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生一個”到底好不好？原國家衞計委副主任這樣解釋_風聞

計劃生育，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朋友，被計劃着生育的一代人，可能會嗤之以鼻。

什麼計劃生育，還不是騙我們普通老百姓的，原來説只生一個好，現在勞動力不夠了，又讓我們生第二個，鬼才信你們。

明明就是當年計劃生育搞錯了，現在卻讓我們普通老百姓來買單。憑什麼？

6月13日，全國政協辦公廳製作的“委員講堂”第六期節目在全國政協官方網站等平台播出。本期主講人是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

在演講一開始，王培安做了上述開場白。他説，很多人對計劃生育的歷史不瞭解，偏見源於誤解，誤解源於不瞭解，不同時期要實行不同生育政策。

王培安出生於1958年3月，貴州遵義人。從地方到中央，他前後有過將近20年在衞生和計生部門任職的經歷，2000年至2006年擔任貴州省原計生委主任，2007年至2013年擔任原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2013年至2018年擔任原國家衞計委副主任。

為什麼當年要實行計劃生育？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社會趨於穩定，經濟得到恢復，醫療衞生條件不斷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國人口以空前的速度持續增長。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億，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億。人口壓力在經濟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逐步顯現。

1952年至1976年，我國年均增加的固定資產只有200億，每年只能解決大約200萬的新增就業，城市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人均糧食佔有量始終徘徊在兩三百公斤左右。當時，絕大多數老百姓衣食住行都很困難。

“年長一些的朋友，比如50後、60後，都有體會，吃飯要糧票，穿衣服要布票，甚至買一盒火柴都要火柴票。人民生活水平極為低下，人均收入增長極為緩慢。”王培安説，當時的狀況主要是由於僵化的經濟體制和政策失誤，但人口增長太快，高素質的人口太少，也是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

1971年，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毅然決定全面推行計劃生育，計劃生育在全國城鄉蓬勃開展。剛開始的口號是晚、稀、少，後來變成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為什麼“只生一個好”？

王培安表示，我國普遍實行計劃生育之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口增長的勢頭還是很迅猛。

1978年，全國總人口達到了9.6億，10億大關近在眼前。當年，中國的GDP在世界排名是第十，但是人均GDP僅有156美元，排世界倒數第四。人口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在城鎮和部分農村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到2000年，把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

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為我國基本國策，同年新修訂的憲法中，有四處提到了計劃生育。

但是，“一胎化政策”的説法是不準確的。

王培安解釋説，我國的生育政策從來不是一刀切，在獨生子女政策的大背景下，對城市與農村、漢族與少數民族、人口較少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都是區別對待的。實際當時，一孩政策覆蓋了全國35%左右的人口，“一孩半”政策覆蓋了全國50%左右人口，兩孩政策覆蓋了全國10%左右人口，剩下的都是多孩政策。（編者注：“一孩半”政策是指部分地區第一個孩子為女孩，可生育第二個孩子。）

嚴格計劃生育多年，到底帶來什麼好處？

王培安説，通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我國順利完成了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歷史使命，提前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巨大轉變。計劃生育有力促進了經濟高速增長，民生持續改善，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

隨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創造了撫養負擔較低、勞動年齡人口充裕，儲蓄較高的人口紅利期。改革開放政策使人口紅利得到了充分挖掘，是我國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

據測算，人口紅利對1982年至2000年人均GDP的貢獻為26.8%，由於生的少，婦女兒童的發展狀況大大改善，國民整體素質迅速提高，人民羣眾的生產和發展狀況大大改善，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得到有效緩解。

反之，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全國總人口會多出4億多人，人均耕地、糧食、森林、淡水資源等都比目前低20%以上。按照聯合國提供的數據，人均碳排放每年3.8噸，少生4億多人，一年就減排15億噸，大大減輕了生態的壓力。

同時，中國的計劃生育還使世界70億人口日推遲了5年到來，樹立了我國負責任的、人口大國的良好形象，也為減緩全球人口的增長速度、消除貧困，做出了重大貢獻。

為什麼現在要“全面二孩”？

嚴格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之後，從1992年開始，我國的計劃生育成績就已經很明顯了，總和生育率下降到了2.1以下，也就是達到了低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過低，將影響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長期這樣下去，肯定不行。”王培安説。

進入新世紀之後，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長與經濟短缺的矛盾淡化了，新的問題又浮出了水面。出生缺陷發生率居高難下，出生人口性別比高位徘徊，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遷移流動日趨活躍。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歷史重任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人口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口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部條件發生了顯著變化。

王培安總結，新時代中國人口的新特徵有五個：

一是人口總量增長的勢頭明顯減弱，育齡婦女數量逐步減少，特別是20到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下降的比較快，少生優生成為整個社會生育觀念的主流。生育意願明顯降低。

二是人口總體素質難以適應經濟轉型發展的需要。面對經濟新常態，我國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亟待提升人口素質，特別是勞動力素質和技能。

三是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偏高。

四是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在推動經濟增長，縮小地區差距，改變人口分佈格局的同時，對社會結構、治理模式、生活形態、觀念習俗等，帶來全方位的影響。

五是家庭規模縮小，每個家庭户平均3.1人，傳統的養老扶幼，互助互濟功能弱化。

為什麼很多育齡夫婦不願生二胎？

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開始實行，但並未引發廣泛嬰兒潮。

“生出來沒人帶，養孩子成本高，是最重要的兩個原因。”王培安説，根本原因是很多80後90後的生活目標、生活方式、生活觀念變了。他們崇尚少生優育，而不是傳統的多子多福，除了不願生、不敢生，還有一種現象是生不好，不孕不育現象比較多，出生缺陷發生率也不低。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補短板，抓重點，強弱項。具體來説，就是加強公共資源的配置，重點滿足3歲以下嬰幼兒的照護服務需求。

王培安呼籲，應落實育齡夫妻依法享有的各項福利待遇和計劃生育的免費服務，將計劃生育獎勵獎、配偶陪產獎納入生育保險，特別要落實新修訂的個税法，依法做好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支出的扣除，為符合政策生育的家庭提供税收減免。

同時，還要探索建立女性育兒期的彈性工作制，促進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係，保障女性就業權益。

多生孩子就能解決問題？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經濟問題、發展問題。不是簡單的少生幾個、多生幾個孩子的問題。”王培安説，多生孩子解決不了經濟發展問題，也解決不了人口老齡化問題。

王培安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縱觀全世界，所有國家進入發達階段後，都面臨老齡化問題。老齡化不是洪水猛獸，通過多生孩子解決老齡化問題是不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不到40歲，現在平均預期壽命超過了77歲，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多的民眾能夠延年益壽，是人類奮鬥追求的結果。對社會來説，撫養老人雖有淨消耗的一面，但歷史地看，這是老年人應得的回報。

當前，在所有老年人中，年齡相對較輕的老年人佔比較大。他建議，應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加強制度設計，推進積極老齡化、健康老齡化，要加快完善養老政策措施，健全養老保障養老服務和健康支持體系，解決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復護理等問題。

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了招工難、用工荒、有人認為，由於缺少勞動力，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王培安認為，雖然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持續減少，但總量仍很龐大，人力資源基礎依然雄厚。按照國際口徑，15-64歲勞動人口，我國目前還有9.9億，2030年還有9.5億，2050年都還有8.2億。隨着科技進步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機器人對普通勞動力的替代將不斷提高，也就是説，不光現在勞動力比較豐裕，就是再過三、五十年，我國的勞動力數量仍然是比較充裕的。

勞動力總量過剩，結構性短缺，反映出人口素質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不匹配。歐美髮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約為7.3億，但經濟總量是我們的4倍，勞動生產率是我們的6倍。

王培安説，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國不能再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必須轉向主要依靠勞動力的質量驅動經濟發展，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本的強國。

“有人認為，人多可以拉動消費，多生孩子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王培安説，我國現有人口近14億，美國只有3.2億，但是我國的人均消費能力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

提高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不是靠生孩子實現的。中國不缺人口數量，缺的是具有消費能力的中等收入人口，要拓寬勞動收入渠道，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培育新的消費需求。

來源：北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