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三股勢力的博弈：工業化的政治經濟邏輯_風聞

朱天飈 | 浙江大學

【導讀】與第三產業相比，高端製造業工業是現代國家的立國之本，也是國家實力崛起的前提。對不平等國際結構中的後發國家而言，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衝突實際上是一種奢望：有決心和毅力實現產業升級、進口替代的國家，才會與貿易體系中的既得利益國家互生頡頏；而絕大部分國家迫於國際形勢和國內落後產業羣體的反對，無法實現這一升級。本文作者解釋了工業發展戰略中的自由主義、結構主義、國家主義等因素，一國在工業發展戰略變遷中，不可避免將受到土地擁有者集團、農業種植園主集團和工業資本集團的交錯紛爭，而能夠全面推動工業化發展的最強力量則是國家。文章原發表於《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工業發展與戰略

工業發展的問題首先是發展問題，而發展問題是隨着資本主義體系向全球的擴展而提出的。資本主義的核心特點是專業化生產和貿易，前者保證了產品質量的提高以及技術的不斷進步，後者保證了專業化生產者可以獲得其他產品，包括維持基本生活。因此專業化生產與貿易在資本主義體系內互相依存，構成了這個體系的基本特點。應該説，資本主義體系從一開始就是一箇中心和邊緣的關係，中心專業生產附加值高的產品，邊緣專業生產附加值低的產品，然後通過貿易(以及其他經濟手段)相互溝通。

這個中心和邊緣的關係可以存在於一個國家、一個區域，乃至全球。專業化生產與貿易的發展驅使着資本主義體系不斷擴張，先是從西歐到東歐，後是從歐洲到世界。邊緣如何走向中心的問題應該從資本主義之始就出現了，這也就是發展問題的提出。從歷史的角度看，工業發展是發展的關鍵點，它反映的是一國經濟由農業為主向工業為主的結構性轉變，是一個國家產品升級的重要轉折以及走出邊緣的根本保障。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進口替代工業化和出口導向工業化就成為被經常討論、並且產生爭論的主要發展戰略。

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戰略的目的都是促進快速工業發展。進口替代顧名思義就是用自己生產的產品替代進口品。一般來講，發展中國家需要以附加值低的產品通過貿易來換取發達國家附加值高的產品，如要代替這些附加值高的產品就意味着自己要有相應的產業基礎，也就是説進口替代工業化是促進產品快速升級的一個戰略。這一戰略是在經濟基礎並沒有達到產品自然升級的情況下由國家強迫實行的，因此國家必須投入大量資源，同時還要提高關税以防止國外同類產品在國內市場擠垮自己的新生產品。與進口替代戰略的“強迫升級”相反，出口導向戰略寄希望於逐步升級。這個戰略的基礎是比較優勢理論。每個國家都有一定的資源稟賦，因為資源稟賦不同，資源的相對價格也就不一樣，這樣就可以通過貿易達成互利。建立在比較優勢上的貿易會保證收益的產生，而不斷帶來的收益又會通過提高整體生活水平等渠道提高產品的生產成本，因此進一步開發附加值更高的產品勢在必行，這也是產品升級的動力。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戰略可謂針鋒相對。前者強調一步到位，跨越式的產業發展，後者則穩紮穩打，從自己最基礎的產品(也就是低附加值的產品)開始，逐步發展。前者需要國家通過大量投資和提高關税進行保護，後者則更需要政府做好法規建設等“後勤”保障。國內關税保護對於前者至關重要，而國際自由市場則更有利於後者的實施。　 

▍理論流派與爭論

關於國家運用何種戰略以及如何管理戰略來推動工業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爭論一般可以總結為國家主義、自由主義和結構主義三個理論流派的爭論。

國家主義是一個內容龐雜、涵義廣泛的概念，在這裏僅用來代表那些強調國家在推動發展中起關鍵作用的觀點和理論流派。比如用來描述約從1500年到1750年歐洲主要國家的一系列經濟政策的重商主義就是流派之一。其政策對內強調國家建設和領土統一，對外強調促進出口，限制進口，積累財富。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Hamilton)以及德國學者李斯特(List)都主張運用貿易保護措施，如補貼和關税等，對本國製造業進行保護，這就是對進口替代戰略的直接表述，也被稱作“幼稚工業保護”戰略。

二戰以後又有一批學者根據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歸納出國家在推動發展的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格申克隆(Gerschenkron)根據19世紀法國、德國和俄國的發展經歷提出了強組織力機構(先為銀行、後為政府)隨發展時間的後置而越來越強的觀點。一系列學者根據東北亞在二戰後的發展經驗提出和發展了“發展型國家”這個概念。他們指出，東北亞地區的政府是主要依靠選擇性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的，即通過調動國內資源和運用關税、補貼等措施支持戰略性產業。當然，選擇性產業政策在東北亞經常用來支持出口導向產業，但並不只是順應資源稟賦，而是積極創造競爭優勢。

與國家主義相反，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斯密就指出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能夠自己創造財富，使每個參與者都受益，進而推動公共利益。從19世紀70年代崛起的現代經濟學到後來在這個學科佔統治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將關注點直接放在了市場運作規律之上，而20世紀60年代崛起的尋租理論則將政治家作為一個行為者加入到只有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動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中，並認為，就像消費者與生產者一樣，政治家也是自利的，因此當他通過政策干預市場以達到自利目的時，市場的正常運作就必然受到影響。

可見，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政府幹預市場的反對建立在對市場自身運作的保護之上。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們提倡在國際、國內層面都尊重市場規律，認為勞動分工與貿易會使參與國、參與人普遍受益，而普遍收益的基礎就是前文討論過的比較優勢概念。因此，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根本上支持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反對突出國家干預和保護性關税的進口替代政策，也不支持選擇性產業政策。

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一直是對發展和戰略的政治經濟研究中的主要爭論。但是在某些歷史時期，也會被其他理論流派的崛起與發展所遮蔽。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結構主義理論流派就曾一度成為解釋發展問題的主流。與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不同，結構主義強調歷史上形成的國際經濟結構對發展的決定作用。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都屬於這個理論流派。這些理論從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內的結構位置和它們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出發，來解釋欠發達地區為什麼難以發展。這些理論指出，欠發達地區無法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根據國際分工形成的中心-邊緣關係。發達國家所在的中心地區生產並出口高技術含量產品，欠發達國家所在的邊緣地區生產並出口原材料和其它初級產品，後者比前者的產品更易替代，因此就形成了一個不平等的交換關係。

一些結構主義學者指出，這個中心-邊緣結構背後是中心地區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動機以及他們通過與邊緣地區資產階級、國家的聯合而對中心-邊緣不平等交換關係的保障。發展中國家一旦被鎖在中心-邊緣的結構內，不發展或畸形發展(即不平衡以及貧富懸殊的發展)是必然結果。因此，温和的結構主義學者希望在結構內改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不平等交換關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激進的結構主義學者則主張發展中國家脱離國際資本主義體系，通過中央計劃型經濟的形式獨立自主地進行發展。　　 

▍國際體系與社會力量

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市場是必然存在的發展工具。但在這裏爭論的焦點是它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什麼。自由主義和結構主義在這個問題上針鋒相對。前者認為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貿易必然給每個參與國都帶來收益，國際自由市場還可以輔助資本流動，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而後者認為，中心國家就是通過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貿易以及進一步的投資將邊緣國家鎖在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上，使邊緣國家任其擺佈，不但無法全面增長，而且造成巨大的貧富懸殊。　 

在結構主義理論看來，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的資本擁有者是貿易、投資的最大受益者，而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經濟資源轉化成政治權力來保護使自己受益的結構。但是，這個結構卻不一定總對一個國家的整體發展有利。　 

19世紀初的美國是典型的邊緣國家，出口棉花等農產品，南部種植園尤其發達，靠黑奴從事生產，成本低、利潤高。應該説這是典型的出口導向戰略，特別反映了美國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農業出口的蓬勃發展對工業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農業生產的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從供給上看，那些出口剩餘的農產品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比如磨粉業在1859年至1880年之間就是美國最大的產業；從需求上看，農產品的大量生產帶動了對國內農具的需求，比如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對農具的國內需求佔據了美國大約1/4的機器製造。　　 

但是，當美國走向全面工業化的時候，農業出口卻變成了巨大的阻礙力量。為了全面工業化，美國必須製造中心國家制造的那些工業品，但在生產之初往往無法與這些已經成熟的產品進行競爭，因此必須對自己的產品實行關税保護，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但是，這一做法卻大大損害了南方種植園主的利益。因為關税保護提高了外國農具等工業品的價格，而本國相對便宜的工業品又質量不高，無論怎樣，這都提高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另外，南部的種植園主把黑奴禁錮在種植園裏，這也與美國北方工業化對自由勞動力的需要背道而馳。以關税與黑奴為中心的南北方矛盾終於在19世紀60年代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內戰。北方最終獲得勝利，在保持農業出口導向戰略的同時，進口替代戰略繼續發展，製造業產品的平均關税在1820年40%的基礎上又有所上升，而且美國在一戰前一直都是世界上幼稚工業保護最強的國家。以此為基礎，美國在20世紀初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國，在二戰後則一舉成為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領導國。有學者指出，美國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都還在推行進口替代戰略。　　 

很明顯，美國南部的種植園主沒有因為首先進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並在出口中獲得極大成功而成為美國北方工業資本集團的朋友，相反，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生產方式，他們將出口獲得的經濟利益轉化為政治力量，試圖阻礙美國進一步工業化。因此，結構主義對誰具體受益、如何繼續受益等問題的分析是很有見地的。貿易確實可以給各方都帶來收益，但結果並不是國家自然會實現整體發展。誰受益至關重要，因為受益者將動員資源來保衞使自己受益的制度、結構和機制。從這點上看，結構主義對資本主義中心-邊緣體系的分析有一定道理。貿易、投資使邊緣國家的一部分人受益，而這部分人的利益並不一定就和國家的整體發展利益相一致。

北美是通過內戰解決了這部分人的政治力量，而一直與北美有相似貿易結構、相似邊緣位置的南美則從來就沒有能夠解決這部分人的政治力量的問題，國家政治因此往往被種植園主所操縱，即使後來也實行過進口替代工業化，但種植園主的勢力仍然非常強大，南美髮展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結構主義者認為，在邊緣地區基本上沒有發展的可能，這點並不符合美國發展的經歷。雖然有南方種植園主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阻礙全面工業化的進行，但也有北方資本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來推動更深入的工業化。貝茨在分析肯尼亞獨立後的發展經歷時指出，肯尼亞之所以比其他獨立後的非洲國家經濟增長更快，主要是因為獨立之初控制肯尼亞政治的是傾向於生產的利益集團，而其他國家更多是被傾向於分配的利益集團所控制，因此這些國家獨立後首先極力將現有資源進行政治分配，而不是集中力量從事生產。無論是美國早期的北方工業集團，還是肯尼亞的傾向於生產的利益集團，他們雖然都服務於自己的利益，但至少在歷史發展一定階段，他們的利益是與國家整體發展利益相吻合的，因此也就促進了國家的整體發展。可見，結構主義的邊緣地區無法發展的觀點不能完全成立。　 

▍社會力量與國家

從邏輯上講，無論推動發展還是實施戰略，國家都要通過社會來進行，因此不同的社會力量在不同利益的驅使下會盡量通過國家實現對自己有利的發展過程和政策結果。社會力量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經濟資源擁有量，資源多，能夠生成的政治力量就大。從上文看，對發展起着關鍵作用的有以下三支社會力量。從掌握資源的角度看，這裏沒有包含農民和工人分別組成的社會力量。　　 

第一支是傳統社會中最強大的土地擁有者集團。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到現代的工業社會，現代化轉型遇到的最大阻力往往來自於這支社會力量。土地擁有者是傳統社會的主宰，掌握傳統社會的絕大部分資源，這些資源必將在轉型的過程中被用來保衞這個集團所固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因此，土地改革不僅是平衡發展中國家貧富懸殊的有利政策，更是剝奪或削弱傳統政治力量的重要工具。

第二支社會力量是種植園主集團。如果説傳統的土地擁有者需要保衞的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那麼種植園主的生產模式已經被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了。種植園主集團在早期的移民國家和地區(如美洲、大洋洲等地)尤其力量壯大。但像美國的案例揭示的那樣，種植園主集團雖然屬於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不過很容易就變成進一步產品升級以及全面工業化的障礙。

第三支社會力量就是工業資本集團。應該説這是一支可以推動工業化的社會力量。但可以想象，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是在土地擁有者和/或種植園主力量強大而工業資本力量弱小的情況下尋求發展的。因此對於很多結構主義學者來説，隨着交通、通訊等條件越來越便於跨國經濟互動的情況下，邊緣地區弱小的工業資本集團就會越來越依附於跨國資本集團，成為中心-邊緣這一不平等交換結構的工具。這樣促成的工業發展必然僅是為了滿足中心國家需求的畸形發展。　 

應該説，能夠推動全面工業發展的最佳預選力量是國家。壟斷暴力工具的國家既可以對抗土地擁有者和/或種植園主勢力，又可以扶植工業資本集團，而且還可以規劃國家的整體發展。埃文斯在比較分析東亞與拉美二戰後的發展經歷時指出，國際資本、本國資本與國家三角關係的不同決定了東亞與拉美的不同發展績效。前者的成功建立在國家在這個三角關係中能夠佔據支配地位，而後者的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際資本對本國資本與國家起着支配作用。拉美的經歷是典型的結構主義結果，而東亞的經歷則是典型的國家主義結果。　　 

國家雖然具有推動全面工業發展與的潛力，但它本身也面臨重大挑戰。很明顯，國家不是鐵板一塊。結構主義的理論源泉之一——馬克思主義就特別強調國家背後的階級力量。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更是從國家的微觀基礎開始提出質疑。國家既是由個體組成，那麼怎樣才能保證這些個體不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接受尋租甚至主動創租呢？如果都去這樣做，國家就根本無法作為一個整體去推動發展和管理戰略。國家主義學者對這些質疑的回應是，既然利益集團或階級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組織起來，成為特殊利益集團和政治行為者，那麼國家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變成政府統治集團。因為國家處於國際和國內之間，這個特殊的位置給予它國家安全、國家整體發展等的利益關注，而這些利益是與社會力量的利益不同的，它們可以使參與國家事務的人團結一致，使國家成為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單一行為者。

當然，國家主義學者並不認為所有國家都可以成為單一的政治行為者。比如埃文斯就根據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情況將國家分為發展型、掠奪型和中間型國家。由於發展型國家是最具有凝聚力的國家，另外一位政治經濟學者科利乾脆將其稱作“資本主義凝聚性國家”。而掠奪型和中間型國家則都不同程度地被尋租和創租行為所幹擾，很難一直保持其凝聚性。　　 

顯然，國家在體系內的角色更加具有挑戰性。如果角色太強，就會擠壓市場。如果太弱，又很難肩負起推動發展的作用，而社會力量本身並不一定會自然推動發展。從資源和利益的角度來看，傳統的土地擁有者集團是一支阻礙發展的重要社會力量；種植園主集團的問題是對工業產品升級的阻礙；工業資本集團則不僅本身弱小，又要面對聯繫越來越緊密的中心-邊緣結構。因此，國家必須不斷調節它與社會力量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關係，以達到通過運用市場這一重要工具推動發展的目的。而國家是否能夠承擔起這一系列責任關鍵在於國家是否能夠成為單一行為者，進而獲得持續的發展意願。

▍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工業化

工業發展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否克服土地擁有者集團和/或種植園主集團的政治阻力的問題，而工業資本集團在發展中國家的弱小，中心-邊緣關係隨科技進步以及全球化的延伸變得日益緊密，都使得工業資本集團能否推動國家全面發展成為疑問。國家對工業發展有重大影響，但國家既能創造發展奇蹟，也能變成阻礙發展的工具。因此，發展的成敗最終取決於國際體系、社會力量與國家的互動，而這也應該是我們研究發展戰略的基礎。很明顯，依靠市場的出口導向戰略與依靠國家的進口替代戰略各有優缺點，能否成功推動發展關鍵在於上述的互動環境。在目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不斷蔓延的情況下，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的空間已經越來越狹小。但是也有研究證明，國家正於傳統的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方法之外另覓干預經濟的蹊徑，也許這正是未來政治經濟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