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上海電影節被撤映，孫元良該被捧為英雄嗎？_風聞

電影《八佰》原定於6月15日晚上進行“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片的放映，沒想到就在開幕前一晚，突然放出消息，因為“技術原因”，臨時取消放映。

據悉，《八佰》由管虎執導，張譯、姜武、王千源、黃志忠、侯勇、劉曉慶、阮經天、姚晨、杜淳、李晨、鄭愷、黃曉明等主演，講述1937年淞滬會戰後期，國民政府中央軍第88師第524團一部留守四行倉庫，孤軍奮戰四晝夜的抗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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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電影能否如期（7月5日）上映，《八佰》確實有點一波三折。電影如此，真實的歷史事件同樣充滿波折，按照蔣介石最初的想法，最後留守四行倉庫的並不止幾百人，而是八千人。然而，這道命令遇到了第88師師長孫元良的“抵制”，孫元良為什麼敢於抵制委員長的命令，我們不妨從頭説起。

四行倉庫

飄揚在閘北的抗日旌旗

1937年8月9日，上海發生虹橋機場事件。11日晚上，蔣介石電令京滬路沿線部隊向上海市區進發。第88師師長孫元良當機立斷，令先頭第262旅急速推進閘北，佔領北火車站至江灣路一線。9月中旬，孫元良升任第72軍軍長仍兼師長。10月26日，日軍突破大場，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下令轉移蘇州河南岸，打電話給孫元良：“委員長想要第88師留在閘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見怎麼樣？”

既然是徵求意見，孫元良略加思索後答道：“我不同意。如果我們死一人，敵人也死一人，甚至我們死十人，敵人死一人，我就願意留在閘北，死守上海。最可慮的是，我們孤立在這裏，聯絡隔絕了，在組織解體，糧彈不繼，混亂而無指揮的狀態下，被敵軍任意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啊！”

淞滬會戰中的孫元良與副師長馮聖法（右）、參謀長陳素農（左）

覺得電話中不能詳述，孫元良又派參謀主任張柏亭直接面陳。顧祝同明確表示：“國際聯盟要在日內瓦開會，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為，所以委員長要留第88師在閘北分散遊擊作戰，儘量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張柏亭強調“閘北地形不具備游擊戰的條件，而且第88師已先後補充六次，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故也難以分守據點”。

顧祝同反問：“那麼，你們準備怎樣來實踐委員長的意旨呢？”張柏亭分析説：“既然是出於政略考慮，似乎不必硬性規定兵力，也不必拘泥什麼方式，不如授權部隊自行處理。”顧祝同又問：“孫師長電話中，也曾提到這些，但沒有説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和守備何種據點？”張柏亭胸有成竹地答道：“部下認為選拔一支精鋭部隊，至多一團左右兵力，來固守一二個據點，也就夠了。”

上海市民慰勞第88師抗日官兵

孫元良最終在來回踱步中決定，把一個團權宜變更為一個加強營，當即把“死守上海最後陣地”四行倉庫的命令交給第524團中校團附謝晉元。加強營實際400餘人，對外號稱800人，這就是抗戰歷史上有名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

10月29日，孫元良收到了謝晉元的信：“竊職以犧牲的決心，謹遵鈞座意旨，奮鬥到底。在未完全達成任務前，決不輕率怠忽。成功成仁，計之熟矣。工事經三日夜加強，業經達到預定程度。任敵來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敵軍再次來攻，結果，據瞭望哨兵報告，斃敵在八十人以上。昨（二十八）晨六時許，職親手狙擊，斃敵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見，鹹拍掌歡呼。現職決心待任務完成，作壯烈犧牲！一切祈釋鈞念。”

著名抗日英烈謝晉元，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廣東蕉嶺人

孫元良致函謝晉元：“諸同志能服從命令，死守據點，誓與閘北共存亡，此種正義不拔臨危受命之精神，餘以全軍將士同致無上之敬意。此役殺敵致果，實開震天動地之歷史偉績，我黃帝兆億子孫，全世界百萬後世人，必以血誠讀此史頁”。

後來，蔣介石下令“八百壯士”退入租界，但租界當局迫於日本壓力，不準歸隊。謝晉元等官兵398人從此長久羈留租界軍營。1941年4月，謝晉元被叛徒刺殺身亡，國民政府通令嘉獎，追贈為陸軍少將。

説法不一的南京突圍

上海淪陷之前，孫元良帶着殘餘官兵4000餘人到達南京，隨即補充了兩個團，奉命防守雨花台、中華門等城南地區。戰至12月12日，第88師旅長朱赤、高致嵩，團長韓憲元、華品章、李傑等悉數殉職。同在南京參加守城的第78軍軍長宋希濂後來回憶説：“自雨花台陷落後，第88師全部守備中華門，受敵軍重炮的轟擊，敵步、工兵逼近城垣。第88師師長孫元良率所餘2000餘人向下關方面退卻，企圖過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負責堵阻。我當力勸孫元良萬不可這樣擅自行動。孫為情勢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華門附近。”

上海四行倉庫紀念館外牆佈滿彈痕

當天傍晚，南京衞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下令突圍，但城內秩序混亂，大部分部隊沒有按照計劃實行有序撤退，而是採取各自行動。據補充第1旅中校團附高健説法：“吳求劍和我到憲兵司令部找師長孫元良，沒有找到。當時我和吳旅長商量，決心一不做日寇的俘虜，二不做難民，尋找機會出城，生則同生，死則同死。當晚8時許，我的傳令兵找到海軍碼頭的大木跳板三塊，抬至隱蔽之處，用鉚釘將之釘連在一起，推入江中。我們用鋼盔、駁殼把柄慢慢向北划行，次日晨到達浦口。”

國民政府中央軍佩戴的德國鋼盔

孫元良到哪去了呢？他自己是這樣解釋的：“我既然在江邊找不着船，只好轉隙向東面的山地撤退。我們從棲霞山龍潭車站間跨過鐵路，南向進入山區。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給食物，熱心地帶路，並代我們找船，給了我們不少方便，也添了我們無限傷心！這樣，我便帶了我的司令部的六百多官長兄弟，和一輩子的創痛與恥辱，從龍潭附近渡江，經泰興、淮陰、徐州、鄭州，於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漢。”

時任第88師軍械處主任葛天指出，“孫元良先是在緊急時候藏身某國使館，後又躲到雲南路336號避難，以後才化裝成馬車伕助手，通過下關先到蘇北，然後轉到漢口的”。另據“陸軍第88師京滬抗戰紀要”，該師零星撤退渡江官兵總計不過四五百人，由此可見，孫元良率六百多人突圍的可能性不大。

南京逃出後，孫元良寫信給陳誠求助

2015年6月，孫元良的兒子，台灣著名演員秦漢接受鳳凰衞視《我們一起走過》欄目組邀約，重走父親當年的抗戰之路。11日，秦漢來到雨花台，他説：“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給我的印象沉重而陰鬱。1937年12月，父親帶領部隊守衞南京，戰敗而退。對於這場戰鬥，父親用‘一輩子的創痛與恥辱’來形容。身為後人，我無法想象他曾經歷過的艱苦與悲憤。”

父與子，對比年輕時的孫元良與台灣著名演員秦漢

對於孫元良在南京保衞戰中的功過是非，史學界、民間褒貶不一。長期研究南京保衞戰和南京大屠殺的孫宅巍先生認為：“3名旅長陣亡2名，6名團長陣亡3名，營長陣亡11名，8000餘人為國壯烈捐軀！南郊陣地上的第88師，與他們留守上海的同胞一樣，堅守到了最後一刻，陣地失陷，‘非不為爾，實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