的職業生涯走到了退休，他們突然擁有了大把的時間和空間。不跳廣場舞，難道去看《這就是街舞》嗎？

華中師範大學的張兆曙教授寫過一篇論文，從社會學角度解讀廣場舞和它的參與人羣，探討廣場舞治理困境的成因。

他把廣場舞分為團體操屬性和舞蹈屬性，前者的構成要素包含健身需求、組織形式，後者包含音效特質（物理根源）和表達性需求（心理根源）。他發現，“健身需求作為廣場舞最基本的構成要素和最原初的參與動機，反而和廣場舞的噪音擾民沒有因果關聯”。

也就是説，如果我們抱着“整治噪音擾民”、“解決健身場所供應”的角度去看待廣場舞引發的問題，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這篇論文的最後，張兆曙總結了廣場舞參與者的三種共同經歷：從個體來看，“廣場舞大媽”主要是已經退出或即將退出職業領域的中老年女性；從家庭生活來看，“廣場舞大媽”主要是代際關係發生分離和夫妻之間的日常期待開始降低的中老年女性。

最後，也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從社會層面看，50後、60後這些“廣場舞大媽”的生命歷程中，普遍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變遷。

今天的社會是一個個體化社會，甚至北上廣深年輕人的生活狀態已經開始“原子化”了，互相之間邊界感極高，自我意識強，審美“性冷淡”。

而“廣場舞大媽”這一代人的成長過程中，集體人格被塑造得很強烈。當他們的重心仍在家庭、職業上時，這個問題不凸顯。當他們退休或者在邁入退休的年齡，失去了子女家庭和職業人際上的強關係支撐時，這個問題就會冒出頭來。

於是她們需要成羣結隊，需要屬於他們的音樂，需要站到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廣場上，提醒自己和別人，她們還是能適應今天社會的一份子，沒有被拋下。

（圖片來源於《紐約時報中文網》）

針對青年亞文化羣體的學術研究，上至上世紀 5、60 年代芝加哥學派、伯明翰學派這兩大源頭，下至 2017 年嘻哈的爆發所引發的各類討論，其實已經很充實。青年亞文化已經被主流社會所理解，它被標記為“通過儀式來反抗”的一種表達行為，也常常被賦予浪漫化的解讀。而“中年亞文化”則常常跟傷風敗俗、噪音滋擾問題關聯在一起。

廣場舞沒有原罪，它的參與者也沒有。而面對廣場舞引起的噪音、擾民這類問題，通過政策和條例去規定中老年人的健身活動空間、控制音量，這些是基本，但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根本是，我們需要付出更多社會關注度，去疏導中老年人想通過廣場舞這件事去達成的社交欲和表達欲，不要讓青年羣體和廣場舞羣體的對立加重。

實際上在一二線城市之外，已經開始有更年輕的羣體加入到廣場舞這件事情中。據《2017年中國廣場舞白皮書》數據顯示，在一億多用廣場舞填補生活空白的人羣裏，18-35 歲的人數佔比高達 33%，比起 50-65 歲（佔比 24%）的多出一大截。

可以想象，每天從早到晚的各個時間段裏，這片土地上都有無數年輕或年老的人衝破地域界限，從交誼舞或流行神曲的背景裏達到某種共通的愉悦感，這是一幅微妙的當代生活圖景，卻很少有被記錄下來的機會。

這個月，還有一檔關於廣場舞的比賽上線了，名字跟優酷最近號稱神仙打架的綜藝差不多，叫**“這！就是廣場舞”**，估計想法都一樣，不管是廣場上還是練習室裏，終歸跳舞才是正經事。

如同 80 年代的老照片裏放着錄音機在街邊跳舞的人羣一樣，在視頻裏齊舞的人給後來者留下的可能也是某種考古素材：

這是城鄉生活的一個截面，也是時代印記的閃現。

但回到眼下，我們還是希望廣場舞能變成一種可供選擇的社交方式、一種友好的話語體系，能夠消除掉它以及它背後代表的中年女性羣體，和年青一代之間的隔閡和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