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o的終場戰事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12170-2019-06-17 22:46
本文來源：GQ報道
戴威低下了頭
2019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戴威走進北京金融街麗思卡爾頓酒店，早早地在這裏等候程維——作為中國當下出行領域裏的領軍者，程維掌管下的滴滴同時也是ofo的最大股東。過去兩年間，滴滴曾至少3次對ofo提出收購，但都在關鍵一步遭到戴威的否決。
今非昔比。窗外是北京的春天，原本是共享單車活躍的季節，街面上卻再難找到ofo的影子。在尋求多方融資未果後，對戴威而言，眼前的困局或許只有滴滴能解開。
程維留給戴威的時間不多，一會兒在樓上還有個會議。酒店大堂裏，當戴威提出請滴滴收購ofo的請求時——這次輪到程維説“不”了。這位久經戰場的企業家巧妙地迴避了這個問題，説自己“也沒有太好的辦法”。接下來的時間裏，程維與戴威“展望了一下未來”，談話便結束了。
這並不是程維第一次拒絕戴威。2018年7月，曾有媒體爆料滴滴即將收購ofo的消息，滴滴官方隨即發佈聲明：滴滴不會收購ofo，將堅決支持ofo的獨立運營——這在一些人看來正是在諷刺戴威，“那是他説過的原話”。
如今的ofo“對滴滴來説已經沒有價值了”。多位採訪對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一手創立ofo的戴威不願交出公司的控制權——這使得ofo失去了原本發展的可能性，並一路滑向了深淵。
在這個初夏，ofo後台等待退還押金的人數仍有將近1600萬。以每人99元或199元押金計算，待退押金規模在16億-32億元之間。一名仍在職的員工表示，“這對ofo來説，是個‘不可能償清的數字’。” 有用户表示，自己明明沒有收到退款，原本界面的“退款中”卻已更換為“充值押金”的提示，“彷彿我從沒充過押金。”
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網6月12日發佈的公開執行信息顯示，因東峽大通（北京）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法院已依法限制法人陳正江出境。這家公司正是ofo的運營主體。2018年10月29日，這家公司的法人由戴威變更為陳正江。
事情發展到今天的局面之前，戴威並不是沒有想過讓步。私底下，戴威曾主動找程維洽談過多次。ofo前高管王拓很多次聽戴威提起過，滴滴每次開出的條件都太羞辱了，這導致談話總是不歡而散。
“就是他跟程維的對話，永遠都不是平等的。”戴威曾向王拓轉述過這樣一番對話：他問程維，滴滴是不是一家永不放棄的公司？如果滴滴是，那麼ofo也是。王拓聽後勸戴威，沒必要置氣，該服軟就服軟。“無論是年齡、經驗、社會地位，包括他在社會上具有的Power，哪一項不比戴威強？所以不能以一個特別對等的心態去聊這個事情。”
他嘗試説服戴威，ofo在滴滴的規劃裏，可能就是一個事業部，這是遲早的結果。
戴威沉默。“他不吭聲，一般他反對或者不認同的事，他就不吭聲。”
王拓與戴威年齡相仿，卻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加入ofo之前，出生於西部省份普通家庭的他創過業，並按照他的計劃把公司賣了出去。他自認奮鬥打拼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實現財務自由，拿錢買更多的個人時間。“養豬不就是為了殺嗎？每一頭豬被殺掉之後，養豬場老闆他會哭嗎？因為出發的時候你已經想好目的了。就是豬養大，然後殺了，賣了，賺錢。”因此，當2017年9月，來自滴滴的高管空降ofo時，王拓幾乎是帶着迎接的心態，“把滴滴看作自己的未來老闆。”
戴威並不這麼想。父親是國企總裁，母親是教師，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畢業，在校時擔任北大學生會主席。這樣的出身，讓他對物質的追求並不強烈。即使在ofo估值數十億美元的時候，戴威出門最常吃的餐廳還是麥當勞和吉野家。他曾不止一次對ofo的聯合創始人們表示，“經歷比錢更重要”。
戴威曾將程維視作老師。一位負責投資關係維護的員工記得，剛入職時，她曾問戴威，有哪些投資人需要重點溝通？戴威給出了4個人的名字：徐小平、張穎、朱嘯虎、王剛。“然後我説，那程維呢？他説程維我自己跟他電話打得比較多，有些東西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但隨着時間推移，戴威對程維的心態開始變化。有段時間，ofo的高層員工頻繁地聽見戴威講述阿里的故事。敏感的員工意識到，事情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轉變：半年前，戴威還總是在談話間引用滴滴與程維的故事，如今，阿里與蔡崇信取代了前者。“戴威很早就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滴滴終究還是靠不住，如果能抱上阿里的大腿就好了。”上述員工説。
富有經驗的創業者們會從今日的中國商業環境中悟出一個基本常識：一般情況下，不要同時接受來自騰訊、阿里或百度其中兩家（或以上）的投資。而戴威先後讓騰訊系的滴滴與阿里系的螞蟻金服坐上了ofo董事會的重要席位——至少在今天，一切商業故事背後都是資本故事——違背常識是危險的。
今今樂道讀書會創始合夥人、前《中國企業家》執行總編輯何伊凡將戴威與ofo的關係比作一個8歲的孩子去舉100斤重的東西——“這100斤主要來自哪兒呢，主要來自它需要處理的複雜關係。因為資本是這樣的，一步錯，步步錯，如果你早期（拿錢）的時候，一些最基本的關係沒有處理好，到後期你一定會付出非常沉痛的代價。”
2017年10月，滴滴空降ofo的高管南山認為ofo在支付寶的入口無法導流，做主在微信上開通了小程序——由此引發了螞蟻金服的不滿。
“支付寶的人就開始給戴威打電話，（問）什麼情況。”據知情人士透露，支付寶方要求ofo撤下微信小程序，並示意戴威趕走滴滴：“阿里的人就和戴威説，把滴滴的人弄走，我們就投錢進來。”
這場矛盾以小程序下線、滴滴高管全體離職告終。敏感的投資人們從中嗅到了火藥味。2018年初，ofo的早期投資人李立收到一封郵件，心情“徹底無語了”。郵件中告知：ofo早期股東朱嘯虎已將手上股份及一票否決權轉讓給阿里，包括李立在內的所有投資人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阿里將有能力在ofo的重大決策上與滴滴分庭抗禮，而兩者的陣營決定了誰都不會允許對方成為最後的贏家。“阿里入局的那一刻，這個事情就沒法做了。我們都看到了結局。”
很久之後的一次談話中，李立聽戴威親口總結了一番感悟：“當大佬對你很熱情的時候，你可能真的覺得自己很牛逼，大佬給你的許諾你都會相信。但這事難是難在什麼地方呢，當大佬翻臉的時候你是找不到他人的。”
李立認為，對於戴威而言，這是一個幾十億美元的教訓。“所以比你高級的人，就不要以為你能和他一起玩兒，玩不到一起去的，只有他玩你的份兒。”
講這番話時，李立要求我關閉手機錄音。當我拒絕之後，他有些生氣。“我這麼説吧，你在一定程度上跟戴威挺像的。”在他的邏輯裏，我和戴威都沒有搞清楚一件事：事情能否做成，主導權並不在自己手裏，而是在那些掌握資源的人手裏。
“讓你意識到這件事很簡單，但要戴威意識到很難。”
王拓曾經問過ofo聯合創始人楊品傑，ofo走到今天，主要是靠什麼。“品傑認識得很清楚，跟我的認知是一樣的，就是資本嘛。那你説ofo現在是因為你管理的好？還是因為你發明了這個事情？都不是，就是資本嘛。”
當他把同樣的問題拋給戴威時，戴威選擇了沉默。
❷
“你只管爭第一”
我再見到聯合創始人於信是在這個春天，距離ofo總部被千名退押用户包圍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天。第一次見面時，他正為退押的事忙得焦頭爛額，桌上疊放着他的兩隻手機，其中一隻專門用來監測ofo退押後台的情況，於信為此專門註冊了一個用户號，充了199元押金。
“每個月、每一天都有人傳説我們要死了，可我們還活着。“於信説。
在“被人摁在地上打了兩年後”，於信總結ofo的歷程，認為創始團隊學到了很多：“想兩年還想不明白嗎？那可不就想明白了嘛。”他的態度發生了某些微妙的轉變：前幾次見面，他偶爾還會流露出委屈的情緒，訴説投資人曾拿了ofo的數據轉身就給競爭對手。這一次，他告訴我，他們開始理解投資人了。
在創投圈活躍着的社羣裏，有人把ofo稱為“史上最大的災難性投資”。多家投資機構曾把ofo作為經典案例放在公司網頁裏、印在品牌宣傳的海報上，在各種投資論壇上引以為豪。但現在，他們對ofo閉口不提。
在一位投資界人士眼中，這樣的態度太正常了。“誰願意去跟別人談論自己的笑話呢？尤其是自認為聰明的人。”
戴威領着於信及幾個聯合創始人也開過很多次覆盤會，但每一次覆盤的結論都是：如果重來一次，ofo還是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歸根到底是共享單車的盈利模式並不成立。”於信説。生意不賺錢，投資就總有停下來的那一刻。
我問他，那當時為什麼有那麼多投資人爭先恐後地投？於信愣了一下，沒有回答。
投資人們今天很難承認，在2016年至2017年的那三百多個日夜，他們在那場火熱的共享單車投資戰中，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反常。
史少辰做企業公關多年，第一次遇到這樣激動人心的工作：大消息一個接着一個。有時一天能公佈兩輪融資——這樣的融資速度是中國創業史上前所未見的。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ofo完成共計5輪融資，總額近90億元人民幣。
“沒有辦法，大家就在那個時間點看到了信心。”摩拜投資人江渝回顧起2016年的夏天，創投圈被摩拜與ofo的項目激起了久違的熱情——數不清的投資人在那陣子遭遇着失眠：在上一輪資本寒冬中，他們手頭積累起大量資金，急需一個優質標的。因此，當投資人們看見北京、上海的街頭開始出現大量的共享單車，內心產生了一種由衷的興奮：“看到了那麼多用户buying這個business model，大家都覺得那我要實現快速的增長。”
用户增長很重要，許多決定出自本能而非理性的計算。隨着滴滴、騰訊兩大巨頭的加入，市場被迅速分為兩個陣營：摩拜與ofo的戰爭一觸即發。“你不增長，對手就增長。對手增長，意味着對手將把份額吃掉，對手就能把你打死。”江渝説，“就這麼簡單的一個較勁的過程。”
2016年11月17日，ofo在751藝術中心召開新聞發佈會，正式宣佈走出校園，進軍城市。這是競爭對手摩拜刺激下的結果，一些ofo早期重要資方曾私下表示對城市運營毫無興趣，但卻在新形勢下改變主意，甚至重金加註。屬於摩拜和ofo的戰爭正式打響了。而某些細節已經呈現出這場戰爭的火藥味：發佈會前夜的凌晨3點，ofo工作羣裏突然傳來現場照片，摩拜的車將ofo的場地整個包圍了。
強競爭使得一些擦槍走火的事不時發生。在上海，ofo運維人員徐師傅在與摩拜方的搏鬥中頭破血流。在北京，一個區域主管不得不頻繁去派出所“撈人”，最多時一星期去了4次。
2017年4月，戴威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和當時的摩拜首席執行官王曉峯住在同一個酒店。前往會議地點的路上，戴威看到王曉峯從遠處迎面走來。隨行人員勸他避一下，避免被媒體拍到做出各種解讀。戴威的反應是，沒事，這個是正常的。他主動迎面向前，準備和王曉峯打招呼。但王曉峯掏出手機放在耳邊，轉身走了。
這是兩個陣營的對壘，不只是戴威與王曉峯、ofo與摩拜，還有背後投下數百億資金的投資方。市面上排得上號的投資機構，幾乎悉數入局。“沒有人能確定自己一定會贏，”江渝攪動着面前的拿鐵，承認在戰爭最熱時感到害怕。“就看滿大街ofo的車烏泱烏泱的，心也慌啊。”
一家知名投行的財務顧問分析，挑動投資人鬥志的因素裏，既有利，也有名；既有高回報的誘惑，也有不甘人後的焦慮。“在那以前，還沒有一個案子可以劃分投資圈的三六九等。ofo和摩拜出現後，就有了。大家都想擠進去，你擠不進去，你就知道你不是（一流）。”
那陣子，戴威一天會接到好幾個投資人的電話，其中不乏各大投資機構的掌門人——一個普通創業者並不會有這樣的待遇。這同時也意味着壓力：“一有什麼負面消息他們就在微信上扔給戴威，搞得他壓力很大。”負責投資關係的程凌睿説。
一次偶然，戴威發現投資人對於數據新聞非常滿意。他對程凌睿説，“挺好的，投資人愛看這些。”為了取悦投資人，戴威與公關團隊琢磨出一個一舉多得的計策——與第三方數據公司合作，買斷數據的披露權，選擇對ofo有利的數據發佈。
漂亮的數據帶給投資人們更大的信心，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更渴望勝利了——“只管爭第一，錢不用操心”的口號，迴響在ofo每個員工的耳邊。有人形容當時的感受：“就像一個沒錢的人彩票中了五百萬，不但中了，還要求你兩天就得把這些錢都花掉。你都不知道該怎麼花，但你就是得花掉。就那種感覺，你懂吧？”
2016年12月，ofo搬入理想國際大廈，中關村一帶租金最高的寫字樓。10層、11層、15層、20層，不到半年，ofo租下了4層樓，黃色logo高高豎立在樓頂。戴威親自下令，按照Google的標準來設計裝修位於20層的食堂，“為了網羅最優秀的人才”。辦公桌椅2000塊一套，連馬桶都是電動加熱的。程凌睿的第一反應是，絕不能帶投資人來上廁所。
於信當時分管海外業務，2017年1月到5月，他在全球飛了20萬公里後收到了回國的指令，讓他解決管理半徑的問題——他在國外期間，公司人數從800人漲到了3000人。
釘釘羣聲聲作響，每天都有新人湧入。王拓進入ofo前，戴威在面試時告訴他，我們要進入城市了。王拓問，那你打算怎麼做？戴威説，不知道，所以就找你們來幫我去搞。戴威又問他薪水，他報了一個虛高的值，想探探戴威的底。他沒想到，戴威一口就答應了。
“就好比你是一個小孩，我説這個奶茶30塊錢賣給你，你可能就買了。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這個奶茶在整個社會上的行情值多少。”王拓事後分析，戴威有可能是過於年輕，不清楚行情。他最終在摩拜和ofo拋出的橄欖枝中選擇了後者，因為相對於精明老到的王曉峯，年輕的戴威也許會更需要他。
急速擴張中，一些置身於浪潮中的年輕人真誠地相信，自己已經成為了曾經渴望成為的那一類人。我的朋友F提到一位在摩拜工作的朋友A。A工作不到一年，每次見面，都能感受到他不斷飛躍的消費和流行又張揚的生活方式。先是在國貿77樓的雲酷酒吧請客，後來談論與某某名人的見面，五一假期，朋友問他如何度假，他説要去一個美國的山谷裏，那裏沒有手機信號，能徹底放鬆。
“如果不是在一個高速發展的行業裏，一個工作一年的新人不可能這樣。”F感慨道。
激昂的氣氛中，也有隱隱感到不安的人。
從事亞太區海外業務推廣工作的何歡明顯感到，ofo內部的管理完全跟不上它膨脹的速度。入職第一個月，何歡便得知，ofo曾在新加坡一次性投放了7000輛車，24小時之內，4000輛不見了。那時ofo還在使用機械鎖，車沒法追回。這件事很久以後才被北京總部獲悉，當時的負責人將事情按了下來。而總部原計劃在日本市場投放8000輛車，因為當地政策限制，只投出100輛，其餘7900輛車只能在倉庫放着。
在國內，ofo花費數千萬請鹿晗代言。在海外，團隊花幾千萬美元在Facebook、App Store上買流量，但方式粗放。一個令何歡哭笑不得的例子是，一次，在新加坡投放Facebook時需要一張海報，總部給來的素材是一個黑人騎着單車，天空中飄着雪花。“這跟新加坡一點兒關係都沒有，誰會點進去看啊？”
“最大的危機是每一個策略都很短期。”開拓中國香港市場時，上司否決了何歡從一開始就付費的方案，理由是先把訂單量衝上去最重要。
吳昊先後在幾家互聯網公司做過產品經理和公關，來到ofo不久後，他就理解了為什麼投資人總對戴威説，“你只管跑到第一，一定要成為第一”。
“很多資本以為的打法是，（共享單車）市場會出現一個小滴滴，所以試圖用滴滴、快的、優步的那一套去複製戰局。”起初吳昊也堅信這一套邏輯，慢慢地他產生了懷疑，“快車的入口在線上，共享單車的入口在線下，而且鋪車單均成本那麼低，競爭對手真的消滅得完嗎？怎麼能壟斷呢？”
私下裏，吳昊把這種疑問和一些相熟的同事討論過，很少有人認真地和他探討。在高速前進的列車上，沒有人會喊停，或許也沒人有能力喊停。最後，他沉默了。“這個動態博弈的過程當中，大家對於戰爭的這種不理性和瘋狂是互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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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不投，我投誰”
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曾公開表示，ofo的項目其實真格是看不懂的，但他投人不投事。“首先，戴威是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其次，他畢業後去貴州支教。學生會主席，這意味着他有領導力。去支教，意味着他有理想。這種人我不投，我投誰？”
至於戴威做的是ofo，還是ofa，徐小平説，不介意。
更多人也被戴威的個人魅力感召。程凌睿第一次和戴威交談，就做出了加入ofo的決定。在創業圈多年，她見過太多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創業演員”，她斷定戴威和這些人不同，一心想做成事。“戴威在講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的時候，他是真心在相信這個事情，這是他的一個理想。並且他把這個理想的這種熱情傳播得很到位，所以當時我會感覺到被他的那個passion打動。”
那時的戴威習慣哼着歌上班，最愛趙雷的《我們的時光》。公司的企業文化被總結為3點：騎車、喝酒、發紅包。戴威身先士卒，常常喝醉。於信則是最愛發紅包的人，當時有個規矩，開會遲到一分鐘罰100塊錢，一次，於信因為處理其他工作遲到了67分鐘，二話不説，在羣裏發了6700塊。
史少辰此前在百度和二手車電商工作，來ofo很久後才適應了“哥文化”，只要是男的，相互都叫“×哥”。“以前那些公司，要麼叫英文名，要麼叫人title，哪有逢人就叫哥的，是吧？”同樣畢業於北大光華管理學院，一位戴威的師弟在第一次聽到這些細節時脱口而出，“這真像北大學生會啊。”
相較於公司氛圍的年輕化，戴威卻呈現出一種超越年齡的沉穩。程凌睿最初覺得，這種情緒控制能力在20多歲的男性中非常少見，“你跟他説什麼他都會説，嗯，好的，我明白。他要是稍微顯得有點兒激動，那他其實已經非常生氣了。”
不止一位採訪對象提到，戴威聽到和自己意見相左的聲音，極少與人爭論，應對方式往往是沉默，也正是這種沉穩的氣質吸引了不少投資人。
或者也可以説，這種氣質迷惑了他們——一些投資人後來發現，戴威表面沉穩、內斂的氣質很好地掩飾了他的倔強。
2018年一個下午，海淀區一家茶樓的包間內，戴威將其餘幾位聯合創始人聚集在一起，商討是否要接受滴滴的收購。有聯創表示想退出，有人態度左右搖擺，例如於信。他的父親，甚至包括他父親的朋友，都勸他趕緊出手。有聯創提出隱憂，按照ofo目前的運營狀況，再撐下去不知該如何收場。
這場閉門會議之前，李立找創始團隊吃了一頓飯。飯桌上，他用了很長的時間分析，為什麼事情的複雜程度已經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賣掉ofo是唯一的出路。事後回憶起來，他覺得有幾位聯合創始人更傾向於賣掉，因為那頓飯除了討論要不要賣，另一個話題是，賣了錢後幹些什麼。
但戴威最終做出的決定和他的預期相悖。在很多次類似賣或不賣的爭論裏，戴威的想法都沒有動搖過。“他就表現出來一個非常明顯的觀點，他認為經歷比財富重要。這實在太明顯了。”於信説。
許多人感到無奈甚至憤怒的原因，是他們覺得在戴威眼中，實現個人意志的優先級高於實現ofo整個團隊的利益。
“表面温和，心住猛虎。”王拓用8個字形容戴威的個性。戴威喜歡和同事們踢足球，在王拓眼中，那是戴威的深層人格得以顯露的時刻。他覺得戴威非常好勝，只要戴威一來，大家就踢得很緊張。“踢球其實是一個團隊協作，並不能突出某一個人，對吧？但是他總希望覺得‘我就是這個球隊最重要的人’。”
根據多位ofo高管提供的信息，在2017年末，滴滴和軟銀方面提出投資條件，軟銀投資18億美元，由程維擔任董事長，戴威退出董事會。這個方案最終被戴威否決。
同在共享單車的戰場上，摩拜單車創始人胡瑋煒也曾面臨過類似的局面。那時的摩拜也深陷鉅額虧損與押金漏洞。在與資本的角力中，她最終選擇接受美團的收購，2018年4月，摩拜單車以27億美元的價格被美團全資收購，胡瑋煒也在不久後辭去了摩拜CEO，與自己創立的公司揮手作別。
《創業邦》董事總經理馬鉞曾與胡瑋煒有過一次交談，他提起一家摩拜的投資機構，問胡瑋煒，他們是不是跟你們特別契合？胡瑋煒笑着説，他確實特別愛我們，但愛跟把錢掏出來，是兩回事。離開摩拜之後，胡瑋煒講過一句廣為流傳的話，“資本是助推你的，最後你都還得還回去。”
但戴威顯露出與胡瑋煒不同的狀態。時間久了，程凌睿對於戴威平穩內斂的性格，不再簡單理解為是“老謀深算”。相反地，她從戴威的內心讀出了幾分單純。“他腦子裏面想的，也是非常清晰和簡單的。很理性，很有邏輯，但是不復雜。戴威就天生不是一個適合給別人打雞血的人。他太平和了，我覺得他就是那種一輩子過得很順的人，對吧？這種沒有受過特別大挫折的人，他怎麼給別人洗腦呢？”
何伊凡曾與戴威進行過一次對話。採訪中，他請戴威給讀者推薦一本書，戴威的答案是《騰訊傳》。一個多月前，ofo剛剛拿到阿里巴巴領投的超7億美元的E輪投資。ofo的公關人員提醒説，這不合適，換一本。戴威靦腆地笑了笑，給出了另一個答案，《哈利波特》。“愛與情感，是可以戰勝一切的力量。”
但情勢比戴威預想的要複雜，程凌睿形容那種感覺“很詭異”：一些核心機密上午剛在董事會通過，直屬領導叮囑她不要外泄，下午消息就見報了。“真的就像那個《楚門的世界》你知道嗎，很多機密半天之後就見報了，也不知道誰説的。如果説只是發生一次、兩次就算了，你後來發現，簡直就是個現場直播。”
在複雜的局面中，很多同事發現，戴威變了。他不再定期組織高管會議。與此同時，他的體重至少增加了30斤。更隱性也更令人在意的變化是，他似乎很難像以前那樣信任身邊的人。高管們發現一個現象，同一件事，戴威會分別跟三個人聊，所説的具體內容，是三種不同的版本。而這三人都不敢確定，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的。
2017年的尾聲，投資人們已從瘋狂的戰爭中冷靜下來。那個冬天，ofo與摩拜雙方的投資人在私下頻繁會面，希望推動二者合併。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説，年末的合併案上，投資人朱嘯虎最後一次將戴威留在會議室裏，“苦口婆心地勸他‘合併吧’，戴威不肯，朱嘯虎急了，説了句你傻×嗎，或是類似的話，戴威拍桌離去。”一個月之後，朱嘯虎將手中股份轉讓給阿里，套現離場。
與朱嘯虎鬧翻的第二天，戴威在網易創業者大會喊出了一句被媒體廣泛引用的話：“請資本尊重創業者的夢想。”那時的戴威堅信共享單車是政府雙創經濟的成果，更堅信ofo能獲得鉅額的融資是因為ofo本身，而非其他。他正嘗試着尋求國資的幫助，據身邊人透露，某國資銀行的高層曾表達過對ofo的興趣，這令戴威非常樂觀，他對下屬説，“一定會有人來救我們的”。
於信在一次採訪中的表態佐證了某種野心。他與戴威認為，ofo原本具有顛覆滴滴的某種可能性。“否則程維當初為什麼説要做董事長，是因為感受到了ofo的威脅。”
一位聚焦出行領域的投資人對這種説法感到好笑，他做出一個推算：共享單車市場的估值也就30億美元封頂了，“這並不是一個特別大的生意”。
李立認為，這是環境帶給人的迷惑性。“在一個急速發展的環境裏，人容易搞不清自己的位置是由於自己真的很牛逼，還是由於別的。就像你如果從來沒有見過電梯這種東西，我帶你去坐電梯，你在裏邊跳了跳，後來你就升到60層了。你可能認為你的跳導致了你到了60層。然後你出了門以後繼續跳，你可能發現去不了那兒。在那個時候，人很容易迷失吧。”
❹
代價
2018年5月的一天下午，戴威站在那個參照Google標準裝修的食堂裏，發佈了名為“Victory Day”的計劃。
面對在場的一百多人，他提起電影《至暗時刻》。他把ofo比作二戰時戰火飄搖的英國，而他要像丘吉爾一樣，永不放棄，保持獨立，戰鬥到為ofo賺到1元利潤。“如果不願意戰鬥到最後，現在就可以退出！”
那個計劃的核心，是全力出售廣告位。為了找到廣告客户，ofo實行團隊內部“全員B2B”計劃，鼓勵所有崗位人員去找廣告合作。不久之後，用户們發現，在用App掃碼開車時，會彈出一個5秒鐘的短視頻廣告。ofo B2B業務負責人邵毅説，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是ofo獨有的創新，競爭對手摩拜與哈羅單車都未開始嘗試。
問他為什麼別家不做，他笑了笑：“我覺得原因還是因為我們求生欲要強一點兒。”
邵毅所帶領的商業化小組從最初的4個人變成如今80人的B2B事業部，承擔着為ofo造血的重擔，截至2018年6月，已經為公司創收了1個億。但這相對於ofo的債務而言，還是杯水車薪。12月的午後，陽光灑進咖啡廳的玻璃窗，邵毅問我有沒有感覺到氣温回升了，沒等我回答他就説道，“只要天氣回暖，訂單量，包括廣告業務肯定是會回暖的，這個毋庸置疑。”但3個月過去，春天到來時，在北京的街面依然很難找到ofo的影子。
戴威發表演講時，梁錚當時就坐在距離他兩個座位的地方，當他聽見戴威説出“堅持下去，為欠下的每一分錢負責”時，一股熱血湧上腦門，他感到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他堅信眼下的難關只是暫時的，ofo一定會迎來最終的勝利。
採訪時，負責北京二環內運營的他興致勃勃地向我回憶起2017年國慶——正是單車大戰最膠着的時候，在清車時，他站在一輛三輪板車上“巡視”長安街的情景：為了觀看國慶的升旗儀式，十萬多輛小黃車從北京的四面八方湧向地圖上最核心的位置。“長安街的護欄有多長，共享單車就能碼多長。”
關於那一年，這個36歲的男人最深刻的記憶之一是，瘋狂買面膜。因為天天在户外暴曬，黑到自己都接受不了。他瘦了12斤，卻感到“渾身是勁”。他住在工體附近，有時從工體先去崇文門，再去天壇，再去雙井，再去通州，從通州回到工體時已是凌晨4點多，天已矇矇亮。他又開車到天通苑接了最後一批車。
梁錚説，這種情況很多人都有。“其實我可以把這責任推卸給別人，到你的區你要接車。但是在那個時間段夜裏已經3點鐘了，沒有必要把別人再吵起來。我一個人能把你十個人的活幹完，那我何必再麻煩你？”
一幅黑色背景的丘吉爾畫像掛在ofo的辦公室裏，上面寫着他的名言：“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獻給大家。你們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可以用一個詞來答覆：勝利！”
梁錚並不知道，戴威在公司做演講的那一刻，也正是他真正意識到，ofo已經陷入絕境的時刻。“他真正慌了是在5月。”一名接近戴威的人士回憶，預期的國資並沒有到來，戴威遍尋資方，沒有任何收穫。
2018年8月，第一陣秋風吹來之前，王拓辭職了。他説，ofo承諾給他的賠償款還沒有付，但他也不打算要回來了。比起個人損失，他更為戴威的失敗感到惋惜。在他眼中，這是一出將個人意志置於他人代價之上而導致的敗局。“作為一名CEO，他應該先對員工、投資人負責，再考慮自己和願景，以及社會責任。”
的確，有一些人所付出的代價，並沒有被人們看到。在順義的一處維修倉庫內，一些ofo的維修工人仍在堅持。沒有人告訴他們ofo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但是工作的變化會告訴他們。工資拖欠了，運送損壞單車的廂式貨車公司與ofo解約了，工人們不得不每天早上6點出發，倒3趟地鐵、2趟公交去市區的臨時維修點修車。維修站的站長賣起了廢品，幾個月前他被告知，廢棄零件、紙箱等廢品不用上報了，賣來的錢可以用來支付倉庫的水電費。
一家曾出資為ofo拍攝創業紀錄片的投資機構在2018年“被整個創投圈羣嘲”，並因為ofo的虧損影響了當年的募資。去年11月，我在一個社交場合見到了它的掌門人，一個在創業者間有着不錯口碑的知名投資人，見到我時他的態度相當有禮貌，但當我向他提出聊一聊ofo的請求時，他用簡短的言語拒絕了我，並轉身離開。
有采訪對象説，戴威付出最大的代價並非利益方面，而是“他消耗了別人的信任”。2019年1月，ofo聯合創始人薛鼎和張巳丁離開ofo。知情人説，ofo的現任法人陳正江，也因被限制消費影響了婚事，“岳父不同意了。”
一位中部省份的市場公關人員將在ofo的經歷視為職業生涯的污點。他在新公司遭遇了同事的“有色眼鏡”，“（對方説）你們ofo管理那麼混亂，你們的工作能力是不是也不行？”採訪那天，他與另一位同事在咖啡館爭論起來：“就像一個國家一樣，這個國家亡國了，你他媽的就是個亡國奴，你知道嗎？”
吳昊後來試圖去理解這種代價：離開ofo後，他曾代表新東家去北大做校招，聽着校方暖場時介紹了一連串政商界的名流，清一色都是北大校友。吳昊突然覺得，名校出身的年輕人對於未來的構想是與自己截然不同的。“戴威的生活環境和他接觸的圈層，決定了他天然地會相信這個事情，他會相信我可以改變世界，我必須要去做一個改變世界的事。”
2019年2月28日的傍晚，戴威打開手機，看到同事發來的微信。正在出差的他在酒店大堂站了10分鐘。那是ofo公號當天推送的漫畫：《你為什麼還留在ofo》。
“已淚奔。”“加個音樂估計就哭出聲了。”戴威回覆。
談起仍然留在ofo的人們，於信講起一個故事。去年12月底那場線下退押危機裏，潮水般的人羣從後樓梯湧了上來，試圖闖進公司後門。ofo的一位女員工走出樓梯間將門合上，將人羣擋在了外面。“那個畫面讓我想到了《琅琊榜》裏，將軍一個人守着城門，特別讓我感動。”於信説。
他沒有看到的是，在那扇合上的門背後，那個女孩被情緒激動的用户扇了一記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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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墳場的“哭泣”
按照新媒體時代的熱點更替速度，不用太久，人們就會將這場瘋狂的戰爭拋諸腦後。一位資深的投資人對我説，共享單車這樣的案子不過是貨幣超發時期的時代產物而已，“資本有信心時就會催生出強競爭。”更重要的是，勝敗乃兵家常事，虧錢本就是投資的一部分。
但吳國勇記錄下了這一切，為那些燒掉的資本留下了遺照。在他拍攝的新聞圖片裏，上萬輛共享單車被疊放在一起，像一座座小山，形成了強烈的視覺衝擊。他給這樣的景象起了一個名字：共享單車墳場。
影像之外，他還錄下單車墳場的“哭泣”。在廣州天河的一處單車墳場，吳國勇正在拍攝，突然聽見“嘀嘀嘀”的聲響，吳國勇愣了一會兒才發覺這是電子鎖故障的聲音，“如果只是一兩聲，像蟬鳴一樣，也還好，但那是此起彼伏，若隱若現的，像潮水一樣衝擊着你的耳朵。”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時，吳國勇覺得十分瘮人，這使得“墳場”這樣的比喻更為貼切了：“這些被暴力清繳的共享單車是有生命的，它們在用這種鳴叫訴説着什麼。”
共享單車的過度投放一度影響了城市路面的規範。在2017年10月政府頒發禁投令之前，各家企業對政府的規勸大多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永安行前北京城市經理劉松源列舉了在北京各家企業的投放量：小藍，24萬輛；摩拜，80萬輛；第一名ofo，頂得上其餘各家的總和，110萬輛。
政府對此的應對是，委託第三方公司將超量投放的共享單車集中清繳至臨時堆放點，然後通知各企業去接受處理，希望由運營商支付一些罰款以覆蓋清車所產生的成本——這是單車墳場最初的雛形。
“但很少有企業真的去‘贖車’，”劉松源説，“太貴了，一輛車的罰金比他們的造車成本都貴。”
吳國勇嘗試在多個城市尋找單車墳場，起初只是出於一個攝影師的本能，被成千上萬輛單車堆疊的視覺效果刺激，慢慢地，他發現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
一次在廈門，看場人員逮住了他並報了警，在留置了幾個小時後，當着警察的面，吳國勇只好刪除照片才脱了身。那位年輕的城管員斥責他：“鼓浪嶼那麼美你不去拍，你跑這裏拍你有什麼企圖！”吳國勇感到奇怪，不明白城管員為何那麼緊張，與此同時他也發現，共享單車墳場大多隱身於市區的偏僻之地，並設有專職人員看守。
吳國勇想走城管的路子來了解單車墳場的誕生，因為經常為政府城管部門拍宣傳片，他自認為“有些關係”，沒想到被拒絕了——城管“很冷漠地”對他説，“沒人請你拍就不要拍嘍”。
在很多單車墳場，吳國勇都看見了綠色、黑色的紗網，罩在成堆的單車上。“剛開始我好奇這些紗網有什麼作用，防塵？防雨？顯然都不是。唯一的解釋，就是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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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了”
戰爭結束得非常突然——2018年4月，摩拜被美團全資收購。
“很遺憾。”消息公佈的當天，戴威在員工羣裏説道，“現在只剩下我們了。”
“如果説一開始我們還有參與，後來就不是我們的遊戲了。”熊貓資本的方一涵説。摩拜賣身美團的決策是私下進行的，“只有極少數極少數對這個事情有決定權的人才知道”，大多數股東都是在最後一刻才被告知。
熊貓資本的李論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方一涵記得老闆的反應，“是空落落的”。那種失落源自一場戰爭突然結束，讓人無所適從。更重要的是，對於像熊貓這樣的中小基金而言，不知道下一個像ofo這樣萬眾矚目的案子何時才能再碰上，甚至還會不會碰上？
摩拜宣佈與美團合併的那一刻，失落的絕不止被孤獨拋下的戴威和優雅謝幕的胡瑋煒，更包括兩家公司裏曾參與戰鬥的一線員工。梁錚形容那種感情是“從最初的互相瞧不起，到最後的惺惺相惜”。他與摩拜地面運營的關係要好到曾被邀請到對方的婚禮上喝喜酒。酒桌上除了他，全是摩拜的員工，大家嬉笑地互相調侃對方產品的缺點，氛圍“歡快友好”。
摩拜合併後，兩人還保持着聯絡，但那次酒桌上的快樂再也不會出現了。前不久梁錚在微信上問候摩拜的運營主管，對方回答：哎，也裁員了。
2019年，ofo總部辦公室內貼滿橫幅：“血戰到底，逆風翻盤”；“極度渴望成功，願付非凡代價”……經歷搬家、供應商上門催債、退押用户圍堵等風波後，戴威給員工的公開信越來越頻繁。那個月，ofo的員工只拿到一半的薪水。
許多員工至今無法從那種失落中走出來。程凌睿離開ofo後，回到了她所熟悉的CBD，重新過上了高跟紅唇的office lady生活。但她卻發現自己奇怪地開始懷念起那段穿球鞋、戴眼鏡、不化妝，下了班一幫人去擼串的日子。過了很久，她形容那種感覺為“夢醒了，一切都結束了”。她不願在朋友圈給緬懷ofo的內容點贊，因為每次點完，都會收到一大堆前同事們的點贊提醒。
“每個在ofo工作過的人，都需要一個心理醫生，”她感嘆道，“畢竟，這可能是我們人生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紀錄片《燃點》導演關琇曾經見證過戴威意氣風發的時刻。那時候，ofo的logo還高高豎立在理想國際大廈樓頂。戴威吃着盒飯，抬頭望了望窗外的北大。“我現在在辦公室能看到校園，這是不忘初心。”
如今的理想國際，已不再有ofo。北大呢？一位北大保衞部的工作人員談起ofo的事情，情緒有點兒無奈。他希望ofo不要從校園撤出，因為學生們自己已經沒有自行車了。保衞部建了一個聯合管理羣，裏面有北大校務辦、保衞部和ofo運營，最初運營有36人，如今，只剩一個了。他給戴威的建議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不如回北大把學校裏的車做好。必要的話，可以把辦公室搬到保衞部二樓。”
聽説ofo的押金現在退不出來，他有點兒不敢相信，決定親自驗證一下。他當場充了199元，在發現真的退不了後，他愣了一下，接着擺擺手説：採訪就進行到這裏吧。
以全球的地點命名的會議室跟隨着ofo從理想國際大廈搬遷到互聯網金融中心，仍然保留着。除了北京、紐約、聖何塞，還有斯瓦爾巴德、烏斯懷亞——世界最南端的小城。這背後藴藏着ofo的願景：“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但這個初夏的街頭，不光是ofo，街面上其他品牌的共享單車也少了許多。
吳國勇在剛剛過去的冬天走訪了王慶坨，中國共享單車供應商的聚集地，一個因生產自行車而聞名的鎮子。因大量共享單車企業的倒閉，拖欠的尾款和囤積的單車令數不清的工廠栽了進去。當地人告訴吳國勇，這裏沒有人再願意談論共享單車了，“一切都已清零”。他造訪了一處正在拆解小藍單車的工廠。在刺耳的電動工具聲裏，來自河南的工人們正用播放器大聲播放着流行歌曲《涼涼》。
時隔幾個月，吳國勇帶着《焦點訪談》的記者再訪王慶坨時，輿論風向已經變了。當地官員言之鑿鑿要給王慶坨正名：“共享單車在王慶坨的自行車行業裏佔比很小。”
在我寫下這些的時候，吳國勇還在繼續拍攝共享單車墳場的照片。自從他的攝影作品發佈後，各地政府下令整治，大部分單車墳場已經消失。他説他常常想起在杭州下城區的一處單車墳場，緊鄰着一棟衰敗的舊居民樓，樓身的牆面已經斑駁，石灰掉了一地，樓頂卻掛着一面LED燈牌，上面寫着：“創新中國產業園”。
“這麼破的一棟樓，竟然有這麼響亮嚇人的名字。”吳國勇在那個地方站了很久，他回頭看了眼樓前大片的廢棄單車，覺得這像是某種隱喻，也像是一種昭示。█
（應採訪對象要求，王拓、李立、程凌睿、何歡、江渝、吳昊、方一涵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