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強與至弱，美國霸權的悖論與未來_風聞

前言

眾所周知中美關係的走向牽動着全世界的神經，而中美競爭的利弊得失沒有人願意點透，今天筆者試圖通過對美國霸權發展的脈絡分析來對中美競爭競爭的利弊得失進行全景式推演。筆者認為鑑於美國患有帝國後綜合徵（Post-empire syndrome），隨着世界格局的百年未有變化，美國的霸權所面臨的問題不是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 Theory)，而是權力稀釋（Power Dilution Theory）。中美間是戰是和需要兩方仔細思量。而美方要思量的是遏制中國為霸權服務，還是霸權為遏制中國服務？擺在中美雙方面前有三條道路：要麼被中國超越，霸權轉移到中國；要麼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遏制中國，霸權被他國稀釋分享；要麼中美協調妥協，實現大國共治。

毋庸置疑，美國作為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傑出的文明之一，是人類文明走向現代化的最大功臣。美國憑藉獨創的商業式社會治理模式和流水線式大生產模式，將人類從蒸汽化的早期工業時代帶入了電氣化和信息化的後工業時代。從鋼鐵到石油，從原子能到激光器、從飛機發明到登陸月球、從集成電路到互聯網、從分子生物學到生物信息學、從流水線生產到集成化農業，十九世紀末以來幾乎所有深刻改變人類命運和生活境遇的偉大發明與創新，都有着美國深刻的烙印。雖然和人類歷史絕大多數偉大帝國崛起一樣伴隨着征服與殺戮，美國的崛起依然推動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的後半段進程。在這過程也成就了美國霸權，這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的全球性霸權。美國以佔世界4.3%的人口，賺取了全球商業利潤的40%，消耗着35%的世界資源，支出了相當於世界其他國家防務開支總和的軍費。可以説美國創造的帝國功業足以讓歷史上任何帝國仰視。

帝國後綜合徵（Post-empire syndrome）

但在經歷一系列光輝歲月後，美國如同歷史上所有輝煌一時的帝國一樣“病”了，陷入內源性的社會危機和全民性焦慮之中。美國試圖通過徹底“征服”中國、俄國、歐盟等其他大國來鞏固世界霸權，從而擺脱內部危機。但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因為隨着人類社會現代化的不斷深入和全球化的不斷發展。與過往著名帝國相比，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更加複雜，這裏既有和帝國的共性問題，也有異性問題。

**從共性問題講，美國與歷史上所有偉大帝國一樣都患有帝國後綜合徵（Post-empire syndrome）。**和古羅馬帝國、漢唐帝國、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等煊赫一時的偉大帝國一樣，美利堅帝國在建立偉大功業後，所面臨的主要危機和挑戰不再來自外部而主要源於內部。其具體表徵：一是國家承平日久，社會富足，缺乏明確的奮鬥目標，出現了全民性的鬆懈，導致基礎教育質量和平均工作效率的快速下滑，動搖國家發展的根基。二是國家利益攫取方式的轉變，造成了國家產業結構由實向虛，財富分配方式由能者多得向贏家通吃改變，整體經濟出現嚴重實體空心化和泛金融化的趨勢，導致貧富差距的增加和結構性失業的增多，階級矛盾尖鋭突出，造成社會階級權利和義務的倒掛和財政收支平衡破壞，最終造成國家財政破產，進而激發出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出現，最終導致社會活力和動員力的下降。三是國家過度擴張，導致擴張的投入產出率急劇下降，維持擴張成果的成本急劇增加，國家聲譽和道德資產嚴重透支，而國家聲譽與道德的過度透支又會削弱美國在全球號召力、吸引力及信譽度，這些又反過來進一步推高帝國維護成本。四是社會組成及權力基礎形態改變，導致社會族羣構成及信仰價值急劇異化，社會凝聚力嚴重下降，種族衝突、階層對抗大幅增加，極端主義大行其道。帝國後綜合徵在美國的直接表象就是財政赤字激增、社會活力下降、階級分化嚴重、社會共識撕裂，同時社會充斥焦慮和憤懣的民粹情緒。在這種情況下，過往帝國通常為緩解國內矛盾而加快內部矛盾的外化步伐，在國際推行更為激進的擴張政策，直至徹底打破對其最有利的固有國際格局的平衡框架，引發不可預測的結果。

**但美利堅帝國和過往帝國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最大的不同是，美利堅對世界的征服是以追求各國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服從的柔性徵服，而非追求對土地和人民絕對佔有的剛性徵服。換句話説，美國追求的是全球霸權，而非世界王權。這種征服方式代價更小、更加柔和，但也更不穩固。**如果説中國的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美國的霸業同樣也是摸着石頭過河。美國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將觸手遍及全球，凌壓所有國家的龐大帝國，常常以羅馬帝國自詡，也大量借鑑羅馬帝國的征服方式。但其在全球霸權道路的探索上所遇到的問題是絕大多數過往帝國從未經歷的，也就沒有前例參考。正如上文所説，美國以秩序征服為主要形式，主要藉由武力的恫嚇或短期打擊來迫使對手屈從於其主導的國際秩序，在擴張行動上更注重道德包裝。對領土擴張或殖民擴張保持着相對的剋制，更多的是以在關鍵地緣地區的支點國家培植親美政治政權，間接操控戰略支點國家政治服務於其全球戰略。這點和其他帝國有着本質不同，即使英帝國也是以帝國直統的全球性殖民地為基礎，通過在列強間的縱橫捭闔，迫使所有強國屈從於其主導的世界秩序，來維持其帝國架構及全球事物主導權，而美國幾乎沒有直統的大面積海外殖民地。準確的講美利堅帝國不是帝國，而是一整套精妙設計覆蓋全球的美利堅秩序。這套秩序是以科技制高點為基石，以絕對軍事優勢為權力基礎；以美國主導的經濟和金融全球分工為經濟運行流通基礎，以美國意識形態價值為導向的文化輿論體系為宣傳推手的複雜秩序框架和完備的全球治理模式。

這套模式在設計時候充分吸收了美國權力政治學之父——漢斯.摩根索定義並推崇的羅馬模式理念，強調將被征服者納入帝國文明的主流使之成為帝國文明（美屬秩序）的一員，或通過使被征服者徹底擺脱其本屬文明而成為帝國奴隸的方式來完成全球征服。但是美國與羅馬所面臨的環境差異很大，永久海外領地不足、沒有絕對人力優勢、自核武器的出現和擴散，羅馬式的絕對征服沒有操作空間。因而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帶有強烈的大國共治色彩，更強調柔性徵服，而非絕對剛性徵服。即美國通過軍事、外交、經濟等手段構建起復雜的地緣盟國安全體系及國際組織條約體系，為次等強權或地緣強國留出一定的等級序位及相應的權力邊界，儘量避免直接剛性對抗，通過軟硬兼施迫使潛在對手接受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和制度安排。在大國共治體系中，按照美國對對手威脅等級的排序，運用綜合手段打壓削弱挑戰者，以維持美國主導下的動態平衡及美國超然的國際地位。從這個角度講，大國共治是美國的必然之舉，也是無奈選擇。

美國的霸權悖論

從個體講，美國的綜合國力非常強大。但美國為了維持霸權體系，將戰線拉得過長，而美國的體量又不足以支撐起如此龐大的帝國戰略，這又使美國非常脆弱。所以狹義上的美國非常強大，而廣義上的美國又異常脆弱。不可否認，美國的治理體系設計非常精妙，幫助美國以最低的成本，維持近百年的全球霸權。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所以這套設計在成就美國的偉大的同時，又使美國陷入一種霸權悖論之陷阱中。即美國的擴張在鞏固霸權的同時，又不斷激化着美國與其他國家矛盾；美國在對他國權利邊界反覆撻伐的同時，又快速透支着美國道德信用資產；美國在快速構建全球分工體系的同時，又加速了美國產業空心化；美國在追求美元霸權的同時，有促進了全球工業化的進程，變相降低了美國的相對國力；美國在強勢推廣美國文化價值的同時，反而促進了全球多元價值的發展；而這一切的一切都在緩慢地侵蝕美國的霸權基礎。

正如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在他書《美國力量的悖論》所講：美國的權力無疑是有限的，無疑是要被分享的。美國對世界的絕對掌控力是不夠的。按相較於美國的強弱親疏次序，把權力與盟友乃至對手分享和共治是美國主導世界的前提。最終通過軍事、道德、輿論、經濟、文化、外交、地緣政治操作等綜合協調，來維持對美國最有利的動態平衡。在這個體系下，美國可以對其他大國進行遏制和壓迫，卻極少徹底消滅對手，所以這種霸權有着強烈的不穩固性。更為重要的是，冷戰後美國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的事物的介入與擴張達到了空前規模，必然導致美國利益的泛化和對他國權利的反覆侵犯，這使得美國與各國的矛盾積累到了空前規模。美國為了穩固霸權，對軍事、經濟和文化的綜合手段頻繁使用，導致美國的國力加速透支。美國對自身利益的過度追求，大幅降低了美國的道德感召力。同時隨着美國綜合國力的下降，對他國掌控力的下降，加之非傳統工業國家工業化水平的快速提高，美國的實力比較優勢迅速下滑。因而隨着美國霸權的擴張，美國的全球治理反而進入了負向循環週期。

即便如此，美國依然在全球範圍內有着雄厚的戰略資產。其的百年經營，構建起了有着極大縱深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綜合性戰略體系。即使美國的發展進入負向循環週期，憑藉常年積累的體系優勢，用優勢代償劣勢，美國依然笑傲羣雄。所以美國在面對蘇聯、日本和歐盟這些在某些方面都類存在明顯短板的對手時，均能取得勝利。但在美國綜合實力下降、軟實力削弱、巧實力失效的情況下，一旦出現能力全面且體量相當的對手或集團，很可能會打破最後的平衡，因而美國將中國視為了當前最主要的對手。

美國當前的第一要務，就是竭盡所能的確保科技、軍事、經濟、文化的絕對綜合優勢，鞏固世界財富資源的分配主導權和世界輿論主導權，阻止任何國家或集團獲得全面能力，防止其他次等強權結成針對美國的聯盟。但國力下行的趨勢限制了美國達成上述目標的能力。所以在相對實力下降、掌控力下降、號召力下降的前提，如何以最小代價鞏固並提升相對實力優勢、加強對盟國的控制、遏制潛在對手發展、防止其他此等強權結成針對美國的同盟已經成為美國的世紀命題。在核平衡框架已經形成，大國間經濟融合日益緊密的今天，既要恢復美國國力、又要遏制新興大國的崛起；既要保持美元地位，又要重振實體經濟活力；既要恢復美國號召力，又要保持美國威勢；美國要在這些充滿矛盾的條件下完成這樣艱困的挑戰。唯一的辦法就是更多的藉助盟友的力量。但藉助盟友的力量就意味着與盟友分享更多的權利，降低美國對盟友的掌控能力。而這與霸權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

權力轉移與權力稀釋**(Power Transition Theory or Power Dilution Theory )**

自1958年A.F.Kenneth Organski正式提出權力轉移理論以來，日益受到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重視。其原因就是美國國力相對下滑，其他區域性強國實力的相對提高，部分印證了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發展，有關中國的崛起是否將導致國際不穩定、甚至衝突的眾多學術觀點，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權力轉移”理論的影響。歐美學術界主流並不認為中國的崛起就必然導致戰爭，但至少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將難以避免地印證“權力轉移”理論的預測與總結。

但是在中美雙方都有毀滅對方能力，彼此間經濟聯繫又非常緊密的情況下，出現戰爭的幾率卻微乎其微。但是隨着中美從合作為主題的階段走向競爭為主題的階段。權力轉移依然不會出現，而會出現雙方權力均被稀釋的情況。美國遏制中國，必然通過經濟、政治和軍事手段孤立打壓中國。而這一過程美國必須依靠傳統盟友和相關地緣國家來達成這一目的。而美國對這些國家提出具體要求，但他們沒有受到中國的絕對威脅時，必然會要求分享美國更多的權力，同時借美國的壓力，向中國索要更多的好處。隨着其他的發展和美國的“消瘦”，美國開出的傳統價碼愈發沒有吸引力，所能給予的戰略資源原來越接近維繫霸權的核心資源。在這種情況下，無論美國是否能成功遏制中國的崛起，其霸權都將被其他國家分享稀釋。

另一方面，中國為了應對美國的遏制孤立，必然對重要國家進行利益輸送和權力讓渡。同時為了擺脱西方市場的潛在封鎖，必然會加大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開拓，並且出於分散壓力和鞏固關係的考慮，可能會輸出相關的戰略性技術，以幫助相關國家實現工業化和國防自主。以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必然會促進全球工業化極速擴散。正如A.F.Kenneth Organski所講：一旦所有的國家都成為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之後，“權力轉移”產生的大國競爭可能就不存在了，因為國家權力的“巨大和突然的變化”幾乎停止，需要“新的理論”。

全球快速工業化的結果就是大幅提高美國霸權的維護成本，加速稀釋美國的霸權，直至美國霸權終結。所以，中美競爭的結果，美國霸權終結的形式很可能不是被另一個霸權所取代，而是因維護成本過高而自然衰敗，其權力被少數幾個大國或所有國家分享。因此如何避免這種局面出現將比如何遏制中國崛起更值得美國的重視。中美間是良性競爭還是惡性競爭？美國的權力是被他國無限分享，還是對中國進行有限讓渡，達到新的均衡，防止霸權的過度稀釋？是美國最需要迫切思考的命題。

中美博弈的歷史脈絡與競合的得失計算

縱觀人類政治史，征服與被征服、遏制與反遏制、平衡與再平衡、利用與被利用是國家間博弈的永恆話題。美國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對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行打壓，從當代主流國際關係學看並無不妥。要明確中美未來走向就要了解中美間的交往史。回顧中美交往史，中國曆次重大歷史轉折，或多或少地都能看到美國的影子。中美間的命運早已緊緊捆綁在了一起。從時間看，中美關係可分為五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1848-1949），美國長期將中國定位於其與日本、蘇聯等列強爭奪東亞主導權的獵場，而非對等夥伴或對手。二戰時期美國將中國視為拖延和延緩日本擴張的阻攔網，二戰後美國又刻意扶持蔣介石集團，將蔣氏中國作為遏制和阻擋蘇聯的防波堤。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期，美國國內依然沒有關閉與新中國協商的大門。

第二階段（1950-1964），自朝鮮戰爭爆發後，紅色中國徹底倒向蘇聯，中美關係跌到了歷史低點，美國也第一次將積貧積弱中國視為主要地區競爭對手。為了遏制中國發展，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公然進入台灣海峽，阻止中國的統一。在印支半島，美國拉攏扶持相關國家孤立封鎖中國。

第三階段（1965-1989），自中國核武器研製成功後，中國掌握了足以改變世界格局的力量，美國必須與中國進行接觸。同時中蘇交惡，美國也看到了中美合作的巨大空間。於是有了台灣退出聯合國、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中美建交等一系列事件。自此開啓了中美攜手遏止冷戰的全面合作階段。

第四階段（1989-2018），自1989年起，蘇聯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中國失去夥伴價值，而中國與美國的歷史宿怨及意識形態差異則凸顯出來。所以美國在受到對蘇聯策略勝利的鼓舞下，發動了對中國的意識形態突襲戰。於是就有了北京八九年夏天的風波。但是那次突襲並沒有取得應有的戰果，局勢和戰略性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掌控中，如果中國採取報復性的技術輸出或者更加激烈的報復措施，局勢將不可收拾。所以老布什立即派國家安全助理考克羅夫特為特使，對中國進行釋疑和安撫。自此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有缺陷的合作伙伴，將中國安排進美國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滿足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需要，同時借接觸與合作，灌輸意識形態主張，消磨中國鬥志，分化中國內部，希望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消滅中國的潛在威脅。

第五階段（2018-?），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中國對美國的衝擊和壓力越來越大。加之中國並沒有按照美國設定的腳本實現和平演變，美國已經中國視為了威脅。隨着特朗普在國情諮文將中國定義為主要對手，宣告中美競爭的大幕已經拉開，中美關係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從合作大於競爭向競爭大於合作方向轉變。

中美關係是當代國際關係中最主要、最微妙的一組國家關係，可以用“五跨一非”來概括：跨種族、跨文化、跨文明、跨意識形態、跨政治制度和非盟國。中美間有着中美深刻的歷史宿怨，但中美又有着悠遠的合作交往歷史。中美間有着無比緊密的經濟協作關係和廣泛的共同利益，但中國對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又保持着極高的獨立性。中美間體量等量齊觀，但中國人口有遠遠多於美國。美國綜合實力大幅領先於中國，但美國又無法徹底征服中國。隨着中美間實力的拉近，中美間的猜忌和矛盾充分暴露了出來，很多以往兩國間故意忽視的結構性問題已經無法迴避了。中美間未來關係發展，競爭與合作間分寸如何拿捏將是一個艱難的研究議題。

正如我前文所説，現行國際秩序是美國的財富，更是美國的包袱。而中國沒有這樣的包袱。這是美國最大的命門。狹義上的美國非常強大，但廣義上的美國（秩序）又非常脆弱。有人説現在是中美爭霸的時代，我始終認為目前中國沒有爭霸的實力，但完全具備攪局的實力。

無論從國力優勢、道德優勢、對盟國的掌控能力上講，美國均處於二戰以來最弱的時期，軍事優勢也隨其他領域優勢的縮小而逐漸削弱。但從經濟到軍事、從文化到科學、從地緣政治到意識形態，美國的戰線處於歷史上最長時期。在這個前提下，包括美國盟國在內的任何國家或地區集團的實力增長超過美國規劃預期，都會打破脆弱且微妙的平衡，引起一連串巨大的國際格局震盪。雖然美國可以在特定地區和領域選擇性地戰略收縮或退居幕後、但中國又是美國維持戰略平衡最大的變數。中國在不謀求主導的前提下，通過巧妙的政治、經濟和科技綜合介入，擴充特定目標實力，完全可以將美國維持對應地區或領域主導權的成本推高到難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將這些地區或領域永久性脱離美國主導。久而久之，美國（秩序）將因失血而衰竭。

不同選擇下中美間競爭結果的推演

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無外乎三種手段。第一種是對中國進行大規模武力征服。第二種是對中國發動冷戰。第三種是在與中國保持必要政經聯繫的同時，聯合盟友和與中國有潛在競爭關係的國家制定出不利於中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進而形成遏制中國發展的政治經濟格局。

第一種武力征服的可能性

正如鄧小平所説：沒有兩彈一星就沒有中國今天的國際地位。從中國掌握核技術和洲際火箭技術那天起，美國對中國進行軍事抹殺的可能就不存在了。相反美國必須在其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為中國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以換取中國對美國秩序的“和平依附”，否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將很難穩定。這也開啓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用中國的廉價勞動資源“贖買”國家發展權。中美在這個問題上默契經歷了三十多年風語的考驗。甚至在八九年那場風波後，布什總統依舊要穩固中美關係。近年來美國加快了反導技術的研發部署，而中國同樣在不計代價的確保威懾能力的有效性。因為大國間的武力均衡是世界穩定的基石。我認為即使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也不願意看到中俄對美威懾完全失效。因為這將導致嚴重的戰略失衡和安全風險，也讓他們也失去了與美談判的叫價空間。所以，以中國的軍事威懾能力、和平的姿態和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國際社會不存在聯合對中國發動戰爭的操縱空間。另外，中美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無論是常規軍事衝突還是熱核衝突，輕則中國從現行秩序的協建者變為破壞者，重則兩國同時遭受毀滅性打擊。其結果只會是兩敗俱傷，這是美國難以承受的代價。所以對中國發動戰爭不會成為美國的現實選項。

第二種全面冷戰的可能性

如果美國計劃對中國發動類似於針對蘇聯的冷戰。其結果必然加速美國的衰落。首先中國奉行市場經濟理念、遵守國際規則，對任何國家及階級都沒有威脅，對中國冷戰不具備傳統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號召力。其次冷戰陣營的劃分，必然會割裂統一的全球市場，動搖世界統一的政治經濟規則，同時美國及其盟國將失去世界第二大的中國市場，這是美國及其最親密盟友都難以接受的。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想要在冷戰中爭取盟友，必然給予盟友更多的利益。這種利益包括美國國內市場的開放、高技術產業轉移、國防外交更大主導權、國際秩序管理更大參與權等等。但美國國力和二戰後已今非昔比，杜魯門時代美國國力的巔峯，但隨着美國對歐洲、亞洲等盟友的扶持，至冷戰結束前，美國的相對國力優勢迅速下降。能給予傳統盟國的只有國防外交獨立權和國際領導參與權這些觸及美國霸權基礎的權力。而能給予新興盟友的高新技術或市場準入權又會反傷沒過國內產業和傳統盟友利益，加速美國的衰落。最為重要的是，冷戰還將促使中國與其他受美國敵視或壓迫的國家結成同盟。如果中國被迫加入冷戰，中國採取的策略將完全有別於蘇聯，很大可能會採取同歸於盡的毒丸戰略，加速美國失血。加之美國在中南美洲、中東和歐洲等地兔死狗烹、倒行逆施的做法，美國的道德感召力在極速下滑，包括美國盟國在內的世界國家都已明白兔死狗烹，養敵自保的道理。中國倒下，意味着世界平衡被徹底打破，一個美國肆無忌憚、予取予求的時代再次來臨，是任何國家都不願看到的。所以無論從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上，，美國已經不具備對中國發動冷戰的能力，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其結果中國未必成為贏家，但絕對不是唯一的輸家。

第三種接觸狀態下的遏制的可能性

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式是聯合盟友對中國採取一種半合作半遏制的軟冷戰策略，以逼迫中國接受更加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秩序。這是美國的主流認識。美國針對中國的這套策略所依仗的無外乎政治遏制、市場封閉、技術封鎖和資源限制三種舉措的綜合使用，能否爭取足夠的盟友支持是成敗的關鍵。

美國對中國進行政治遏制的基礎是以美、日、韓、印、澳等國“同盟”為核心的印太戰略。這個聯盟戰略看似無懈可擊，但卻充滿了邏輯上的悖論。首先這些國家最大貿易伙伴均為中國，過分遏制中國首先會傷害它們的既得利益。其次雖然這些國家和中國有着一些的歷史宿怨和現實矛盾，但這些國家之間、與美國間同樣存在着歷史宿怨或現實爭端，甚至某些宿怨與爭端是不可調和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普遍存在大國雄心和帝國情結，美國雖然出於遏制中國的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它們的地緣需要和發展需求，但這種需求首先不能超過中國對美的“威脅”程度，否則就成了前門驅狼，後門入虎。

所以印太戰略能否達到美國的預期效果取決於三個條件：一是美國在聯合它們遏制中國的同時，能否為它們提供更大的替代市場；二是美國如何讓中國對它們的威脅程度大到足以讓它們放棄彼此間歷史宿怨和現實爭端而團結起來；三是美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它們崛起並給予相應秩序安排。因而這些國家參與印太聯盟在滿足其現實需求的同時，又可以提高其從中美雙方要價的籌碼。中國出於反孤立的考慮，會在合理的範圍內滿足這些國家的需求，並且會幫助這些國家提高其對美國要價的空間。同時中國必定會在美國最在意的地區輸出工業化及扶持區域大國。在這個局面下，鑑於美國卸磨殺驢的不良歷史，這些第三方國家一定會在中美間保持實質的中立。最終的局面將中美同時失血而他國得利的戰略平衡。美國的霸權沒有被中國取代，而因他國過度分享而快速稀釋。這就是美國霸權的悖論。這種政治遏制最終結果對美國的傷害將遠大於對中國的傷害。

歷來佔據世界科學技術高地，是美國的霸權之本。一方面藉助技術優勢，可以保持美軍在全球的軍事優勢。另一方面通過控制世界技術轉移與金融手段的綜合運用，主導世界的產業分工，保持美國工商業的核心競爭力。因而對中國技術封鎖，是美國遏制中國的必然手段。但絕對的技術封鎖顯然行不通。首先技術孤立必然會導致中美經貿紐帶的崩潰，將世界引入冷戰，完全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其次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高科技產品及部件的進口國，美國對中國進行全面的技術禁運，短期內無法找到替代市場額話，必然會導致美國科技企業災難性蕭條。並且面對中國的市場誘惑，美國的盟友又有多少嚴格跟隨美國的禁運措施，這有待思考。第三，絕對的技術封鎖等於美國放棄了專利權限，那麼中國可以對美國產品進行合法仿製。科學技術是對自然規律的理解和工程化運用的技巧。發展所需的是足夠數量受過高水平教育的大腦和相對寬裕的時間。以中國完整的工業體系，考慮到有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兩年完成原子彈到氫彈跨越的壯舉，加之中國每年理工科畢業生超過四百萬（美國年理工畢業生四十萬，美國工程科技人員15%為華裔），中國科技發展潛力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由於長期受到封鎖，中國始終密切跟蹤世界各領域技術進展，在各關鍵產業技術節點，都制定了詳盡的可替代方案，雖然整體上達不到尖端水平，但基本可以維持整體工業體系運轉。中國有可能在十年到十五年內將中美平均技術差距拉近到三年以內。五年的技術差距就足以打破中美間的戰略平衡，如果中國有目的有策略地將高新技術向全球擴散，必然會瓦解美國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削弱美國的軍事優勢，進而導致全球現行金融體系的崩潰。這是美國無法承受的代價。

所以擺在美國面前的現實策略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節點技術禁運+對部分龍頭企業的精準制裁”。美國憑藉先發技術優勢構築起完整的技術專利壁壘，封鎖中國技術進步的道路，同時通過技術禁運遲滯中國關鍵技術的發展，再通過對行業龍頭企業的精確制裁，打掉中國整體技術進步網格支點。但這一戰略必須建立在與中國達成協議為前提。但這涉及中國核心利益，任何國家都不會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輕易的讓步。同時知識產權保護必須建立對等原則。技術禁運作為一種技術性貿易歧視，等於放棄了公平原則，這和知識產權保護原則相牴觸。美國可以通過軍事、政治和經濟等綜合手段壓迫中國暫時接受美國單方面制定的知識產權遊戲規則。但中國不可能放棄高技術戰略。禁運和施壓只能帶來有針對性的反壟斷調查、反傾銷、特定市場準入等方式的反擊，這必然造成知識產權新的摩擦。所以中美要達成相關協議需要進行艱苦卓絕的談判，即使能夠達成協議也只能是暫時性的。在這個棋局中，美國有壓制和減緩中國科技進步的意願與意願，而中國也具備在付出加大代價後導致美國霸權崩潰的實力，雙方彼此需要又彼此戒懼。所以雙方的博弈必然是痛苦且漫長的。但是一旦雙方在此問題達成長久協議，那麼中美之間的爭端也會隨之解決。

在貿易方面，中國對美國存在着巨大的貿易順差是人所共知。美國有理由把關税與市場準入作為對華談判的主要籌碼。但中國對美出口只佔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從美進口只佔GDP的1%。在美國，由於其龐大的內需驅動型經濟，相應的數字分別為1%和3%。所以如果雙方在找到替代市場的前提下，貿易摩擦對雙方直接經濟影響不會太大。但從發展角度看，中國產業鏈的頂層技術源於美國及其盟友，如果美國決心對中國實施全面技術禁運，中國經濟將損失慘重，但美國同樣損失慘重。站在美國角度，長久以來中國在經常賬户上的對美順差，是以大量價格低廉的商品輸往美國換來的，這種模式保障了美國市場的穩定和美國人的生活品質，而中國靠低人工、低福利轉來的美元，又以極低的價格輸入美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使美國再以資本的形式投資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地區套取利差。同時中國對美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是美資公司。所以失去中國的配合，對美國國計民生無疑是極大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從全球政治經濟角度，中美間的貿易摩擦已經引起了世界貿易格局的動盪。隨着摩擦的加劇，這種動盪很可能發展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國作為世界最大外貿國家，以美元作為主要結算貨幣，是保持美元國際地位的重要支柱。

如果中美貿易關係徹底破裂，人民幣必然與美元脱鈎，美國也會將供應鏈外移到其他國家。人民幣與美元脱鈎，在極大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同時，還會為美元樹立一個強勁的對手。而產業鏈外移只會加速催生出新的工業化國家，加速全球工業化。而這一進程將導致世界秩序的重構，新秩序是否按照美國的秩序安排進行，中國是最大的變數。不管是為了生存，還是為了促進全人類進步，中國有足夠能力和意願幫助新興工業化國家補齊產業鏈短板，降低新興工業國家對美秩序的依賴程度。如果美國的工業化水平是10分，中國的水平是8分，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承接承接產業鏈轉移後為2-4分，中國完全有能力將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水平提升到6分。也就是説美國新的秩序設計將要面對幾十上百個完全跨國工業化門檻的國家。這一過程將引起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多米諾效應，沒有人可以預測變化的結果。美國是否做好迎接這一變化的準備？值得偉大的美國人民的思考。中美脱鈎，中國也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所以根據我的計算（詳細計算推導過程我會找時間專門寫文章），如果中美貿易談判徹底破裂，從中美雙方角度看，由於中國的要素替代能力弱於美國，中美雙方的損失比為6:4。但從全球政治經濟角度講，把爭端領域從經貿擴展到政治、軍事、文化領域，中美間的損失交換比可能為3：7，甚至1：9。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第一貿易大國，對各種資源的需求是巨量的，國內供給很難滿足需求，這也是美國遏制中國的重要選項之一。但不能忽視中國本身也是個資源豐富的大國。雖然各種資源儲量並不均衡，也不能完全滿足中國發展需求，但通過科學的儲備和管理，基本可以維持國家一段時間的基本運行。另外，中國作為世界資源的重要最大買家，是包括美國諸多盟國在內的很多國家不可能放棄的市場。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當前重點打擊的幾個國家中不乏資源大國，其中俄國更是超量型資源大國。由於相同的境遇和歷史背景，中俄兩個大國正在加速走近，如果美國對中國進行的源封鎖加深，那麼中俄可能會結盟，這對美國的影響絕對不是資源與經貿層面。同時世界資源、能源供應鏈的重構，將毀掉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國時代的噩夢將成為現實。

所以無論美國對中國採取任何上述遏制選項，都需要承受相應的風險和代價。中國不具備和美國爭霸的實力，但完全具備把美國霸權成本推高到美國難以承受地步的實力。根據我的計算，在全球範圍內，中國只需付出美國維持秩序花費40%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總和成本就足以改變世界的平衡，讓美國的全球霸權因多發性失血而衰亡。我相信美國的知名學會和相關研究機構就此議題已經進行過很多次沙盤推演了。能制定出二戰後如此精妙的戰後秩序，並能在隨後調整中有諸多神來之筆的美國戰略家們，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這點。

綜上所述，中美間是戰是和需要兩方仔細思量。而美方要思量的是遏制中國為霸權服務，還是霸權為遏制中國服務？擺在中美雙方面前有三條道路：要麼被中國超越，霸權轉移到中國；要麼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遏制中國，霸權被他國稀釋分享；要麼中美協調妥協，實現大國共治。

中美間的共存問題

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起，中美能否共存一直是兩國政學兩界研究的熱點。到目前為止，中美不僅能夠共存，而且合作的很好。中美直接能否共存，不在於雙方將對方定位於什麼，而在於雙方是否有共同的利益，利益是否大到足以彌合雙方的分歧。而中美恰恰有着足夠大的共同利益。

中美兩國可以給予對方造成足夠的傷害。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如果美國願意犧牲世界霸權，美國打敗中國毫無問題。而如果中國願意付出極大代價，也有完全可以摧毀美國的霸權。中美雙發給予對方多大的打擊，就會有多大的反傷力傷害到自己，合作還是互毀對中美兩國是一道送分題。中美分手，美國幾不可能找到可以幫助它維持當前如此穩定和繁榮的世界秩序的搭檔。中國沒有美國幫助，也將面對更為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是中美兩國無法單獨面對，這是中美共同利益的基石。世界完全可以容納中美兩個國家。只要得到足夠的尊重，我認為中國非常願意支持美國的國際領導。

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文明的成果足以保證全人類擺脱飢餓、災病的威脅，使全人類過上更好的生活。人類社會早該跳脱弱肉強食、國強必霸的蠻荒競爭階段。相反，世界上有太多的問題需要以美中為首的國家攜手解決，以幫助人類能儘快全面擺脱飢餓、疾病、戰爭和愚昧，開啓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紀元。

在科技領域，現代科學發展已經到了理論的天花板。自1927年第五次索爾維會議後，物理學再也沒有重大理論突破，人類科學的進步依然建立一百年前建立的量子力學理論基礎上，工程技術發展慢慢接近了理論極限。半導體芯片製程馬上就要到達理論極限；電動機、內燃機和儲能裝置效能也接近了理論極限；科研儀器也即將到達理論分辨率極限。由於缺乏重大理論創新，作為創新火車頭的美國在科學探索上面臨着看不見前路，而追趕者卻越來越近，這正是美國最大的焦慮所在。由於缺乏理論創新，人類科學的進步已經愈發不能滿足人類對美好未來生活的嚮往。由於缺乏理論創新，人類探索未知世界的腳步還在逐漸變慢，單獨某一國家已經無法承擔起探索科技世界的重擔，昂貴的大型科學實驗的成本和風險不是單個國家所能獨立承擔的。所以中美應該聯手就人類發展重大節點技術和科學理論進行重要探索，共同制定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重大科技發展計劃。中美公司可以交叉持股，

在資源利用領域，隨着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深度和效率不斷深入，世界資源足以保證全人類高品質的生活。隨着生產力進步，幾千年來，糧食畝產從幾千年前的幾十斤提高到近千公斤；能源利用從簡單的木柴發展到石油、天然氣、核能、風能、光能以及未來近乎無限核聚變能；對礦藏的利用從地表的礦石發展到數千米地下的礦藏；生產能力從僅僅能滿足極少數人高品質的生活發展足夠所有人類過上體面富足生活的程度。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絕不是奧巴馬口中的世界災難。資源之爭不應是中美爭端的因素。兩國合作反而可以為全人類來帶來更好的生活。

在經濟領域，中美做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肩負着維護世界經濟繁榮的重任。有着廣泛的合作空間。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問題和美國遇到經濟困境不是中國造成的，我想這是世界上所有有識之士心知肚明的事情。當前世界經濟最大的問題是消費不平均和價值鏈傳導不暢的問題。美國的國內市場消費已經達到飽和，而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卻無法充分享受人類發展的成果。美國出於維護自身地位的考慮，對技術性產品進行限制性出口，同時還破壞中國發展和建設新興市場。這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當前人類的生產能力和資源儲備利用能力，足以滿足全人類生活水準的進一步提高。所以中美應該放下成見，攜手為人類的福祉創造出更廣闊的的市場。中國為發展中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和發展生產提供幫助，美國為這個過程提供公共安全、秩序保障、科技指導、金融服務等服務，同時中美共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啓動市場。在十年時間，世界整體市場容量就會增加數倍。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所面臨的債務危機和就業危機都會迎刃而解。世界經濟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大繁榮。美國和中國將因終結大國爭霸時代，並開啓人類新的發展紀元而永載史冊。習主席和特朗普總統也將因這樣的功業而彪炳千秋。

我認為中美兩國最重要的問題是戰略互信問題，這是阻礙中美兩國攜手為人類創造終極福祉的最大障礙。首先，美國將三分之二的軍事力量部署在亞太，最近的基地距離中國經濟最發達東南沿海地區僅三百公里，美國半公開的支持台灣獨立，美國在香港、新疆、西藏問題上小動作不斷，美國在南海問題讓中國難堪，美國大力推動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在這個前提下，中國不可能信任美國，一定會不斷擴充軍備。而中國軍備的增加，又會引發美國的不安全感，不斷加強對中國的遏制。中美兩國矛盾必將螺旋上升，直至戰爭的爆發。其次，科技是美國競爭力的核心，是美國最為重視的領域，但科技發展同樣是中國最為重視的領域。美國藉由禁運和不合理的知識產權策略限制中國的科技進步，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現實的。因為在任何情況下，中國不可能放棄科技的發展，中國有世界最多的理工人才儲備，有世界最大的市場，有足夠的財力支持，科技的起飛只是時間問題。因而中美要和平共處，就一定要解決科技的惡性競爭問題。最後，眾所周知中美存在巨大的意識形態差異，美國總把中國打入道德另冊，一直希望對中國進行整治改造。那麼請美國的政治精英捫心自問，在美國的發展史上，美國選擇盟友的標準真的是以道德和政體為界限嗎？美國對中國政體干涉的企圖，難道不是希望對中國的政治生活進行滲透和干涉嗎？民主是人類追求的共同價值，也寫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遲滯中國這一進程的主因不是中國自己，而是美國藉由這一概念的包裝，對他國政治進行干涉與顛覆的事實和結果。中國百年奮鬥成果不可能因他國的政治滲透與干涉而毀掉。所以中美在意識形態上陷入了囚徒陷阱。

所以解決互信問題，我認為第一美國應減少在亞太對中國的軍事威懾，支持中國統一台灣，承認中國在南海的合法權益。中國可以同意保留台灣除國防和外交以外的所有權利，並且和美國達成軍備協議，把軍備規模控制在美國一半，承認和支持美國在亞洲保留一定規模的軍事存在。第二在科技領域，中美應該對科技企業進行交叉持股，在產業鏈上相互融合。例如在半導體領域，美國可以保持在半導體設計方面的優勢，而在材料領域應該讓中國佔據一定優勢，在設備製造領域可以讓中美兩國各佔優勢，使中美兩國能夠相互制衡，相互信賴，相互融合。當然我也相信中國可以讓美國在交叉持股的前提下可以更加主動一些，以達成中美的科技互信。第三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必須放棄以意識形態為藉口的滲透和顛覆。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其目標都是為創造人類的幸福而存在，中美應放棄既有的門户成見，共同創造出跨域歷史成見、更具包容性的新意識形態。並且鼓勵中美兩國社會精英階層聯姻、交流，形成長久的利益共同體。