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現代還是未來？_風聞

2015年GSD講座 “Housing-What Next?” 

左起：Niklas Maak, Hilde Heynen, Irenée Scalbert, Eric Bunge

導語

**“住房仍然是現代主義建築的核心”？**抑或新自由主義大灰狼的詭辯術？

四川大學建築與環境學院副教授  高政軒

20世紀上半葉的建築技術突破與兩次世界大戰所造就的現代主義建築，以及下半葉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與全球化所造就的後現代主義建築，似乎都陷入了“新自由主義大灰狼的詭辯術”。

“三隻小豬蓋房子”的故事，告訴大家（蓋房子，尤其是住房）要勤奮認真紮實腳踏實地。用稻草木頭，等於偷懶投機取巧耍小聰明。然後，大灰狼是個徹頭徹尾的壞蛋。然而，在另一個平行時空的大灰狼，是個戴着眼鏡彬彬有禮的無辜受害者。他説他被冤枉了，他要洗去自己的罪名。大灰狼的證詞是這麼説的：

“我要給奶奶做蛋糕，但不湊巧，糖沒有了，於是我去跟鄰居小豬去借。可這兩個腦筋不正常的小豬用稻草木頭蓋的房子都太不結實了，我正跟他們説話的時候，打了個大噴嚏，房子就倒了，他們被壓死在房子下面，‘出於合情合理的考慮’，我只好把他們吃了……。”

這年頭，建築師蓋房子，尤其是住房，似乎越來越難，人們要住上好住房，似乎更是越來越難。“出於合情合理的考慮”（德國“後家庭公社”思考），柏林的奧古斯汀和亞倫提出多層停車樓改造為難民避難所；“出於合情合理的考慮”（住宅之後，核心家庭之外的居住選擇），伊東豐雄提出“東京遊牧少女的蒙古包”；“出於合情合理的考慮”（反抗國家資助或私人開發商依賴的規訓），德國 Baugruppen 提出“自下而上的共同合資建築”；“出於合情合理的考慮”（市場壓力的影響），紐約 nArchitects的Eric Bunge 提出“裝配式預製建造”。然而，這些所謂的“合情合理”，是真的“合情合理”嗎？還是這樣的“合情合理”，其實是倒因為果地呈現破碎斷裂的拼圖與模糊全貌，並以此偷渡了國家機器的自證措辭與“後設敍事”，如Bourdieu所言，用共識的方式，集體地宣揚一種宿命論式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以其背後隱藏的複雜政治經濟權力網絡，賦予其錯誤的表徵以自證、強大的權威性，將“趨勢”自然化為一種“命運神話學”？

不同於上個世紀主流與非主流、精英與庶民的壁壘分明，在這個世紀，庶民價值成為精英階級的操弄符碼，城市研究成為一門酷炫的顯學，非正式性、臨時性的建築成為獲取展覽參展入場券的秘密武器。在這樣的論述語境中，建築師越來越等同於時尚代言人，半推半就地必須創造炫目充滿臆想的詞彙語言，來滿足媒體的炒作與造神運動；而“霸屋運動”、“佔領運動”、“最低生存標準的居住空間”、“後家庭公社”、“無政府主義建築”等高度政治性與社會敏感性的生活方式宣言，則是越來越像是大灰狼的證詞，讓人聽起來有種無可名狀的憋屈。

三隻小豬與大灰狼的故事，就是關於現代住房落入新自由主義詭辯術的故事。在這個講座中，誰是蓋稻草房子的小豬？誰是蓋木頭房子的小豬？誰是蓋磚瓦房子的小豬？誰又是戴着眼鏡彬彬有禮的無辜大灰狼？

正文

開場介紹

時任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院長Mohsen Mostafavi

晚上好，歡迎來到講座現場。在講座開始之前我會簡單説幾句，今晚將會非常充實，所以我會盡量簡短地進行開場，但有一些前提需要向在場各位介紹一下。

首先，今晚我們會在外面的畫廊舉行一個招待會，來慶祝籌備已久的展覽“Living Anatomy”的開幕，它是住房研究項目（housing）的一部分，非常榮幸我能有機會和他們的策展團隊合作。在這裏我想感謝他們——Megan Panzano, Daniel Rauchwerger, Matt Gin, 和 Patrick Herron，他們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成為策展團隊的一員。還有要特別感謝Dan Borelli，這次展覽的負責人，是他和David Zimmerman-Stuart的合作，使得這次展覽成為可能。我們把策展團隊請到了現場，講座結束後他們也會參與到談話和討論中。

對於那些有機會參觀過展覽的人來説，你們會發現展覽的重點是嘗試和展示一些與當代住房相關的優秀且有可行性的想法，當然還有一部分案例研究。但重點是如今正在進行中的，擁有重大貢獻的，到底是什麼類型的事物？你會發現那些想法都是在特定的課題下（a certain set of titles）發生的，這些課題嘗試建立一個焦點，聚焦於有關如何處理住房問題的話題或方式。我們學院研究住房課題已久，很多新同學可能不知道，GSD 和肯尼迪學院合作建設了一個研究中心，肯尼迪學院本身就以住房研究為主，這項合作促成了全美住房研究領域最前沿的機構，有很多不同教師教授的課程和非常多工作室。最近，在Dunlop客座評論家的指導下，我們有了更多樣的工作室選擇，分別由來自倫敦的Sergison Bates，意大利的Gina Zuki和來自斯洛文尼亞的Spela Videcnik等教師授課。這個項目還在開展當中，還會有更多的工作室可供選擇。

在現代主義的範疇中，住房被作為一個話題長期討論着，顯然住房是構成建築領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們見證了對現代主義住房持批判態度的時期，如今，我們也正目睹着開放而多樣化的住房方式的湧現。正如我們今晚與小組成員和演講者討論過的，在這個過程中，有部分與住房相關的建築項目被否定了。因此，儘管住房在現代主義建築中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當代建築實踐中卻似乎並非如此了。

這是為什麼呢？我們仍然在探索原因，並希望能作出最佳的實踐。但在今晚的討論中，我們的目的是探究將來的發展。提及住房，接下來它會如何發展呢？它應該何去何從？為什麼住房如此重要？我們應該關注什麼樣的話題和問題，以恢復一種以不同的角度，立場來架構設計、規劃、景觀、與住房的討論？這也始終是有關城市化的大討論的一部分。

今晚，我們將在這裏聆聽演講者們四段簡短的介紹。

第一位演講者是Niklas Maak。Niklas Maak在上個學期，曾經是我們在柏林的教員之一。他是研究住房——尤其是大規模住房的專家，同時他也是德國報紙，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建築編輯。我們也希望Niklas能在春季為我們在鹿特丹舉辦的一個研討會授課，這個研討會是Rem Koolhaas工作室的一部分，將於春季學期在鹿特丹開設。Niklas寫了非常多的著作，並通過研究勒.柯布西耶和保羅.瓦萊裏的作品獲得了博士學位。

第二位演講者是Hilde Heynen，她是本學期正在授課的教員，是魯汶大學建築理論的教授，研究現代主義和建築性別。她完成了一部非常優美的著作，由MIT Press在1999年出版的建築與現代主義（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在書中她探究了建築、現代性和住宅之間的關係，認為在回顧現代運動時，沃爾特•本傑明(Walter Benjamin)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等人的批判理論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洞見。最近，她正在寫有關性別問題的著作，同時也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

第三位演講者是Irénée Scalbert。他是倫敦的建築師和評論家，同時也在愛爾蘭和意大利授課。我非常有幸和Irénée有過多次合作，其中一個項目包括一個展覽，並最終出版了Irénée撰寫的關於法國建築師Jean Renaudie作品的著作。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研究住房的建築師。Irénée也曾在GSD授課，對於他能再次回來上課我感到非常高興。

最後演講的是Eric Bunge，對GSD來説他是老熟人了。他和他的搭檔Mimi Hoang都曾就讀於GSD，並在紐約建立了設計公司nArchitects。他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授課，參與了很多不同項目，是GSD的常客。Eric是來談論他們有關微型住宅單元的實踐的，最近建造越來越小的居住單元的嘗試成為了關注重點，彷彿是以不一樣的形式，對最低生存標準（minimum existence）話題的一次迴歸。因此，Eric作為實踐這個類型住房的建築師會給我們做一個分享。

每位演講者計劃會有10分鐘左右的時間，我們會盡量控制好時間。在大約50分鐘的演講結束後，我們會邀請他們在參加開幕式之前和大家進行討論。

（注：討論部分內容較散，本文略過，有興趣讀者可自行查閲視頻）

演講環節

1

Niklas Maa

Niklas Maa，作家兼藝術編輯。他於1972年出生於漢堡。自2002年以來，他作為作家，報紙編輯和建築師同時展開工作。目前在哈佛大學教授建築理論。

◾ 難民引發的德國“後家庭公社”思考**（Post-Familial Communes in Germany）**

行走的難民

我將以一張和建築以及住房相關的圖片作為今晚講座的開頭。這是幾天前在匈牙利的高速公路上拍攝的。這些難民來自巴爾幹半島、敍利亞和非洲，正在通往奧地利邊境的高速公路上行走，然後繼續前往德國。目前，僅是德國每年就必須接納超過80萬尋求庇護的難民，並且這個人數還在增長。我們要如何應對這項艱鉅的任務？目前為止，我們採取的手段只有帳篷羣落和集裝箱羣落這兩種形式。

帳篷羣落

集裝箱羣落

當這些羣落已經不能滿足需求的時候，人們甚至會被安置在衰敗的東德村莊的空房子裏，導致他們必須面對仍居住在那裏的敵對人羣*。大量的難民使德國局勢緊張，也造成了許多問題，同時顯然很多難民還要在德國待更長時間。**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我們在享樂主義語境下提出的建議，例如多層停車樓的改造，現在被作為緊急避難所重新提出。**來自柏林的奧古斯汀和亞倫（Augustine and Aarons）在兩年前建議將此作為針對不太富裕的年輕家庭和單身漢的城市居住模式，現在這種模式被作為低品質公寓重新提出，多層停車樓將被改造為避難所，用以安置難民。我認為重要的是，當我們談及住房時，我們不能將其實際面臨的兩種危機混為一談，一種僅僅出於滿足基本生存需求，另一種則以社會、政策和公共價值為導向，即思考社會想要什麼樣的住房，優先考慮的是什麼因素，如何界定公共和隱私空間，以及這種新的空間將會以何種形式存在。我認為這些各異的問題有很多共同點，例如目前都缺乏基本的新廉價住房建設形式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條件。但同時我認為鼓勵這種社會條件的變化也很重要。

*自2014年難民危機爆發以來，屬原東德的五個新聯邦州幾乎成為了全德最“不太平”的地方。儘管接受的難民數量並不多，但是幾乎所有的大型反難民遊行和騷亂都發生在這裏。相對於原西德各州人民對於難民政策的温和態度，東德各州顯得更極端，並且更加不相信政府。

多層停車樓改造

當我們談論住房和單元時，大多數論述語境僅針對當下的環境，以至於難以適應社會變化——至少在歐洲國家是這樣的。首先是單元的概念，德國和法國的國家資助項目，主要是為年輕家庭或單身人士提供儘可能多的單元。當然單元並不是一個自然概念，甚至在住房危機出現之前，除了在學術領域，沒有太多討論是關於與單元、隱私或公共空間相關的概念是如何被社會慣例的轉變、人口結構的變化和核心家庭的解體所影響的。我認為這對今天的討論也很重要。**現在在大多數歐洲城市,“家庭”不再是人口組成的大多數。**在柏林和慕尼黑的內城區——不是在郊區，而是在內城區——“家庭”現在幾乎是一個邊緣羣體，在所有住户中只佔15%到20%，但這並沒有反映在住房政策中。

我們不知道該以何種形式來安置不願意搬入養老院的退休老人，也沒有任何類型的公寓是為單身母親和她的孩子們設計，或是為同性伴侶設計，儘管人們有時希望有這樣的住宅出現。所以現在單元能生成什麼樣的配套，是一個很重要，也相當緊迫的問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分析，僅在非洲、亞洲和印度，未來25年將需要10億套公寓，提供給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移民者。這些單元將會是什麼樣子的呢？很明顯，無論從生態還是經濟上來看，我們都不可能按目前的方式來建造它們。

◾  住宅之後，核心家庭之外的居住選擇**（After the House, beyond the Nuclear Family）**

目前已經有設計師為研究住宅的各種可能性提出了一些模式。例如伊東豐雄的“東京遊牧少女的蒙古包”（Pao as a Dwelling of Tokyos Nomad Women）。最近還有一個是劉盧賓工作室設計的微型公寓（micro-house），研究的是和新型迷你住宅的隱私及基本保障相關的迫切問題。一種預製的緊湊型住宅在德國被提出——the O2 Village,它將微型住宅單元疊合起來，並在其間創造交往空間。

東京遊牧少女的蒙古包/伊東豐雄

微型公寓/劉盧賓

the O2 Village

這是德國前總統克里斯蒂安·武爾夫（Christian Wulff），有傳言稱他以職權取得低息貸款，為他理想中的核心家庭形式購置房產，為此他不得不下台。這幾乎扼殺了他的事業，並被認為是一個象徵，表明即使是總統也難以負擔“大家庭”形式的住宅。

德國前總統Christian Wulff

那麼，在柏林居住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呢?這張圖描繪了洞穴裏的核心家庭模式，這似乎是自石器時代以來人類普遍的居住方式。我們來關注一些不一樣的模式，例如位於德國Baugruppen的共同合資建築（the joint building ventures）。這很有意思，是自下而上來改變都市的策略，同時指明瞭一種更自主的方向，來降低人們對國家資助項目或私人開發商的依賴。這確實是一次自下而上的運動，人們合資請建築師在城市裏找一片地，然後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建造住宅。這些新的集體住房並不排斥以家庭為單位的住户，但它們把重點放在其他生活空間的設計上，來培養一種新的社交生活理念。他們在地下室建有一個可以用來召開社區會議的公共休息室。如你所見，每層樓都有一個環繞的集體陽台，允許居住者通過每一處空間。很顯然，設計關注的是公共空間。

史前洞穴裏的核心家庭模式

R50 Baugruppen共同合資建築/ifau，Jesko Fezer和Heide＆von Beckerath

參加過柏林工作室的同學可能會記得這棟由Brandlhuber+ Emde, Burlon設計的建築。這是一棟建在建築物“廢墟”上的建築，在其中融合了工作和生活空間，是一個將居住空間和工作、展示空間結合的公共生活形式的例子。

 Brunnenstrasse 9 /Brandlhuber + Emde，Burlon 

這是另一個例子，由Fatkoehl和Carpaneto建築公司聯合建造的項目，德國斯皮菲爾德銀行合作社住宅（Germany Spreefeld Bank Coop Residential Building），它是由三棟建築物形成一個整體的住宅樓。住户會有一個餐廳大小的客廳，它同時也可以作為辦公室，在這裏可以舉行政治集會或是小型社交活動，也可以用於派對或單純作為餐廳大小的客廳來使用。在地下室有這種所謂的任意功能間（option rooms）。例如這個是木工房，其他的則會被當成臨時的微型辦公室或幼兒園使用。

Germany Spreefeld Bank Coop Residential Building/Fatkoehl Architekten, BARarchitekten, and Carpaneto Architekten

木工房

它對空間的定義很開放，但不同於一些70年代的項目，這個項目特別的地方在於它運作得非常好，因為很多人都在這裏工作，而不僅僅是過夜。一個擁有540平方英尺公寓的人可以使用包括屋頂露台在內的1600平方英尺的公共空間。

可以説經濟適用房作為可選住房形式的關鍵在於預製構件。如圖所示，很多構件都是預製的，包括這些木結構，還有很多其他功能的構件。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資助的節能建築項目也幫助了整個項目的融資。公共空間明顯是該項目關注的重點。可以看到這有公共廚房，公共客廳，公共平台等等共享空間。但與此同時，每户都有一個衞生間和一個小廚房，避免住户一直被迫進入社交空間。

總平面圖

結構示意圖

單元示意圖

建築師真的很有影響力，我會在這裏展示一些當代日本項目的圖片。這是ON design設計的橫濱公寓（yokohama apartment）。一樓是過渡的混合空間，以窗簾作為隔斷，打開窗簾將成為帶有中央廚房的開放廣場，掛上窗簾則變成廚房私密客廳。這帶有很典型的中川風格（Classic Nakagawa*），空間上既可以將客廳轉變為公共空間的一部分，也可以隔開使客廳不受公共空間的影響。我認為這是激活空間氛圍策略的一個重要案例。廚房變成了一個像咖啡館一樣，能創造偶遇的空間，以全新的方式把“家庭”拓展為囊括社區的大家族，同時居住的部分也變得更加親密和舒適。

*設計師艾瑞卡·中川Erika Nakagawa

橫濱公寓/ON design

這是另一個在柏林的新形式公共住房案例，由June14, Sam Chermayeff and Johanna Meyer-Grohbrügge設計的Building Group Kurfürstenstraße。它為 23 個住宅單元提供了空間，使它們區別於傳統意義的單元，成為新的“單元住宅”。單元在多個樓層產生交叉，住户可以選擇完全隔絕、獨立自己的單元，也可以將廚房和客廳等空間合併在一起，作為拓展空間，得以和熟人或朋友同住。

Building Group Kurfürstenstraße/June14, Sam Chermayeff and Johanna Meyer-Grohbrügge

在日本建築中也有類似的項目，例如山本理顯的社區模型（Riken Yamamoto, community area model）。同樣的開放結構可以將辦公室、日託中心、像社區廚房一樣的餐廳拼合在一起。當孩子或老人在這裏活動，或者幾個人想要組成一個討論小組時，這些公寓可以像模塊一樣連接在一起。還有一個顯然不需要我贅述的項目，也是所有這種類型項目都會參考的案例——森山邸（Moriyama House）*。

*森山邸是西澤立衞在2005年設計的集合住宅，周圍都是東京老城區建築羣，森山邸也被設計成分離的獨棟樣式，在建築用地上自由擺放，庭院環繞四周。

社區模型/Riken Yamamoto and Field Shop

森山邸/西澤立衞

◾ 社區，隱私和共享空間（Community, Privacy, and Shared Space）

有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這些新形式的公共住宅和公共客廳引發的有關如何定義隱私的思考。這需要從哲學的角度去進行探討。社會學和哲學學者對這個話題的探討比較多，例如，哲學家雷蒙·蓋斯（Raymond Geuss）*對隱私的現代自由主義特徵概念進行了批判。隱私的現代自由主義特徵表明，在住房的概念中，個體將不言自明地首要作為理論和評估的出發點,社區則跟隨其後，在促進和捍衞個體的安全和幸福方面發揮作用。但同時這種觀點還參考了一種理想社會的模式，簡單説來，這種理想社會不僅賦予其成員歸隱的權利，還賦予他們一種熱情好客和慷慨大方的特質。這從根本上來説是顛覆和挑戰了這些哲學家有關住房的概念。

*雷蒙·蓋斯（Raymond Geuss），劍橋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是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哲學的政治哲學家和學者。

所以現有的問題是，住宅如何與公共領域相聯繫?它應該是熱情好客的嗎?它是會促進社區發展，還是會包容(include)或排斥(exclude)社區?我認為最具衝擊力的，能表現出住房對社區的包容和排斥雙重含義的是赫爾佐格德梅隆設計的紐約德邦街40號（40 Bond street New York），該建築以塗鴉風格的屏障來防止一層外牆遭受街頭塗鴉。在某種程度上，這道屏障以一種憤世嫉俗的方式（a cynical way）實現了它對亞文化爆發的宣傳，同時也是對建築一種最好的保護，使它免受這種文化糟粕的影響。我認為這將會成為憤世嫉俗的都市主義建築史的一部分（part of the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cynical urbanism）。

40 Bond street New York/赫爾佐格德梅隆

而當我們尋找更具包容性的住宅建造案例時，我們總能在各種展覽中有所收穫。這是邁克爾.馬爾贊（Michael Maltzan）設計的星星公寓（star apartments）。設計並沒有創造一種彼此疏遠的生活形式，而是以一種共同主義的生活形式滲透到住宅中去。

star apartments/Michael Maltzan

這個名為殖民地（the colony）的項目是一個實驗性模型，在颶風卡特里娜（Superstorm Katrina）過後，如何在不穩定的情況下創建一個多孔的、可滲透的區域。這種互相滲透的，富有魅力的區域，就像是城市成為了建築的一部分。例如這些在首層退縮而形成的宛如一個個細胞的中心空間。

the colony

我想我的十分鐘已經結束了，恐怕不能再繼續講下去。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很樂意描述更細節的部分。謝謝。

2

Hilde Heynen

魯汶大學建築理論教授，研究現代主義和建築性別。Heynen出版過多本著作，同時是哈佛設計雜誌編委會的成員。她還是歐洲建築教育協會（EAAE）和建築歷史學會（SAH）的董事會成員。

◾ 現代主義歷史背景（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odernism）

大家晚上好，我是來給整場講座提供一些歷史背景信息的。我會按時間順序來講，回溯到二十世紀初，或至少是二十世紀。在這裏我列出了我即將要講的三點。雖然在這裏我並沒有提到性別，但我認為它也是與我們談及住房相關的一個問題，只是我認為以下三點更為緊迫。

第一，住房確實是現代主義建築的核心。第二，住房的歷史確實是一個關於成功的故事。儘管無論是當代還是在70、80或90年代，它都經常陷入失敗的困境，但我認為從歷史上來説它是成功的。第三，我認為影響到一場活動或展覽成敗的關鍵是——正如我們現在正在舉辦的講座和展覽，我們需要重申一點，即住房是建築的核心問題。

◾ 住房是現代主義建築的核心（Housing at the core of modernist architecture)

我們從第一點開始。人們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認同住房是現代主義建築的核心的。但我認為，當你用開放的眼光來看待現代建築的歷史，回看前人做過的努力,例如在法蘭克福的例子時，你就會發現你必須要認同這一點：住房對現代主義建築師來説是至關重要的。

恩斯特在 1925-1930出版的雜誌Das Neue Frankfurt

15000套新住房單元

我認為法蘭克福達成了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座城市在五年的時間裏，建成了一萬五千套住房。這意味着在法蘭克福，每十一個居民中就有一個可以搬進新居。這真的令人驚歎，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城市能在社會公共住房方面，甚至在沒有涉及到社會層面的住房方面，能有這樣的表現。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和一項偉大的成就，也是一項住房領域完成的主要工作。但人們對住房的看法遠不僅於此。一個關於建立新的現代都市文化的想法被提出，這種文化不僅包含一般性住房，還包括體育，包括其他類型的視覺藝術，同時和教育以及保障性住房息息相關。在這許多不同的話題當中，住房會作為出發點，以及組織生活的一種途徑發揮作用。我認為這同樣是我們當下希望談論住房的方式。

當然，你可以爭辯説，現在提出的一些居住模式並不是這樣的。對此我們批判了一種假設，即認定市郊區域以及郊區的房地產會成為解決住房需求的靈丹妙藥。但不管怎樣，來自Römerstadt的恩斯特.梅（Ernst May）*和他的團隊在法蘭克福做的設計依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例子不僅針對住房，同時對和住房結合的其他設施，例如學校、商店等居住整體中的一部分來説，都具有參考價值。

*Ernst May（1886.7.27- 1970.9.11）,德國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

法蘭克福, Römerstadt/恩斯特.梅, 1929

但同樣是在法蘭克福，城市裏漸漸顯現出一種審美機能缺失，或者説美學標準的喪失。韋斯特豪森（Westhausen)的住房更高效，更符合現有的最低標準，並且價格更為低廉，因此大眾更容易負擔得起，藍領工人也會選擇居住在這片區域。這種住房精簡運動歸根結底就是要將財政支出儘可能降到最低。

韋斯特豪森, 1930

但居住的最低標準真的是研究的核心嗎?我認為，我們目前瞭解到的關於微型公寓的描述，確實再次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如何在最小的空間裏組織生活?如何確保人們能擁有全部必要的生活設施？回溯到二十年代，社會住房配套有廚房和浴室，這在當時是很令人驚歎的，在生活水平方面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但這些都是通過壓縮居住空間來達成的。恩斯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當我們有一定預算的時候，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選擇了為特定人羣建儘可能多的單元，而不是選擇安置少一點人口，但提供給他們稍微大點的房子。這是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建設最小的居住空間，但用巧妙的設計來填充它。就像Grethe Schütte-Lihotzky設計的法蘭克福廚房（Frankfurt Kitchen），它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裏為住户提供了所需的所有東西，是一種很功能化但同時也很優秀的設計。

韋斯特豪森，法蘭克福廚房/ Grethe Schütte-Lihotzky,1930

**當今的微型公寓也會讓大家回憶起這種最低生存標準的住宅，在這些住宅裏可以看到如何通過傢俱的變化來改變居住空間功能的研究，**同一個房間在白天可以是客廳，到了晚上就可以變成卧室。這些都是《法蘭克福住房》（Die Wohnung Frankfurt）中實驗的一部分。法蘭克福同時還是1929年第二屆CIAM*會議的主辦方，當年會議關注並提出了“最小生存空間”（the existence minimum），即滿足最低生存標準的居住空間。

*CIAM指的是國際現代派建築師的國際組織，縮寫為CIAM。1928年在瑞士成立。1928年在瑞士成立，發起人包括勒·柯布西耶、W·格羅皮烏斯、A·阿爾託和歷史評論家S·基甸(Sigfried Giedion)等在瑞士拉薩拉茲(La Sarraz)建立了由8個國家24人組成的國際現代建築協會

Die Wohnung Frankfurt

當你回顧CIAM在存在的30年間談論過的主題時，你會發現CIAM確實可以説是現代建築運動中最重要的組織，以及它真的非常關注居住。第一個相關的內容是在法蘭克福第二屆CIAM會議上提出的最小居住空間，而下一屆在布魯塞爾舉辦的會議上則提出了合理地塊開發。這是有關用地劃分的話題，居住是需要被劃分的四種功能之一。這再次是與居住相關，以及居住怎樣和其他功能協調聯繫的主題。第六、七、八屆可能和居住的關係小一點，但是到了第九屆，生活環境（habitat）又被作為議題提出。所以在1953年，住房再次成為非常緊迫的話題。因此我認為，住房確實是現代主義建築的核心。

CIAM歷年主題

◾ 一個成功的故事（儘管也有失敗）(A story of success ‘despite the failures’)

我相信在很多方面住房都是一個關於成功的故事。的確很多項目都備受批評，在法國、英國或其他地方，住房領域都存在各種問題。這樣的現象確實是存在的。

但人們不應該忘記歐洲的福利國家，以及北美的福利國家，到目前為止，他們在移除貧民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在1970年代之前，貧民窟是城市結構，也是城市景觀的組成部分。而現代化住房項目的出現，帶來了着貧民窟的驅趕與掃除。這是當今這些新的大型城市取得的成就，在我們剛剛聽完尼古拉斯（Niklas Maak）的講座，瞭解到未來十年，發展中國家需要多少住房後，我們能體會到這項成就並不是這麼容易達成的。他們在我們達成這項成就之後的十年裏一直需要這樣的住房，但能提供給他們的只有所需數量的四分之一。

現代主義住房和棚户區

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講，現代主義住房項目確實是做了實事的，也有一些案例作證。後現代主義建築的論述傾向於指責這些設計，鼓吹説看看這些設計有多糟糕，這就是為什麼它會失敗，為什麼它必須要被拆除。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我們現在可以認識到，**我們在規劃上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在住房需求縮減的情況下建設了過多住宅單元。**當地產商建設了很多的住宅單元，但事實上並沒有這麼大的需求，沒有這麼多人來為這些住宅買單，當然地產商就難以為繼，由於缺乏管理，居住單元會浮現出許多問題，住户可能會因為電梯壞了等等的原因選擇離開。因此，住房項目的整個衰退過程實際上更多地與經濟、管理和文化問題有關，而不是由於設計本身。所以我真的很不贊同説現代主義建築失敗的言論。

Pruitt Igoe, Saint Louis

Florian Urban出版的這本有關全球住房歷史的書，囊括了對芝加哥、巴黎、柏林、巴西利亞、莫斯科、上海和孟買的現代主義住宅、公寓和塔樓的比較，並認為在這些不同的地方，歷史是截然不同的，這取決於當地環境、社會問題、經濟負擔能力以及是否有替代方案等因素。僅僅埋怨現代主義住房沒有起到作用是不夠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對這個現象有其他深入認識。

Tower and Slab:全球住房歷史

◾ 重申住房是建築的核心問題（Re-claiming housing as a core concern)

最後的一點是關於重申住房是建築的核心問題，我認為這同樣是這次活動和展覽的目的。我覺得建築學科錯誤地忽視了住房問題，而讓它變成了其他學科的問題。

現代主義建築開始在美國興起。這裏我羅列了兩本書，大家應該很熟悉，至少大家應該知道這本《國際風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大家應該也對凱瑟琳·鮑爾（Catherine Bauer）*寫的其他關於現代主義建築的書有所瞭解，當然，這本《國際風格》已經成為北美現代主義建築的框架和反響方面最具主導性的書籍了。

* 由策展人歷史學家亨利·拉塞爾·希區考克(Russell Hitchcoek)以及建築和丁業設計部的年輕部長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根據展覽“國際風格：1922年以來的建築”(International Style：Architecture Since 1922)共同出版。書中介紹了16個國家的100幢建築，如果沒有這本書，展覽的影響不會很大。

* Catherine Krouse Bauer Wurster，美國着名的城市規劃者、公共住房倡導者和教育者。

The International Style,1932

Modern Housing,1934

然而，當我閲讀這兩本書的時候，我會覺得凱瑟琳·鮑爾比菲利普·約翰遜更瞭解他們所談論的內容。然而她的著作比約翰遜的要晚出版兩年，她也從未在建築領域有過重要發聲。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她被邀請到哥倫比亞參加一個研討會，會上他們討論了有關現代主義建築的那幾十年，也正是她的著作出版的年代。但在該活動參考書目的羅列中，她的著作被歸為了城市規劃的部分，而不是建築部分。因此，一方面她被認為是專家，另一方面，她被劃為社會學家和規劃者,她的成果並不被視作在建築師討論的核心範圍之內。這樣的事情一直都在發生，我們甚至可以舉出更多類似的例子，住房有點被排斥在建築師的論述之外，這也是這個問題終於被提出的原因。

如果你是一名建築師，你在研究住房方面投入了很多，並希望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然而你會發現國際期刊上與住房有關的都是住房政策、住房建設環境、住房市場之類的話題。因此，房地產社會學和規劃學已經主導了有關住房的各種話題，在這種類型的出版物中，建築師只能扮演一個相當次要的角色。

所以我非常高興能參加這次活動，和見證這次展覽。我認為GSD這樣的學校能夠支持這種話題的探討是很重要的，因為這能把住宅重新帶回到討論的中心。我認為建築是為普羅大眾組織日常生活的學科，而不是僅僅為幸福的一小部分人服務。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強調的，謝謝大家。

Locaton & Vassal, Mulhouse social housing in “Living Anatomy. An exhibition on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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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énée Scalbert

倫敦建築師，評論家和歷史學家。他曾在倫敦AA建築聯盟任教，並在哈佛GSD擔任訪問設計評論家。他撰寫了大量關於戰後歐洲建築，以及關於洛可可和山水畫的論文。目前在愛爾蘭利默里克大學建築學院任教。

◾ 後現代主義住房形式（Housing after Modernism）

很顯然，住房是一直存在的，也一直有建築師在設計住房。但我認為只有在二十世紀，才有著名建築師設計住房，以及有建築師因為設計住房而聞名，這些都是現代主義建築師。同時住房設計的歷史與現代主義的歷史有着廣泛的重疊，在《雅典憲章》中，現代主義者對住房首要地位的認可是顯而易見的。至於住宅的功能，首要的是居住，其次是娛樂工作和交通，我認為這個順序是相當重要的。接下來我的演講延續了希爾德（Hilde Heynen）的部分。

非常不幸地，當下我們對現代主義的概念有所混淆。歷史學家強調了它與工業、機械化以及大規模生產的聯繫，但在我看來，**現代主義的本質不是對工業標準的追求，而是對生活標準的追求。**這一點很明顯地體現在了柯布西耶的馬賽公寓上，同時這座建築也是現代主義的巔峯之作以及住宅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設計。現在這座集成式的公寓成為了評估很多其他住宅項目的標準，我覺得這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一棟公寓，有聯式房屋的佈局，房間雙向排布，有寬敞的平台和陽台，同時還保有隱私和其他很多東西。

馬賽公寓/勒.柯布西耶

但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即使是最著名的建築師,在考量住宅設計時也缺乏深度。儘管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對類型學有很濃厚的興趣，但他設計的加拉拉特西公寓看起來卻是貧乏而倒退的。James Stirling*在朗科恩（Runcorn）的設計會讓人覺得好些，但令人痛心的是，這些建築在建成15年後就被拆除了。我認為在當下，理想主義和追求純粹居住設計的時代都已經過去了，大家的興趣點轉變為住宅周邊空間和城市空間形態。

*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當代建築界的一位國際知名的建築師，出生於意大利米蘭。

*James Frazer Stirling（1926年4月22日 - 1992年6月25日），英國建築師。

加拉拉特西公寓/阿爾多·羅西

Runcorn，James Stirling

我認為從那時起，建築師對住宅領域的貢獻變得微不足道，唯一的例外是建築師的設計回應了日益增長的個人主義，和住房供給多樣化的相應需求。最極端的案例是Renaudie夫婦的住宅建築（Jean Renaudie and Renée Gailhoustet’s Housing Building），你可以從項目的平面圖看到，沒有一個居住空間是雷同的。儘管後期維護需要很大成本，但重要的是它符合由勒.柯布西耶提出的綱領，即有多方位的複式空間和提供花園或露台。

Renaudie and Renée Gailhoustet’s Housing Building

還有另一個人也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赫爾曼.赫茲伯格(Herman Hertzberger）*。儘管他只是建了一個小住宅，但我認為他的貢獻是顯著的。他提出了一種新的形式，你們可能有所瞭解，一種被他類比為樂器的建築生成形式，可以供居民使用。

*赫爾曼.赫茲伯格(Herman Hertzberger），荷蘭建築師、建築教育家。其建築實踐關注空間組織及人的關係，對人的行為及尺度有密切關注。雷鋒第91篇講座為俞洲記錄其在普林的講座Domestication, Transformation, Accommodation（Space, place & accommodation)馴化*，轉化，居所（空間，場所，居所）《他堅持設計為人，卻被年輕一代忽略：赫曼·赫茲伯格講他的結構主義》

Centraal Beheer/ 赫爾曼.赫茲伯格

最後是有關提倡公眾參與的部分，我認為這是比較非主流的選擇。這可能是值得被記住的一個項目，Lucien Kroll*的醫學院宿舍（Medical Faculty Housing）。

*Lucien Kroll是一位比利時建築師，以其涉及建築物未來居民參與的項目而聞名。他最着名的作品是1970年至1976年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的醫學院宿舍。

Medical Faculty Housing/ Lucien Kroll 

我認為我剛才所提到的三個案例，分別代表了不同經費撥款方式和住户參與形式的主題。20年後的十九世紀90年代，這樣的主題在荷蘭被重新提出。當然環境已經改變了，開發商不再是供應者的角色，社會的傾向也已經變了，人們追求更個性化的設計，這在70年代的時候還是青年文化*的遺留（a legacy from youth culture），到了90年代已經成為市場的自發表現。

*青年文化可以概括為年輕人為了有別於主流文化而創造的一種亞文化，以"叛逆"為主要色彩，產生於20世紀中期。

例如現在阿姆斯特丹的 Borneo-Sporenburg，在由west 8開發建設的“生成類型”（a generate type）中，家庭可以根據他們的需求購買或租住一棟建築師設計的獨一無二的房子；MVRDV設計的Silodam，是從理論出發，為了滿足無限的住房需求而提供了無限多種的公寓類型。

Borneo-Sporenburg, Amsterdam

Silodam/ MVRDV

如今在私有化的地產行業中，供給總是必要地先於需求，同時住宅的設計從根本上來説是武斷的。你可能會問，那該如何評估呢？從事後看來，這種武斷的感覺是揮之不去的，特別是在和現代主義最優秀的作品比較時****，如今的住宅設計是缺乏實質和投入的，它們之間的差別很大，但我認為這種觀點的傳播目前還很薄弱。Silodam所謂的“單元類型”和馬賽公寓中實際單元的對比我認為就足夠説明問題。

現在荷蘭的經濟衰退，2008年的經濟危機使這種思想脱軌。問題變成了如何重新在住宅設計和居民——或者按十九世紀70年代的説法——使用者之間建立聯繫。我認為目前在歐洲，我們看到的至少是住房的重社會化和重政治化（re-socialization and re-politization）——我所談論的是建築世界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

為了談論這個問題，今天我會提出住房的三種趨勢。

恢復現代主義住房存量（ Rehabilitation of the Modern Housing Stock）

在政治上顯得更為激進（More Radical in Its Politics）

對專家諮詢和公眾參與的要求減少(Less Demands on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 恢復現代主義住房存量（ Rehabilitation of the Modern Housing Stock）

第一種趨勢是對現代主義住房存量的恢復，這實際上是現代主義的延伸和深化。我所瞭解的對此最好的案例是Adam Khan Architects的倫敦事務所在哥本哈根Ellebo in Ballerup做的住區升級項目，包括現有立面替換，修改平面佈局。這是改造前後效果圖。此外，還有一層屋頂帶天台的住宅，並有一個所謂的花園空間（garden room），作為項目的公共中心。由於該項目的設計具有社會性和特殊敏感性，且部分細部設計的靈感來源於Peter Märkli*設計的建築，我認為在這類委託設計中是難得一見的優秀項目。

*Peter Märkli，瑞士建築師。1953年出生於蘇黎世，1972年至1977年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學習建築，2002年至2015年任教於ETH，期間一直在蘇黎世生活和工作，作品也大多在瑞士境內。雷鋒第27篇講座為張涵、程博記錄Märkli訪談《ETH最受歡迎的設計課教授退休了——Peter Märkli的建築實踐、研究和教學》

立面替換

修改平面佈局

改造前後效果圖

屋頂天台

◾ 在政治上顯得更為激進（More Radical in Its Politics）

第二種趨勢，實際上是在展覽中體現出來的，住房在政治上顯得更為激進，這從歐洲正在嘗試復興的合作運動中可以體現。該項目位於利物浦的貧困地區，復興了在位於Toxteth地區的一些露台房屋（terraced houses）。

Granby Four Streets in Toxteth, Liverpool

在展覽中，該項目的建築師提到，在這個名為“assemble”的項目中，這羣來自倫敦的建築師不僅僅參與了設計，還積極地融入到了未來住户當中，以及參與到項目的實際建造當中。從照片中我們可以推測，穿黃衣的是建築師。

Assemble art collective

我認為這個項目是對70年代霸屋運動（squatter movement）*的一種回應。但在堅持激進原則和過程的純粹性方面，我認為建築師們的方式回應了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通常在這種項目中，對設計的關注和建築工藝都是非常高的，我認為這是很少見，也非常有前景的。這兩個項目目前仍在進行中。

*霸屋運動（squatter movement），此處指1971年在丹麥發生的霸屋事件，將近900人在一個廢棄軍事區域佔領房屋形成Christina獨立社區。

*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指2011年9月17日在紐約Zuccotti公園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由加拿大反共產黨人士發起，旨在反對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現象。

關注設計和建築工藝

◾ 對專家諮詢和公眾參與的要求減少(Less Demands on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第三個趨勢是對專家諮詢和公眾參與的要求減少。我認為從長遠看來，這種現象會造成更大的影響。它的目標是建設一種通用類型，或者至少是一種有廣泛吸引力的類型。在阿姆斯特丹，Atelier Kempe Thill*設計了一排完全相同的住宅，為了在設計和施工中達到更高的標準，住宅的個性被有意限制。

*Atelier Kempe Thill，來自東德，畢業於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的Oliver Thill和AndréKempe合辦的建築公司，總部設在荷蘭鹿特丹。

Town Houses in Amsterdam / Atelier Kempe Thill

這種方法是被銘刻在長期的理性主義傳統中的，它同等地借鑑了古典傳統和現代主義，從而產生了建築師們所説的“宜家世代”（classicism for the Ikea generation）。

我認為我所展示的這三種趨勢，都有現代主義的印記。並且我始終認為，對於建設房屋的建築師來説，當下的問題在於對差異化空間的關注要少於對共享空間的關注。例如哥本哈根的“花園空間”、利物浦的“協同工作”以及阿姆斯特丹西部的“宜家世代”。至少，在強調“共通”（common）而非“差異”（different）這方面，現代主義後的住宅，對我而言，將會再次“現代”。

當然，毫無疑問，住房不一定要是現代的。但是從住房設計來説，我認為，現代主義是我們的根源。在我們這個專業（建築專業）中，現代主義是我們的遺產，它上承自古希臘羅馬。而現代主義的影響，我相信，將會影響好幾代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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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Bunge

nARCHITECTS的聯合創始人，也是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規劃和保護研究生院的兼職助理教授。Eric擁有哈佛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和麥吉爾大學建築學學士學位，曾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帕森斯設計學院，RISD，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多倫多大學任教。

◾ 微型單元的設計與建造

20年前的今天我就坐在這個教室裏，等待着第二學年的開學，今天真的很高興能再次回到這裏。為什麼我們現在要討論住房呢？在這個話題開始之前我們有一個討論。有一種討論的聲音指出，在不同體系（framework）中的許多變化使得當今成為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建築師面臨着許多挑戰，去把自己重新投入到我們所需要的行動主體（agency）中。

例如社會體系（social framework），我們從尼古拉斯（Niklas Maak）的講座中也聽到了有關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還有制度體系（programmatic framework），我們現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都有了許多變化，導致我們長期以來所信任的類型學逐漸分崩離析；經濟體系（economic framework），如今我們正在考慮不同模式的產權，例如在Baugruppen的共同合資模式，尼古拉斯之前提到過的；最後是建造體系(physical framework)，我們可以考慮新的裝配方式，或者我們的構造技術會再次改變。當我們思考住房時，這些有關建造的部分同樣有趣。

很明顯，由於市場壓力的影響，住房可能是建築師能做的努力最受限制的領域。一方面當然是來自法規的約束，另一方面住房又有很多的限制。所以有的人會認為住房設計將會奉獻出比其他類型設計更清楚地反映規則和擁有其他影響的作品。同時這些清晰的條條框框也是令人興奮的，因為你有可能打破規則，或是用巧妙的方式去遵守條框的約束。在其他國家這樣的約束可能比美國——尤其是紐約——要少一些。

因此我認為在開始設計之前，我們應該把住房產業以及住房相關的工作放到更大層面的問題中去探討。例如我們一直感興趣的，建築如何和氣候、人口的變化相適應等等。其次，是要思考如何在不同的公眾之間創造不同規模的互動，重新思考“公眾”的主體，而不只是一般概念下的公眾。最後，住房設計是一種以最少的手段影響宏觀尺度的方式，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小的微型住宅單元都可能擁有空間意義。

在我們設計位於香港的，擁有250個單元的塔樓時，我們只完成了四個住宅項目，香港的項目仍然是我們實踐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在香港的項目其實比在紐約的面積更小，但他們並不把它稱為微型單元（micro units），他們就是管它叫公寓（apartment）。南方日報在去年春天刊登了我們的項目，稱微型住宅單元的項目是落户在紐約的港式公寓（a Hong Kong style apartments arrive in New York）。所以這種對我們在紐約的設計的嘲諷（irony），最後並沒有落在我們身上。

完成的住宅項目

◾ adAPT NYC競賽（adAPT NYC Competition）

在2012年我們被其他開發商邀請去參加Bloomberg市長（Michael Bloomberg）*舉辦的adAPT NYC競賽，在紐約設計一種全新的微型單元類型。參賽的必須是開發商和建築師合作的團隊，我們可以在之後再談代理的問題，我們不能獨自完成這項工作，甚至我們不能獨自參賽。實話實説，我和我的搭檔一開始都覺得有點驚慌，雖然現在我們都瞭解了微型住宅相關的大背景，但當時我們對於要設計250-350平方英尺（約23-33平方米）的公寓還是有點惶恐的。

*Michael Rubens Bloomberg，美國商人，政治家，作家和慈善家。2001年開始擔任紐約市第108 任市長，連任三屆。

回到二十世紀初，當我們聚焦於城市貧困人口時，數據舉國震驚，並激發起了重新審視法律的使命感，以為城市的300多萬人口提供適宜的污水和通風處理。隨後緊跟的是住房改革，以及之後十年間制定的一套新的法定標準，來保障光和空氣的健康與安全。時至今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難民危機發生前，住房的平均面積從十九世紀40年代的1000平方英尺（約93平方米），翻倍到約2700平方英尺（約250平方米）。

adAPT NYC Compe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