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學無國界遭遇國家衝突_風聞

先生們，科學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國際的。這一點你們是無法改變的！”

2017年3月1日，作為對於特朗普政府在2月頒發的國際旅行禁令的回應，加州理工學院的師生表達對於學校國際成員的支持。圖源：Concerned Caltech Faculty

編者按：

        在“科學無國界”的理念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今天，美國卻因恐懼中國竊取其知識產權和尖端技術，針對性地打擊中國人才和科技計劃，限制中國學生的簽證，以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為代表的研究機構甚至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趕走多位為美國服務多年、為中美學術交流做出貢獻的華人科學家。

       科學無國界的理念是否還應堅持？科學與國家，科學家與國家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樣的？

       德國國家癌症研究中心的劉海坤呼籲，學界應以史為鑑別，珍惜今天得來不易的國際科學社區。

來源 | 知識分子

撰文 | 劉海坤（德國國家癌症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全球化盛行的幾十年裏，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科學無國界” 成了無需質疑的科學標籤之一，數不清的互聯網共享知識資源，開放的科技平台，大多數科學期刊都要求必須承諾的科學方法材料共享，大規模的國際合作科學計劃如歐洲核子中心的建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實施，許多科學家與政府都在極力共同促進的科學論文的開放獲取，一切都顯得自然而然。

然而，近兩年來，科學第一強國，過去百年來科學無國界最大的受益者和推動者之一——美國，其政府的一系列做法開始讓人懷疑，科學是否真的可以如大家想象般自由？科學是否可以超然於政治之外？科學政治化顯示的巨大破壞力讓人憂心忡忡。

現在看來，今後十幾年可能是二戰後世界格局再次重組的重要時期，科學的開放與合作也將面臨挑戰。在全球風雲變幻之際，歷史往往能給不確定的時局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本文嘗試簡單回望近百年人類發展中的科學簡史，回顧科學交流與國家發展的相互關係，呼籲學界以史為鑑，珍惜維護得來不易的國際科學社區。

01

普法戰爭下的巴斯德

 “我被兩個深刻的現象啓發，第一，科學無國界，第二看起來與第一自相矛盾，但卻是第一點的直接體現，即科學是一個國家人格化的最高體現。科學無國界是因為知識屬於全人類，是照亮世界的火炬。科學是一個國家人格化的最高體現是因為國家是第一個要把這些思想和智慧的工作普及到最遠方的。”在偉大的法國科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的傳記（Louis Pasteur, Free Lance of Science (1950) by René JulesDubos）中，他如此表達對於“科學無國界”的推崇，以及對於科學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如果科學無國界，那科學家有，他的工作一定是通過其國家來影響世界的。” 這句話，充分展現了巴斯德關於科學、科學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思考和觀點。

巴斯德成長及成名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法國。科學革命及工業革命的影響在歐洲迎來收穫期，科學進入更為複雜的系統實驗科學階段，此時的法國已經不是啓蒙運動時期的世界中心，而其長期的敵人德意志帝國在俾斯麥領導下強勢崛起，深刻地影響着歐洲局勢。

1870年普法戰爭的失利讓法國遭受巨大打擊。巴斯德此時學術上已是世界明星，曾被德國波恩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普法戰爭打響，巴斯德憤怒退回榮譽。而意大利比薩大學重金邀請巴斯德，他卻因不捨祖國而拒絕。

1885年，巴斯德用新發明的狂犬病疫苗挽救了一位9歲兒童的生命，其製作疫苗的理論和方法堪稱對科學對人類生命健康影響最大的貢獻之一，是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成就。他留下的科學遺產已經成為法國精神的一部分，為世界尊敬。他也被法國人民評為最偉大的法國人之一，排名僅次於二戰法國領袖戴高樂。巴斯德研究所現在更是遍佈世界各地，成了法國科學國際化最好的名片。巴斯德的經歷生動地印證了他自己對科學與國家關係的精準論述，他的科學成果全人類受益，他同時又是法國傑出的象徵。

02

深受法國影響的洪堡

巴斯德念念不忘的偉大法蘭西是啓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軍事天才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強勢崛起，打敗反法聯盟並解散了早已名存實亡的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確立了法蘭西在歐洲的強勢中心地位。雖説法德是長期敵對關係，19世紀早期的德國知識分子大多深受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影響，大都喜歡法國文化，講法語。

最好的代表是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他的作品大部分由法語寫作完成。深受受法國思想薰陶的洪堡是自由主義者，酷愛探索自然，足跡遍佈全球，並曾經由俄國入境中國。

美國曆任總統中智慧最高者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曾與洪堡在華盛頓見面，稱洪堡為當時最具科學精神的人。洪堡對於美洲地理的科學考察非常系統全面，並不吝嗇自己收集的資料，雖然他堅持科學研究高於國家利益。

傑斐遜十分贊成地附和洪堡的觀點，認為這些資料同屬 “知識共和國”，並引用曾經資助敵國法國科學家探險的英國探險家 Joseph Banks 的説法：“兩個國家即使是政治上的敵人，科學上應該是和平的”。

傑斐遜和當時的美國政要如飢似渴地吸收着洪堡提供的資料（現在標準來看肯定是涉及國家安全的資料），並以此制定了與墨西哥國土之爭的戰略，而使得美國國土面積大增。

洪堡還是科學傳播大師，他寫的遊記風靡世界，並直接啓發了當時還被父親恨鐵不成鋼的達爾文的環海旅行。達爾文視洪堡為偶像，旅行暈船時最大的享受就是躺在船上讀洪堡遊記。

洪堡考察回歐洲後曾長期居住在巴黎，因其盛名過隆，還引起拿破崙的嫉妒，拿破崙想把他趕走但未能得逞。

03

留學巴黎的德國學生

當時法國科學優於德國，巴黎是歐洲知識和藝術中心。德國很多學生喜歡留學巴黎。洪堡在巴黎時的摯友呂薩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1778-1850）是著名法國化學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得洪堡推薦進入呂薩克的實驗室學習一流化學培訓，後留學回德時被洪堡舉薦到吉森大學任教授。

李比希在吉森創造性地革新了化學教學方式，改為以實驗室教學為主導，獲得巨大的成功，李比希化學學校也成為世界各地學生嚮往的化學聖地。李比希被譽為 “德國化學工業之父”，他基本奠定了德國後來化學工業全世界領先的地位。至1954年，李比希學校譜系的科學家及其子弟曾得到34個諾貝爾獎，包括第一屆諾貝爾化學獎荷蘭人範脱夫（Jacobus Henricus van ’t Hoff， 1852-1911）。有趣的是，呂薩克的兒子儒勒後來成為李比希的助手。由此可見，法德間科學的交往並沒有因政治上的敵對而停止。

03

德國對世界科學的影響

當時，能和李比希匹敵的化學實驗室還有海德堡大學的本生實驗室。

發明了光譜儀的羅伯特·本生 (Robert Bunsen, 1811-1899) 是光化學先驅和教育家。日後以元素週期表而名震天下的門捷列夫（1834-1907）曾經來到本生實驗室做博後訓練。因為之前門捷列夫的文章以俄語發表，無人閲讀。門捷列夫瞭解德語學術圈的重要性，請人把自己的文章翻譯成德語，但譯者把關鍵的 “週期” 譯成 “依次”，造成很大誤解。而本生的另一個德國學生邁爾 (Julius Lothar Meyer，1830－1895) 曾獨立提出元素週期表，並指出元素“週期”排列的重要特徵。後來他們二人一起獲得化學著名獎項戴維獎。

即便邁爾死於諾獎開始頒發之前，後來也有德國科學家提名門捷列夫諾貝爾獎，可惜當年化學競爭太激烈（前十年獲得者六位是德國學術子弟）。

李比希和本生時代的德國是德國科學快速崛起時代，併成為世界科學的中心，日本，英國，美國學者都到德國留學。據統計，日本到德國留學的人員佔其總留學人員3/4多，明治維新的直接後果是日本科學搭上科學前沿。直接接觸到最先進學術的日本科學家把德國研究體制原樣克隆到日本，為其科學發展及強大打下堅實基礎。

美國也是如此，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測量光速的邁克爾遜（Albert Michelson, 1852-1931）就曾留德並得到絕世天才赫姆霍茲（Hermannvon Helmtoltz, 1821-1894）的指點。曾第一次測量神經動作傳導速度的赫姆霍茲是精準測量的天才，後來被稱為德國科學屆的俾斯麥。

美國科學家曾經幾次邀請赫姆霍茲訪美，指點美國科學。赫姆霍茲1893年訪美，在全美造成的轟動只有之後居里夫人和愛因斯坦可以媲美。美國也已經有好幾所以洪堡大學為模型的研究型大學，比如日後成為學術名校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而後來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成立中國協和醫學院，是以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為模型。

三次留學德國的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也以曾經留學的萊比錫大學為模型打造北京大學，北大由蔡元培開始成為中國新思想源頭，這可能是德中學術交流對中國學術界最大的影響，蔡元培所提倡的人格教育基本也是威廉.洪堡所提出的大學教育之目的。

​04

戰爭烏雲下，不同科學家的選擇

20世紀初，柏林成為世界科學首都，德國模型為世界稱頌羨慕。此時，鐵血宰相俾斯麥已經去世，德國政治上變得侵略性很強。一戰時的德國政府為了使戰爭顯得更正義，集結了93位知識精英發表了 “告文明世界書”，馬克斯·普朗克、阿道夫·拜爾、保羅·埃裏希、佛理茨·哈伯、威廉·倫琴，每一個署名者都是科學巨人，但該聲明罔顧事實，為德國軍隊的行為尋找藉口。

已經在柏林的愛因斯坦沒有在這封信上署名。猶太人的成長經歷讓他對日漸興起的民族主義心生厭煩。他也曾討論科學中的國際關係：在國家和社會階層之間紛爭不斷的這個不安時代，一個人類最珍貴的事物似乎受到威脅，這就是科學的國際性。個別國家的學術機構已被民族主義的激情裹挾……..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使命是培育和保護超然於所有人類政治鬥爭之上的事業（出自《我的世界觀》）。

而他的猶太好友哈伯（Fritz Haber，1868-1924，191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卻努力想融入德國這種趨勢。哈伯是本生的學生，曾發明合成氨肥。他有一個臭名昭著的稱號“化學武器之父”，因為在一戰期間為德軍開發氯氣武器，從此打開化學武器的潘多拉之盒。打開化學武器這個潘多拉魔盒。科學可以為人類造福，也可以為人類打開地獄之門。“科學和平時屬於世界，戰爭時屬於自己的祖國。” 這是哈伯為自己的辯護。哈伯的妻子因反對哈伯研究化學武器飲彈自盡，他的一個兒子因父親是化學武器之父羞愧自殺，另一個兒子成為研究一戰化學戰的歷史學家。

哈伯發明的化學武器後來成為納粹分子屠殺猶太人的工具。二戰時期，德國科學家被分成效忠政府或被驅逐出境的，德國科學發展從此走入下坡路。大洋彼岸的美國則大量接收流亡科學家，迎來科學的春天。

有意思的是，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興起去德國文化影響運動，有德國血統的英國皇室決定不要德國姓哥達（Gotha），改姓温莎。美國社會在一戰以前以洪堡為偶像，無數的街道，船隻和建築物都以洪堡命名。洪堡去世時，美國報紙評論稱以生在洪堡時代為榮。一戰以後，美國掀起系統排除德國文化影響運動，大規模焚燒德語書籍，洪堡名聲一落千丈，邁爾則不再被認為和門捷列夫共同發現元素週期表。二戰以後這一過程加劇。

英國科學史家皮特·沃森在《德國天才》一書中認為，20世紀本該是德國的世紀，而兩次世界大戰使得德國科學和文化對世界的貢獻被後世評價不公正地壓低了。國家名聲下降，必然會同時導致該國知識分子國際認可度下降。

05

美國真的認可 “科學無國界” 嗎？

二戰的最大贏家美國因大規模接收吸引流亡科學家而促使其科學跨越式發展，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私立大學的興起更是令其科學如虎添翼。

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發現宣傳科學無國界和自由化是打擊蘇聯陣營的有效方式，因為彼時的蘇聯陣營科學政治化嚴重，甚至出現了 “李森科遺傳學” 這種反科學的研究。於是，美國大力宣傳科學無國界，吸引對方科學家投奔自由主義陣營。

但在美國內部，卻是另一番景象，“麥卡錫主義” 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美國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在1950年一次演講中聲稱自己手裏有一份通共的美國要人名單，並導致對很多人的調查和迫害。“麥卡錫主義”後成為以莫須有罪名來指控他人的代名詞。

比麥卡錫極端的是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長達48年的埃德加·胡佛。二戰結束後，愛因斯坦反對使用核武器，胡佛一心想把愛因斯坦趕出美國，資料顯示聯邦調查局對愛因斯坦的監察材料有1400頁之多。而美國曼哈頓計劃掌舵人、物理學家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因被懷疑親共產主義思想也被監聽調查。諾貝爾化學獎和平獎雙料得主萊納斯·鮑林 (Linus Pauling, 1901－1994) 因反核立場也被調查，美國政府甚至拒絕他赴英國參加1952年的生物化學研討會，後人認為這使得當時極力想解決DNA結構的鮑林錯失目睹富蘭克林的DNA X射線衍射照片，以致於被沃森和克里克搶先在1953年發表。著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在1971年第一次訪問新中國前也曾被聯邦調查局約談。錢學森回中國的歷程非常曲折，眾所周知。

即使在中美建交以後，大量的中國學生開始留學美國，併為中美科學都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們卻還是時不時能夠看到華人學者被莫須有調查、起訴、證明無罪後職業生涯被毀的例子（比如，李文和、郗小星和陳霞芬）。

從納粹德國對猶太科學家的迫害，到美國科學家因被懷疑政治立場被長期監聽調查，再到美國華裔科學家因血統被輕易冠上莫須有的罪名。很明顯，科學很難不被政治利用，科學家也很難在面對國家矛盾激化時超然於個體的種族背景。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科學及流行文化成就令人矚目，自然成為各國有志於科學事業的學者的第一留學選項。各國培養的精英都為美國所用，而美國也長期無需擔心任何國家可以超越美國。互聯網的流行，全球化理念的深入人心，甚至出現了很多國際性的科學合作計劃，科學無國界幾乎成為無人懷疑的理念。

直到最近中國的崛起。一些美國政客認為中國的崛起與美國保持唯我獨尊是互相矛盾的，遊説美國政府打壓中國人才及科技計劃。“麥卡錫主義”的幽靈重現美利堅不無意外，因為這是美國政要的常用工具。“科學無國界” 面對 “麥卡錫主義” 顯得毫無防範之力。

06

知識是屬於全人類的

作者寫作此文，意在回顧科學過去百年的發展過程中科學與國家的關係，科學家與國家的關係。知識當然無國界，或者可以説知識傳播是無視國界的，知識王國的邊界是屬於全人類的。

德國科學家留學法國到德國科學超過法國，是在德法長期敵對的情況下發生的。後來全世界科學家留學德國，19世紀德國的科學發現甚至可以被翻譯發表在中國的科普期刊，美國科學在20世紀直接繼承歐洲並超越歐洲。

人類天生的好奇心是科學中心轉移和壯大的動力，這個動力永遠不會消失，也不是人力所能阻止，這可能是人類天性裏最優秀的成分，為知識王國開疆拓土也是全體知識分子的追求。

同時要看到科學家榮譽和其祖國的地位也息息相關，甚至是交相輝映。支持科學的國家也必定會得到科學家大量湧現的回報。而國家之間發生衝突時，處於科技前沿並被視為民族精英代表的科學家羣體必然會無可倖免地遭受衝擊。

但無論如何，知識王國的地位和疆土不被這些影響。巴斯德發明的疫苗技術至今使無數人受益，他提出的“微生物發酵理論”被德國科學家繼續研究，孕育微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的學科誕生，並一直延續綿延發展至英國誕生分子生物學，美國誕生基因工程。抗生素的發明使人類壽命大大延長，青蒿素代表的中國智慧為世人讚歎，癌症免疫治療的突破有日本美國和華裔科學家和企業界的通力合作，互聯網的誕生始於國際合作樣板的歐洲核子中心科學家促進交流的想法，引力波的發現全世界為之歡呼的同時更歎服愛因斯坦百年前的智慧，近期第一張黑洞照片的問世更是國際合作的結果。

科學受益於開放合作，受阻於人類貪慾驅動的狹隘的自我限制。但歷史告訴我們，不管時局如何變換，人類求知之心不變，科學將一如既往前行，科學是人類在浩瀚無垠的宇宙中可以發出的最亮的一道存在之光，為了讓這道光變得更亮更持久，需要全人類的智慧。

面對一戰時狂熱的民族主義，德國化學家埃米爾·費歇爾（Emil Fischer，1852－1919，190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一戰中失去兩個兒子）在普魯士科學院的一次會議發言擲地有聲，我引用他的話作為本文結尾：“先生們，科學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國際的。這一點你們是無法改變的！” 

1 原始英文描述：

“I am imbued with two deep impressions; the first, that science knows no country; the second, which seems to contradict the first, although it is in reality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it, that science is the highest personification of the nation. Science knows no country because knowledge belongs to humanity, and is the torch which illuminates the world. Science is the highest personification of the nation because that nation will remainthe first which carries the furthest the works of thought and intelligence. “The conviction of having attained truth is one of the greatest joys permitted to man, and the thought of having contributed to the honor of one’s country renders this joy even deeper. If science knows no country, the scientist has one, and itis to his country that he must dedicate the influence that his works may exert in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